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一个年轻人的笔记（四）
今天是滑稽可笑、荒唐无聊的一天。现在是深夜十一点，我坐在自己的斗室之内回想这一切。是这样开始的：一大早我还是屈从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意志，替她赌轮盘赌去了。
她的一千六百盾我都拿了，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我不想与她对半分成，如果赢了钱，我将分文不取；第二，晚上波琳娜要对我解释清楚，究竟为什么她要赢钱和究竟需要多少钱。我无论如何不能设想，这单纯是为了钱。钱当然是非要不可，而且愈快愈好，但有某种特殊的目的。她答应要说清楚，于是我去了。赌场里的人群是够可怕的，一个个都是如此无耻而又如此贪婪！我挤到中间，在庄家旁边站住，然后小心翼翼地试着赌，每次只下两三个小钱币的赌注。与此同时，我留心注意观察。我觉得所谓计算并没什么意义，根本不像许多赌徒眼中那么重要。他们面前摆着画满了种种表格的纸，记下每次出的花色和数字，进行计算，算出种种可能的机会，然后再下赌注，可还是和我们这些赌起来不计算的凡人一样输。不过我倒是得出一个看来可靠的结论，诚然，在一系列偶然的机会中固然没有一个规律，但却似乎有某种顺序。这当然非常奇怪。譬如有这种情形：在出现十二个中间的数字之后会出现十二个最后的数字，小球两次落到这十二个后面的数字上重又转到十二个前面的数字上来。如此接连三四次之后又转到十二个后面的数字上，两次之后再一次转到前面的数字上，又三次落到中间的数字上，在整整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都是如此。“一”“三”“二”；“一”“三”“二”。这非常有趣。有时候一整天或一个上午，红黑两种颜色几乎毫无规律地不停互换，从来没有连续两三次停在“红色”或“黑色”上。但有时一整天或整个晚上“红色”接连出现达二十二次之多，而且时一定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譬如一整天。关于这一点阿斯特列先生对我解释了很久，他整个早上都站在赌台旁，但自己一次也未下注。我却输得精光，而且很快。我一上来就在双数上押了二百盾[16]，赢了；再押五十，又赢了。这样来了两三次。我揣摩我手里在五分钟之内就有了约莫四千盾。我本当就此离开，但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想向命运挑战、给它一记耳光、向它示威的愿望。我下了规定所允许的最大赌注——四千盾，结果输了。一气之下，我倾囊而出，全部押上，又输了。我昏头昏脑地离开赌台，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直到临午饭时才把输钱的事告诉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公园里徘徊。
午餐时我情绪又非常激动，和三天前一样。那个法国人和布朗什小姐又和我们共进午餐，原来布朗什小姐上午去过赌场并看见了我的丰功伟绩。这一回她和我说话显得颇为关切。法国人倒是单刀直入地问我输的是不是自己的钱？我觉得他对波琳娜起了疑心。总之，此中必有道理。我立即编了个谎，说是自己的钱。
将军十分诧异：我从哪搞来的这笔钱？我解释说，我开始赌时只有一百盾，接连六七次赢了加倍，到五六千盾之数，结果两次又都输掉了。
这当然完全是可能的。我说的时候看了波琳娜一眼，但从她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她既然默许了我的谎言，并未纠正我的话，因此我断定这个谎编得对，应该掩饰我为她赌这件事。我心中忖度无论如何她总该对我讲清楚了，她前几天还答应过向我做某种透露。
我以为将军对我会有微词，但他没有说话。不过我在他脸上看出了激动和不安。很可能由于他处在捉襟见肘的境况中，所以听到这样可观的一堆金币一刻钟之内在我这个不会精打细算的傻瓜手里打了个来回又跑了，心里委实难过得很。
我猜测昨晚他和法国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很激烈的争执，他们插上门在屋里大声地谈了很久。法国人走的时候似乎十分恼火，今天一大早又去找将军，显然是继续昨天的谈话。
法国人听到我输钱以后，刻薄而且甚至恶狠狠地说我本来应该更懂事些。不知为什么他又加了一句，虽然许多俄国人都赌钱，但在他看来，俄国人连赌钱都不会。
“我倒是觉得，轮盘赌正好只适合于俄国人。”我说。当法国人对我的话报以蔑视的一笑时，我告诉他真理当然在我这一边，因为我说到俄国人是赌徒时，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责骂，所以我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您的意思有什么根据？”法国人问道。
“根据这样一点：历史在文明的西方人的美德法典中加进了一条新品德，它几乎是其中的主要之点，这就是谋取资财之术。而俄国人不仅谋财无术，还白白地胡乱挥霍资财。可我们俄国人同样需要钱，”我补充说，“所以我们甚至乐于堕落到不择手段的地步，譬如去轮盘赌场，因为这里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不费吹灰之力忽然发大财。这对我们非常有诱惑力，可是由于我们赌钱也不下功夫，随随便便，所以我们总输！”
“这倒有几分道理。”法国人扬扬自得地说。
“不，没有道理。您这样评论自己的祖国应该感到羞耻！”将军严肃而振振有词地说。
“何必这么说呢？”我答道，“说真的，俄国人的荒唐无行与德国人的诚实节俭，这二者到底哪个更可耻？还很难说呢！不是吗？”
“这个想法太荒唐了！”将军叫道。
“这个想法太俄国式了！”法国人叫道。
我笑了，我太想让他们俩吵起来了。
“我宁肯一辈子在吉尔吉斯帐篷里流浪，也不愿向德国式的偶像膜拜。”我喊道。
“什么偶像？”将军喊了起来，开始真的生气了。
“德国人那种积累财富的方式啊。我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所看到和考察到的一切都激起我这野蛮人本能的愤慨。上帝保佑，我可不要他们这种美德！我昨天已在离这里十俄里外的四郊走了一圈。和德国人那种带插图的劝善警世的小册子里完全一样：这里家家户户都有个品德高尚得可怕的、特别正直的家长，他正直得简直令人望而却步。我可受不了这种令人望而却步的正派人。每位这种家长都有个家庭，每天晚上他们都聚在一起朗读那些劝善警世的书。每幢房子上榆树和栗子树叶沙沙作响，夕阳映射，房顶上停着一只鹳鸟。嗯，这一切都非常有诗意，而且动人得很哪！……将军，您别动气，让我说得更动人一些。我自己也记得，先父在世时也是每到傍晚就在屋前小花园的菩提树下给我和母亲念这种书……我自己知道该如何评判这种事。可这里任何一个家庭都完全是家长的奴隶，完全听命于他。人人都像牛一样干活，像犹太人一样攒钱。父亲攒够一定数量的金币后，就指望大儿子，好把自己的手艺或那块土地传给他。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小儿子卖去当兵或做苦工，把卖来的钱添到家庭的资财上。真的，这里就是这样做的，我仔细盘问过。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什么别的，而是出于诚实，诚实得连被出卖的小儿子自己都虔信，他被卖掉的理由是绝对正当的。一个牺牲品自己为自己被拿去当抵押品而高兴，这可真是至善至美呀！以后怎样呢？以后发展到连大儿子日子也不好过：他有个叫阿玛尔亨的女朋友，两人心心相印，可是不能结婚，因为还没有攒起数量足够的盾。他们也虔诚真挚地等待着，含着微笑去当抵押品。可阿玛尔亨的双颊塌陷了、枯萎了。经过二十年，家产增加了，盾经过正当和有德的途径也终于攒够了。于是父亲为四十岁的大儿子和三十五岁的阿玛尔亨祝福，他也已经胸脯干瘪、鼻尖发红了。父亲一面哭，一面训诲，一面寿终正寝了。于是大儿子自己成了一家之长，一切又都重演。如此经过五十年或七十年，第一代家长的孙子确已积聚了相当可观的资产，然后他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再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儿子，这样在五代或六代之后终于出了一个罗斯柴尔德男爵或是霍普银行[17]，或其他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怎么样？这个场面当然是宏伟壮观了：一百年甚至二百年代代相传的辛劳、忍耐、智慧、正直、性格、坚毅、算计，还有屋顶上的鹳鸟呢！您还要求什么呢？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崇高吗？于是他们开始从这个观点来评判整个世界和所有的凡夫俗子，也就是说，凡是和他们稍稍不同的人都要遭到讨伐。所以，结果怎样呢？我可是宁肯像俄国人那样放荡胡闹或是靠轮盘赌来发财，而不愿做个五代以后的霍普。我需要金钱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当成资产的一件必要附加物。我知道，我这一番话是大谬不然，但那也由它去吧！我的信念就是如此。”
“我不知道，您说的话里有多少真理，”将军若有所思地说，“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只要稍微让您有所放纵，您就要演出令人受不了的滑稽戏来……”
他像平常一样不把话讲完，我们这位将军只要一说起比他平常的谈话稍稍有点意思的东西，从来就不能言尽意达。法国人漫不经心地听着，略略瞪着两眼，我说的话他几乎一点都没听懂。波琳娜做出傲慢的、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不仅是我说的话，就连吃午饭时的全部谈话，她都一概没听见。
她的一千六百盾我都拿了，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我不想与她对半分成，如果赢了钱，我将分文不取；第二，晚上波琳娜要对我解释清楚，究竟为什么她要赢钱和究竟需要多少钱。我无论如何不能设想，这单纯是为了钱。钱当然是非要不可，而且愈快愈好，但有某种特殊的目的。她答应要说清楚，于是我去了。赌场里的人群是够可怕的，一个个都是如此无耻而又如此贪婪！我挤到中间，在庄家旁边站住，然后小心翼翼地试着赌，每次只下两三个小钱币的赌注。与此同时，我留心注意观察。我觉得所谓计算并没什么意义，根本不像许多赌徒眼中那么重要。他们面前摆着画满了种种表格的纸，记下每次出的花色和数字，进行计算，算出种种可能的机会，然后再下赌注，可还是和我们这些赌起来不计算的凡人一样输。不过我倒是得出一个看来可靠的结论，诚然，在一系列偶然的机会中固然没有一个规律，但却似乎有某种顺序。这当然非常奇怪。譬如有这种情形：在出现十二个中间的数字之后会出现十二个最后的数字，小球两次落到这十二个后面的数字上重又转到十二个前面的数字上来。如此接连三四次之后又转到十二个后面的数字上，两次之后再一次转到前面的数字上，又三次落到中间的数字上，在整整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都是如此。“一”“三”“二”；“一”“三”“二”。这非常有趣。有时候一整天或一个上午，红黑两种颜色几乎毫无规律地不停互换，从来没有连续两三次停在“红色”或“黑色”上。但有时一整天或整个晚上“红色”接连出现达二十二次之多，而且时一定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譬如一整天。关于这一点阿斯特列先生对我解释了很久，他整个早上都站在赌台旁，但自己一次也未下注。我却输得精光，而且很快。我一上来就在双数上押了二百盾[16]，赢了；再押五十，又赢了。这样来了两三次。我揣摩我手里在五分钟之内就有了约莫四千盾。我本当就此离开，但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想向命运挑战、给它一记耳光、向它示威的愿望。我下了规定所允许的最大赌注——四千盾，结果输了。一气之下，我倾囊而出，全部押上，又输了。我昏头昏脑地离开赌台，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直到临午饭时才把输钱的事告诉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公园里徘徊。
午餐时我情绪又非常激动，和三天前一样。那个法国人和布朗什小姐又和我们共进午餐，原来布朗什小姐上午去过赌场并看见了我的丰功伟绩。这一回她和我说话显得颇为关切。法国人倒是单刀直入地问我输的是不是自己的钱？我觉得他对波琳娜起了疑心。总之，此中必有道理。我立即编了个谎，说是自己的钱。
将军十分诧异：我从哪搞来的这笔钱？我解释说，我开始赌时只有一百盾，接连六七次赢了加倍，到五六千盾之数，结果两次又都输掉了。
这当然完全是可能的。我说的时候看了波琳娜一眼，但从她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她既然默许了我的谎言，并未纠正我的话，因此我断定这个谎编得对，应该掩饰我为她赌这件事。我心中忖度无论如何她总该对我讲清楚了，她前几天还答应过向我做某种透露。
我以为将军对我会有微词，但他没有说话。不过我在他脸上看出了激动和不安。很可能由于他处在捉襟见肘的境况中，所以听到这样可观的一堆金币一刻钟之内在我这个不会精打细算的傻瓜手里打了个来回又跑了，心里委实难过得很。
我猜测昨晚他和法国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很激烈的争执，他们插上门在屋里大声地谈了很久。法国人走的时候似乎十分恼火，今天一大早又去找将军，显然是继续昨天的谈话。
法国人听到我输钱以后，刻薄而且甚至恶狠狠地说我本来应该更懂事些。不知为什么他又加了一句，虽然许多俄国人都赌钱，但在他看来，俄国人连赌钱都不会。
“我倒是觉得，轮盘赌正好只适合于俄国人。”我说。当法国人对我的话报以蔑视的一笑时，我告诉他真理当然在我这一边，因为我说到俄国人是赌徒时，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责骂，所以我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您的意思有什么根据？”法国人问道。
“根据这样一点：历史在文明的西方人的美德法典中加进了一条新品德，它几乎是其中的主要之点，这就是谋取资财之术。而俄国人不仅谋财无术，还白白地胡乱挥霍资财。可我们俄国人同样需要钱，”我补充说，“所以我们甚至乐于堕落到不择手段的地步，譬如去轮盘赌场，因为这里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不费吹灰之力忽然发大财。这对我们非常有诱惑力，可是由于我们赌钱也不下功夫，随随便便，所以我们总输！”
“这倒有几分道理。”法国人扬扬自得地说。
“不，没有道理。您这样评论自己的祖国应该感到羞耻！”将军严肃而振振有词地说。
“何必这么说呢？”我答道，“说真的，俄国人的荒唐无行与德国人的诚实节俭，这二者到底哪个更可耻？还很难说呢！不是吗？”
“这个想法太荒唐了！”将军叫道。
“这个想法太俄国式了！”法国人叫道。
我笑了，我太想让他们俩吵起来了。
“我宁肯一辈子在吉尔吉斯帐篷里流浪，也不愿向德国式的偶像膜拜。”我喊道。
“什么偶像？”将军喊了起来，开始真的生气了。
“德国人那种积累财富的方式啊。我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所看到和考察到的一切都激起我这野蛮人本能的愤慨。上帝保佑，我可不要他们这种美德！我昨天已在离这里十俄里外的四郊走了一圈。和德国人那种带插图的劝善警世的小册子里完全一样：这里家家户户都有个品德高尚得可怕的、特别正直的家长，他正直得简直令人望而却步。我可受不了这种令人望而却步的正派人。每位这种家长都有个家庭，每天晚上他们都聚在一起朗读那些劝善警世的书。每幢房子上榆树和栗子树叶沙沙作响，夕阳映射，房顶上停着一只鹳鸟。嗯，这一切都非常有诗意，而且动人得很哪！……将军，您别动气，让我说得更动人一些。我自己也记得，先父在世时也是每到傍晚就在屋前小花园的菩提树下给我和母亲念这种书……我自己知道该如何评判这种事。可这里任何一个家庭都完全是家长的奴隶，完全听命于他。人人都像牛一样干活，像犹太人一样攒钱。父亲攒够一定数量的金币后，就指望大儿子，好把自己的手艺或那块土地传给他。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小儿子卖去当兵或做苦工，把卖来的钱添到家庭的资财上。真的，这里就是这样做的，我仔细盘问过。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什么别的，而是出于诚实，诚实得连被出卖的小儿子自己都虔信，他被卖掉的理由是绝对正当的。一个牺牲品自己为自己被拿去当抵押品而高兴，这可真是至善至美呀！以后怎样呢？以后发展到连大儿子日子也不好过：他有个叫阿玛尔亨的女朋友，两人心心相印，可是不能结婚，因为还没有攒起数量足够的盾。他们也虔诚真挚地等待着，含着微笑去当抵押品。可阿玛尔亨的双颊塌陷了、枯萎了。经过二十年，家产增加了，盾经过正当和有德的途径也终于攒够了。于是父亲为四十岁的大儿子和三十五岁的阿玛尔亨祝福，他也已经胸脯干瘪、鼻尖发红了。父亲一面哭，一面训诲，一面寿终正寝了。于是大儿子自己成了一家之长，一切又都重演。如此经过五十年或七十年，第一代家长的孙子确已积聚了相当可观的资产，然后他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再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儿子，这样在五代或六代之后终于出了一个罗斯柴尔德男爵或是霍普银行[17]，或其他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怎么样？这个场面当然是宏伟壮观了：一百年甚至二百年代代相传的辛劳、忍耐、智慧、正直、性格、坚毅、算计，还有屋顶上的鹳鸟呢！您还要求什么呢？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崇高吗？于是他们开始从这个观点来评判整个世界和所有的凡夫俗子，也就是说，凡是和他们稍稍不同的人都要遭到讨伐。所以，结果怎样呢？我可是宁肯像俄国人那样放荡胡闹或是靠轮盘赌来发财，而不愿做个五代以后的霍普。我需要金钱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当成资产的一件必要附加物。我知道，我这一番话是大谬不然，但那也由它去吧！我的信念就是如此。”
“我不知道，您说的话里有多少真理，”将军若有所思地说，“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只要稍微让您有所放纵，您就要演出令人受不了的滑稽戏来……”
他像平常一样不把话讲完，我们这位将军只要一说起比他平常的谈话稍稍有点意思的东西，从来就不能言尽意达。法国人漫不经心地听着，略略瞪着两眼，我说的话他几乎一点都没听懂。波琳娜做出傲慢的、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不仅是我说的话，就连吃午饭时的全部谈话，她都一概没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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