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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银行小开

    对知秋说我不想背唐诗的时候,我算是撒娇吧。她打扮的整整齐齐坐在那里,满面含羞,宜喜宜嗔,像老家成婚当日的新娘子,只差了块红盖头。

    我想去揭开那“红盖头”,拥抱那温热柔软的身体,亲她花瓣一样的唇。

    知秋主动吻我,我既惊讶,又激动。她的唇如蜻蜓点水般啄我的唇,我慢慢加深了这个吻。可当她解我扣子时,我却迟疑了。

    她可怜巴巴地问我,是不是她哪儿不好。我当时真想混蛋一把,让知秋成为我的,让我们的命运千丝万缕地系在一起。

    可人能够这么自私么?如果知秋有一天后悔了呢?如果她家人来找回她呢?如果她日后嫁的男人不是我呢?而是一个门当户对、事业有成的男人,他会丝毫不在意新婚妻子,曾与过别的男人么?

    如果没发生,知秋的未来尚有无限的可能。

    我临时编织的理由,不知知秋是否相信,那理由也不算是谎言,也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吧。

    第二天,我们搬回了大厂房。

    时隔近一月,这里的人走,人留,变化不小。有些人我已叫不出名字。我和知秋,都没打听那些老熟人的去向,问了也只会图惹伤心。

    豆子从前的铺位新来一个男人。我一进去,明仔就对我使眼色,叫我瞧那男人。男人大概三十来岁,背头,金丝边眼镜,上身穿着西装马甲,下身西装长裤,裤腿长长地盖在黑皮鞋的脚面上。这副打扮可不像走投无路,而像是赶着去参加舞会,被土匪半路给抓进来的。这人的模样,与知秋刚来难民营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安顿好知秋后,我假装去茅房撒尿,吹口哨叫明仔出来,这是我俩的暗号。

    明仔这个小鬼头就喜欢打听事儿,男人的底儿已经被他摸个七七八八。

    男人姓骆,是个什么银行里的买办。原本带着女人准备逃到海外,船都租好了,逃到半路被几个喝醉了的日本兵给截了,祸害了他女人。

    他女人也是刚烈的主儿,当场就自杀了。他抱着女人尸首在难民营外头跪了一天一夜,管事的死劝,又找了两个苦力七手八脚帮他,才把女人埋在外头的大野地里。

    他住在难民营是花了钱的。我们是一天两块干粮一碗稀粥,人家是白面馒头、两个小炒、二两酒,顿顿还有肉。

    我暗笑这银行小开到了难民营也不忘享受,难民营里都是穷急了的鬼,但凡有一个急红眼的,不得抢他钱财。他还招摇,真是个不知民间疾苦的主儿。

    此后的几天里,果然像明仔说的,银行小开吃的是小灶,睡得稻草都比别人厚一倍,不过大家也都不大理论。就同看杂耍一样,看个新鲜,新鲜劲儿过了,也就不见天盯着他看了。

    银行小开倒是时不时地过来跟我们搭讪,主要是同知秋说话。他自说是看到知秋的书,眼馋的狠,说他这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一天不睡个囫囵觉,但就是不能一天不看书,只要一天不看书,就浑身像被虱子咬了一样不舒服。

    知秋不小气,把带来的书都摊在那里,任他挑拣。他竟有些动容,同我们讲了很多他的事情。

    他说,他叫骆文杰,家人都远在太平洋的那一头,一个叫作美国的地方。

    他说那国家比中国还大,人都是喝可乐、吃牛奶糖长大的。

    他说,他原本也要逃到美国去,他们逃走那天,装了一大箱子的书,他女人还细心地给每本书都编上号。可临上车时,才发现给落下了。他女人晓得丈夫心性,知落下那一箱子书,丈夫怕是会丢了魂儿。

    两人返回取书时,正碰上那几个喝大了的瘟神。瘟神用刀抵着他的腰眼,弄了他女人……

    “傻女人啊,”骆文杰端着一瓶二锅头,啧啧地喝,像评说不是自己的遭遇,“她怎么不跑呢?她明明可以跑得。”

    边随手拿起脚边的一本小说,哗啦啦地翻着,“那一箱子书,被我一把火点了,其中就有这本《月亮与六便士》。”他呵呵笑着,“《月亮与六便士》讲的是面包和梦想该如何取舍,要是你们,面包和梦想,选择哪个?”

    面包与梦想该如何取舍?我从没想过。至少在遇见知秋以前,我都以“活着”和“吃饱”为“梦想”。

    现在才稍稍明白,他们口中的梦想是更虚无的东西,不能吃也不能看,诸如做成一件事,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可知秋却不这么想,她失神地望着窗外的枯树枝子,缓缓才回答了骆文杰的问题,“如果是我,必定竭尽全力去实现梦想。”

    骆文杰眼镜下的情绪我看不真切,只记得,在知秋说了这番话后,他喋喋不休地讲述便画上了句点,取而代之的是良久的沉默。

    第二天,骆文杰不知从哪打听到知秋父亲从事银行业,仿佛又找到了一个莫大的谈资,“上海的金融圈姓沈的不多,有影响力的是广州来的沈青祥和北平来的沈家,我听沈小姐讲话并无南边口音,您父亲就是沈赟沈先生吧?”

    知秋颇为诧异,“骆大哥认识家父?”原本我们以为这银行小开不过是个绣花枕头,靠着家境殷实,有点人脉助力才进入金融商圈,原来不止于此。

    “算是认识吧,严格来讲,沈先生与我有半师之谊。”骆文杰的话更让我们诧异,“记得27年,我在复旦公学研修,沈先生曾担任我所选修的国际金融学的客座讲师。”

    知秋回忆道,“不错,家父在复旦公学当过客座讲师,当时余长青老先生还健在,他邀父亲去讲学,说要将经济学的理论结合国情,联系实际,讲授给学生们。因为如此,父亲常带我们在复旦校园里散步。”回忆的画面定是甜美的,知秋嘴角挂着笑意,眼神弥漫着淡淡的幸福。

    “原来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就是你?”骆文杰有些激动,“沈先生常带妻女在复旦餐厅用餐,用餐后在校园里消食散步,我和同学们遇到过几次。现在想想,那个小女孩一定就是你喽?”

    知秋显得兴致勃勃,仿佛抓住从前记忆里的一滴水都能解救她当下的干渴,“父亲说他的学生中有几个特别聪明的,常常问他的问题稀奇古怪,每每要带回家研究到半夜,才能解答他的问题,那学生是姓骆的,是你吗?”

    骆文杰听了更为兴奋,搔首弄姿的像只猴子,“那应该就是我。那时候孩子心性,就想给老师出难题,把先生难住,他们就不会来上课喽,哈哈,其他先生真有被我难住的,只有沈先生每次上课前,都先解答我的问题。现在想想,那些问题有一多半都是号称金融才子的表哥帮我提的。”

    再怎么不想承认,骆文杰的确比我有知识,有文化,而且还与知秋有那么一点共同的回忆,这回忆的交集就是知秋父亲,那个带着一家子逃难,独独忘记了她的父亲。

    从知秋的表情里,我能看出她的愉悦,这种愉悦不是谁带给她的,而是那个人刺激了她记忆里密密麻麻的幸福,让她重新温习那些细碎的点滴,如饮美酒般甘醇。

    后边的话我再也听不下去,即便抻着脖子,竖起耳朵,也食之无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嫉妒使人丑陋?嫉妒一个初来乍到的人,与我的知秋居然有共同的回忆,哪怕只是校园里的打着饱嗝的惊鸿一瞥,也能让他们畅谈半个时辰,真是好笑。

    不仅如此,知秋与骆文杰结束谈话后,还跑来同我讲,把她与骆文杰与“家父”的回忆又赘述了几个来回,我第一次被知秋聒噪的受不得,只好装睡起来。

    自从被骆文杰攀上“半师之谊”“他乡遇故知之缘”,他健谈的性格算是表露无疑,不再藏着掖着。一天里有两三个时辰都要凑到知秋身边高谈阔论不休。知秋却也不觉得烦,骆文杰说三句,她都要回上一句,这让我懊恼不已。

    懊恼起来,嘴里的干粮也不是味儿了,脑子里的之乎者更不大记得住。就算我学会了,一时之间也赶不上那姓骆的,人家是金融世家,从小耳濡目染,练得是“童子功”。

    俩人从金融聊到当代文学,从鲁迅侃到徐志摩,从欧洲文艺复兴谈论到十字军东征,什么卓别林的默片,阮玲玉的电影,葛丽泰嘉宝,克拉克盖博,还有更多我从没听过的人名、地名,似乎这难民营是大学,是剧院,对面就是要惜别的康桥,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们那么激情澎湃,滔滔不绝,丝毫没有顾忌我这个半文盲的心情。

    吃面饼吃的反胃,到院子里透口气,发现除了原本的院墙外筑的高墙上,还拉了高压线,墙头上密密麻麻排布着玻璃,真他娘的快赶上监狱了。

    骆文杰好死不死跑出来撒尿,估摸着聊了一晌午,他憋尿憋得够呛,我没搭理他,他却心不在焉地说,“瞧瞧这院墙,想进来的人进不得,以后啊,想出去的人也就出不去喽。”

    他进去后,我看着那高压线,联系到他刚刚讲的话,心里一翻个,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又想不出个所以然,或是我根本不想相信那“所以然”变成事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