429 尚武

    《楚世家》·楚康王·楚人的尚武精神

    康王元年，皋舟之战，楚师不利。三年，湛阪之战，败绩。五年，康王说：“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这里的不谷相当于后世国君自谓的“寡人”，普通人所谓“鄙人”，一种表达上的谦辞。

    楚康王即位后，对外有过几次征伐，都没有胜绩。胜败且不论，单从康王的表态上可以见得楚人具有的尚武精神。康王觉得自己没有对外征伐，就是失职，对不起先人，死后无面目见列祖列宗。要知道楚国历代国君几乎都是戎马生涯，亲自带兵作战，病死征途，战死沙场的也有。

    楚国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几代人备尝艰苦险阻，从最初的蕞尔小国，至于拓地千里，称霸南疆，离不开楚人骨子里的不屈抗争。“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流传至今的“格老子不服周”，不服就来打。历代楚君无一不把“意欲以观中国之政”当作毕生的努力目标，终于在楚庄王时完成夙愿，争锋天下，问鼎中原，写下楚国最灿烂的篇章。

    从僻处南疆的蕞尔小国到问鼎中原的强盛大国，是代代楚人“尚武精神”的体现，所以楚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军国扩张史，打打打，扩张扩张扩张……“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这在讲究礼乐治国的中原是不可想象的，也因此中原列国视楚为“异类”，不与交通，常常以蛮夷对待。庄王以后，楚国已经渐渐的诸夏化，差不多融入进中原的文化圈，蛮夷的色彩渐渐被稀释。

    屈原在《国殇》中写道：“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宁死不屈，战败自杀，似乎在楚国成为一种风尚，楚庄王就因为对外征伐失败回国，守城的官吏拒绝放楚王进城，不得已庄王挥兵继续征伐，取得战绩，不幸返途中病死。这也看出战场失败是不被允许的，不管国君还是平民，要么胜要么死。再往前，楚成王时期的成得臣也是如此，城濮之战兵败，无脸见申息父老，楚共王更是惭愧霸业在自己手里丢掉，自贬谥号。子反贪酒战败，误了国家大事，不堪羞辱自杀。武王命其子屈瑕征伐罗国，败绩，屈瑕自缢。

    楚国的统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会自尽以谢国人和君王，很少有人诿过和偷生的。康王时，令尹子囊为吴师所败，整军而还，在途中伏剑而死，临终之际，不忘国事，嘱咐司马子庚一定要修筑郢都的城垣。诚如屈原所言：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不为人杰，便为鬼雄，是楚人尚武精神的象征。在湖北江陵的楚墓中，成年男性墓中几乎都有一件铜剑随葬。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先秦荆楚地区，楚人是一个剽悍骁勇、尚武乐战的民族。

    唐魏征《隋书•地理志》谈及荆州，说：“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赛龙舟其初衷大约也是借助这种群体活动，一来舒展四肢、强健体魄、以避病害，二来也有强化群体协作、增强群体凝聚力之意。因此，赛龙舟成为湖北人过端午节的一种竞技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本在过端午节的时候，小男孩要玩一种“菖蒲打”的游戏。在日语里面，“菖蒲”与“尚武”是谐音，端午节也就渐渐成为一个尚武的节日，备受武士阶层的推崇。

    强烈的尚武精神深深根植于荆楚文化的土壤之中，磨砺了楚人勇猛刚烈的个性和倔强率直的气质。《荀子•议兵》谓：楚人“轻利傈速，卒如飘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人“其俗剽轻，易发怒”，还云：“楚人剽疾，勿与争锋是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中国人熟知的典故，反映楚人尚武的文化性格。“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其人率多劲悍决烈”

    此类记载在各种野史笔记中屡见不鲜。

    万历朝之湖北籍进士李若愚在《请旌楚二社稷臣疏》中自言：“臣，楚人也。楚世传三闾大夫忠义，宁玉碎，毋瓦全；宁烈死，毋佞生。其俗然矣。”自豪之情表露无余。古人云：“人多勇悍决烈，犹有楚之遗风”，的确如此。

    楚人的尚武精神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艰难生存环境下，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的激发下，荆楚地区居民尚武勇敢，坚韧悍勇的性格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张之洞筹办的湖北武备学堂曾经盛极一时，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十几年间，湖北共培养5千余名新式军事人才。20世纪初，民族意识觉醒的湖北青年学生们提出“学战”口号，充当革新之健将。辛亥革命中，参加武装斗争的新军多由学生组成，当时革命之声，甚嚣尘上，因而青年士子，多投笔从军，体现了湖北新式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可以说，辛亥革命发生在湖北，决不是偶然的，当然，其原因是复杂的，不过，与湖北人尚武的民风民俗长期熏陶密切相关。

    尚武习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炎黄到春秋，从秦汉至盛唐，中华文化在主流上一直是刚健的、活泼的、向上的，有着深厚的尚武传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蕴。中华民族尚武之风的衰落，主要肇始于宋代。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在信中却这样写道：“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清初思想家颜元说：“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深切地述说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中国人变文弱的病根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梁启超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他有感于中国的积贫积弱，而慷慨陈词：“中国最需要采补的西方精华乃是尚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