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百无聊赖
段学雨、饶俊奕、揭锡诰、黄拓海、廖工韦、谢爱民坐到了一张桌上。
“别惦记着你那破合金弹头了，打牌就认认真真打牌好吧？”季季号打断了我的回忆。
“没有，没有。”我摆摆手。
上大学半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或者事故）。只是我们不再作为这些事情的参与者，我也无法切身体会什么。
总而言之，大学和大学之间的差别有的时候比大学和小学之间都更大。天南海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限于篇幅，不多赘述。
江右是人口输出大省。因此每逢过年，这个南方小城就会倏忽一下热闹起来。
逼仄的奶茶店里人声鼎沸，我们一边打着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我们好像好久都没搞什么活动了。”黄拓海突然说。
“拉倒，寒假难得见面，要整就整个大的。”我一拍桌子：“找个时间去隔壁县吃肯德基怎么样？”
“可以，我觉得有搞头。”俊奕附议。
“怎么去哦，坐班车去？”廖工韦问道。
“俊奕不是去年暑假就拿到驾照了吗，你开车载我们去。”我点上一根1916，看着俊奕。
俊奕说：“也不是不彳亍，再看。”
不多时，饶俊奕、揭锡诰、黄拓海、廖工韦还有我，就坐上了同一台车。俊奕开车，慢悠悠上了国道。
说来好笑，五个人开一台车往返两个钟头，就为了去隔壁县城吃个KFC。但大家心里似乎明白，此后的每年，要凑齐这些人的机会已经十分渺茫了。此情此景，“出来玩”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玩”，而是“出来”。
和他们在一起，我才有一种“我回来了”的感觉。事实上，我也终于明白过来我高中的“能人义士”和大学的“转专业小分队”是割裂开来的。
尽管我接人待物的方式从高中开始便没有改变，但我在大学从来没有交到过真心朋友，哪怕是全叔、冯熊这样的人。
我想是因为上大学后，大家都变“复杂”了——自己要做的事更多；考虑的问题更多；面临的困难也不一样......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如果把冯熊、全叔这样的人划到我的高中时代，那我一定能跟他们有过命的交情，我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一样。
再者，我自认为始终如一的自己也许早已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人最不懂自己。我可以看清刘诚心里的小九九，可以看穿周导说话做事的底层逻辑，但唯独看不透自己。所谓医者难自医，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你已不是当初的笑颜。”如果我在<期末不挂小分队>里问大家要不要去隔壁县城吃KFC，他们只会骂我有病——出校门口右转不到200米就有一家肯德基。
人生是一场注定孤独的旅程，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
“别搁那抽烟了，准备开车回去了。”季季号朝我挥挥手。
我踩灭烟头，坐上副驾，准备回家。
......
除去老段和俊奕一行人，我还见了几个别的朋友。老邓难得回来一趟，我跟他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我和他在江边散步，我打趣说起我在大学的种种见闻。
“嗐，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不服不行。”我拍了拍老邓的肩膀：“人要认命哝。”
“也别太悲观吧，老徐。”老邓散给我一根蓝芙蓉王：“刘诚那一票你不是做的很漂亮嘛！我想问你一件事。”
我打着火：“你说。”
老邓接着说：“你也知道，我在羊城上学，但我在羊城边上的禅城已有工作——都是需要时间的，我实在没办法平衡学习和工作，毕竟我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两个地方。而且学校的东西要么就是太落后了，要不就是我都会了，学的也没什么意义。”
我知道老邓大学的专业和他的工作完全对口，专科学校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东西了。
“所以我平时在禅城，偶尔去羊城。学校的课都是找人代的，你说如果我碰到一个跟刘诚差不多的人，他把我找人代课的事情给举报了，我该怎么办？”
我笑了笑：“这么说吧，我做掉刘诚是道所趋。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无论如何、或早或晚，他最终都必须要离开。这其实同时解答了你的问题。”
“怎么说？”
“一个心理、人格都健全的人，不会干出举报别人的事，起码一般情况下不会——这就是道。既然他做了，那就说明他多多少少有点问题。”我顿了顿：“只要有问题，我们就能搞定他。”
我继续说：“所以正常人不会举报你，如果举报你了，那这个人肯定就不正常。既然他不正常，我们就有办他的可能性。”
“明白了，那这和你说的道又有什么关系，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或许我说‘道’有点言过其实了。浅显地来说：‘道’是道路，也是规则。打个比方，在大学，‘道’就是规则与潜规则的总和。当然，道是会变的。比如学校的‘道’和社会上的‘道’就不一样；再比如小学的‘道’和大学的‘道’又不一样。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游戏，那么要玩好这场游戏，我们首先需要把规则搞清楚，‘道’就是游戏规则。它既可以由行政部门制订，比如校纪校规；也可以由约定俗成，比如请人帮忙要说谢谢；既可以出自群体，也可以出自个体——这取决于你要和哪边打交道。总之，道是在不断变化的。每个人遵守的道（规则）不同，所以他们的道（道路）也不尽相同。”
“那这和你说的人要认命有啥关系吗？？？”老邓看起来越听越迷惑了。
“有关系，清楚‘道’的存在、按照‘道’去办事，这本没有错。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办刘诚，还是转专业，我都在尝试控制事情往我期望的方向发展？
‘控制事情朝期望的方向发展’这个行为从结果上来讲无非是十分壮观的——因为从结果上来看，你完全无视、无效了其他人对这件事情的意志和控制。
刘诚想走吗？不想。其他竞争者希望你刷掉他们成功转专业吗？不希望。
但我最终做成了，哪怕我全程都是按照‘道’去操作，结果也十分不顺利——转专业那票一度把我干到用易经卜算结果。
我的命就是：要违背他人的意志和愿望去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就必须要接受和摆平这些本不应该有的苦难和坎坷——毕竟一切按别人的意愿去做，自己不用思考，不用抉择，随波逐流，有哪个不轻松、不快乐呢？
所以人要认命，这就是我的命，老邓。”
老邓弹掉烟头：“你还真是...别想太多了。老学究，道理一大堆，实操稀巴烂。”
“也不尽然吧。”我看向滔滔江水，眼里尽是涟漪：“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哩！”
“别惦记着你那破合金弹头了，打牌就认认真真打牌好吧？”季季号打断了我的回忆。
“没有，没有。”我摆摆手。
上大学半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或者事故）。只是我们不再作为这些事情的参与者，我也无法切身体会什么。
总而言之，大学和大学之间的差别有的时候比大学和小学之间都更大。天南海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限于篇幅，不多赘述。
江右是人口输出大省。因此每逢过年，这个南方小城就会倏忽一下热闹起来。
逼仄的奶茶店里人声鼎沸，我们一边打着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我们好像好久都没搞什么活动了。”黄拓海突然说。
“拉倒，寒假难得见面，要整就整个大的。”我一拍桌子：“找个时间去隔壁县吃肯德基怎么样？”
“可以，我觉得有搞头。”俊奕附议。
“怎么去哦，坐班车去？”廖工韦问道。
“俊奕不是去年暑假就拿到驾照了吗，你开车载我们去。”我点上一根1916，看着俊奕。
俊奕说：“也不是不彳亍，再看。”
不多时，饶俊奕、揭锡诰、黄拓海、廖工韦还有我，就坐上了同一台车。俊奕开车，慢悠悠上了国道。
说来好笑，五个人开一台车往返两个钟头，就为了去隔壁县城吃个KFC。但大家心里似乎明白，此后的每年，要凑齐这些人的机会已经十分渺茫了。此情此景，“出来玩”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玩”，而是“出来”。
和他们在一起，我才有一种“我回来了”的感觉。事实上，我也终于明白过来我高中的“能人义士”和大学的“转专业小分队”是割裂开来的。
尽管我接人待物的方式从高中开始便没有改变，但我在大学从来没有交到过真心朋友，哪怕是全叔、冯熊这样的人。
我想是因为上大学后，大家都变“复杂”了——自己要做的事更多；考虑的问题更多；面临的困难也不一样......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如果把冯熊、全叔这样的人划到我的高中时代，那我一定能跟他们有过命的交情，我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一样。
再者，我自认为始终如一的自己也许早已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人最不懂自己。我可以看清刘诚心里的小九九，可以看穿周导说话做事的底层逻辑，但唯独看不透自己。所谓医者难自医，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你已不是当初的笑颜。”如果我在<期末不挂小分队>里问大家要不要去隔壁县城吃KFC，他们只会骂我有病——出校门口右转不到200米就有一家肯德基。
人生是一场注定孤独的旅程，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
“别搁那抽烟了，准备开车回去了。”季季号朝我挥挥手。
我踩灭烟头，坐上副驾，准备回家。
......
除去老段和俊奕一行人，我还见了几个别的朋友。老邓难得回来一趟，我跟他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我和他在江边散步，我打趣说起我在大学的种种见闻。
“嗐，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不服不行。”我拍了拍老邓的肩膀：“人要认命哝。”
“也别太悲观吧，老徐。”老邓散给我一根蓝芙蓉王：“刘诚那一票你不是做的很漂亮嘛！我想问你一件事。”
我打着火：“你说。”
老邓接着说：“你也知道，我在羊城上学，但我在羊城边上的禅城已有工作——都是需要时间的，我实在没办法平衡学习和工作，毕竟我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两个地方。而且学校的东西要么就是太落后了，要不就是我都会了，学的也没什么意义。”
我知道老邓大学的专业和他的工作完全对口，专科学校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东西了。
“所以我平时在禅城，偶尔去羊城。学校的课都是找人代的，你说如果我碰到一个跟刘诚差不多的人，他把我找人代课的事情给举报了，我该怎么办？”
我笑了笑：“这么说吧，我做掉刘诚是道所趋。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无论如何、或早或晚，他最终都必须要离开。这其实同时解答了你的问题。”
“怎么说？”
“一个心理、人格都健全的人，不会干出举报别人的事，起码一般情况下不会——这就是道。既然他做了，那就说明他多多少少有点问题。”我顿了顿：“只要有问题，我们就能搞定他。”
我继续说：“所以正常人不会举报你，如果举报你了，那这个人肯定就不正常。既然他不正常，我们就有办他的可能性。”
“明白了，那这和你说的道又有什么关系，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或许我说‘道’有点言过其实了。浅显地来说：‘道’是道路，也是规则。打个比方，在大学，‘道’就是规则与潜规则的总和。当然，道是会变的。比如学校的‘道’和社会上的‘道’就不一样；再比如小学的‘道’和大学的‘道’又不一样。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游戏，那么要玩好这场游戏，我们首先需要把规则搞清楚，‘道’就是游戏规则。它既可以由行政部门制订，比如校纪校规；也可以由约定俗成，比如请人帮忙要说谢谢；既可以出自群体，也可以出自个体——这取决于你要和哪边打交道。总之，道是在不断变化的。每个人遵守的道（规则）不同，所以他们的道（道路）也不尽相同。”
“那这和你说的人要认命有啥关系吗？？？”老邓看起来越听越迷惑了。
“有关系，清楚‘道’的存在、按照‘道’去办事，这本没有错。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办刘诚，还是转专业，我都在尝试控制事情往我期望的方向发展？
‘控制事情朝期望的方向发展’这个行为从结果上来讲无非是十分壮观的——因为从结果上来看，你完全无视、无效了其他人对这件事情的意志和控制。
刘诚想走吗？不想。其他竞争者希望你刷掉他们成功转专业吗？不希望。
但我最终做成了，哪怕我全程都是按照‘道’去操作，结果也十分不顺利——转专业那票一度把我干到用易经卜算结果。
我的命就是：要违背他人的意志和愿望去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就必须要接受和摆平这些本不应该有的苦难和坎坷——毕竟一切按别人的意愿去做，自己不用思考，不用抉择，随波逐流，有哪个不轻松、不快乐呢？
所以人要认命，这就是我的命，老邓。”
老邓弹掉烟头：“你还真是...别想太多了。老学究，道理一大堆，实操稀巴烂。”
“也不尽然吧。”我看向滔滔江水，眼里尽是涟漪：“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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