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第十三章：改革（2）流官制度
“丞相，你说大臣们结党的基础是什么？”伊尔哈木往椅背上一靠，问到。
乌彦巴根想了想，说：“是理念，和对政策的认识。”
伊尔哈木似乎很认同这个答案：“没错，是理念，也是格局，你看，我们两个能想到一块去，并不是因为朕的学识能够和丞相匹敌，也不是因为朕的官职和丞相相同，更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乡或者亲族，而是因为我们的格局，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我们的诉求是一样的。”
乌彦巴根表示赞同。
伊尔哈木又接着问：“那么丞相认为贵族们操控政府机构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乌彦巴根答道：“那自然是在政府机构内有贵族子弟担任要员......”
伊尔哈木摆摆手：“是，也不是”
伊尔哈木打断了乌彦巴根的话：“就算是担任要员，贵族子弟也不应该因为自己参与政事就以权谋私，这看似是一个阶层任官问题，是一个党派问题，但实则是一个广义的贪腐问题，朕没什么文化，但至少知道在其位，就要谋其事。帝国壮大，就要上令下达，统一调度，无间协作。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帝国的大忌。”
事实上，伊尔哈木大可以使用国家崛起系统来维持政府机关的向心力，但伊尔哈木认为，使用国家崛起系统来压服朝廷官员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一旦使用过多，就会沉浸其中。
而不解决实际的问题，单纯依靠系统对国家的影响，则无异于扬汤止沸。点数是有限的，但一个不好的政治结构造成的官员、人民离心离德是无限的。点数能救一时，但不能救一世。
所以当务之急是改革喀山的官僚体系。
“我准备着手改革咱们喀山的流官体系。”伊尔哈木说道。
乌彦巴根也想到了这一层：“陛下圣明，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改革呢？”
伊尔哈木貌似看出了什么，道：“丞相恐怕已经有所对策了吧？”
乌彦巴根浅浅一笑，却道：“哪里哪里，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建议，陛下已经找出了问题的根源，下属只是依据问题提出对策而已。”
随后乌彦巴根又思考了一下，将自己的对策说了出来。
大概可以分为两项，第一项就是流官改革。
官员能够控制政府机构的关键，在于对政府机构了解的深入性，因为在任时间越长，其他人就越难取代他，他也就在这一个工作上获得了垄断。
那么对应这个问题的的方案，便是打断这种垄断，使官员们不能够长时间的把持一个工作。
具体做法就是，设立行政标准，每个政府机构的每一个位置都要有一份专门的工作守则和工作方式汇总，目的在于使任何新任官员都可以很快了解这个工作，也在于让所有官员的行动都有所准则，规范官员的工作和行动，整个国家将像一台巨大的机器一样精准而又高效。
然后设立真正的流官制度，每隔四年或者五年，任职的官员就要进行考绩，考绩高者升迁，考绩高但无升迁官职的平调后加俸，考绩低者贬官，考绩中等者平调，总之不让同一个人在一个官职上任职期超过五年。
如今喀山的帝国化已经接近尾声，各地的县学已经普及，喀山的知识分子数量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应该固定十年一科举，那么喀山就再也不用怕行政官员不够的问题，对官员的处罚和贬职就可以放开手脚。
这是一方面，这种流官制度实际上已经在大明实现了。实际上，不只是大明，从秦朝开始中原王朝就有流官制度的传统。
官员不世袭，也不会一直在一个地方为官，通常都有自己的任期。
然而，中原的流官制度大多是对应土官这一概念的地方性政策，中央机构的官员很多并不遵从这一调动模式。
而在乌彦巴根的设想中，所有院级以下官员，都要服从流官制度的调动，院级以上官员则需要直接听从皇帝的命令与任免。
这样一来，全国的官员都只能做自己分内的工作，而不能够舞弊营私，一旦被发现，那么轻则贬官，重则罢官乃至入狱。
用以监管官员的机构就是皇帝直属，大名鼎鼎的御林卫或者说御林台。
如果说严密的流官制度治标，那么县学改革就是治本。
县学中增设国本课程，向知识分子们灌输国家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思想。弱化民族情绪，弱化蒙古人的征服历史，强调喀山与蒙古帝国、金帐汗国的不一致性，从单纯的理性，而非情感方面去教导民众和知识分子。
在新的国本课程中，喀山是一个由兀鲁·马黑麻建立的新新国家，是非民族属性的，非对立属性的、非古典的、意在统一全人类的伟大国家。
强行将喀山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格局调整到皇帝与丞相的级别，这样，全国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支持什么，那么也就从根本处，解决了一部分党派对立的问题。
诚然，国家各个阶层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会很快就消亡，但总归是有一个好的开端。
一个好的契机就是喀山早已经不是一个蒙古的汗国，而是罗马本身。
他是帝国的，而非带有民族属性的。
这样一来，国家内部的立陶宛官僚和罗斯官僚也会被快速同化，他们的同化成功，会为接下来帝国向民族多元且复杂的中西欧进军，提供有力的支持。
伊尔哈木接受了乌彦巴根的建议，设立了流官制度，也改革了县学。但整理各官员的工作流程以及工作方式冗杂无比，十分耗费时间，恐怕数十年也未必能将全国的岗位改革完毕。
这时伊尔哈木大手一挥，点数砸下去，流官制度就宣告建立完毕。
这才是点数的正确使用方法。
伴随着流官制度建设的，是第五次科举，里面出现了一个和乌彦巴根一样天才青年，在考场中奋笔疾书，撰写了近十万字的《国族论》，当选本次科举的状元，青年叫做埃里克·艾森哈特，是一个波兰人，他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在书里详细的描述了西方人对于民族的看法，以及国家族群认同的构建。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人才都会被招进理藩院，但这次不同，乌彦巴根觉得这个青年与他颇有相似之处，便将这个青年招入了内阁，成为了内阁的一名文书。
乌彦巴根想了想，说：“是理念，和对政策的认识。”
伊尔哈木似乎很认同这个答案：“没错，是理念，也是格局，你看，我们两个能想到一块去，并不是因为朕的学识能够和丞相匹敌，也不是因为朕的官职和丞相相同，更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乡或者亲族，而是因为我们的格局，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我们的诉求是一样的。”
乌彦巴根表示赞同。
伊尔哈木又接着问：“那么丞相认为贵族们操控政府机构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乌彦巴根答道：“那自然是在政府机构内有贵族子弟担任要员......”
伊尔哈木摆摆手：“是，也不是”
伊尔哈木打断了乌彦巴根的话：“就算是担任要员，贵族子弟也不应该因为自己参与政事就以权谋私，这看似是一个阶层任官问题，是一个党派问题，但实则是一个广义的贪腐问题，朕没什么文化，但至少知道在其位，就要谋其事。帝国壮大，就要上令下达，统一调度，无间协作。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帝国的大忌。”
事实上，伊尔哈木大可以使用国家崛起系统来维持政府机关的向心力，但伊尔哈木认为，使用国家崛起系统来压服朝廷官员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一旦使用过多，就会沉浸其中。
而不解决实际的问题，单纯依靠系统对国家的影响，则无异于扬汤止沸。点数是有限的，但一个不好的政治结构造成的官员、人民离心离德是无限的。点数能救一时，但不能救一世。
所以当务之急是改革喀山的官僚体系。
“我准备着手改革咱们喀山的流官体系。”伊尔哈木说道。
乌彦巴根也想到了这一层：“陛下圣明，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改革呢？”
伊尔哈木貌似看出了什么，道：“丞相恐怕已经有所对策了吧？”
乌彦巴根浅浅一笑，却道：“哪里哪里，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建议，陛下已经找出了问题的根源，下属只是依据问题提出对策而已。”
随后乌彦巴根又思考了一下，将自己的对策说了出来。
大概可以分为两项，第一项就是流官改革。
官员能够控制政府机构的关键，在于对政府机构了解的深入性，因为在任时间越长，其他人就越难取代他，他也就在这一个工作上获得了垄断。
那么对应这个问题的的方案，便是打断这种垄断，使官员们不能够长时间的把持一个工作。
具体做法就是，设立行政标准，每个政府机构的每一个位置都要有一份专门的工作守则和工作方式汇总，目的在于使任何新任官员都可以很快了解这个工作，也在于让所有官员的行动都有所准则，规范官员的工作和行动，整个国家将像一台巨大的机器一样精准而又高效。
然后设立真正的流官制度，每隔四年或者五年，任职的官员就要进行考绩，考绩高者升迁，考绩高但无升迁官职的平调后加俸，考绩低者贬官，考绩中等者平调，总之不让同一个人在一个官职上任职期超过五年。
如今喀山的帝国化已经接近尾声，各地的县学已经普及，喀山的知识分子数量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应该固定十年一科举，那么喀山就再也不用怕行政官员不够的问题，对官员的处罚和贬职就可以放开手脚。
这是一方面，这种流官制度实际上已经在大明实现了。实际上，不只是大明，从秦朝开始中原王朝就有流官制度的传统。
官员不世袭，也不会一直在一个地方为官，通常都有自己的任期。
然而，中原的流官制度大多是对应土官这一概念的地方性政策，中央机构的官员很多并不遵从这一调动模式。
而在乌彦巴根的设想中，所有院级以下官员，都要服从流官制度的调动，院级以上官员则需要直接听从皇帝的命令与任免。
这样一来，全国的官员都只能做自己分内的工作，而不能够舞弊营私，一旦被发现，那么轻则贬官，重则罢官乃至入狱。
用以监管官员的机构就是皇帝直属，大名鼎鼎的御林卫或者说御林台。
如果说严密的流官制度治标，那么县学改革就是治本。
县学中增设国本课程，向知识分子们灌输国家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思想。弱化民族情绪，弱化蒙古人的征服历史，强调喀山与蒙古帝国、金帐汗国的不一致性，从单纯的理性，而非情感方面去教导民众和知识分子。
在新的国本课程中，喀山是一个由兀鲁·马黑麻建立的新新国家，是非民族属性的，非对立属性的、非古典的、意在统一全人类的伟大国家。
强行将喀山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格局调整到皇帝与丞相的级别，这样，全国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支持什么，那么也就从根本处，解决了一部分党派对立的问题。
诚然，国家各个阶层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会很快就消亡，但总归是有一个好的开端。
一个好的契机就是喀山早已经不是一个蒙古的汗国，而是罗马本身。
他是帝国的，而非带有民族属性的。
这样一来，国家内部的立陶宛官僚和罗斯官僚也会被快速同化，他们的同化成功，会为接下来帝国向民族多元且复杂的中西欧进军，提供有力的支持。
伊尔哈木接受了乌彦巴根的建议，设立了流官制度，也改革了县学。但整理各官员的工作流程以及工作方式冗杂无比，十分耗费时间，恐怕数十年也未必能将全国的岗位改革完毕。
这时伊尔哈木大手一挥，点数砸下去，流官制度就宣告建立完毕。
这才是点数的正确使用方法。
伴随着流官制度建设的，是第五次科举，里面出现了一个和乌彦巴根一样天才青年，在考场中奋笔疾书，撰写了近十万字的《国族论》，当选本次科举的状元，青年叫做埃里克·艾森哈特，是一个波兰人，他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在书里详细的描述了西方人对于民族的看法，以及国家族群认同的构建。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人才都会被招进理藩院，但这次不同，乌彦巴根觉得这个青年与他颇有相似之处，便将这个青年招入了内阁，成为了内阁的一名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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