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有生病和不幸的权利
印度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里，主人公可汗，自小患有一种类似自闭症的精神疾病，但这种疾病没有影响到他的智力发展。这一方面或许是他自身病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他的母亲对他无私的甚至引起弟弟嫉妒的爱也是关键因素。母亲对他合理的教育使他不仅具有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还使他能够通过思考去改变生活。
在母亲去世之前，可汗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母亲在有生之年为可汗点燃了心中爱，是可汗爱的启蒙者，是可汗在外面遭受到的抵触和冷遇的保护伞。
但母亲的伟大是在电影被体现的这是在电影里，当我开始思考自己身边的情况时，却很难觉得满意。
现实生活中一个对自己患有残疾的子女不离不弃的的女子，也许会因为多年没有正常的社交活动而变得沉默寡言，这种无休止的照顾患儿引起的疲劳和孤独，最终在别人看来会成为一种被怀疑具有感染性的危害。人们自私地希望自己过得幸福的本性，更会加重患儿母亲的绝望和孤独，陷入祥林嫂一样的境地。现实中这样的母亲不知道要和她的孩子共同承受多少疏远、抵触和冷遇，伟大只是在报道中，而卑微和歧视是空气里的二氧化硫，时时刺痛和窒息。
听说过一个因为生了一个残疾孩子被丈夫疏远、抛弃的女子，或许是因为无助和绝望，一天晚上她选择了自杀，在割破手腕后又向人求救了，被及时救过来了。但她的这种行为在外人看来似乎只有恐怖，甚至被认为是一种麻烦，一种很不应该的行为，她活着会遭受到无数的冷遇，即使她死了，也会承受无数的冷言。
在这个人们心中大部分原始的崇拜和信仰被扫净的时代，患有疾病和残疾的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人也还是会被人们本能上认为他们具有一种可怕的、会传染的能力，而这种怀疑最终成为生活中的冷遇和歧视，这大概就是萨特所言人性中“他人即地狱”的一面。
看过一个TED演讲，演讲者是一个曾经患有精神分裂的女教授，在演讲中，演讲者讲述了自己的患病时的体会。在精神病治疗过程中她遭遇了不人道的对待，在她对患病的那一段时间的印象，她的自尊心是依然存在的，依然有一个超我在注视着她，她依然有尊严和人身主权的要求，只是这种需求被蛮横的拒绝了，而这个演讲的主题就是旨在清除人们对精神病的误解、偏见与歧视。在面对不同于自己或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与事时，人类习惯粗暴的以异类视之。
在生活中，身体患有疾病的和命运不幸的人几乎很难获得同情，与疾病相比他们真正面对的其实是疏远、冷遇和冷眼。如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所言，一个患有癌症的人似乎要为连医生也不能确定的原因负责，好像他必须负责，因为他的患病影响到了别人的生活。一个乳腺癌的患者要为她曾经的爱生气的坏脾气负责，一个肝癌患者要为他的曾经嗜酒负责，他们甚至要为自己性格负责，而桑塔格写作的动机是她在患乳腺癌之后自我感觉到的人们对她的歧视，这部书是作者与病魔抗争的励志篇也是对世人冷漠与歧视的牢骚篇，写作本书的桑塔格已远不只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了，甚至可以被称作一个“病权主义者”了，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病权也应该成为人权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人，我们有追求健康和幸福生活的权利，我们应同样有生病的权利。人类这种对不幸的疏远和冷遇可能有它进化的根源，是一种本能的趋利避害，本来无可厚非，但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在疾病和不幸面前保护自己的我们，是否应该反省我们心灵深处的这些角落里的阴影。
电影中，临终的母亲要可汗承诺以后一定要幸福，但如果可汗生活的外界条件不改变，这强求的承诺也许只能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深沉的祝福，也表明着一个母亲最可怜无助的忧伤，这是仅是她对自己行将不能掌握的人事变迁的最后的一点要求：一定要让她的孩子幸福。
母亲死后，可汗抗拒着对外界的恐惧来到美国和自己事业有成的弟弟共同生活。在美国新生活的开始阶段对可汗来说是快乐的。在大学里教心理学的弟媳最早找到了可汗的病因，并对他进行积极治疗，还送给他一个DV，使他可以通过这个装置看外面的世界，录像对外界颜色和景深的改变，可以减少可汗面对外界时的恐惧。
在不太顺利的化妆品推销工作中他结识了善良的同样来自印度的单身母亲曼迪娅，并最终进入曼迪娅和她的儿子的生活。到此为止，如果说可汗是不幸的，那是因为他生来就患有一种精神病，但他又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生活里有三个可爱善良的女子。她们不仅给了可汗她们无私的爱，也在可汗身上不断点燃爱的接力火炬。
9.11之后，美国人的排外情绪最终在可汗一家人身上造成悲剧。在一次运动场上的冲突中，曼迪娅的儿子被殴打致伤并最终死亡。在失去了爱的中心之后，曼迪娅把所有的恨都发泄在了可汗的身上，她只能后悔自己嫁给了可汗而改姓可汗。如果她没有嫁给可汗，儿子就不会死。他们的幸福瞬间破碎了。
可汗为了履行对妻子的承诺开始了他的“见到总统”之旅。在“见到总统”之旅中，可汗不仅用自己的知识帮助飓风灾难中的人们进行积极自救。
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是对人类的疏远、抵触和歧视的最好描述，很多情况下我们潜意识里对疾病和不幸抱有一种歧视的态度，疾病和不幸像是细菌病毒，而患病和不幸的人像是具有传染性的传染源。而《我的名字叫可汗》，似乎是在寻求一种普世的道德价值取向来打破这些阻止人类通向幸福的壁垒，在倡导一种本质是爱的，积极行动，解决问题的生活态度。
对于疾病与不幸，人们不应该歧视、自卑，而是要在他们面前保持人的尊严，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努力寻求解决或改善不幸的方式。人类的幸福应该用手而不是空口白话来获得。
在母亲去世之前，可汗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母亲在有生之年为可汗点燃了心中爱，是可汗爱的启蒙者，是可汗在外面遭受到的抵触和冷遇的保护伞。
但母亲的伟大是在电影被体现的这是在电影里，当我开始思考自己身边的情况时，却很难觉得满意。
现实生活中一个对自己患有残疾的子女不离不弃的的女子，也许会因为多年没有正常的社交活动而变得沉默寡言，这种无休止的照顾患儿引起的疲劳和孤独，最终在别人看来会成为一种被怀疑具有感染性的危害。人们自私地希望自己过得幸福的本性，更会加重患儿母亲的绝望和孤独，陷入祥林嫂一样的境地。现实中这样的母亲不知道要和她的孩子共同承受多少疏远、抵触和冷遇，伟大只是在报道中，而卑微和歧视是空气里的二氧化硫，时时刺痛和窒息。
听说过一个因为生了一个残疾孩子被丈夫疏远、抛弃的女子，或许是因为无助和绝望，一天晚上她选择了自杀，在割破手腕后又向人求救了，被及时救过来了。但她的这种行为在外人看来似乎只有恐怖，甚至被认为是一种麻烦，一种很不应该的行为，她活着会遭受到无数的冷遇，即使她死了，也会承受无数的冷言。
在这个人们心中大部分原始的崇拜和信仰被扫净的时代，患有疾病和残疾的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人也还是会被人们本能上认为他们具有一种可怕的、会传染的能力，而这种怀疑最终成为生活中的冷遇和歧视，这大概就是萨特所言人性中“他人即地狱”的一面。
看过一个TED演讲，演讲者是一个曾经患有精神分裂的女教授，在演讲中，演讲者讲述了自己的患病时的体会。在精神病治疗过程中她遭遇了不人道的对待，在她对患病的那一段时间的印象，她的自尊心是依然存在的，依然有一个超我在注视着她，她依然有尊严和人身主权的要求，只是这种需求被蛮横的拒绝了，而这个演讲的主题就是旨在清除人们对精神病的误解、偏见与歧视。在面对不同于自己或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与事时，人类习惯粗暴的以异类视之。
在生活中，身体患有疾病的和命运不幸的人几乎很难获得同情，与疾病相比他们真正面对的其实是疏远、冷遇和冷眼。如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所言，一个患有癌症的人似乎要为连医生也不能确定的原因负责，好像他必须负责，因为他的患病影响到了别人的生活。一个乳腺癌的患者要为她曾经的爱生气的坏脾气负责，一个肝癌患者要为他的曾经嗜酒负责，他们甚至要为自己性格负责，而桑塔格写作的动机是她在患乳腺癌之后自我感觉到的人们对她的歧视，这部书是作者与病魔抗争的励志篇也是对世人冷漠与歧视的牢骚篇，写作本书的桑塔格已远不只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了，甚至可以被称作一个“病权主义者”了，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病权也应该成为人权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人，我们有追求健康和幸福生活的权利，我们应同样有生病的权利。人类这种对不幸的疏远和冷遇可能有它进化的根源，是一种本能的趋利避害，本来无可厚非，但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在疾病和不幸面前保护自己的我们，是否应该反省我们心灵深处的这些角落里的阴影。
电影中，临终的母亲要可汗承诺以后一定要幸福，但如果可汗生活的外界条件不改变，这强求的承诺也许只能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深沉的祝福，也表明着一个母亲最可怜无助的忧伤，这是仅是她对自己行将不能掌握的人事变迁的最后的一点要求：一定要让她的孩子幸福。
母亲死后，可汗抗拒着对外界的恐惧来到美国和自己事业有成的弟弟共同生活。在美国新生活的开始阶段对可汗来说是快乐的。在大学里教心理学的弟媳最早找到了可汗的病因，并对他进行积极治疗，还送给他一个DV，使他可以通过这个装置看外面的世界，录像对外界颜色和景深的改变，可以减少可汗面对外界时的恐惧。
在不太顺利的化妆品推销工作中他结识了善良的同样来自印度的单身母亲曼迪娅，并最终进入曼迪娅和她的儿子的生活。到此为止，如果说可汗是不幸的，那是因为他生来就患有一种精神病，但他又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生活里有三个可爱善良的女子。她们不仅给了可汗她们无私的爱，也在可汗身上不断点燃爱的接力火炬。
9.11之后，美国人的排外情绪最终在可汗一家人身上造成悲剧。在一次运动场上的冲突中，曼迪娅的儿子被殴打致伤并最终死亡。在失去了爱的中心之后，曼迪娅把所有的恨都发泄在了可汗的身上，她只能后悔自己嫁给了可汗而改姓可汗。如果她没有嫁给可汗，儿子就不会死。他们的幸福瞬间破碎了。
可汗为了履行对妻子的承诺开始了他的“见到总统”之旅。在“见到总统”之旅中，可汗不仅用自己的知识帮助飓风灾难中的人们进行积极自救。
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是对人类的疏远、抵触和歧视的最好描述，很多情况下我们潜意识里对疾病和不幸抱有一种歧视的态度，疾病和不幸像是细菌病毒，而患病和不幸的人像是具有传染性的传染源。而《我的名字叫可汗》，似乎是在寻求一种普世的道德价值取向来打破这些阻止人类通向幸福的壁垒，在倡导一种本质是爱的，积极行动，解决问题的生活态度。
对于疾病与不幸，人们不应该歧视、自卑，而是要在他们面前保持人的尊严，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努力寻求解决或改善不幸的方式。人类的幸福应该用手而不是空口白话来获得。
转码声明：以上内容基于搜索引擎转码技术对网站内容进行转码阅读，自身不保存任何数据，请您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