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小说 » 历史军事 » 明朝:为天地立心 » 第一百五五节 变局

第一百五五节 变局

    洪武六年六月(十一)辛巳,中都皇城成。

    自从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下诏营建中都(家乡临濠)以来,派遣了几十万军民,经过近四年的建设,中都的内城池,皇城,终于建设完成。

    朱元璋对于皇城的建造,可是用尽心力,追求尽善尽美,不仅城高墙厚,还建得美轮美奂。皇城高三丈九尺五寸,若以明清时期,一尺约合现代31.1厘米(公分),十吋一尺,十尺一丈,换算约122.8公尺,约有三十几层楼高?……实在、觉得难以想象!

    高度就算了,御道踏级,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等图样装饰,前御道,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等装饰,城河坝砖脚五尺,更用生铁镕灌制。

    在朱元璋心中,这中都可是要当朕的大明朝京师,千秋万代的京城,皇城尤其要坚固无比,要美轮美奂啊!

    而这中都城池是谁来负责建造,必然是开国第一文臣,韩国公李善长;当初告病致仕,便是到临濠府(中都)的自家养病,病愈后,便被朱元璋赋予重责,董建临濠宫殿等。

    这时朱元璋手下的淮西集团,可是当红炸子鸡;而刘基原先旧职,御史中丞,早由胡惟庸推荐亲信担任,就是先前被朱元璋,由中书省参政下放为苏州知府的陈宁。

    陈宁任苏州知府期间,与胡惟庸沆瀣一气,“苛政重税”,甚至用烙铁施刑,被称为“陈烙铁”;在胡惟庸升任左丞后,向朱元璋推荐,被召回任御史中丞。

    而胡惟庸本身呢?自从被李善长拉拔,一路升任为中书省参政后,便积极任事,甚受朱元璋器重;加以是李善长及朱元璋“同乡”,更受到宠信。两人在七月中,随即又都被朱元璋升迁为正一品大官。

    而势力渐孤的“浙东集团”,刘基也被列为一份子,则正在走霉运,还遭摆了一道。

    当初的“谈洋”事件,本既是胡惟庸要刑部告发,污蔑刘基想占据有“王气”之地,作为祖坟墓地,有罪当论。虽然朱元璋未加问罪,仍留有诚意伯封爵,但剥夺食禄,吓得刘基赶紧上京称罪谢恩,不敢回青田。

    其实这些年来,朱元璋几乎两、三个月,就大肆赏赐驻外及在临濠的将领、军士,苦役,白银、米、衣物等,算来都有千万石了;对朱元璋还算宽裕的财政,诚意伯二百四十石的年禄,算什么。就是要敲打所谓的“浙东集团”,给当红的“淮西集团”看的。

    现今,朱元璋的心意,全放在中都的营建上,小事、例常事项,皆交由皇太子决行,大事、重要事项,才许奏闻皇上;虽然有些功勋旧臣“贪污”,也大多暂时不论,或“宥之”,或从轻发落。

    朱元璋管理上一时的放松,如此理政、如此宽容,让那些功勋老臣,尤其是淮西集团的老将、老臣们,更是肆无忌惮,特别是胡惟庸,在朝廷内更是为所欲为。

    诸不知,此正种下了“极大的祸根”,淮西集团的祸根!让朱元璋“心态匹变”的祸根!

    ………

    既然提到苏州知府陈烙铁,顺便也提及苏州及当年北郭十子。

    其中的高启,由于先前未在“东吴”为官,洪武二年初,被总裁官宋濂推荐编修《元史》;完成后,被朱元璋任命教授诸皇子,后来更拔擢为戸部右侍郎,本就不想当官的高启,坚辞而归。

    为什么宁愿在苏州教书,也不愿在京为官?戸部右侍郎可是(当时)正四品大官!

    高启的诗作,早在朱元璋还是吴王时,就被宋濂推荐给孙(贵)妃,朱元璋也认为写得很实在、不会文诌诌,也蛮欣赏高启的文笔,所以才要高启“教授”诸皇子。也因为教授诸皇子,不免进出宫闱,当然是被严格限制的进出。

    不过,后宫众嫔妃们,听说大才子高启在教授皇子们,都偷偷地跑来观看这个所谓的“高才子”,长的是圆的扁的?耶!依现代的说法,就是粉丝们来看偶像的意思!为了此事,朱元璋命礼部,为后宫订出许许多多“规矩”;而让高启远离宫闱,去当户部右侍郎。

    不过,高启耳闻此原由,可吓出一身的冷汗,喔不,简直是胆战心惊!那敢真去当什么右侍郎,还是归隐回老家,远离“是非之地”比较安全实在。

    而陈宁被胡惟庸举荐回京师,当御史中丞后,洪武五年三月,以礼部主事魏观,为苏州府知府。魏观上任后尽改陈宁的苛政重税,任用贤能、兴办学校、改善风俗,还找了人在苏州的高启、张羽等人,来讲授经史。

    在吏部所订的年度官吏考核中,考核全国第一名;本来魏观将由正四品的苏州知府,擢升为从二品的四川行省参知政事;但也因政绩太好了,苏州人民上书乞求留任,所以未行被命还任。

    被留任苏州的魏观,便想要有一番大作为;因官府太小且遮蔽水圳,而当年张士诚的“吴王”宫早就荒废,便打算王宫旧基上,兴建新的苏州府官衙,也藉此机会疏浚水道。

    原本,魏观任苏州知府考核第一名,让原知府、现今御史中丞陈宁,非常地难堪,早就随时盯着魏观的所作所为。而魏观竟在王宫旧址盖新官府,这可逮到小辫子了。

    于是先遣同党,苏州卫指挥使蔡本上书:“(魏)观复(吴王)宫、开(锦帆)泾,心有异图也。”朱元璋这人,最是担心有“异图”之人,听到“异图”两字,心里马上揪起来;先前刘基也是中了胡惟庸此招,谈洋之地有“王气”,刘基有“异图”也。

    于是,派遣御史张度访查,当然也是“御史中丞”陈宁人马,也指魏观“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对有“异图”特别敏感的朱元璋,于是下令诛杀魏观。

    事后朱元璋也后悔,下令归葬魏观;不过事情还未结束,吏部将事件报告上呈,内容当然有要“复宫开泾”的作为,包括办破土仪式、祝文等,而在苏州文才最好的当然便是高启,况且高启和魏观本熟捻,便帮魏观写了《郡治上梁文》。

    朱元璋看着报告,高启?不就是惹得后宫不安宁的那个高启,朕拔擢他当户部右侍郎,竟不给朕面子的高启。

    当在上梁文中看到“龙蟠虎踞…”等,一看大怒,竟然说张士诚的旧吴王宫“龙蟠虎踞”,这不便是“犯逆”嘛!

    朱元璋下令腰斩高启于南京,据说还亲自监斩。可怜的高启,被截为八段,死前,还用自己身体的血,写着“惨惨惨!”。

    据吕勉《槎轩集》高启传:“以先生尝为撰《上梁文》,王彝因浚河获佳砚为作颂,并目为党,俱系赴京。众汹惧丧魄,先生(高启)独不乱。临行在途,吟哦不绝,有『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澈原无愧,盍倩长江鉴此心』之句。殁于甲寅(洪武七年)之九月也,年甫三十九。”

    ………

    洪武七年九月,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朱元璋最最宠爱的妃子、孙贵妃,病逝。

    九月庚寅(二十八),贵妃孙氏薨。…上为之感悼,诏谥:成穆。

    孙贵妃是朱元璋最宠爱的妃子,不仅年轻貌美,且端庄有礼,对马皇后也甚为尊敬,所以深受朱元璋及马皇后喜爱。

    一般后宫中,只有皇后死后才有谥号,马皇后死后谥号:孝慈高皇后;而在朱元璋的众多妃子中,就只有孙贵妃死后有定谥,且给的谥号:成穆。可窥见,孙贵妃在朱元璋心中的看法。

    且只有皇后死后,才有皇子们为(嫡)母服丧,若是庶母死,则“无”人服丧;这让朱元璋很不满,要礼部与宋濂等大儒们研议。十一月初一《大明孝慈录》完成,订定“子为父母(原规定),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特例),皆齐衰杖期”;并着为书,使内外有所遵守。可窥见,孙贵妃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

    重点在于《实录》记载,孙贵妃九月二十一日得疾,二十八日薨逝,七天病逝,死时才三十二岁。是什么“病”?让养尊处优的孙贵妃,七天病逝?其实是“忧惧”成疾!

    当听闻大才子高启,被朱元璋藉“小故”,斩成八段后,孙贵妃一听,差点当场昏倒!

    孙贵妃自认仅算是高启的众多“诗迷”之一,众嫔妃也颇喜欢高启的诗作。谁知,高启竟被朱元璋斩成“八段”!这!这!

    孙贵妃是聪明人,心知,高启会被极刑处斩,绝不是仅仅一句“龙蟠虎踞”的缘由,必是后宫嫔妃的原因,而始作俑者,却是自己!心里甚不安!皇上的心思?皇上的妒忌?皇上的恩宠!皇上的作为!

    当朱元璋来探病,问道:“据说妳听闻高启被处斩,便生病了?”孙贵妃虽只是谢陛下探望,轻描淡写地带过,但“忧惧”心结,已郁积难解,加上这“致命的问候”,不久便香消玉殒了。

    过去,后宫里最让朱元璋放心的两人,孙贵妃与马皇后,一个谈心、一个解事;解事当然是马皇后,而能让朱元璋谈谈心、放松心情,年轻貌美的孙贵妃,病殁了!

    朱元璋的内心无处纾压,本来还算开朗的心胸,也开始郁结,开始变调。

    最后,让朱元璋心态整个大变的最重要因素,便是“罢营中都”。

    ………

    补充:

    卷八十三,洪武六年七月

    壬子(十三),以中书左丞胡惟庸为中书右丞相,御史中丞陈宁为右御史大夫。

    卷八十五,洪武六年九月

    乙卯(十七),命诸司今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

    壬戌(二四),改临濠府为中立府,临濠大都督府为中立行大都督府。

    十月癸酉(初五),中立行大都督府佥事章龄、王简有罪;龄坐盗官物,法当死,论功免死,并其家迁于琼州;简以占营舍,论功,宥之。

    卷九十三,洪武七年九月

    庚寅(二十八日),贵妃孙氏薨。

    妃世为陈州人…禀性贤淑,父母亡,长兄楧治家事。元末天下乱…年十八未聘,上闻其有容德,诏纳宫中…。上即帝位,册为贵妃,位众妃上…。事上十有五年(自1359年)…;是月癸未(九月二十一日),妃得疾,至是薨,年三十有二。上为之感悼,诏谥:成穆。

    册曰:朕闻古者,宫妃其德,足以辅内治、厚彝伦者,既薨之后,必有定谥之礼;惟尔贵妃孙氏,以笃慎之资,纯淑之行,勤于事上,慈以抚下,当国家开创之初,备警戒相成之道,德实冠于嫔御,功有助于中闱,方期享于安荣,曾莫跻于寿考,宜加增谥,以表推崇,可谥曰:成穆。命吴王橚服慈母服,斩衰三年,以主丧事,敕皇太子及诸王,皆服期,有司营葬,厝于朝阳门楮冈之原。

    卷九十四,洪武七年十一月壬戌朔,孝慈录成

    先是贵妃孙氏薨,敕礼官定丧服之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周礼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乃敕翰林学士宋濂等…尔等其考定丧礼…乃立为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仍命以五服丧制,并着为书,使内外有所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