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

    “星落”第二天才回复虞开霁。她拒绝了见面的要求，因为妈妈已经在帮她着手办理出院手续了，她周三就要返校了。

    虞开霁问她是不是在心里做好了返校的准备。

    “星落”说反正住院也没用。

    虞开霁再问对方要不要在上学前和自己语音聊一聊。她想说的话还没打完，就收到一条语音回复，说话的是一个成年女性：你不要再纠缠我们诺诺了，我们没钱，你找别人吧。

    是怀疑她诈骗来了。虞开霁没有很意外，诺诺母亲的言语间透露出的信息符合她对“星落”家庭条件的预期。

    她从网上搜来一些本地的公益心理咨询热线，它们大都是上海的医学院和医院牵头办的，参与者也基本上是在校的心理专业方面的学生，是免费的。这种形式恐怕很难给予“星诺”长期的稳固的咨询关系，但至少可以让“星落”找到一个人听她说话的人，在她需要的时候。

    但信息已经传不出去了，应该是诺诺的母亲拉黑了她。虞开霁索性把它们传给“rising”，并叮嘱“rising”见到诺诺妈妈时强调它们是免费的。

    结果“rising”下午回她，说“星落”的妈妈不要她辅导作业了，不仅如此，她还跟“rising”兼职的付费自习室举报了“rising”，说她引导青少年追星，宣扬不良风气。

    虞开霁在上班的空隙中用自己另外的电话号码新注册了一个社交软件账号，为自己取名“斯万2”，拿着这个账号重新添加了“星落”。晚上，手机大概重新回到了“星落”手中，对方通过了她的好友申请。

    虞开霁首先把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之前的聊天信息截图和“斯万”那个号的主页截图发给对方，然后才给了对方免费的心理咨询链接。

    “谢谢。”对方回复得很克制。

    虞开霁猜想“星落”也许是想和她聊天的，她便继续写道：“你也可以找我，但我不做咨询，我们只聊天。”

    对方果然活泼了一些：“我妈妈收了我的手机，我现在只有晚上七点到九点可以玩手机。”

    “我晚上七点到九点都在线。我们可以发消息聊天。”

    “医生开的什么药？”

    “在坚持吃药吗？”

    “会不舒服吗？”

    “跟得上学校的课程吗？”

    ......

    抑郁障碍是一个极度笼统的诊断，确诊者们的确都有着低落情绪，但情绪的表现方式可以千差万别，再因为家庭和其它周围环境的影响，每个人面对和处理情绪的有效方式也是个人差异明显的。但是，当前来求助的人被写入这个事实上并不能提供太多信息的诊断之后，等待他们的是一套标准化的治疗流程。

    经过迭代，药物是大致有用的且相对安全的。但是仅仅只有药物往往是不够的，确诊的人还需要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不是每一个为情绪障碍困扰的人都能过得到合适的帮助，有经济条件的人尚且需要试错，经济条件不算优渥的人更是难以通过治疗体系获得满意的结果。

    在虞开霁与“星落”道晚安的时候，一则新闻迅速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朱墨案的嫌疑人全斌被警方从欧洲一个少有人听说过的国家缉拿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