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年轻时，我们走西口
辑四
※年轻时，我们走西口
在我的小说《行走的年代》中，我让男女主人公——一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青”，在前人“走西口”的路上，完成了他们的生死之恋。这样写，我其实是忐忑的，我不知道今天的人们，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还会有谁，对那一段历史，对那一段路程，关心或者感到有意思。说来，有关行走的文字，其实是很热的，甚至是越来越热。只不过，作为小资和文青的标志，这行走的坐标，一般是：拉萨、墨脱、尼泊尔、恒河、红海、金字塔、阿拉伯神话的发源地或者柬埔寨等等。而我的主人公们顶着塞外沙尘徒步穿越的黄土高原，那貌不惊人的朴素的大风景，还没有被这个时代“符号化”。让我意外的是，读过这篇小说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其中就有我的女儿，却对我这样说，这本书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男女主人公在塞外，在残破冷峻的古长城和烽火台，在通往类似秘史的西口之路上，所经历的那一切……
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寻根”的文学热中，我和丈夫李锐一起，曾有过一次“走西口”的体验。那时，“晋商”这个词汇，还远不是一个热词，晋商的历史，也还在中国的各种“正史”之外，沉睡着，沉寂着。而我们对“走西口”的认识，也只不过是停留在民歌《走西口》那样一种被定义的层面上。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有一些体验，有很多的困惑，听了形形色色走口外的故事，也有一点发现。这些东西，后来曾多次出现在我的小说中，至今，我认为，那短短一段行程，那漫天风沙，那烽火台与古长城永恒的废墟，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这也是我想把当年的笔记，整理如下的原因。
希望它能传达出我所尊敬、热爱和想念的那个时代真实的气息。也庆幸我自己能够在年轻时，可以用这种方式，对我脚下的大地致敬。
1985年4月23日星期二晴
昨天乘342次列车，赴朔县，准备从这里走西口。当晚宿县政府小招，翻看县志，傍晚时曾去崇福寺小游。
由于平朔煤矿的开发，一个大型汉墓群被发现，震惊考古界。发掘工作也异常紧张。今天上午我们参观了发掘出来的部分文物，看了设在崇福寺里的陶器修复室，很多的碎片，很多残缺不全的汉代器皿，叫人感到“历史”原来是可以触摸的。
崇福寺里最著名的大殿弥陀殿为金代建筑，规模极宏大，“人”字结构，屋脊上有彩色“跑脊人”，这是很少见的，也许是以前我没注意。殿里有壁画，佛的背光极精细绵密，据说这真是很罕见的。
大殿似乎要倾塌了，但依然有一种荒颓的大气势，叫人肃然起敬。檐下栖息了许多的野鸽子，青石台基上落满了鸟粪。
下午翻看县志。
4月24日星期三风
早晨工委派车送我们到平鲁县安太堡，安顿住处。中午村长款待我俩及县农机局的几个工作人员，开了十七瓶啤酒，主食是大米。我不喝酒，看他们划拳。
这是一个因为煤矿和汉墓即将搬迁的村庄，村干部很忙，却又见他们一上午蹲在太阳地里，抽烟说话。我们住的屋子紧临公路，汽车一辆接一辆，轰鸣而过。公路那边就是平朔露天煤矿的工业广场。再远处，便是黑驼山了。
看得见山上的烽火台。
下午，我们走访了一户人家，姓王，原不是本地人，十五年前从张羊沟举家迁来。这家男人二十三岁走西口，带着女人同行，在口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生下十天，女人便死了。这男人将儿子奶给人家，自己打工挣麦子，后来，千辛万苦将儿子带回故土。在口外，有人要用大犍牛换他的儿子，他不干。说，娶女人为啥？还不就为栽根立后！
他带回了他的儿子。
二十五年后，儿子又去口外“度带”回母亲的尸骨。只是，这女人的骨骸并不能进祖坟，要等着他，等他死后再与他合葬。这男人当然又早已娶妻生子，女人是个寡妇，叫朱桂香。
闲聊时进来一个老汉，进门就脱鞋上炕、吸水烟，光脚板上满是黑泥。老汉听不大懂我的话，但说了不少有意思的事。说到搬迁，说到了祖坟的风水。老人姓李，叫李凤龙。李姓是安太堡的大姓。老人将一只树枝般的手指屈起来，对我说，九辈了！李姓人已经在这安太堡住了九辈，这下要走了。“死死活活都得走，神人都得走！”我这才明白要走的还有坟里的亡灵和祖先的牌位……地下一个小后生却轻描淡写地说，神人都走，还不就是一句话？
老人的二儿媳前不久淘沙被砸死了。这砸死的女人也不能进祖坟。此地风俗，屈死的人是不能进祖坟的。
老人说：“高姓是原占。开天辟地这里就是人家姓高的。”但如今不管姓高姓李，都得迁出这块埋了多少祖先的土地了。
主人家的两个儿子，还有几个小伙子，围在地上，刚修好自家的小四轮，也进来和我们谈天说地，问：“你们去过香港没有？”还特别关心和尚的事。原来，村民们要去集体旅游——游五台山！这才是安太堡当下最热门的话题！老老少少都在心在意……搬迁、旅游，哪一件，似乎都比当年走口外的老话来得重要。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晚上去支书家坐了坐。他家起的是砖窑，窑里有立柜、冰箱，还有一盆开红花的君子兰。小伙子三十四岁，很年轻，雄心勃勃，他想拿村里土地入股，入平朔露天煤矿，还想给村里买二十辆汽车。
这里要比太原冷许多。
4月25日星期四晴
早晨，李锐带我去后山平梁，有云。碰上李凤龙老汉挑水浇萝卜秧。看见了烽火台，远处的和近处的，默默眺望了许久。想用照相机拍照，突然放弃了，因为我知道拍不出我心里的那种感受，拍不出我对它们的敬意，以及，类似秘史一般的奇怪的隐衷。
黄土高原在这里具有独特的风貌：断层、水土的冲刷流失、这个季节的寸草不生，使沉厚的黄土看上去就像凝固的时间洪流，有一种沉默的不可撼动的大神秘和大尊严。在它面前，总觉得任何语言都来得太轻佻。直觉它喜欢沉默的生命，不喜欢人。
上午和一个叫戎振武的老人聊天。朋友东黎说过，村人的学名总不及小名来得喧闹生动，看来是这样，但我们初来乍到，怎好意思打听人家的乳名？戎振武老人今年七十六岁，五十多年前走过西口，如今说起来，亦很凄伤。当年他离开家乡出口外时，已娶妻生子，人走了，许多年女人带着孩子苦熬苦做。他爹看不下去，对他外父（岳父）说，让你女子再找个人家吧，他去了口外，谁知道甚时能回来？外父回答，甚时看见他的骨头，我甚时再给闺女另寻人家。
他真回来了，挣回八块大洋。
和他结伴出口外的是个叫李二爸的后生。两人一路讨吃回家，走哪儿宿哪儿，荒村、破庙、大路边；两人替换着，你看行李，我去讨吃的，就这么相帮搭伴回到了故乡。
李二爸的女人，是讨吃讨到这村里的。逢人问，谁肯收留我？李二爸光棍一条，就收留了这女人，两人活成了一家子。只可惜这女人一辈子不开怀。
这里的人说起女人，有一个最坚定的标准。村里有一个放羊老汉，因为穷，四十岁上讨了一个没眼的女人，人们说，“这女人没眼，可一气养下四个儿子。”让人感到，生育的本能有一种理直气壮的神圣——是这沉默酷烈的土地的准则。
中午去一户高姓人家坐了坐。这高姓虽说是“原占”，如今却是这村里的小姓，只有兄弟三人在村里立着。这老汉看着十分面善，一笑，叫人觉得可信赖而且谦恭。或许是因为小姓而势单力薄，处处要赔小心的缘故？这家大女儿离婚四年了，生养了两个儿子，大的留在了婆家，小的自己带着。我们一边说话，她一边给儿子用篦子篦虱子。人生得很白净。
一家人都在工地上干活，大儿子开小四轮拉沙，老汉用小毛驴拉沙，老伴则砸石头，震得满手都是血口子。而离婚的女儿却在家做饭，当妈的说，女儿眼疼。
四点半从安太堡出发，徒步前往平鲁县城（井坪镇）。沿公路走了十多里，一辆小面包车从我们身边驰过后停了下来，原来是省电台的车，车上的人认出了我俩，盛情相邀，只好上车，一路开到县招待所。原来，这里明天要召开纪念抗日归侨李林烈士牺牲四十五周年大会，规模很大，中央动议，全国侨联发起，省委主持召开。这两天这里将是全省最红火热闹的地方，全国五十多家新闻单位都派人来了，中央、省委均有要人出席，看来我们得在此停留一天了。
4月26日星期五晴风
上午应邀参加了纪念李林烈士牺牲四十五周年大会，午饭后，我俩便悄悄启程了。
二十二里路，走了三个小时。风极大，一直上山。徒步走完在山西境内的路程，是我俩的共同决定。也许我们想用这种方式表达我们对这片土地、对“走西口”这段历史以及前人的敬意，也许什么都不为，就是想行走——那是生命盛年的需要。
越走，黄土高原越显得荒凉，大路上几乎没有人烟。这里老百姓有句口头话，“地赖”“土瘦”，所以才往口外去讨生路。有些小小的林子，光秃秃的，长不成材。有些地方几乎要沙漠化了，地名上也多有反映，有条干涸的河，就叫“大沙沟”。河川里风大得能把人掀倒。途经一个叫“店梁”的村庄，晚上就在担子山借宿。
运气不错，找村支书，支书下地不在，支书的侄子把我们领到了自己家。这家的老人叫“芒女子”，芒种生的，人又热情又爽快。十三岁（民国十八年）遭天年，让自己的姑父把她从口外托克托县领进口内，照传统“卷席筒”的方式卖给了人家做童养媳。她一生生养了七个孩子，四男三女，老汉十一年前去世了。
这位老人是个苦命的老人。但说起往事，说起一辈子的苦辣酸辛，也就那么短短几句，还很淡然、爽利，像说别人的事。
支书下地回来，我们便来到了支书家。支书姓陶，五十岁了，是个精明人，见过世面，早年间在和林格尔念书，当了十几年支书，后来又在公社机修厂当厂长，包产到户后，回村种地，去年又被选为支书。他家院子里拴着大犍牛和骡子，窑里贴着闺女在学校的奖状。他说他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供孩子念书上学。家里确实没见什么好摆设和值钱的物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村子历史久远了，早先，不知哪朝哪代以前，这里叫三千户。三千户人家的大庄，在这方圆想来一定颇有名望。村南有天门山，天门山沟里有纸坊遗址。村人说，有纸坊的村子就一定是个富庶的好村子。后来，不知怎么毁灭了，据说是遭了地震。
现在这村子叫“担子山”。其实应叫“弹子山”。这里方圆的村名、山名，都和兵家有关。比如，村东南有营盘山，村正南有校场坪。到处可见烽火台。据说这村名是杨六郎带兵戍边时流传下来的，有句民谣这样讲杨六郎，说他“脚蹬雁门关，手扳弹子山，一箭射到大青山”，据说现在内蒙古大青山上还依稀可看到那箭的射痕。
这村有二十个姓氏，姓付的是大姓，有四十多户。但势力最大的是赵姓人家。不过土改后，赵姓人家就衰败了。村里原来有庙：老爷庙（关帝庙）、龙王庙、奶奶庙、财神庙，还有一个特殊的庙，叫古红眼庙（？），名字记不准，听不清也弄不明白，但知道供的是一个特殊人物。传说，有一天，这个不知名姓的人问自己的娘，这世界就这样？娘回答说，就这样。于是他就不想活了，生生饿死了自己。死后，人们就给他修了一座庙。这座庙的来历让我很惊诧，听上去这一点也不像中国式的哲学，倒像是发生在印度的故事。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更是一座有意思的庙宇。只不过这庙早毁了，但即使现在，村里殁了人，亡了人，人们还是要到“红眼庙”里烧张纸。
附近还有座儿女山，传说，谁想要孩子，便从沟里拣一块石头放在那里，天长日久，那里便堆起一座山来。
晚上宿在老陶家里。出来解手，看见了在城里永远看不到的星星和月亮，那么亮，那么清晰，那么冷和美。
这里的女人、媳妇对我说，看你们穿的这艰苦衣裳！——她们叫牛仔裤是“艰苦衣裳”。
4月28日星期日晴
早饭吃莜面窝窝（又叫栲栳栳，至今我也不知道这种食物的正确写法），麻油调和。支书的女人送我们去一户赵姓人家，顺路进去给芒女子张大娘照了相，也给她的外甥媳妇和支书女人各照一张。张大娘还特地换了干净的衣裳。
这赵姓人家的主人叫赵世富，1947年，他报名参加了武工队，到内蒙古清水河韭菜庄打顽固，即同傅作义的部队打仗，也就是小股的骚扰。傅作义部队骁勇善战，且冷酷严烈，凡收留八路者，全家活埋。所以武工队在那里扎不下根。赵世富干了三年武工队，用他的话说，背了三年炒面袋袋，在崖下跌伤了胳膊，只好转到地方上干行政工作，当过副区长，也在县邮电局干过。现在离休在家，开了一爿“留人小店”。院里住着从原平来的受苦人，都在采石场干活。
上午从担子山启程时已有九点多了。行至交界，遇一年轻农人赶着两头毛驴迎面走来。毛驴各驮两个红花条编成的箩筐，缓缓从梁上下来，有一种天长地久的从容。抢拍了一个镜头，被沟底下的人看见了，便在沟下喊：“照相的！照相的！下来给照张相！”我俩笑了，急忙走下去，走进一家庄户院，一条极凶的大黑狗，狂吠着，被一小女孩用手蒙了眼。院子里，摊了一地的莜麦在晒，晒出了粮食的香气。我们进屋，有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在炕上，正是刚才招呼我们的人。“照相？”我们问。那女人便很精明地打量我们说：“先看看你们的相，好了才照呢！”又问：“多少钱一张？”我说：“不要钱，拿故事换。”女人茫然不解。我们笑了，解释半天，女人虽然听不明白，但还是让我们给那小孩子拍了照片，就坐在院心晾晒的莜麦上面。女人的眼睛里，始终有着对我们的犹疑和猜测。
后来我们问，这村里可有人出过口？一个年轻后生便把我们领到了一户人家，只有夫妻二人，女人病在炕上，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河北人。男人叫张旭，属马的，和我同岁，刚从口外归来。原来张旭是个赤脚医生，1977年才出口，到内蒙古巴蒙地区五原县海子堰公社落户。当年因为出身有问题，高中毕业后，他开始自学中医，学针灸，却一直领不到行医执照。无奈之下，一冲动，出了口。后来把全家人都迁了出去，在口外考了执照。这是“走西口”的新故事了。新时代的走西口。这个“口外”啊，它真是拥有无所不包的宽阔的襟怀……
张旭的父亲，用张自己的话说，是个地痞。嗜赌，十三岁便学会赌钱押宝，家里原有二十多垧地，全让他卖光了。还不清赌债，让人砸了锅，脸上挂不住，跑到太原当了阎锡山的兵，竟混了个连长。临解放前，一看大势要坏，衣裳一扯，名一除，谎说病了，洗手不干离了部队。后来娶了个交城女人，在外父家住了一年，住不下去，跑回原籍。至今还爱摆他连长的谱，和孩子们处不好关系。
从交界出来，在西水界一家小饭馆吃午饭，然后经大路庄、半坡东、大盘村、小盘村、三里庄，到平鲁老城。一口气行四十多里，顶着塞外大风。这路是条小路，人烟极其稀少，爬坡过沟，常疑心走错了路。怪不得民歌里要唱“走路你走大路，且莫要走小路”，风大得使人背气，常常站不稳。这样飞沙走石的大风天，没有急事，谁会上路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里的山显得高峻了，山上也裸露出了石头，已不是纯粹的黄土。从大盘村附近走进一条沟，一直通向平鲁老城。沟里有一处山坡，居然覆盖着一层灰黄透绿的草皮，从中渗出细细一条绿汪汪的溪水，与四周干旱、枯黄的山坡迥异。坐下来歇歇脚，看着那草坡、那水，突然眼睛就湿了，心里有一种感动的疼痛。觉得那水，像是从神秘的混沌处流来的生命之泉。
沟里有了响动，原来是驮水的农人，赶着小毛驴，驴身上驮着大木桶，说是从三里庄驮回水来。一问，他们是三百户村人，驮一次水，要这样走五里路。
生存是这样严酷的事。
到平鲁老城时已经快下午六点了。这条沟一直通到平鲁外城城门。找到公社，住下。这里的一个副书记姓边，农学院七七级学生，戴眼镜，小个子，眼睛鼓鼓的，大大的眼白。还有一群年轻人，是一群文学青年，知道我们，对我俩非常热情，晚上就在我们下榻的窑洞里聊天，一直聊到很晚。
风太大了。据说，在平鲁这风也算是大的，半夜里，公社的一个烟囱被刮倒了。这里有一句民谚，“春风号破琉璃瓦”，原来这是真实的描述而非形容。加上今年天旱，所以风便格外大些。这里的老人骂年轻人，说，看你们连白面吃着都不香了，非叫你们遭天年不可。
果然今年就旱了。人们说，该唱台戏了。一动响器，天才会下雨。
今天一早，和这里的石书记还有小徐上街，碰见一个老汉叫杨二仁，原来是教书先生，我们聊起来。老人是个五保户，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个头小小的，拄拐棍，看上去挺精神，正要到北街外甥家里去。我们就一路跟他来到外甥家，闲谈一上午。杨老人是个乡村小知识分子，在私塾里念过百家姓、千字文，读过《论语》《孟子》等，也上过县里的高小，是个有性格亦有意思的人物。他给我们讲了平鲁城、北固山，也讲了他自己的故事：初解放时，他在七区扫盲，后来就留在那里教小学，但因为家里的几垧地没人种，就回家种地了，用他的话说，“没领上细粮本本”。老人因为喜欢作诗，在“文革”时因诗获罪，被打成了反革命，让人捆起批斗。他的诗听上去就像大白话，你可以说有“元白遗风”，当然更像是打油诗，比如：“垫圈逢酷暑，汗流满头珠。劳动一整年，负债粮亏口。到头无所得，腹气胀如鼓。”诸如此类。
他“直抒胸臆”的癖好至今不改，前些日子因为领来的新棉衣不合心意，于是赋诗一首：“当赐五保缝衣宽，官僚干部无人管。巧碰裁缝叫杨蛮，偷工减料把污贪。又薄又窄捆绑身，虽然供给心不欢。”
这位老人，让我想起了同样爱写诗的我朋友的父亲……
这里的人爱家乡，一提起平鲁城，真是十分骄傲，都说这座城是“凤凰城”。我们告别了杨老人，和小徐登上了北固山。北固山以前从没听说过，只听说过辛弃疾的北固楼。可本地人一提起北固山，便如提起一处圣地一般。据说当年大同、内蒙古的说书人说起北固山来，说半个月从山顶还下不到半山腰，可见故事、掌故之多！登上北固山，纵览平鲁城，委实像一只振翅的凤凰：南门是凤头，左右两眼井是凤眼，两边两座小山峰，是凤翅。凤尾便是北固山了，山后还修出一节古城墙，颇像翘起的尾羽。平鲁城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城墙还隐约可见，沿山势而下，远远地，看得见古长城遗迹。这里的山已有荒漠的味道了。东城门外是校场坪，可以想见古时征战、戍边和遍山的烽火。
山下有两池蓝莹莹的水，在荒漠般干涸的土地上，熠熠闪耀，静静地一动不动，如同奇迹。
北固山原有很多寺庙，玉皇庙、五道庙、奶奶庙、老爷庙等。还有一个著名的千佛洞，当地人念成“天福洞”，说是很神秘，没人知道这天福洞深几许，只知道扔一只鸡进去，半晌会飞出鸡毛。没人敢造次进入洞窟深处。我们在洞窟里看了看，那传说中的洞口如今已被封死了，但见封死的洞口插根小树枝，枝上绑着红布条，看来是有人在此求拜过。洞口处有碑，记载着千佛洞修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个僧人在此建造佛像。碑文我们抄下了。只是，千佛洞里所有的佛像荡然无存，整个北固山，没留下一点当年的遗迹，历史的遗迹。唯有最高处矗立着一个牌坊似的水泥物件，光秃秃的，一问，才知“文革”时那里挂过一幅**的巨像，立于众神之上。后来人说，不好，糟践领袖哩，让**给咱瞭哨了！于是又请了下来。所以，如今的北固山上便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个神，也没有一个人。但人们，连很年轻的人们，仍旧念念不忘他们从没见过的、繁盛时的北固山，念念不忘繁盛地活在历史中的平鲁城。
如今的平鲁城和北固山一样，一派破败荒颓的景象。很少有什么地方能给人如此强烈的破败的印象。早先的平鲁县城设在这里，1951年县城迁至井坪镇，这里便衰落了。灰苍苍一片残垣断壁，像个风烛残年的迟暮老人。这便是从前的边境重镇！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下午我们走访了周崇礼老人。老人早先当过地方上的学校校长，现在还是县人大代表。老先生知书识礼，说话很清楚。他给我们梳理了平鲁老城的历史：平鲁城建于明朝成化年间，最早城墙是土城墙，一出边城就是蒙古人的地盘。平鲁城早先叫平虏卫，清朝时改为平鲁县，也是它最兴盛的时光。北固山上的庙宇大多是那一时期修建，那时，一到夜间，在山下远观，只见北固山上七星灯闪闪烁烁，钟磬笛管清脆悠扬，山下是繁密的万家灯火，真是不夜的繁华！民国后，军阀混战，阎、冯大战，晋、奉大战，一会儿是卢占魁，一会儿是三十一军，又烧又叼（抢），几遭兵乱。再后来便是日本人一蹲七年的糟蹋，拆庙、拆房，为的是拆房子烧木料！烧了第一高小，烧了简易师范，烧了大大小小的牌楼，烧了数千间民宅，平鲁城就这样一毁再毁，面目全非了。解放后，县政府迁至井坪，人们又拆了不少城墙。学大寨是最后的毁灭，城墙、铺街的石块统统让人挖去修水利，结果是，修下“72个半截子”，劳民伤财。
过去的平鲁城，有不少大买卖，清朝时光当铺就有四五家，商号十几座。民国时，大小买卖也还有五六十家，著名商号有“永聚金”“三益隆”“丰恒泰”“复源长”等等，贩山货、茶叶、羊毛、米面等，还有票号，还有忻、崞两县的买卖字号，数不胜数。大街上，日日走着贩货的高脚驼队，南来北往，昼夜响着清脆悦耳的驼铃声。
俱往矣！
这里的民俗也很有趣。比如，腊八时要“放红粥”，熬红稀饭，用豌豆皮煮红水，在院子里垒一个冰人，舀一勺红水浇到雪人头上。冬至时要“闹冬”，半夜里啃骨头吃，啃猪、羊头，或是猪、羊蹄。二月二是“龙抬会”，要在五道庙请乐手吹打，因为二月狼围窝，生小狼，是请五道爷降狼的。四月十八给奶奶庙上香，烧“满堂鞋”，挂红，跪香，香灰一落地，便磕一个头……还有迎亲嫁女，要设“床公”“床母”之位，还要射箭，黄纸贴在箭上，上面写“南斗七星，北斗六郎”，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城里不光有庙，还有教堂。民国初年，有一个传教的牧师，叫纽林芝。自然还有信众。教堂就建在医院的边上。现在教堂当然没有了。如今北十字街上有钟楼的遗迹，地下铺了几块碑文，是奶奶庙、关帝庙的碑文。钟楼拆毁了，从前街上的大牌楼及贞节牌坊都没有了。
如今这里家家躺柜上、米缸上、门楣上要贴红纸条，如“米面如山”“抬头见喜”“取之不尽”“出门通顺”等等。杨二仁老人家里贴着杨柳青的年画。今早去一个叫李寅虎的老人家，见他家窑里贴着“燕青卖线”“三打陶三春”等，色彩十分热闹鲜艳。
很多老人在当街上晒太阳。其中有一个老人，也走过西口，却是土改时出口的。因为他当过日伪时期的旧警察，土改时吓得跑到了口外。这位老人七十三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瘫在床上，只能靠另一个儿子养家糊口。儿子们都没娶亲，一家人三条光棍，老伴儿早死了多年了。
明早便要离开这里了。不知以后是否还能来此地，还和这北固山相见呢？
4月30日星期二晴
昨日一早出城，小徐送我俩出东门。有太阳，但天是黄蒙蒙的，下午要起大风。好在我们是朝东北方向走，顺风顺水。走出很远回头眺望，和平鲁城默默道别。
中午在一个叫花家寺的村庄吃饭。这里已是右玉县境了。风已经大起来，村里管事的将饭派到了一户李姓人家里。这家主人叫李先成，七十一岁，但看上去比真年纪要年轻。他早年出过口，和村里一个后生搭伴，出七墩，到过和林、呼市、武川，给人叼工（打工）。最后在武川县给人拔麦子时，叫傅作义的部队给抓了兵。当时是半夜，他正睡觉，村里人欺他是外乡人，叫军队上的人一绳子捆了他。他在傅作义的部队里当骑兵，南征北战，到过河北、甘肃、宁夏，后来随部队起义。解放军围城时，他正在北平，驻防在西直门一带。起义后，又当了三年解放军，最后从西北转业回家，娶了一个寡妇。那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寡妇女人带来两个孩子，又和他一气生下五个，如今亦是儿孙满堂了。
这家女人比丈夫小十岁，头一个男人早早死了，也是长她十岁。当初成亲那年，她虚岁十四，便做了二十四岁男人的媳妇，生儿育女，当起女人来。我问她要了多少聘礼，她笑得很淡，说，唉，忘了，那时候便宜呀！
初来乍到，萍水相逢，有很多事是不好深问的。这一路遇到了不少人，谈起往事、经历，都不过是短短三言两语。备尝艰辛的一生，就像一股淡淡的水，远远流走了，无风、无浪、无声、无息。而我们又没有采访的经验，更没有诀窍，反而觉得自己这样惊扰人家是对所有伤痛的不尊重。我知道那些我们捕捉不到的、流逝的东西是珍贵的，但，它们有权利选择沉默远去。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那我们来做什么？
午饭吃的莜面窝窝和搓鱼鱼，很好吃。调和很香。显然这家女人是过日子的好手。饭后给人家饭钱，死活不收，无奈，我们给盛情的老人家照了一张相。
这家的女儿打扮得很入时，像城里姑娘，烫过的头发高高隆起别在脑后，是个初中毕业生。无论我们在外面干什么，她始终一个人趴在里屋的炕上练毛笔字。我翻翻她的本子，见上面有小楷抄成的一篇小说，问她，她说那是她三哥写的。只可惜我们没见到这个“文青”三哥。她还告诉我，两天前这里唱了两天戏，连本《刘公案》——想来是为动响器求雨。我问她可喜欢看旧戏？她回答，听懂了就爱看，听不懂就不爱看。
李先成老人送我们上汽路（公路），天已是昏黄一片了。风奇大。在一片草坡前留影，风吹得相机直抖。一路行来，没见一个路人，也没见一辆车。下午五点多钟行至一个小村叫牛家堡，便决定歇在那里。牛家堡村前有一个小水库，碧绿碧绿，湾在一片昏黄干渴的沟壑间，看去又温柔又孤寂。
一天共行五十四里。
一进村，便看见一排漂亮的砖房，一边是学校，一边是村主任家。主任的女人招呼我们进家上炕，一群打扑克的女人和孩子顿时围住了我们。主任的女人二十六岁，很爽快，说话高声大嗓，抽纸烟，奶头上吊着小娃娃。书记和主任都不在家。男人们都不在家，在灰窑上受苦，还没回来。
这里女人不下地。除收秋时到田里帮把手外，其余时间就是做饭，生孩子，奶孩子。现时正是农忙时节，我们走到哪儿，哪儿的男人都在地里受苦，种庄稼。豌豆种完了，种莜麦，又苦又累。牛家堡的女人们似乎分外悠闲，大忙时节，打扑克，坐在热炕头上说笑。她们都问我是否有孩子，都对我把孩子扔在家里表示惊诧，也都对我们只有一个女儿表示既惊诧又遗憾。
这年轻女人的公公，也就是村主任的父亲走过西口。那是1955年闹天年，老人赶牛车出口叼工。和老人聊了聊，没几句话，老人便去饮牛了。
晚饭就在村主任家吃。夜里宿在一户新婚夫妇家。这小两口去北京了，村人安排我和一个长得很白净的小姑娘睡在一条炕上。很累，睡得很香。
早晨天清气爽，是我们这一路遇到的最好的天气。步行三十里，来到右玉县城（梁家油坊）。途中穿过了一片大草滩，遇到了两个内蒙古来的小羊倌，是一对小哥俩，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二三模样，他用树枝架起自己的棉袄在身上背着，人憨憨的，不苟言笑，又有趣又让人禁不住心疼。他们给徐村放羊，一年能挣八百块钱。
给他们和羊照了相。
住县委小招，惊动了朋友和地方官吏。下午安排我们听博物馆胡馆长介绍了一些右玉县的情况。李锐病了。
这里人走口外的极多。有句民谚，“十山九无头，河水向北流。男人出口外，女人挑苦菜。”说的就是当年这里的生存状况。最后一句，据说是经过修改的，老话其实是“女人解裤带”。这里出口的人，大多出杀虎口，下归化城（呼市），翻过大青山，到乌兰花（四子王旗）等地叼工打短，或者定居。还有到武川、百灵庙的。这叫走前营。另有买卖人贩货，要一直走到乌兰巴托，这叫走后营。胡馆长的爷爷早年间就是跟商队拉骆驼走到库伦也就是乌兰巴托的。
这里说话已和平鲁不同。平鲁叫天灾是“遭天年”，这里说是“遭年限”。二人台《走西口》头一句就是“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有钱的粮满仓，无钱的实可怜”。
5月1日星期三晴
李锐病未好，上午到县医院看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只好在此休整两天。
看《朔平县志》。选抄一二。（略）
5月4日星期六多云
昨日一早出右玉县城（梁家油坊），行四十六华里，傍晚抵右玉老城。中午在一个叫作“高墙框”的公社打尖吃饭。问地方上人，此地为何叫作高墙框，却没人说得清楚。就像前几天，路过周家花板、花家寺时一样，连老辈人也说不明白地名的由来。
此地绿化极好。出油坊，汽路一直没在林荫中，有时竟在小树林中穿行。与平鲁相比，差别很大。从井坪上路时，一路很少见林木，光山秃岭，视线极阔，可见极远处一座座烽火台。刮起风来，漫天飞沙走石，前不见人，后不见鬼。旋风起处，便令人想起大漠孤烟等边塞诗句。但右玉有树，且公路一直沿苍头河谷北上，一点不似平鲁荒凉。林丛里，时有野兔闪过，还见到一只羽毛美丽的野鸡。树多是杨树，那种小叶杨，已吐嫩绿，远远看苍头河谷，一丛一丛水柳，簇在一起，一团紫、一团绿，间有鹅黄，都是那种柔软湿润的颜色。有人在河谷间放牧，牛、羊还有马群，喜鹊也站在沙洲边，闲适地饮水。
右玉古城也颓败了。南门外，一片萧然，多是破房。但河谷很美，波光粼粼，让人动心。可惜相机坏了，右玉城里没人会修。不过，就算相机在我手里，我也拍不出这种旖旎的安静。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晚上住公社招待所。适逢公社举行“送旧迎新”会餐，欢送旧书记调任县法院院长。来了武装部的几个负责干部，摆了六桌，菜肴颇丰。看他们兴高采烈互相敬酒，呼叫声一直响到晚间十点多钟。我们早早退了席，自然也喝了一些啤酒。喝啤酒之风已经席卷到山西最偏远的北寨了。
今早不到七点即从右玉老城出发，往杀虎口。行二十多里。是一段轻松的路程。杀虎口自古以来就是边寨重镇，古长城上一处重要关隘，《水经注》中对杀虎口就有记载。唐时称它白狼关，宋时称牙狼关，后改为杀胡口，清时易名杀虎口。古长城遗迹沿山势蜿蜒，依然可见，现在往呼市去的汽路就从此口穿过，依然是两省三县交界处。民国时称它为栅子围，那时山西禁大烟，禁赌，绥远不禁，人们便迈过门槛到栅子围那一头去过瘾。传说山西守更士兵就睡在城门洞，脚在山西，头在绥远，就可以吸洋烟（大烟）。当然那只是传说而已。
这里是我们走西口山西境内最后一站，也是我们徒步之旅的结束。从这里，我们就要乘车前往呼和浩特了。
5月6日星期一多云
在杀虎口空等一下午汽车，落雨了，车仍没来，只好从车站返回公社，当夜就宿在了杀虎口。第二天一早便又走到站牌前等汽车，一直等到下午快三点，而汽车就像戈多一样怎么也不见踪影。有人说，大同来的车坏在梁家油坊了；有人说，因昨夜下雨，车根本没发。谁也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电话又一直打不通。终于知道“等待戈多”不是荒诞的想象，而是再真实不过的现实境遇。下决心不再等了，和其他等车人一商量，拦下一辆拉货的大卡车，爬上后车厢。车极脏，坐在露天的车上吹三个多小时的风，下车来已不像人样了。货车司机当然是收钱的，人人都按班车车票给他付价。他对我们挺客气，只各收我们一元钱。
露天乘车的好处，是有极好的视野。出杀虎口，车一直沿浑河河谷西行，两岸的山紧紧夹着河谷。沿途遇见一些小村，看去都很穷。山是秃山，有些地方已全是石头，看上去狰狞又荒凉。可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和山西有着割不断的血亲。
当晚住巴彦塔拉饭店，“巴彦塔拉”蒙语意为丰饶。这里的姑娘很漂亮，装扮入时，且带有一种异族色彩，是在别处看不到的。呼和浩特城区不算大，很紧凑，绿化比太原好，物价昂贵，人也要粗犷一些。
今早去《草原》编辑部，见到宋、赵二位编辑，他们很热心地接待了我们，又领我们去自治区或区文联组联部，换介绍信，安排新住处。本想去看看昭君墓，但时间不合适，只好作罢。
5月7日星期二晴
一早搭文联卡车去乌盟盟府所在地集宁市，行四个小时，见到盟文联主席张永昌先生，他招待我们在他家吃午饭，然后便匆忙搭公共汽车往察哈尔右翼中旗。是张永昌先生建议我们到察右中旗去，他说那里山西人很多，而且开发后大滩时间比四子王旗早。于是我们便急忙奔赴中旗。
中旗过去叫陶林，这一路也常听老乡们挂在嘴边。中旗最早叫科布尔镇，听这里的文化馆书记贾友仁先生说，“科布尔”蒙语为蓝色的湖泊；而另一位老人于老师则说，“科布尔”即软绵绵的意思，因为这里多沼泽。还有另一种说法，科布尔是牧场，年年转场来这里的羊不剪羊毛，由它自己像骆驼毛一样脱落，所以，科布尔到处都是软绵绵的羊毛。
总之都挺有诗意。
今早便生出一个念头，想写一个移民村子。这里有很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也有一种史诗的神秘。我们在这里碰到宣传部一个极热心的先生老王，他告诉我们，他的先祖从山西定襄出口来到此地，在离科布尔镇十几里的地方开一商号“义兴泉”，经营布匹、马群，后来这个村庄便以“义兴泉”为村名。略一考察，发现此地乡名、村名多以旧时商号来命名，如“广昌隆”“广益隆”等等。广益隆当年经营粮食，是家粮行，这一带管经营粮食叫“六成行”。这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看来对于后大滩的开发，是和商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的：当年山西人一是靠劳动力，一是靠着经商，才在这广袤荒凉的草滩上扎下根，在这游牧民族的土地上留下农耕文明的足迹，也留下了自己的血脉、宗族和文化。这是一片有着史诗性的土地，不仅仅是移民的史诗，它应该埋藏着更多至今不为人知晓的秘史。
科布尔镇有很多经商的山西人。离镇不远，有一个灰腾梁，据说那里草鲜水好，传说有九十九个海子，草盛时，可没住人腰。想来最初来到科布尔的人们，一定是要选一个好地方的。这里广昌隆乡有一个黄羊沟村，村人多为山西浑源人。有一个三道沟乡广沂营村，多为右玉人。这些都属后大滩。以察右中旗来讲，阴山支脉二道坝为界，二道坝前为前大滩，二道坝后则为后大滩。开发后大滩，山西移民、山西“走西口”的前人不知抛洒了多少代人的血汗。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今天要找的二位均未见到，却意外碰见一个热心的老王。晚饭后，我们去见周局长，仍未遇，却在一家小巷口意外碰见一班乡下“鼓匠”。这里有人家殁了人，请来这班人吹打弹奏。人们说这是广昌隆乡小东滩的鼓匠班子，比街上的班子还好——也不知这“街上”可是指县城的班子？听他们吹了两段曲子，其一便是《种洋烟》。很多人围着看热闹，不断有人要求，“吹段《走西口》！”可见这里人是极爱听“走西口”的。至今此地人酷爱晋剧，今夜这里就有自己的晋剧团演出《凤仪亭》。
5月8日星期三晴
早晨约好和于老师谈话，整整谈一上午。于老师名叫于申年，原籍定襄于家庄，出身于商人家庭。十六岁（虚岁）高小毕业，东北沦陷，再也念不起书，便和本家叔叔徒步走西口，一天八十里，出雁门关，出外长城，从此便成了一个口外人。
我们再向他请教科布尔的历史。他说科布尔的开垦大约在清朝乾隆年间。原先这里是一片草滩，后拓为耕地。曾经有许多商号。当年建旗图书馆时曾拆毁一些旧房，旧房的椽条上画有八卦图，别着筷子和五谷口袋，上写“乾隆三十六年”。此地买卖家（商家）都是商农结合，是商号就都有地庄子。科布尔四周有东西南北“四壕堑”，从前在四方壕堑之内可种地，当年有专设的放地机构。
这些史料不知是否属实，查旗志，什么也查不出，中旗的旗志写得糟糕极了。
下午我们便赶赴广昌隆。广昌隆是科布尔最富足的地方，土地肥沃，出产小麦，地是“灌地”。有银弓山，据说此山有墨金矿。车是从呼市开来的，迟迟不到，一直等到六点才姗姗到达。在黄羊城下车已经是傍晚七点了，暮霭中四野显得极阔，远处平缓的山坡，围着一片拓垦出来的麦田，深深的青色，倒愈发衬出了田野的辽阔。太阳从银弓山栽下去，银弓山苍青峻伟，在一路平缓的山背上忽然划出很奇特的曲线，静静的，黑黑的，很神秘。
非常不巧，在广昌隆乡遇到一群“大人物”：副盟长、旗长及一大批随从在此巡视，天快黑尽了，我们还没吃饭，除了乡政府，周围没有可投宿可打尖的客栈旅馆饭铺。这里的书记连我们的介绍信都没工夫看一眼，就匆匆把我们打发给了一位副乡长。这人一只眼睛斜视，和他说话，不知该看他哪只眼睛。有时你觉得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别的地方。没有电，点一支蜡烛，我俩在昏暗的烛光中坐在一间空寂的屋子里，偶尔，那副乡长进来和我们寒暄两句，便又匆忙跃出，并一再声明饭做不出来，要我们等着。我们等、等、等，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才有一个小伙子领我们进伙房。路过旁边屋子，看到里面一排大炕上摆设着好几只炕桌，却早已是酒残人散，杯盘狼藉了。伙房给我们一人一碗早已泡乏的面条，虽然很饿，但吃不下——真好像是向人讨饭一般。
这群大人物把好一点的房子全占用了，特意为他们从村中借来干净的被褥。有人把我们领到“客房”，一进门，我们就傻眼了！只见里面浓烟滚滚，满地脏东西，满地垃圾。光秃秃的土炕上扔着两垛黑乎乎的玩意儿，后来知道那是被褥。我们一边咳嗽一边想办法驱烟，怎么也驱不尽，因为热炕不起火，却一个劲从炉缝里往外冒烟，一直折腾到深夜十二点多，没办法，只好用水将火彻底浇灭，敞开房门，和衣凑合一夜，那铺盖自然是没办法盖的。第二天，管事的人伸手问我们要了房钱。
这一路，盖过脏被子，睡过有虱子的炕，住过肮脏的房屋。但，再脏脏不过这间房、这盘炕，因为它无情。
5月10日星期五风
昨日晨赶到黄羊沟大队，找到支书。支书恰好忙完了春种，在家歇息。他领我们走访了张三后生、杨大富、杨二富等人。支书待人也不热情，但看来是脾性如此。
黄羊沟当年多黄羊，据说满山满滩的黄羊群是这地方的主人。如今当然一只也看不到了。村里多是浑源人，村庄的历史不算久远，真正的“坐地户”是张门和李门两家。他们称自己是“后山人”。张门祖籍山西忻州东红院村，早年间，有个叫张泰的人来到黄羊沟，那时黄羊沟还是牧区，地就是张泰开垦的。他们从蒙古人手里买下黄羊沟，据说是几个人合股买，再各自分开种。至于这里和“广昌隆”商号是怎样一种关系，仍旧是个不明白，但肯定是有某种关系的。张泰初来时，搭个茅庵，下面挖坑，上面搭蒿子。这里的蒿子能长一房高，像麻秆，人就住在那里头。种小麦、大麦、莜麦、菜籽、山药和洋烟（大烟）。张家因此发起来。到这张三后生，已是第五辈了。后来，来了李家，李家定给张家一个闺女，在此落下脚。其后，于门、刘门、杨门，都是这样搬迁来的。根根蔓蔓，牵扯在一起。
张家后来败了。这里有句话，叫“张家塌，李家发”，李门最早来黄羊沟的祖先叫李心宽，他是个能耐人，最早是给张家当长工，闹了个结拜，从张家手里闹出点地，张家还不肯给他熟地种，给他东山坡上的新地。但后来张家抽洋烟，把家产一点一点卖光了。张家卖，李家买，李家成了大财主。这里人说，李家最富时，有百多条大牲口，十六七犋牛，套上犁，一口气犁到东山上都是他家的良田。李家的柴火垛掏个洞，安上碾盘当磨坊，不小心失了火，两个月都没烧完这柴火垛。他立起一个村子，就叫“新地方”。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李心宽当然也是山西人，原籍山西阳曲县。
中午我们来到张家老坟看了看。坟在西坡上，孤零零五个大土包，无碑、无字，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草也不繁茂。没有播种的田地，辽阔无边的田地，寂静如海，他们就永睡在这大寂静中。阳光突然穿过云层，洒下来，那么耀眼。我从没有在白昼体会过这样明亮的辽阔无边的寂静。
下午赶到黄羊城等汽车。仍旧是姗姗来迟，一直等到我们几乎绝望时才看到它的影子。到广益隆时已是晚上九点了，黑灯瞎火找住处，找到公社，这里正搞民兵集训，住房紧张，且无人管事，忙乱半天，总算给我俩各找了一个睡处。还是其脏无比的被褥，并且没有一口水喝，晚饭就更没有了，说，明天早晨再吃吧。饿着肚子，胡乱睡一夜。
广益隆从前是一家村，全村的土地都是崔姓人家的。崔家是大户，有堡子，养家兵防土匪。关于崔家，有许多传说，说当年康熙爷御驾亲征时曾病倒在崔家，也有说是这位爷微服私访时到过他家，总之，在崔家住过一段日子，崔家接驾有功，康熙爷后来就赐崔家三股枪、黄马褂，说三股枪插到哪儿，哪儿的地就姓崔，因此这崔家很肥富，子孙也颇多。当家的有两个，崔志如和崔六。都说崔六打得一手好枪法，家里雇了六七十个长短工。我们走访了一个叫倪二娃的老乡。倪二娃小时候就是给崔家放羊的，他爹则是广益隆崔家的长工，山阴人，给崔家赶大车。而现在，从前赫赫的崔家旧宅，成了一大片蓄水池。
我们还走访了崔志如的二儿子崔仲让。崔仲让完全一副老农形象，说话极其小心，只说他是瞎汉（文盲）、庄户人。养家兵是为了防土匪，这里土匪闹得很凶，最出名的叫个“干豌豆”。他说当年土匪一来，人们就跑到堡子里崔家院子，崔家管吃管喝，土匪走了才回去。他的父亲和叔叔土改时都死了。
关于广益隆的村名，据这个崔老二说，是根据丰镇二爷爷的买卖起的。当年崔家弟兄三人一起出口，一人在丰镇，一人在大营子，一人在此地。别的他就不知道了。但我们因此知道了一点，这崔家，应该算是“走西口”的先行者，还知道了，广益隆这村名，确实是起源于商号。
中午挤上一辆汽车，三小时后，抵达四子王旗。明天，就要返回呼市。我们走西口的行程，告一段落。走了短短这几天，告别时，忽然有一种深深的不舍。晚上餐厅里有人聚餐，乌兰牧骑的歌手在给他们唱《祝酒歌》。没人给我们唱歌，但我们手中有酒。我把杯中的酒洒在了地上——我敬所有曾走在这条路上的生灵。
再见。
2014年2月17日整理于北京
※年轻时，我们走西口
在我的小说《行走的年代》中，我让男女主人公——一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青”，在前人“走西口”的路上，完成了他们的生死之恋。这样写，我其实是忐忑的，我不知道今天的人们，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还会有谁，对那一段历史，对那一段路程，关心或者感到有意思。说来，有关行走的文字，其实是很热的，甚至是越来越热。只不过，作为小资和文青的标志，这行走的坐标，一般是：拉萨、墨脱、尼泊尔、恒河、红海、金字塔、阿拉伯神话的发源地或者柬埔寨等等。而我的主人公们顶着塞外沙尘徒步穿越的黄土高原，那貌不惊人的朴素的大风景，还没有被这个时代“符号化”。让我意外的是，读过这篇小说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其中就有我的女儿，却对我这样说，这本书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男女主人公在塞外，在残破冷峻的古长城和烽火台，在通往类似秘史的西口之路上，所经历的那一切……
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寻根”的文学热中，我和丈夫李锐一起，曾有过一次“走西口”的体验。那时，“晋商”这个词汇，还远不是一个热词，晋商的历史，也还在中国的各种“正史”之外，沉睡着，沉寂着。而我们对“走西口”的认识，也只不过是停留在民歌《走西口》那样一种被定义的层面上。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有一些体验，有很多的困惑，听了形形色色走口外的故事，也有一点发现。这些东西，后来曾多次出现在我的小说中，至今，我认为，那短短一段行程，那漫天风沙，那烽火台与古长城永恒的废墟，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这也是我想把当年的笔记，整理如下的原因。
希望它能传达出我所尊敬、热爱和想念的那个时代真实的气息。也庆幸我自己能够在年轻时，可以用这种方式，对我脚下的大地致敬。
1985年4月23日星期二晴
昨天乘342次列车，赴朔县，准备从这里走西口。当晚宿县政府小招，翻看县志，傍晚时曾去崇福寺小游。
由于平朔煤矿的开发，一个大型汉墓群被发现，震惊考古界。发掘工作也异常紧张。今天上午我们参观了发掘出来的部分文物，看了设在崇福寺里的陶器修复室，很多的碎片，很多残缺不全的汉代器皿，叫人感到“历史”原来是可以触摸的。
崇福寺里最著名的大殿弥陀殿为金代建筑，规模极宏大，“人”字结构，屋脊上有彩色“跑脊人”，这是很少见的，也许是以前我没注意。殿里有壁画，佛的背光极精细绵密，据说这真是很罕见的。
大殿似乎要倾塌了，但依然有一种荒颓的大气势，叫人肃然起敬。檐下栖息了许多的野鸽子，青石台基上落满了鸟粪。
下午翻看县志。
4月24日星期三风
早晨工委派车送我们到平鲁县安太堡，安顿住处。中午村长款待我俩及县农机局的几个工作人员，开了十七瓶啤酒，主食是大米。我不喝酒，看他们划拳。
这是一个因为煤矿和汉墓即将搬迁的村庄，村干部很忙，却又见他们一上午蹲在太阳地里，抽烟说话。我们住的屋子紧临公路，汽车一辆接一辆，轰鸣而过。公路那边就是平朔露天煤矿的工业广场。再远处，便是黑驼山了。
看得见山上的烽火台。
下午，我们走访了一户人家，姓王，原不是本地人，十五年前从张羊沟举家迁来。这家男人二十三岁走西口，带着女人同行，在口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生下十天，女人便死了。这男人将儿子奶给人家，自己打工挣麦子，后来，千辛万苦将儿子带回故土。在口外，有人要用大犍牛换他的儿子，他不干。说，娶女人为啥？还不就为栽根立后！
他带回了他的儿子。
二十五年后，儿子又去口外“度带”回母亲的尸骨。只是，这女人的骨骸并不能进祖坟，要等着他，等他死后再与他合葬。这男人当然又早已娶妻生子，女人是个寡妇，叫朱桂香。
闲聊时进来一个老汉，进门就脱鞋上炕、吸水烟，光脚板上满是黑泥。老汉听不大懂我的话，但说了不少有意思的事。说到搬迁，说到了祖坟的风水。老人姓李，叫李凤龙。李姓是安太堡的大姓。老人将一只树枝般的手指屈起来，对我说，九辈了！李姓人已经在这安太堡住了九辈，这下要走了。“死死活活都得走，神人都得走！”我这才明白要走的还有坟里的亡灵和祖先的牌位……地下一个小后生却轻描淡写地说，神人都走，还不就是一句话？
老人的二儿媳前不久淘沙被砸死了。这砸死的女人也不能进祖坟。此地风俗，屈死的人是不能进祖坟的。
老人说：“高姓是原占。开天辟地这里就是人家姓高的。”但如今不管姓高姓李，都得迁出这块埋了多少祖先的土地了。
主人家的两个儿子，还有几个小伙子，围在地上，刚修好自家的小四轮，也进来和我们谈天说地，问：“你们去过香港没有？”还特别关心和尚的事。原来，村民们要去集体旅游——游五台山！这才是安太堡当下最热门的话题！老老少少都在心在意……搬迁、旅游，哪一件，似乎都比当年走口外的老话来得重要。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晚上去支书家坐了坐。他家起的是砖窑，窑里有立柜、冰箱，还有一盆开红花的君子兰。小伙子三十四岁，很年轻，雄心勃勃，他想拿村里土地入股，入平朔露天煤矿，还想给村里买二十辆汽车。
这里要比太原冷许多。
4月25日星期四晴
早晨，李锐带我去后山平梁，有云。碰上李凤龙老汉挑水浇萝卜秧。看见了烽火台，远处的和近处的，默默眺望了许久。想用照相机拍照，突然放弃了，因为我知道拍不出我心里的那种感受，拍不出我对它们的敬意，以及，类似秘史一般的奇怪的隐衷。
黄土高原在这里具有独特的风貌：断层、水土的冲刷流失、这个季节的寸草不生，使沉厚的黄土看上去就像凝固的时间洪流，有一种沉默的不可撼动的大神秘和大尊严。在它面前，总觉得任何语言都来得太轻佻。直觉它喜欢沉默的生命，不喜欢人。
上午和一个叫戎振武的老人聊天。朋友东黎说过，村人的学名总不及小名来得喧闹生动，看来是这样，但我们初来乍到，怎好意思打听人家的乳名？戎振武老人今年七十六岁，五十多年前走过西口，如今说起来，亦很凄伤。当年他离开家乡出口外时，已娶妻生子，人走了，许多年女人带着孩子苦熬苦做。他爹看不下去，对他外父（岳父）说，让你女子再找个人家吧，他去了口外，谁知道甚时能回来？外父回答，甚时看见他的骨头，我甚时再给闺女另寻人家。
他真回来了，挣回八块大洋。
和他结伴出口外的是个叫李二爸的后生。两人一路讨吃回家，走哪儿宿哪儿，荒村、破庙、大路边；两人替换着，你看行李，我去讨吃的，就这么相帮搭伴回到了故乡。
李二爸的女人，是讨吃讨到这村里的。逢人问，谁肯收留我？李二爸光棍一条，就收留了这女人，两人活成了一家子。只可惜这女人一辈子不开怀。
这里的人说起女人，有一个最坚定的标准。村里有一个放羊老汉，因为穷，四十岁上讨了一个没眼的女人，人们说，“这女人没眼，可一气养下四个儿子。”让人感到，生育的本能有一种理直气壮的神圣——是这沉默酷烈的土地的准则。
中午去一户高姓人家坐了坐。这高姓虽说是“原占”，如今却是这村里的小姓，只有兄弟三人在村里立着。这老汉看着十分面善，一笑，叫人觉得可信赖而且谦恭。或许是因为小姓而势单力薄，处处要赔小心的缘故？这家大女儿离婚四年了，生养了两个儿子，大的留在了婆家，小的自己带着。我们一边说话，她一边给儿子用篦子篦虱子。人生得很白净。
一家人都在工地上干活，大儿子开小四轮拉沙，老汉用小毛驴拉沙，老伴则砸石头，震得满手都是血口子。而离婚的女儿却在家做饭，当妈的说，女儿眼疼。
四点半从安太堡出发，徒步前往平鲁县城（井坪镇）。沿公路走了十多里，一辆小面包车从我们身边驰过后停了下来，原来是省电台的车，车上的人认出了我俩，盛情相邀，只好上车，一路开到县招待所。原来，这里明天要召开纪念抗日归侨李林烈士牺牲四十五周年大会，规模很大，中央动议，全国侨联发起，省委主持召开。这两天这里将是全省最红火热闹的地方，全国五十多家新闻单位都派人来了，中央、省委均有要人出席，看来我们得在此停留一天了。
4月26日星期五晴风
上午应邀参加了纪念李林烈士牺牲四十五周年大会，午饭后，我俩便悄悄启程了。
二十二里路，走了三个小时。风极大，一直上山。徒步走完在山西境内的路程，是我俩的共同决定。也许我们想用这种方式表达我们对这片土地、对“走西口”这段历史以及前人的敬意，也许什么都不为，就是想行走——那是生命盛年的需要。
越走，黄土高原越显得荒凉，大路上几乎没有人烟。这里老百姓有句口头话，“地赖”“土瘦”，所以才往口外去讨生路。有些小小的林子，光秃秃的，长不成材。有些地方几乎要沙漠化了，地名上也多有反映，有条干涸的河，就叫“大沙沟”。河川里风大得能把人掀倒。途经一个叫“店梁”的村庄，晚上就在担子山借宿。
运气不错，找村支书，支书下地不在，支书的侄子把我们领到了自己家。这家的老人叫“芒女子”，芒种生的，人又热情又爽快。十三岁（民国十八年）遭天年，让自己的姑父把她从口外托克托县领进口内，照传统“卷席筒”的方式卖给了人家做童养媳。她一生生养了七个孩子，四男三女，老汉十一年前去世了。
这位老人是个苦命的老人。但说起往事，说起一辈子的苦辣酸辛，也就那么短短几句，还很淡然、爽利，像说别人的事。
支书下地回来，我们便来到了支书家。支书姓陶，五十岁了，是个精明人，见过世面，早年间在和林格尔念书，当了十几年支书，后来又在公社机修厂当厂长，包产到户后，回村种地，去年又被选为支书。他家院子里拴着大犍牛和骡子，窑里贴着闺女在学校的奖状。他说他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供孩子念书上学。家里确实没见什么好摆设和值钱的物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村子历史久远了，早先，不知哪朝哪代以前，这里叫三千户。三千户人家的大庄，在这方圆想来一定颇有名望。村南有天门山，天门山沟里有纸坊遗址。村人说，有纸坊的村子就一定是个富庶的好村子。后来，不知怎么毁灭了，据说是遭了地震。
现在这村子叫“担子山”。其实应叫“弹子山”。这里方圆的村名、山名，都和兵家有关。比如，村东南有营盘山，村正南有校场坪。到处可见烽火台。据说这村名是杨六郎带兵戍边时流传下来的，有句民谣这样讲杨六郎，说他“脚蹬雁门关，手扳弹子山，一箭射到大青山”，据说现在内蒙古大青山上还依稀可看到那箭的射痕。
这村有二十个姓氏，姓付的是大姓，有四十多户。但势力最大的是赵姓人家。不过土改后，赵姓人家就衰败了。村里原来有庙：老爷庙（关帝庙）、龙王庙、奶奶庙、财神庙，还有一个特殊的庙，叫古红眼庙（？），名字记不准，听不清也弄不明白，但知道供的是一个特殊人物。传说，有一天，这个不知名姓的人问自己的娘，这世界就这样？娘回答说，就这样。于是他就不想活了，生生饿死了自己。死后，人们就给他修了一座庙。这座庙的来历让我很惊诧，听上去这一点也不像中国式的哲学，倒像是发生在印度的故事。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更是一座有意思的庙宇。只不过这庙早毁了，但即使现在，村里殁了人，亡了人，人们还是要到“红眼庙”里烧张纸。
附近还有座儿女山，传说，谁想要孩子，便从沟里拣一块石头放在那里，天长日久，那里便堆起一座山来。
晚上宿在老陶家里。出来解手，看见了在城里永远看不到的星星和月亮，那么亮，那么清晰，那么冷和美。
这里的女人、媳妇对我说，看你们穿的这艰苦衣裳！——她们叫牛仔裤是“艰苦衣裳”。
4月28日星期日晴
早饭吃莜面窝窝（又叫栲栳栳，至今我也不知道这种食物的正确写法），麻油调和。支书的女人送我们去一户赵姓人家，顺路进去给芒女子张大娘照了相，也给她的外甥媳妇和支书女人各照一张。张大娘还特地换了干净的衣裳。
这赵姓人家的主人叫赵世富，1947年，他报名参加了武工队，到内蒙古清水河韭菜庄打顽固，即同傅作义的部队打仗，也就是小股的骚扰。傅作义部队骁勇善战，且冷酷严烈，凡收留八路者，全家活埋。所以武工队在那里扎不下根。赵世富干了三年武工队，用他的话说，背了三年炒面袋袋，在崖下跌伤了胳膊，只好转到地方上干行政工作，当过副区长，也在县邮电局干过。现在离休在家，开了一爿“留人小店”。院里住着从原平来的受苦人，都在采石场干活。
上午从担子山启程时已有九点多了。行至交界，遇一年轻农人赶着两头毛驴迎面走来。毛驴各驮两个红花条编成的箩筐，缓缓从梁上下来，有一种天长地久的从容。抢拍了一个镜头，被沟底下的人看见了，便在沟下喊：“照相的！照相的！下来给照张相！”我俩笑了，急忙走下去，走进一家庄户院，一条极凶的大黑狗，狂吠着，被一小女孩用手蒙了眼。院子里，摊了一地的莜麦在晒，晒出了粮食的香气。我们进屋，有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在炕上，正是刚才招呼我们的人。“照相？”我们问。那女人便很精明地打量我们说：“先看看你们的相，好了才照呢！”又问：“多少钱一张？”我说：“不要钱，拿故事换。”女人茫然不解。我们笑了，解释半天，女人虽然听不明白，但还是让我们给那小孩子拍了照片，就坐在院心晾晒的莜麦上面。女人的眼睛里，始终有着对我们的犹疑和猜测。
后来我们问，这村里可有人出过口？一个年轻后生便把我们领到了一户人家，只有夫妻二人，女人病在炕上，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河北人。男人叫张旭，属马的，和我同岁，刚从口外归来。原来张旭是个赤脚医生，1977年才出口，到内蒙古巴蒙地区五原县海子堰公社落户。当年因为出身有问题，高中毕业后，他开始自学中医，学针灸，却一直领不到行医执照。无奈之下，一冲动，出了口。后来把全家人都迁了出去，在口外考了执照。这是“走西口”的新故事了。新时代的走西口。这个“口外”啊，它真是拥有无所不包的宽阔的襟怀……
张旭的父亲，用张自己的话说，是个地痞。嗜赌，十三岁便学会赌钱押宝，家里原有二十多垧地，全让他卖光了。还不清赌债，让人砸了锅，脸上挂不住，跑到太原当了阎锡山的兵，竟混了个连长。临解放前，一看大势要坏，衣裳一扯，名一除，谎说病了，洗手不干离了部队。后来娶了个交城女人，在外父家住了一年，住不下去，跑回原籍。至今还爱摆他连长的谱，和孩子们处不好关系。
从交界出来，在西水界一家小饭馆吃午饭，然后经大路庄、半坡东、大盘村、小盘村、三里庄，到平鲁老城。一口气行四十多里，顶着塞外大风。这路是条小路，人烟极其稀少，爬坡过沟，常疑心走错了路。怪不得民歌里要唱“走路你走大路，且莫要走小路”，风大得使人背气，常常站不稳。这样飞沙走石的大风天，没有急事，谁会上路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里的山显得高峻了，山上也裸露出了石头，已不是纯粹的黄土。从大盘村附近走进一条沟，一直通向平鲁老城。沟里有一处山坡，居然覆盖着一层灰黄透绿的草皮，从中渗出细细一条绿汪汪的溪水，与四周干旱、枯黄的山坡迥异。坐下来歇歇脚，看着那草坡、那水，突然眼睛就湿了，心里有一种感动的疼痛。觉得那水，像是从神秘的混沌处流来的生命之泉。
沟里有了响动，原来是驮水的农人，赶着小毛驴，驴身上驮着大木桶，说是从三里庄驮回水来。一问，他们是三百户村人，驮一次水，要这样走五里路。
生存是这样严酷的事。
到平鲁老城时已经快下午六点了。这条沟一直通到平鲁外城城门。找到公社，住下。这里的一个副书记姓边，农学院七七级学生，戴眼镜，小个子，眼睛鼓鼓的，大大的眼白。还有一群年轻人，是一群文学青年，知道我们，对我俩非常热情，晚上就在我们下榻的窑洞里聊天，一直聊到很晚。
风太大了。据说，在平鲁这风也算是大的，半夜里，公社的一个烟囱被刮倒了。这里有一句民谚，“春风号破琉璃瓦”，原来这是真实的描述而非形容。加上今年天旱，所以风便格外大些。这里的老人骂年轻人，说，看你们连白面吃着都不香了，非叫你们遭天年不可。
果然今年就旱了。人们说，该唱台戏了。一动响器，天才会下雨。
今天一早，和这里的石书记还有小徐上街，碰见一个老汉叫杨二仁，原来是教书先生，我们聊起来。老人是个五保户，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个头小小的，拄拐棍，看上去挺精神，正要到北街外甥家里去。我们就一路跟他来到外甥家，闲谈一上午。杨老人是个乡村小知识分子，在私塾里念过百家姓、千字文，读过《论语》《孟子》等，也上过县里的高小，是个有性格亦有意思的人物。他给我们讲了平鲁城、北固山，也讲了他自己的故事：初解放时，他在七区扫盲，后来就留在那里教小学，但因为家里的几垧地没人种，就回家种地了，用他的话说，“没领上细粮本本”。老人因为喜欢作诗，在“文革”时因诗获罪，被打成了反革命，让人捆起批斗。他的诗听上去就像大白话，你可以说有“元白遗风”，当然更像是打油诗，比如：“垫圈逢酷暑，汗流满头珠。劳动一整年，负债粮亏口。到头无所得，腹气胀如鼓。”诸如此类。
他“直抒胸臆”的癖好至今不改，前些日子因为领来的新棉衣不合心意，于是赋诗一首：“当赐五保缝衣宽，官僚干部无人管。巧碰裁缝叫杨蛮，偷工减料把污贪。又薄又窄捆绑身，虽然供给心不欢。”
这位老人，让我想起了同样爱写诗的我朋友的父亲……
这里的人爱家乡，一提起平鲁城，真是十分骄傲，都说这座城是“凤凰城”。我们告别了杨老人，和小徐登上了北固山。北固山以前从没听说过，只听说过辛弃疾的北固楼。可本地人一提起北固山，便如提起一处圣地一般。据说当年大同、内蒙古的说书人说起北固山来，说半个月从山顶还下不到半山腰，可见故事、掌故之多！登上北固山，纵览平鲁城，委实像一只振翅的凤凰：南门是凤头，左右两眼井是凤眼，两边两座小山峰，是凤翅。凤尾便是北固山了，山后还修出一节古城墙，颇像翘起的尾羽。平鲁城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城墙还隐约可见，沿山势而下，远远地，看得见古长城遗迹。这里的山已有荒漠的味道了。东城门外是校场坪，可以想见古时征战、戍边和遍山的烽火。
山下有两池蓝莹莹的水，在荒漠般干涸的土地上，熠熠闪耀，静静地一动不动，如同奇迹。
北固山原有很多寺庙，玉皇庙、五道庙、奶奶庙、老爷庙等。还有一个著名的千佛洞，当地人念成“天福洞”，说是很神秘，没人知道这天福洞深几许，只知道扔一只鸡进去，半晌会飞出鸡毛。没人敢造次进入洞窟深处。我们在洞窟里看了看，那传说中的洞口如今已被封死了，但见封死的洞口插根小树枝，枝上绑着红布条，看来是有人在此求拜过。洞口处有碑，记载着千佛洞修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个僧人在此建造佛像。碑文我们抄下了。只是，千佛洞里所有的佛像荡然无存，整个北固山，没留下一点当年的遗迹，历史的遗迹。唯有最高处矗立着一个牌坊似的水泥物件，光秃秃的，一问，才知“文革”时那里挂过一幅**的巨像，立于众神之上。后来人说，不好，糟践领袖哩，让**给咱瞭哨了！于是又请了下来。所以，如今的北固山上便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个神，也没有一个人。但人们，连很年轻的人们，仍旧念念不忘他们从没见过的、繁盛时的北固山，念念不忘繁盛地活在历史中的平鲁城。
如今的平鲁城和北固山一样，一派破败荒颓的景象。很少有什么地方能给人如此强烈的破败的印象。早先的平鲁县城设在这里，1951年县城迁至井坪镇，这里便衰落了。灰苍苍一片残垣断壁，像个风烛残年的迟暮老人。这便是从前的边境重镇！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下午我们走访了周崇礼老人。老人早先当过地方上的学校校长，现在还是县人大代表。老先生知书识礼，说话很清楚。他给我们梳理了平鲁老城的历史：平鲁城建于明朝成化年间，最早城墙是土城墙，一出边城就是蒙古人的地盘。平鲁城早先叫平虏卫，清朝时改为平鲁县，也是它最兴盛的时光。北固山上的庙宇大多是那一时期修建，那时，一到夜间，在山下远观，只见北固山上七星灯闪闪烁烁，钟磬笛管清脆悠扬，山下是繁密的万家灯火，真是不夜的繁华！民国后，军阀混战，阎、冯大战，晋、奉大战，一会儿是卢占魁，一会儿是三十一军，又烧又叼（抢），几遭兵乱。再后来便是日本人一蹲七年的糟蹋，拆庙、拆房，为的是拆房子烧木料！烧了第一高小，烧了简易师范，烧了大大小小的牌楼，烧了数千间民宅，平鲁城就这样一毁再毁，面目全非了。解放后，县政府迁至井坪，人们又拆了不少城墙。学大寨是最后的毁灭，城墙、铺街的石块统统让人挖去修水利，结果是，修下“72个半截子”，劳民伤财。
过去的平鲁城，有不少大买卖，清朝时光当铺就有四五家，商号十几座。民国时，大小买卖也还有五六十家，著名商号有“永聚金”“三益隆”“丰恒泰”“复源长”等等，贩山货、茶叶、羊毛、米面等，还有票号，还有忻、崞两县的买卖字号，数不胜数。大街上，日日走着贩货的高脚驼队，南来北往，昼夜响着清脆悦耳的驼铃声。
俱往矣！
这里的民俗也很有趣。比如，腊八时要“放红粥”，熬红稀饭，用豌豆皮煮红水，在院子里垒一个冰人，舀一勺红水浇到雪人头上。冬至时要“闹冬”，半夜里啃骨头吃，啃猪、羊头，或是猪、羊蹄。二月二是“龙抬会”，要在五道庙请乐手吹打，因为二月狼围窝，生小狼，是请五道爷降狼的。四月十八给奶奶庙上香，烧“满堂鞋”，挂红，跪香，香灰一落地，便磕一个头……还有迎亲嫁女，要设“床公”“床母”之位，还要射箭，黄纸贴在箭上，上面写“南斗七星，北斗六郎”，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城里不光有庙，还有教堂。民国初年，有一个传教的牧师，叫纽林芝。自然还有信众。教堂就建在医院的边上。现在教堂当然没有了。如今北十字街上有钟楼的遗迹，地下铺了几块碑文，是奶奶庙、关帝庙的碑文。钟楼拆毁了，从前街上的大牌楼及贞节牌坊都没有了。
如今这里家家躺柜上、米缸上、门楣上要贴红纸条，如“米面如山”“抬头见喜”“取之不尽”“出门通顺”等等。杨二仁老人家里贴着杨柳青的年画。今早去一个叫李寅虎的老人家，见他家窑里贴着“燕青卖线”“三打陶三春”等，色彩十分热闹鲜艳。
很多老人在当街上晒太阳。其中有一个老人，也走过西口，却是土改时出口的。因为他当过日伪时期的旧警察，土改时吓得跑到了口外。这位老人七十三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瘫在床上，只能靠另一个儿子养家糊口。儿子们都没娶亲，一家人三条光棍，老伴儿早死了多年了。
明早便要离开这里了。不知以后是否还能来此地，还和这北固山相见呢？
4月30日星期二晴
昨日一早出城，小徐送我俩出东门。有太阳，但天是黄蒙蒙的，下午要起大风。好在我们是朝东北方向走，顺风顺水。走出很远回头眺望，和平鲁城默默道别。
中午在一个叫花家寺的村庄吃饭。这里已是右玉县境了。风已经大起来，村里管事的将饭派到了一户李姓人家里。这家主人叫李先成，七十一岁，但看上去比真年纪要年轻。他早年出过口，和村里一个后生搭伴，出七墩，到过和林、呼市、武川，给人叼工（打工）。最后在武川县给人拔麦子时，叫傅作义的部队给抓了兵。当时是半夜，他正睡觉，村里人欺他是外乡人，叫军队上的人一绳子捆了他。他在傅作义的部队里当骑兵，南征北战，到过河北、甘肃、宁夏，后来随部队起义。解放军围城时，他正在北平，驻防在西直门一带。起义后，又当了三年解放军，最后从西北转业回家，娶了一个寡妇。那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寡妇女人带来两个孩子，又和他一气生下五个，如今亦是儿孙满堂了。
这家女人比丈夫小十岁，头一个男人早早死了，也是长她十岁。当初成亲那年，她虚岁十四，便做了二十四岁男人的媳妇，生儿育女，当起女人来。我问她要了多少聘礼，她笑得很淡，说，唉，忘了，那时候便宜呀！
初来乍到，萍水相逢，有很多事是不好深问的。这一路遇到了不少人，谈起往事、经历，都不过是短短三言两语。备尝艰辛的一生，就像一股淡淡的水，远远流走了，无风、无浪、无声、无息。而我们又没有采访的经验，更没有诀窍，反而觉得自己这样惊扰人家是对所有伤痛的不尊重。我知道那些我们捕捉不到的、流逝的东西是珍贵的，但，它们有权利选择沉默远去。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那我们来做什么？
午饭吃的莜面窝窝和搓鱼鱼，很好吃。调和很香。显然这家女人是过日子的好手。饭后给人家饭钱，死活不收，无奈，我们给盛情的老人家照了一张相。
这家的女儿打扮得很入时，像城里姑娘，烫过的头发高高隆起别在脑后，是个初中毕业生。无论我们在外面干什么，她始终一个人趴在里屋的炕上练毛笔字。我翻翻她的本子，见上面有小楷抄成的一篇小说，问她，她说那是她三哥写的。只可惜我们没见到这个“文青”三哥。她还告诉我，两天前这里唱了两天戏，连本《刘公案》——想来是为动响器求雨。我问她可喜欢看旧戏？她回答，听懂了就爱看，听不懂就不爱看。
李先成老人送我们上汽路（公路），天已是昏黄一片了。风奇大。在一片草坡前留影，风吹得相机直抖。一路行来，没见一个路人，也没见一辆车。下午五点多钟行至一个小村叫牛家堡，便决定歇在那里。牛家堡村前有一个小水库，碧绿碧绿，湾在一片昏黄干渴的沟壑间，看去又温柔又孤寂。
一天共行五十四里。
一进村，便看见一排漂亮的砖房，一边是学校，一边是村主任家。主任的女人招呼我们进家上炕，一群打扑克的女人和孩子顿时围住了我们。主任的女人二十六岁，很爽快，说话高声大嗓，抽纸烟，奶头上吊着小娃娃。书记和主任都不在家。男人们都不在家，在灰窑上受苦，还没回来。
这里女人不下地。除收秋时到田里帮把手外，其余时间就是做饭，生孩子，奶孩子。现时正是农忙时节，我们走到哪儿，哪儿的男人都在地里受苦，种庄稼。豌豆种完了，种莜麦，又苦又累。牛家堡的女人们似乎分外悠闲，大忙时节，打扑克，坐在热炕头上说笑。她们都问我是否有孩子，都对我把孩子扔在家里表示惊诧，也都对我们只有一个女儿表示既惊诧又遗憾。
这年轻女人的公公，也就是村主任的父亲走过西口。那是1955年闹天年，老人赶牛车出口叼工。和老人聊了聊，没几句话，老人便去饮牛了。
晚饭就在村主任家吃。夜里宿在一户新婚夫妇家。这小两口去北京了，村人安排我和一个长得很白净的小姑娘睡在一条炕上。很累，睡得很香。
早晨天清气爽，是我们这一路遇到的最好的天气。步行三十里，来到右玉县城（梁家油坊）。途中穿过了一片大草滩，遇到了两个内蒙古来的小羊倌，是一对小哥俩，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二三模样，他用树枝架起自己的棉袄在身上背着，人憨憨的，不苟言笑，又有趣又让人禁不住心疼。他们给徐村放羊，一年能挣八百块钱。
给他们和羊照了相。
住县委小招，惊动了朋友和地方官吏。下午安排我们听博物馆胡馆长介绍了一些右玉县的情况。李锐病了。
这里人走口外的极多。有句民谚，“十山九无头，河水向北流。男人出口外，女人挑苦菜。”说的就是当年这里的生存状况。最后一句，据说是经过修改的，老话其实是“女人解裤带”。这里出口的人，大多出杀虎口，下归化城（呼市），翻过大青山，到乌兰花（四子王旗）等地叼工打短，或者定居。还有到武川、百灵庙的。这叫走前营。另有买卖人贩货，要一直走到乌兰巴托，这叫走后营。胡馆长的爷爷早年间就是跟商队拉骆驼走到库伦也就是乌兰巴托的。
这里说话已和平鲁不同。平鲁叫天灾是“遭天年”，这里说是“遭年限”。二人台《走西口》头一句就是“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有钱的粮满仓，无钱的实可怜”。
5月1日星期三晴
李锐病未好，上午到县医院看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只好在此休整两天。
看《朔平县志》。选抄一二。（略）
5月4日星期六多云
昨日一早出右玉县城（梁家油坊），行四十六华里，傍晚抵右玉老城。中午在一个叫作“高墙框”的公社打尖吃饭。问地方上人，此地为何叫作高墙框，却没人说得清楚。就像前几天，路过周家花板、花家寺时一样，连老辈人也说不明白地名的由来。
此地绿化极好。出油坊，汽路一直没在林荫中，有时竟在小树林中穿行。与平鲁相比，差别很大。从井坪上路时，一路很少见林木，光山秃岭，视线极阔，可见极远处一座座烽火台。刮起风来，漫天飞沙走石，前不见人，后不见鬼。旋风起处，便令人想起大漠孤烟等边塞诗句。但右玉有树，且公路一直沿苍头河谷北上，一点不似平鲁荒凉。林丛里，时有野兔闪过，还见到一只羽毛美丽的野鸡。树多是杨树，那种小叶杨，已吐嫩绿，远远看苍头河谷，一丛一丛水柳，簇在一起，一团紫、一团绿，间有鹅黄，都是那种柔软湿润的颜色。有人在河谷间放牧，牛、羊还有马群，喜鹊也站在沙洲边，闲适地饮水。
右玉古城也颓败了。南门外，一片萧然，多是破房。但河谷很美，波光粼粼，让人动心。可惜相机坏了，右玉城里没人会修。不过，就算相机在我手里，我也拍不出这种旖旎的安静。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晚上住公社招待所。适逢公社举行“送旧迎新”会餐，欢送旧书记调任县法院院长。来了武装部的几个负责干部，摆了六桌，菜肴颇丰。看他们兴高采烈互相敬酒，呼叫声一直响到晚间十点多钟。我们早早退了席，自然也喝了一些啤酒。喝啤酒之风已经席卷到山西最偏远的北寨了。
今早不到七点即从右玉老城出发，往杀虎口。行二十多里。是一段轻松的路程。杀虎口自古以来就是边寨重镇，古长城上一处重要关隘，《水经注》中对杀虎口就有记载。唐时称它白狼关，宋时称牙狼关，后改为杀胡口，清时易名杀虎口。古长城遗迹沿山势蜿蜒，依然可见，现在往呼市去的汽路就从此口穿过，依然是两省三县交界处。民国时称它为栅子围，那时山西禁大烟，禁赌，绥远不禁，人们便迈过门槛到栅子围那一头去过瘾。传说山西守更士兵就睡在城门洞，脚在山西，头在绥远，就可以吸洋烟（大烟）。当然那只是传说而已。
这里是我们走西口山西境内最后一站，也是我们徒步之旅的结束。从这里，我们就要乘车前往呼和浩特了。
5月6日星期一多云
在杀虎口空等一下午汽车，落雨了，车仍没来，只好从车站返回公社，当夜就宿在了杀虎口。第二天一早便又走到站牌前等汽车，一直等到下午快三点，而汽车就像戈多一样怎么也不见踪影。有人说，大同来的车坏在梁家油坊了；有人说，因昨夜下雨，车根本没发。谁也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电话又一直打不通。终于知道“等待戈多”不是荒诞的想象，而是再真实不过的现实境遇。下决心不再等了，和其他等车人一商量，拦下一辆拉货的大卡车，爬上后车厢。车极脏，坐在露天的车上吹三个多小时的风，下车来已不像人样了。货车司机当然是收钱的，人人都按班车车票给他付价。他对我们挺客气，只各收我们一元钱。
露天乘车的好处，是有极好的视野。出杀虎口，车一直沿浑河河谷西行，两岸的山紧紧夹着河谷。沿途遇见一些小村，看去都很穷。山是秃山，有些地方已全是石头，看上去狰狞又荒凉。可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和山西有着割不断的血亲。
当晚住巴彦塔拉饭店，“巴彦塔拉”蒙语意为丰饶。这里的姑娘很漂亮，装扮入时，且带有一种异族色彩，是在别处看不到的。呼和浩特城区不算大，很紧凑，绿化比太原好，物价昂贵，人也要粗犷一些。
今早去《草原》编辑部，见到宋、赵二位编辑，他们很热心地接待了我们，又领我们去自治区或区文联组联部，换介绍信，安排新住处。本想去看看昭君墓，但时间不合适，只好作罢。
5月7日星期二晴
一早搭文联卡车去乌盟盟府所在地集宁市，行四个小时，见到盟文联主席张永昌先生，他招待我们在他家吃午饭，然后便匆忙搭公共汽车往察哈尔右翼中旗。是张永昌先生建议我们到察右中旗去，他说那里山西人很多，而且开发后大滩时间比四子王旗早。于是我们便急忙奔赴中旗。
中旗过去叫陶林，这一路也常听老乡们挂在嘴边。中旗最早叫科布尔镇，听这里的文化馆书记贾友仁先生说，“科布尔”蒙语为蓝色的湖泊；而另一位老人于老师则说，“科布尔”即软绵绵的意思，因为这里多沼泽。还有另一种说法，科布尔是牧场，年年转场来这里的羊不剪羊毛，由它自己像骆驼毛一样脱落，所以，科布尔到处都是软绵绵的羊毛。
总之都挺有诗意。
今早便生出一个念头，想写一个移民村子。这里有很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也有一种史诗的神秘。我们在这里碰到宣传部一个极热心的先生老王，他告诉我们，他的先祖从山西定襄出口来到此地，在离科布尔镇十几里的地方开一商号“义兴泉”，经营布匹、马群，后来这个村庄便以“义兴泉”为村名。略一考察，发现此地乡名、村名多以旧时商号来命名，如“广昌隆”“广益隆”等等。广益隆当年经营粮食，是家粮行，这一带管经营粮食叫“六成行”。这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看来对于后大滩的开发，是和商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的：当年山西人一是靠劳动力，一是靠着经商，才在这广袤荒凉的草滩上扎下根，在这游牧民族的土地上留下农耕文明的足迹，也留下了自己的血脉、宗族和文化。这是一片有着史诗性的土地，不仅仅是移民的史诗，它应该埋藏着更多至今不为人知晓的秘史。
科布尔镇有很多经商的山西人。离镇不远，有一个灰腾梁，据说那里草鲜水好，传说有九十九个海子，草盛时，可没住人腰。想来最初来到科布尔的人们，一定是要选一个好地方的。这里广昌隆乡有一个黄羊沟村，村人多为山西浑源人。有一个三道沟乡广沂营村，多为右玉人。这些都属后大滩。以察右中旗来讲，阴山支脉二道坝为界，二道坝前为前大滩，二道坝后则为后大滩。开发后大滩，山西移民、山西“走西口”的前人不知抛洒了多少代人的血汗。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今天要找的二位均未见到，却意外碰见一个热心的老王。晚饭后，我们去见周局长，仍未遇，却在一家小巷口意外碰见一班乡下“鼓匠”。这里有人家殁了人，请来这班人吹打弹奏。人们说这是广昌隆乡小东滩的鼓匠班子，比街上的班子还好——也不知这“街上”可是指县城的班子？听他们吹了两段曲子，其一便是《种洋烟》。很多人围着看热闹，不断有人要求，“吹段《走西口》！”可见这里人是极爱听“走西口”的。至今此地人酷爱晋剧，今夜这里就有自己的晋剧团演出《凤仪亭》。
5月8日星期三晴
早晨约好和于老师谈话，整整谈一上午。于老师名叫于申年，原籍定襄于家庄，出身于商人家庭。十六岁（虚岁）高小毕业，东北沦陷，再也念不起书，便和本家叔叔徒步走西口，一天八十里，出雁门关，出外长城，从此便成了一个口外人。
我们再向他请教科布尔的历史。他说科布尔的开垦大约在清朝乾隆年间。原先这里是一片草滩，后拓为耕地。曾经有许多商号。当年建旗图书馆时曾拆毁一些旧房，旧房的椽条上画有八卦图，别着筷子和五谷口袋，上写“乾隆三十六年”。此地买卖家（商家）都是商农结合，是商号就都有地庄子。科布尔四周有东西南北“四壕堑”，从前在四方壕堑之内可种地，当年有专设的放地机构。
这些史料不知是否属实，查旗志，什么也查不出，中旗的旗志写得糟糕极了。
下午我们便赶赴广昌隆。广昌隆是科布尔最富足的地方，土地肥沃，出产小麦，地是“灌地”。有银弓山，据说此山有墨金矿。车是从呼市开来的，迟迟不到，一直等到六点才姗姗到达。在黄羊城下车已经是傍晚七点了，暮霭中四野显得极阔，远处平缓的山坡，围着一片拓垦出来的麦田，深深的青色，倒愈发衬出了田野的辽阔。太阳从银弓山栽下去，银弓山苍青峻伟，在一路平缓的山背上忽然划出很奇特的曲线，静静的，黑黑的，很神秘。
非常不巧，在广昌隆乡遇到一群“大人物”：副盟长、旗长及一大批随从在此巡视，天快黑尽了，我们还没吃饭，除了乡政府，周围没有可投宿可打尖的客栈旅馆饭铺。这里的书记连我们的介绍信都没工夫看一眼，就匆匆把我们打发给了一位副乡长。这人一只眼睛斜视，和他说话，不知该看他哪只眼睛。有时你觉得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别的地方。没有电，点一支蜡烛，我俩在昏暗的烛光中坐在一间空寂的屋子里，偶尔，那副乡长进来和我们寒暄两句，便又匆忙跃出，并一再声明饭做不出来，要我们等着。我们等、等、等，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才有一个小伙子领我们进伙房。路过旁边屋子，看到里面一排大炕上摆设着好几只炕桌，却早已是酒残人散，杯盘狼藉了。伙房给我们一人一碗早已泡乏的面条，虽然很饿，但吃不下——真好像是向人讨饭一般。
这群大人物把好一点的房子全占用了，特意为他们从村中借来干净的被褥。有人把我们领到“客房”，一进门，我们就傻眼了！只见里面浓烟滚滚，满地脏东西，满地垃圾。光秃秃的土炕上扔着两垛黑乎乎的玩意儿，后来知道那是被褥。我们一边咳嗽一边想办法驱烟，怎么也驱不尽，因为热炕不起火，却一个劲从炉缝里往外冒烟，一直折腾到深夜十二点多，没办法，只好用水将火彻底浇灭，敞开房门，和衣凑合一夜，那铺盖自然是没办法盖的。第二天，管事的人伸手问我们要了房钱。
这一路，盖过脏被子，睡过有虱子的炕，住过肮脏的房屋。但，再脏脏不过这间房、这盘炕，因为它无情。
5月10日星期五风
昨日晨赶到黄羊沟大队，找到支书。支书恰好忙完了春种，在家歇息。他领我们走访了张三后生、杨大富、杨二富等人。支书待人也不热情，但看来是脾性如此。
黄羊沟当年多黄羊，据说满山满滩的黄羊群是这地方的主人。如今当然一只也看不到了。村里多是浑源人，村庄的历史不算久远，真正的“坐地户”是张门和李门两家。他们称自己是“后山人”。张门祖籍山西忻州东红院村，早年间，有个叫张泰的人来到黄羊沟，那时黄羊沟还是牧区，地就是张泰开垦的。他们从蒙古人手里买下黄羊沟，据说是几个人合股买，再各自分开种。至于这里和“广昌隆”商号是怎样一种关系，仍旧是个不明白，但肯定是有某种关系的。张泰初来时，搭个茅庵，下面挖坑，上面搭蒿子。这里的蒿子能长一房高，像麻秆，人就住在那里头。种小麦、大麦、莜麦、菜籽、山药和洋烟（大烟）。张家因此发起来。到这张三后生，已是第五辈了。后来，来了李家，李家定给张家一个闺女，在此落下脚。其后，于门、刘门、杨门，都是这样搬迁来的。根根蔓蔓，牵扯在一起。
张家后来败了。这里有句话，叫“张家塌，李家发”，李门最早来黄羊沟的祖先叫李心宽，他是个能耐人，最早是给张家当长工，闹了个结拜，从张家手里闹出点地，张家还不肯给他熟地种，给他东山坡上的新地。但后来张家抽洋烟，把家产一点一点卖光了。张家卖，李家买，李家成了大财主。这里人说，李家最富时，有百多条大牲口，十六七犋牛，套上犁，一口气犁到东山上都是他家的良田。李家的柴火垛掏个洞，安上碾盘当磨坊，不小心失了火，两个月都没烧完这柴火垛。他立起一个村子，就叫“新地方”。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李心宽当然也是山西人，原籍山西阳曲县。
中午我们来到张家老坟看了看。坟在西坡上，孤零零五个大土包，无碑、无字，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草也不繁茂。没有播种的田地，辽阔无边的田地，寂静如海，他们就永睡在这大寂静中。阳光突然穿过云层，洒下来，那么耀眼。我从没有在白昼体会过这样明亮的辽阔无边的寂静。
下午赶到黄羊城等汽车。仍旧是姗姗来迟，一直等到我们几乎绝望时才看到它的影子。到广益隆时已是晚上九点了，黑灯瞎火找住处，找到公社，这里正搞民兵集训，住房紧张，且无人管事，忙乱半天，总算给我俩各找了一个睡处。还是其脏无比的被褥，并且没有一口水喝，晚饭就更没有了，说，明天早晨再吃吧。饿着肚子，胡乱睡一夜。
广益隆从前是一家村，全村的土地都是崔姓人家的。崔家是大户，有堡子，养家兵防土匪。关于崔家，有许多传说，说当年康熙爷御驾亲征时曾病倒在崔家，也有说是这位爷微服私访时到过他家，总之，在崔家住过一段日子，崔家接驾有功，康熙爷后来就赐崔家三股枪、黄马褂，说三股枪插到哪儿，哪儿的地就姓崔，因此这崔家很肥富，子孙也颇多。当家的有两个，崔志如和崔六。都说崔六打得一手好枪法，家里雇了六七十个长短工。我们走访了一个叫倪二娃的老乡。倪二娃小时候就是给崔家放羊的，他爹则是广益隆崔家的长工，山阴人，给崔家赶大车。而现在，从前赫赫的崔家旧宅，成了一大片蓄水池。
我们还走访了崔志如的二儿子崔仲让。崔仲让完全一副老农形象，说话极其小心，只说他是瞎汉（文盲）、庄户人。养家兵是为了防土匪，这里土匪闹得很凶，最出名的叫个“干豌豆”。他说当年土匪一来，人们就跑到堡子里崔家院子，崔家管吃管喝，土匪走了才回去。他的父亲和叔叔土改时都死了。
关于广益隆的村名，据这个崔老二说，是根据丰镇二爷爷的买卖起的。当年崔家弟兄三人一起出口，一人在丰镇，一人在大营子，一人在此地。别的他就不知道了。但我们因此知道了一点，这崔家，应该算是“走西口”的先行者，还知道了，广益隆这村名，确实是起源于商号。
中午挤上一辆汽车，三小时后，抵达四子王旗。明天，就要返回呼市。我们走西口的行程，告一段落。走了短短这几天，告别时，忽然有一种深深的不舍。晚上餐厅里有人聚餐，乌兰牧骑的歌手在给他们唱《祝酒歌》。没人给我们唱歌，但我们手中有酒。我把杯中的酒洒在了地上——我敬所有曾走在这条路上的生灵。
再见。
2014年2月17日整理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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