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四集第二章第六节 西汉阶级发展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汉武帝末年的农民起义
西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同时是愈来愈严重的兼并土地，
也是农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历史。
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
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
贾谊为此警告文帝：“饥寒切于民之肌肤，
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
国己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贾谊的“盗贼”所指，
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起义。
汉武帝统治时期，
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颇高的水平，
非遇水旱时，则农民可以勉强自给；
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
比以前更为严重。
官僚地主无不追逐田宅、产业和牛羊、奴婢，交相压榨农民。
武帝外事四夷，
内兴办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
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压力。
贫困破产的农民兄弟，
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榨取。
农民卖妻鬻子，
屡见不鲜范例。
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建议“
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
和“薄赎敛，省徭役”。
他认为，如果富者足以表现尊贵而不至于骄奢，
贫者足以维持生活而不至于忧苦之极，
那么，财富不匮，上下相安无事，
维持统治就容易。
显然，董仲舒的思想建议，
着眼于地主阶的长远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
所以无法实行。
从此以后时，农民的困苦更是有加无已。
武帝时期，
东郡(治今河南璞阳)一带有农民暴动发生，
以后流民愈来愈多趋势。
元封四年(前107)时，
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四十万口无户籍，
天汉二年(前90)以后时期，
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地区，
不时发生农民起义，
南阳有梅免、百政，
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系，
大群至数千人计。
在关中地区，
也有所谓“暴徒”阻险起事。
起义农民建立国号，攻打城邑，
夺取武库武器，
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官吏。
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起义，
在乡里抢夺地主财物粮食，
更是不可胜数。
汉武帝派“直指绣衣使者”分区镇压下去，
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
据险抗击，不挠不屈。
汉武帝又作《沉命法》律，
并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起义，
罪至于死。在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的时候，
汉武帝刘彻认识到要稳定统治，
光靠镇压是不行的，
还要在施政上有所转变，
使农民得以喘息。
他寄希望于“仁恕温谨”的“守文之主”卫太子(即以后所称的戾太子)。
他曾对卫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示：“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思。
但是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认识。
在他迟疑不决之时，
征和二年(前91)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以穷治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太子，
激起卫太子在长安的兵变起事。
结果，江充被杀而死，
太子也兵败自缢死。
经过这一段曲折过程以后时，
武帝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
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
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
停止向西修筑亭障设施，
并且下诏自责，申明此后务在禁苛暴行事，
止擅赋，力本农事，
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
只求不乏武备而已。同时，
他还命令赵过推行代田法律，
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种植。
这样，农民暴动暂时得以平息。
昭.宣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武帝死后，霍光辅佐八岁的昭帝，
继续实行武弟晚年的政策措施，
“与民休息”。
短短的几年内，流民稍返故里，
田野益辟，政府颇有积蓄，
西汉统治相对稳定时期。
昭帝始元六年(前81)时，
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
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职，
以示节俭从事，
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许多主张建议，
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桓宽的《盐铁论》一书，
即根据这次辩论写成的。
贤良、文学之议，
对于“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继续，
对于安定局面的继续维持，
起了促进作用。
但是他们关于盐铤等方面的要求具体，
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实施。
始元六年七月时，
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职，
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制。
汉宣帝刘询是戾太子之孙子，
启自民间。他继位后慎择刺史守相职，
平理刑狱，
并继续昭帝遗法，把都城郡国的苑囿、
公田假给贫民种植，
减免田赋，盐价降低。
这些政治经济措施，
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继续，
农业生产上升开始。
由于连年丰稔，谷价下降每石五钱币，
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
每石也不过八钱币，
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过去，
每年需要从关东漕运六百万斛粮食，
以供京师所需，宣武五凤年间(前57~前54)大司农从三辅、弘羊、河东、上党、太原各郡籴粟运京师，
关东漕卒因此罢省半数以上。
这是三辅、河东等地农业有了发展具体。
沿边许多地方这时都设立了常平仓地，
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调剂边地的供给。
更值得注意的是，
沿边的西河郡(今内蒙古东胜附近)以西共十一郡以及二农都尉职，
都因长期的屯田积蓄，
到了无帝初年时，有了可供大司农调拨的谷及钱币。
官府手工业得到发展继续。
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职，
东西织室，
生产规模都很庞大。铜器及铁器制造等手工业呈现繁荣景致。
所以班固称赞宣帝时技巧工匠械器，
元、成间很磋赶上。
汉宣帝被封时期的历史家为“中兴之主”称之，
刘向赞扬他政教明，法令行，安边境，
清四夷，款塞单于，
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
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当时西汉统治集团已深积弊，
豪强的发展和农民的流亡，
都已难于遏止，
所以阶级斗争外弛内张的形势，
实际上比文帝时要严重得多。
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进行暴动起事，
早己发展到攻打官府、抢夺囚徒，
搜索朝市、劫掠列侯的问题，
连宣帝自己也承认当时多贫困、
“盗贼”不止。
西汉末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元帝时，
西汉社会险象丛生持续。
农民由于受乡部胥吏无端勒索，
尽管由政府赐给土地，
也不得不贱卖从商，实在穷困已极，
就只有起为“盗贼”。
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势力，
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
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陵寝地区的制度也予以放弃。
儒生京房曾问元帝当今是不是治世，
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之。
成帝时，
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路子。
成帝大力加重赋敛，大兴徭役，
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见于载记。
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权力，
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等兄弟四人和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职，
王氏封侯者前后共达九人余，
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吏郡守要职，
都出于王氏。
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
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至几百顷之多地，
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占夺为已。
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
得到的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币。
外戚在元帝时还不很大势力，
资产千万者不多计；
他们后来家财成亿，
膏田满路，宅笫拟于皇帝，
都是在成、哀的短期暴敛形成的。
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权势，
大占良田之地，
丞相张禹买田至四百顷，
都有泾渭灌溉道渠，
地价极贵。以外土地，
他们的其他财物也多极。哀帝庞臣董贤得赐田两千顷余，
贤死后家财被斥卖，
得钱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巨。
商人的势力，又大为抬头这时。
长安、洛阳等地多有财寂千万的大商人，
成都大商人罗哀垄断巴蜀盐井之利，
巫厚赂外戚王根、幸臣淳干长，
依仗他们的势，
在各郡国大放高利贷，没人拖欠敢于。
成帝即位不久时，
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起义。
建始四年(前29)时，
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侯毋辟领导的暴动。
阴朔三年(前22）时，
有颖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的暴动。
鸿嘉三年(前18)时，
有自称“山君”的广汉(今四川金堂)郑拐所领导的暴动起事。
水始三年(前14)时，
有尉氏(今河南尉氏)儒生樊并等和山阳(今山东金乡)铗官徒苏令等的暴动起事，
苏令暴动经历十九郡国，诛杀长吏，夺取库兵，最为浩大声势。
哀帝时，面汉王朝更加严重危机。
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
孙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
规定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三十顷为限制，
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二百人计，列侯、公主一百人计，
以下至吏民三十人计，
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
这个办法受到当权的外戚官僚们的反对，因而被搁置。
农民处境如当时的鲍宣所说的，
“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之。
哀帝采纳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建议，
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来解脱西汉统治的危机。
他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
改元“太初元将”。
这充分暴露了西汉统治者空虚绝望的心理。
王莽代汉和改制
在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摇摇
欲坠统治，“再受命”说风靡一时，
王莽继诸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将军职。
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
王莽失势。
当丁、博等外戚和其他达官贵人激烈反对限田之议时，
太皇太后王氏(即原来的元帝王皇后)表示，
愿意把王氏家族除冢茔以外的田地全部分给贫民兄弟。
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职，
屡次损钱献地，
收揽民心。在政治上，
他一方面排除异己，
整治与平帝外家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
连引不附王氏的郡国豪杰，
死者以百数计；另一方面，
他又极力树立党羽，
笼络儒生，让他们为自己夺取政权支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者，以及祥瑞、呈符命者，
络绎不绝各地。
这些人都力图证明汉祚已尽，
王莽当为天子。平帝死，孺子婴立，
王莽继续辅政，称摄皇帝。
汉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相继起兵反对王莽，
关中二十三县民十万余响应群起，
一度震动长安城池，
但都被平息。
居摄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时，
王莽自立为帝，
改国号日新。为了解决西汉遗留的社会矛盾问题，
王莽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
托古改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时，
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
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
诏令说到权势之家占田无数，
而贫弱之人没有立锥之地；
又置奴婢市场，把奴婢同牛马关在一起，
专断奴婢性命乱律，
针对这种情况，诏令宣布：天下的土地，
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
一律改称私属，不准买卖于市。
人囗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并(九百亩)的人家，
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乡党、邻里。
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地。
有敢表示违抗者，流放四裔。
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
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变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奴婢的社会地位位置，
而是冻结土地和奴隶的买卖于市，
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
在此以后时期，
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
以此获罪的不可数计，
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
始建四年时，
王莽不得不改变这个诏令，
宣布王田皆得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处治。
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之。
不过王莽所定王田丶私属之制和山泽六莞之禁示，
名义上还是存在的，
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时，
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
才正式宣告废止。始建国二年时，
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莞制，
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
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一时，
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
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丶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
实行市场管理。
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价市，
叫做市平。物价高于平市，
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时，
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
由司市师按本价收买。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时，
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
欲经营生计而缺乏本钱的，
也可借贷低利。
六莞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宜，
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地，
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物的人课税。
六莞中除五均赊货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形式，
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的。
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莞的，
多是一些大商贾，
这也同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的。
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
能够基本上控制为国家服务的商人；
而王莽则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凭借控制，
所以对这些人也无能为力。
这些人乘传巡行，与郡县通同作弊，
盘剥人民，损公肥私。
所以王莽实行五均六莞，
同武帝实行同类措施，其结果也就各异无疑。
居摄二年时，
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钱币，
规定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之，
大钱一值五十，
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流通同时。
始建国元年时，
王莽废错刀、獒刀与五铢钱币，
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于市，
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
始建国二年时，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币，
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制，
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式。
人民毫无信任王莽钱币，
都私用五铢钱币，
王莽又加严禁，人民反抗不已。
王莽迫于民愤压力，
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币，
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
一家铸钱币，
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
地皇元年时，王莽又尽废旧币，
改行货布、货泉二品制。
货币不合理的变革，
引起经济混乱秩序，
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
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律，
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
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
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计。
到达钟官以后，还要易其夫妇，
以至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
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的严重问题，
使人民受苦最深，
人民的憎恨到了最大时期。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更改大事。
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
都大加以改之。
他还恢复五等爵级，
滥加封赏。俸禄无着官吏，
就想方设法扰民获取。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乱愈来愈大。
他为了挽回威信危机，拯救危亡境地，
一面继续玩弄符命的把戏，
一面发动对匈奴和对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战役。
沉重的征发赋役，战争的骚袭，
残酷的刑律，
使农民完全丧失了生路。据官吏报示，
人民苦于法禁烦苛，无措手足，
尽力耕耘，不足以给税费；
闭门自守，又受到邻伍铸钱挟铜的株连问律。
奸吏烦扰人民，人民无路可走时，
不得不起为“盗贼”。
严重的天灾也向农村不断袭击，
米价高达五千钱、万钱一右，
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计。
这种情况更促使农民暴动风起云涌。
西汉宗室旧臣反对王莽的斗争也不断发起，
而且逐渐与农民的斗争发生联系。
在西汉统治的穷途末路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王莽，
不能解脱社会危机。
更始元年(公元23)时，
王莽政权终于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崩溃彻底。
绿林、赤眉起义
绿林军
反对王莽政权的农民起义，
首先在北方边郡地区。
王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的征发，
在边郡比在内地更为严重压力。
边境驻军数十万计，
不但仰给边民供给，而且骚扰大肆，
边民不堪其苦，铤而走险各地，
反抗众聚。始建国三年(公元11)时，
边民弃城郭流亡，随处暴动起事，
并州、平州一带更为猛烈。
天凤二年(公元15)时，
五原、代郡民举行暴动起事，
数千人为群，转入旁邯地。
接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相继出现了农民暴动起义。
天凤四年时、
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州(今江苏苏州)起义，
出没于湖海之间。同年吕母在海曲(今山东日照)起义，
杀县令、入海坚持战斗到底。
此伏彼起的暴动起事，
预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即将来临开始。
天凤年间里，
荆州一带遇到连年的大饥荒，
农民相率到野泽中掘荸荠为食。
他们人数越聚越多时，
形成一支武装力量，
推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凤为首领指挥管理，
不时攻击附近的乡聚。
他们隐蔽在绿林山中(今湖北山北)地，
因而被称为绿林军。几月后时，
绿林军发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三年时，
绿林山中流行疾疫，绿林军出山，
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
西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地，
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
北上南阳地区，
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
平林人陈牧、廖湛率兵响应而起，
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一支平林兵力。
汉宗室刘玄这时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南阳大地主刘纟寅、刘秀兄弟也是汉宗室，
他们以“复高租之业”的号子，
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势力，
并且把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
称为春陵军组织，
参加反对王莽的行列。
春陵军与王莽军接战不利，
乃与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约定“合纵”一师。
这时绿林军连败莽军，
发展到十多万人计。
绿林军领袖为了扩大影响，
于宛城南面的淯水上拥立刘玄作皇帝，
恢复汉的国号，
年号更始(公元23)时。
刘玄在宗室中是没落的一员，
虽早参加起义，却无兵权实力。
绿林军领袖拥刘玄为帝，
这是他们受到刘汉正统思想影响的表现；
但是立刘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刘縯为帝，
又是绿林军领袖疏远刘縯、刘秀的结果。
绿林建号以后时，
王莽发州郡兵四十二万计，
由王邑、王寻率领，阻止绿林军进击。
六月时，王莽军前锋十多万人计，
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地。
绿林军八九千人，由王凤、王常率领，
坚守昆城，积孥乱发，矢下如雨。
刘秀等十三骑突出围城，发郾、定陵营兵数千人援昆阳、王邑、王寻一战败绩，
王寻被杀而死。
城中守军乘势出击，里外合势，
莽兵大溃，士卒相践踏，奔走百余里。
绿林军在这一战役中夺获军实辎重车甲珍宝，
不可数计。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战役。
昆阳战后时，
海内闻风而起，起兵诛杀牧守职，
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更始诏示。
显然，这次战役对于绿林军人关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作用关系。
刘秀在昆阳之乱中立了功绩，
刘纟寅又夺得宛城，逐渐凌驾于农民势力，
因此新市、平林诸将劝更始帝把刘縯杀死。
接着，绿林军分兵两路向王莽进击。
一路由王匡率领，攻克洛阳城池。
更始帝在洛阳派遣刘秀到河北去发展势力，
刘秀北上后，逐步脱离了农民军的控制。
另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
西入武关地区。析县人邓晔起兵攻下武关地，
迎入绿林军，合兵直取长安城地，
关中震动。这时长安发生暴动起事，
王莽被杀，长安被绿林军迅速克之。
更始二年初时，
更始帝迁都长安。进入长安的绿林军严明纪律，
一无所动府库宫室，
长安不改于旧市。
绿林军瓦解了一批关中的豪强武装势力，
迅速平定三辅职。
但是不久以后时，
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宫廷生活方式，
地主儒生大肆活动，
起义军内部离心离德的现象便逐渐出现，矛盾顿起。
赤眉军
比绿林军发动起义稍后时，
琅邪人樊崇等在莒县起义。
樊崇作战勇敢，
青、徐各地起义领袖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等都率部归附他指挥。他们在泰山、北海一带进行斗争攻击，
击败田况所部莽军攻击。
参加这支起义军的都是为饥饿所迫的农民兄弟，
他们同绿林军一样，起初并无攻城徇地的意图目的。
他们因袭汉朝乡官、小吏称之，
把各级首领分别称为三老、从事、卒史，
彼此之间以巨人称之。
他们没有文书、旌旗、号令、部曲，
口头相约：“杀人者死，
伤人者偿创”。为了作战时区别与敌，
他们把眉毛涂红，因而获得赤眉军的称号传于各地。
公元22年时，
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
率军十多万计，进攻这一支起义军主力。
王匡、廉丹的军队残害百姓，十分横暴各地，
百姓作歌道：“宇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
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击败莽军进击，
杀廉丹，大为扩展势力。
当刘玄进入落阳时，
赤眉军也在中原活动，
樊崇等二十多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予。
刘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乃脱离刘玄组织，
转战于今河南一带地区。
赤眉军虽然连获胜利，
但是部众思归。赤眉领袖认为部众回乡必散无力，
于是率领他们西攻长安之地。
公元25年时，赤眉军进至华阴时，
有众三十万计。
赤眉领袖在巫师怂恿下，
在军中找到一个没落的西汉宗室、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作皇帝。
接着，赤眉军向长安进击，
推翻了刘玄的统治。
农民起义失败
刘秀东汉王朝建立
赤眉人入关时，
刘秀也派兵向关中进击。在此之前时，
当刘秀更始元年(公元23)冬渡黄河北上时，
黄河以北有铜马、高瑚、重连、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富平、获素等部农民军势力。
他们各领部曲，或以山川土地为名字，
或以军容强盛为号子，
据说有数百万人计。
除了农民军以外，
各地豪强地主武装和王莽的残余势力也还不少之。
豪强地主在邯郸立诈称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为帝，最大声势。
刘秀依靠信都(治今河北冀县)太守任光、昌成(今河北冀县西北)人刘植、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人耿纯等地主武装的支持，
又得到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影宠的援助支持，击败了王郎进击。
更始帝派人立刘秀为萧王，
并令他罢兵去长安地。刘秀已成羽翼，
拒不受命，留在河北观望关中的变化形势。
他逐个吞灭了铜马丶高潮、重连等部农民军兵力，
关中一带把他称作“铜马帝”。
公元25年时，当赤眉军迫近长安时，
刘秀在囗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即皇帝位(光武帝)。
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
不久时，刘秀定都洛阳地，
史为东汉称之。同年九月时，
赤眉军入长安地。长安附近的豪强地主隐匿粮食，
武装抵制赤眉。赤眉军粮尽不支，西走陇阪地，
寻找出路。赤眉在那里受到割据势力隗器的阻挡和风雪的袭击，
折返长安地，
引众东归。这时，刘秀的军队已经扼守殽函地区，
截断了赤眉东归的道路，
赤眉军奋勇抗击，但终因粮尽力绌，
于建武三年(公元27)春败绩。
汉光帝刘秀继续镇压河北农民军实力。
并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
于建武五年统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区。
建武九年他平定了割据天水的隗器，
建武十二年平定了割据蜀地的公孙述的势力，
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第四集》之二十一第三章
第一节东汉王朝的建立
刘秀的家庭和身世
同刘縯一起反莽举事，
更始帝入洛阳后被派往河北去的刘秀是东汉政权的创造者。
这里不妨简述其家世及经历，
以对他有较完整的认识。
他原是西汉刘氏宗族中的一支，
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子。
其七世祖刘发为长沙定王，
曾阻时代举族由南方迁至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地，
刘秀即生于此。
秀字文叔，兄弟三人，长兄縯，
兄仲次。父刘钦曾为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县令职。
可见此时刘秀家在刘氏宗族中，
与皇帝已有相当疏远关系，
不过仍是当地的大地主。
有一次刘秀为其叔父舂陵俣敞“讼逋租”时，
竟有“租二万六千斛，
刍藁钱若千万”之。
刘秀9岁丧父，
即养于另一叔父良家里。
生长于豪富家庭中的刘秀，
自幼读书学习，青年时代曾到长安去，
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学《尚书》，
不过只能“略通大义”而已。
王莽末年时，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之际，
刘秀在南阳经营自己的田产。
地皇三年(公元22年)时，
南阳饥荒，刘纟寅之宾客劫人后时，
牵连刘秀，为避官府追捕获狱，
他躲至新野(今属河南)豪族邓晨家里。
此时的刘秀只是一般的绔子弟，
根本没有夺取天下之志，
所向往的无非是一般地主追求的、
官、财、色，
他曾表示过自己的理想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之。
“执金吾”是巡行官殿外的、秩“中二千石”的官职，
阴丽华乃新野当地大地主的女儿。
可见，当时刘秀与一个普通的贵族、地主子弟没什么两样子。
在新野，刘秀与邓晨等贩卖粮食于宛(今河南南阳市)地，
并结识了宛县大商人“著姓”李通。
“时南阳早饥，
而上田独收”，这一豪族富商、自然大发横财。
此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浪潮已席卷全国各地。
地处中原的南阳、新野、宛城也处于新市、平林和北方赤眉的夹击。
当地豪族地主也纷纷组织武装自保自。
李通之父守好星历、记，
为王莽宗卿师，已观察到新莽政权必被推翻的趋势，
曾对李通说，“刘氏当兴、李氏为辅”。
于是，李通即以八个字，
冒称文，怂恿刘秀举兵起事。
刘秀初尚不敢冒此风险，
但后来赤眉已南入颖川地：
新市、平林军已北进南阳地区，
又念见刘纟寅、李通等“豪结轻客”，
平时早结有一批敢于冒险之士，
有一定势力。
28岁的刘秀最后下决心起事。
反莽战争中的刘秀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时，
刘秀与李通及其从弟李轶等起兵于宛地，
刘秀兄刘縯发舂陵子弟七八千人计，
自称“柱天都部”，构成了这支武装的基本力量实力，
加入了势如破竹排山倒海的反莽战事。
起事开始，刘纟寅即派人与新市、平林兵联系，
与其帅王凤、陈牧相配合一致，
共攻长聚、唐子乡，杀湖阳尉吏。
在取得了初步胜利之后时，
因军中分财不均内讧而起，
刘秀乃“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
众乃悦”之，开始显露出才能组织能力。
不久时，刘秀、刘縯所率武装在小长安聚被王莽的甄阜、梁丘埸军败之。
刘秀姐元及次兄仲和宗族数十人皆死于此役。
新市、平林兵也纷纷离去。
在此危难关头，刘縯通过驻扎于宜秋的下江兵首领王常联系，
向诸路农民军晓以利害关系，
最后终将新市”平林两军联合一起，
于兰乡打败甄阜、梁丘赐军主力，
尽获其辎重武器，
使形势转危为安。
更始元年(公元24年)正月时，
又继续取得胜利，斩甄、梁二将死，
杀王莽军2万余。到这时，
刘氏所率的南阳宗族武装集团，
已经成为威胁最大的一支军队主力。
因为绿林、赤眉等起义军虽“众数十万人”计，
但“讫无文号旌旗标识”，
及后汉兵刘伯升(纟寅)起，
皆称将军，攻城略地”。
刘氏所率领的武装显然比绿林赤眉军有较好的组织纪律，
这才使王莽闻之“忧惧”。
刘氏兄弟在反莽联合武装中的名声也增高日益。
如前所述续，
南阳地主阶级武装与农民起义队伍的联合一起，
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时，
在建立更始政权的时候出现裂痕开始：
以南阳豪富为主的地主集团欲拥刘
纟寅立，而新市、平林等农民武装则拥刘玄立。
终因农民武装居绝对优势，
刘玄被立为更始皇帝。三月时，
就发生了昆阳大战役。
在昆阳战役中，刘秀以其勇敢、机智，使义军转败为胜利。
奠定了推翻王莽政权的基础。
尽管刘秀、刘縯兄弟投入到反莽战争的目的，
与农民起义军根本不同性质，
但在推翻王莽政权的过程中，
是有其一定功绩的。
刘秀在河北的发展
昆阳丈捷前后时，
更始政权中的两派势矛盾迅速尖锐化，
刘纟寅及其亲信刘稷被更始皇帝刘玄处死，
在南阳地主集团和农民军之间伏下了裂变痕迹。
不过，这时王莽政权尚未被推翻倒地，
刘秀暂时还无力与更始政权公开对立。
他不得不以韬晦之计，等待时机。
当他得到刘纟寅被杀消息之后时，
特地自城父至宛谢罪，在更始帝及农民起义诸将领面前显示，
既不自矜昆阳之战功绩，
也不为刘縯服丧“深引过而已”
“饮食言笑如平常”时。
从而取得了更始帝及诸将信任，
拜为破虏大将军职，
封武信侯。当年九月时，
更始军攻入长安地，
推翻王莽建立的新朝，十月时，
更始迁入洛阳后时，派刘秀慰问河北地，
刘秀有此机会率领一支人马从洛阳出发，向河北进击。
更始元年(公元23)十二月时，
当刘秀进驻真定之时，故赵缪王子林
以卜者王邯诈称成帝子子舆，
立为天子，都邯郸地。
又有故广阳王之子刘接，起兵蓟中地，
响应王郎。这两股突起的势力将刘秀军围住歼击，
并通缉刘秀，声言“购光武十万户”之。
更始二年(公元24年)正月时，
刘秀在蓟(今北京城西南)被追南逃，
“晨夜不敢入城邑，
舍食道傍”。在洛阳时，
伪称自己是“邯郸使者”才在传舍中骗得一顿饭吃，
至囗沱河又几乎被王郎捉去，
幸而河水结冰，
才免遭被擒去，
一直逃到信都(今河北邢台西南)地，
因太守任光开门出迎，
刘秀始脱险地。至信都后时，
刘秀即重整队伍，先在附近诸县征集4000人计，
攻取堂阳(今新河西北)、贯县(今束鹿西南)地区。
河北各地的地主武装也纷纷来附，王莽的和戌卒正(即太守)邵彤举郡投刘秀去；
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也“
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
以奉光武”并攻占下曲阳(今曲阳县)地。
归附刘秀的武装增至数万人计。
以此数万人为基础，
刘秀又北击中山地，
拔卢奴(今定县)地，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
在柏人(今隆尧西与王郎大将李育遭遇、大破之，
尽得其所获。此时，
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
也都各派部将吴汉、寇恂率骑兵向王郎进击。
四月时，刘秀率兵攻邯郸地，
五月破城，诛王郎死。刘秀消灭河北最主要的敌对势力，
从此立脚扎根这里。
刘秀同更始政权的公开分裂对立
更始、赤眉军火并之时，
也是刘秀势力大发展之日。
自灭王郎以后时，
刘秀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对立。
更始帝刘玄恐刘秀脱离自己的控制，
就派侍御史持节封刘秀为肃王级，并令其罢兵南归去。
刘秀岂肯就范轻易，
逐借口“河北未平”公然拒绝诏示。
从此与更始政权分庭抗礼，
单独在河北扩展势力。
当时王莽政权刚被推翻倒地，
虽有更始政权存在，
但全国尚无一个能统一政权控制局势，
除散布在各地的数以百支起义军外，
各地的地主和贵族也纷纷称王据地：
粱王刘永擅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地，
公孙述称王巴蜀地区，
李宪为淮南王自立，
秦丰自号楚黎王称之，
张步起琅琊地区，
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地区，
田戌起夷陵地，
“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地，
河北则成为刘秀的根据地。
短时期在全国出现了各武装集团并峙。
刘秀为巩固自身势力，
对敌对势力采取政治购买、分化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法方式，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破王郎后时，
曾发现自己的部下与王郎有勾结联系，
查找到“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的文书数千章。
刘秀并未根据这些文书捕杀所有被牵连的人士，
反而将这些文书烧掉，
使那些有异心的人放心无疑。
又如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季，
刘秀用计在馆陶及蒲阳大破铜马军后时，
并没有像其它地主武装一样，
对起义军进行屠杀，而将其渠帅封为列侯级，
以诱其部众降服头低，
还令各渠帅各归营勤兵，而且按行部阵自行轻骑。
铜马军终于被刘秀这些举动所感至极，
“由是皆服”之。
刘秀笼络人心的政治手段甚为奏效。
从此，以铜马军为基干的刘秀武装势力，
众达数十万余，以至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
刘秀还有另一手，即用武力镇压农民军主力。
他先向赤眉军的大彤、青犊部进击。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时，
又北击尤来、大枪、五幡等农民军于元氏，
追至北平(又称右北平，
今河北东北部)地，连破之。
但至顺水(一名徐水，今名漕河)被农民军所败击，
全军覆没，刘秀仅以身免死。
最后，他又在范阳收拾残军兵士，
将农民军逼进渔阳地，
用强弩将军陈俊计，
强迫百姓坚壁清野，使农民军无养给。
结果，这部分农民军在潞东(今北京市通县东)与平谷(今属北京市)被刘秀所破击，
一部分被屠杀，
大部分被收编为己。
刘秀就是以这样、软、硬两手兼施，
清除了河北地区的各个军事集团，从而一步步走近封建皇帝宝座的。
刘秀称帝，东汉建立
当刘秀集中主要力量在河北扩展势力这时，
赤眉和更始已展开剧烈的火并战事，
刘秀乘“更始、赤眉之乱”时，
派邓禹率２万精兵由河南向西进击。
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时，
邓禹军至箕关(今山西垣曲县境内)时。
这时，赤眉军有30万人向关中进击。
邓禹军则乘机击破河东都尉职，
进围安邑，
并于六月二十六日打败王匡部，
迫使黄河以北的更始军撤退它地，
刘秀另派大将冯异扼守孟津(今河北孟县东北)，
又派寇恂任太守留守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地，
以控制河南咽喉之地，
“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攻击。
寇恂在这里组织民众伐湛园之竹，
为矢百万余，养马2000匹，
收租400万斛，支持了刘秀在河北的军事之需。不久时，
由于绿林军中的李轶与冯并暗通联系，
不复与之争锋，使得冯军能顺利地北攻天井关地，
拔上党(郡)两城市，
南下河南(郡)成皋以来13县地，
又引军渡河，兵临洛阳城下地，
使洛阳的守将朱鲍震恐不已，
城门昼闭。
河南取胜的捷报传来，
刘秀左右诸将付摸到他欲称帝的心理，
便乘机请“上尊号”要刘秀称帝。
尽管刘秀早就对皇帝的宝座馋涎欲滴，
但此时还要推让一番：“何将军出是言？
可斩也”。不久时，刘秀解决了蓟县的农民军回到中山时，
诸将军请他称帝，
被他拒绝再次。但是，
行军至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
这一回他表示“吾将思之”。
似乎无可奈何是的，
实际上君臣心里各自十分清楚，
无非是装样欺骗人而已。六月时，
至口(今河北省柏乡县北)时，
有儒生囗华从关中捧《赤伏符》来献时，
这一道不知如何编造的符文称：“刘秀发兵捕不道，
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之。
“根据囗纬之学的解释，
四七二十八，自西汉高祖建立汉王朝，
至刘秀初起，共228年时期，
即“四七之际”，
汉为火德，即“火为主”子。
这就是“天”令刘秀当皇帝的证据。
群臣因复奏请，即然是“天意”，
当然不能再拒绝，于是刘秀就此“
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皇帝。
六月己未时，
在囗县南千秋亭五城陌地，
烟火缭绕，钟鼓齐鸣。
这里又在演出一幕登基的喜剧：
刘秀在群臣山呼礼拜之下，
当上新建的“汉”朝皇帝，
改元建武。宣布“大赦天下”，
并改鄗为高邑。从此，
刘秀就成为东汉王朝的第一代皇帝—汉光武帝。
当刘秀刚刚坐上皇帝的宝座之时，
东汉政权所辖的地域只限于北方一之地。
它要在全国恢复统一的、
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还必须完成两件事：
一是解决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农民军问题；
二是消灭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
这两件事在东汉政权建立后的十几年里，
才算勉强完成目的。
从公元25年开始，
刘秀在农民起义的火光中开始称帝，
此后就连年作战，；镇压农民起义，
扫除割据势力，
经过10余年的战争，终于将所有的、
足以与东汉政权对抗的军事集团和割据势力——消灭彻底。
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统治，
在血与火中又重新建立而起。
西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同时是愈来愈严重的兼并土地，
也是农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历史。
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
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
贾谊为此警告文帝：“饥寒切于民之肌肤，
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
国己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贾谊的“盗贼”所指，
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起义。
汉武帝统治时期，
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颇高的水平，
非遇水旱时，则农民可以勉强自给；
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
比以前更为严重。
官僚地主无不追逐田宅、产业和牛羊、奴婢，交相压榨农民。
武帝外事四夷，
内兴办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
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压力。
贫困破产的农民兄弟，
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榨取。
农民卖妻鬻子，
屡见不鲜范例。
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建议“
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
和“薄赎敛，省徭役”。
他认为，如果富者足以表现尊贵而不至于骄奢，
贫者足以维持生活而不至于忧苦之极，
那么，财富不匮，上下相安无事，
维持统治就容易。
显然，董仲舒的思想建议，
着眼于地主阶的长远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
所以无法实行。
从此以后时，农民的困苦更是有加无已。
武帝时期，
东郡(治今河南璞阳)一带有农民暴动发生，
以后流民愈来愈多趋势。
元封四年(前107)时，
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四十万口无户籍，
天汉二年(前90)以后时期，
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地区，
不时发生农民起义，
南阳有梅免、百政，
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系，
大群至数千人计。
在关中地区，
也有所谓“暴徒”阻险起事。
起义农民建立国号，攻打城邑，
夺取武库武器，
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官吏。
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起义，
在乡里抢夺地主财物粮食，
更是不可胜数。
汉武帝派“直指绣衣使者”分区镇压下去，
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
据险抗击，不挠不屈。
汉武帝又作《沉命法》律，
并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起义，
罪至于死。在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的时候，
汉武帝刘彻认识到要稳定统治，
光靠镇压是不行的，
还要在施政上有所转变，
使农民得以喘息。
他寄希望于“仁恕温谨”的“守文之主”卫太子(即以后所称的戾太子)。
他曾对卫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示：“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思。
但是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认识。
在他迟疑不决之时，
征和二年(前91)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以穷治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太子，
激起卫太子在长安的兵变起事。
结果，江充被杀而死，
太子也兵败自缢死。
经过这一段曲折过程以后时，
武帝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
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
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
停止向西修筑亭障设施，
并且下诏自责，申明此后务在禁苛暴行事，
止擅赋，力本农事，
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
只求不乏武备而已。同时，
他还命令赵过推行代田法律，
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种植。
这样，农民暴动暂时得以平息。
昭.宣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武帝死后，霍光辅佐八岁的昭帝，
继续实行武弟晚年的政策措施，
“与民休息”。
短短的几年内，流民稍返故里，
田野益辟，政府颇有积蓄，
西汉统治相对稳定时期。
昭帝始元六年(前81)时，
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
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职，
以示节俭从事，
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许多主张建议，
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桓宽的《盐铁论》一书，
即根据这次辩论写成的。
贤良、文学之议，
对于“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继续，
对于安定局面的继续维持，
起了促进作用。
但是他们关于盐铤等方面的要求具体，
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实施。
始元六年七月时，
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职，
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制。
汉宣帝刘询是戾太子之孙子，
启自民间。他继位后慎择刺史守相职，
平理刑狱，
并继续昭帝遗法，把都城郡国的苑囿、
公田假给贫民种植，
减免田赋，盐价降低。
这些政治经济措施，
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继续，
农业生产上升开始。
由于连年丰稔，谷价下降每石五钱币，
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
每石也不过八钱币，
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过去，
每年需要从关东漕运六百万斛粮食，
以供京师所需，宣武五凤年间(前57~前54)大司农从三辅、弘羊、河东、上党、太原各郡籴粟运京师，
关东漕卒因此罢省半数以上。
这是三辅、河东等地农业有了发展具体。
沿边许多地方这时都设立了常平仓地，
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调剂边地的供给。
更值得注意的是，
沿边的西河郡(今内蒙古东胜附近)以西共十一郡以及二农都尉职，
都因长期的屯田积蓄，
到了无帝初年时，有了可供大司农调拨的谷及钱币。
官府手工业得到发展继续。
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职，
东西织室，
生产规模都很庞大。铜器及铁器制造等手工业呈现繁荣景致。
所以班固称赞宣帝时技巧工匠械器，
元、成间很磋赶上。
汉宣帝被封时期的历史家为“中兴之主”称之，
刘向赞扬他政教明，法令行，安边境，
清四夷，款塞单于，
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
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当时西汉统治集团已深积弊，
豪强的发展和农民的流亡，
都已难于遏止，
所以阶级斗争外弛内张的形势，
实际上比文帝时要严重得多。
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进行暴动起事，
早己发展到攻打官府、抢夺囚徒，
搜索朝市、劫掠列侯的问题，
连宣帝自己也承认当时多贫困、
“盗贼”不止。
西汉末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元帝时，
西汉社会险象丛生持续。
农民由于受乡部胥吏无端勒索，
尽管由政府赐给土地，
也不得不贱卖从商，实在穷困已极，
就只有起为“盗贼”。
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势力，
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
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陵寝地区的制度也予以放弃。
儒生京房曾问元帝当今是不是治世，
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之。
成帝时，
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路子。
成帝大力加重赋敛，大兴徭役，
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见于载记。
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权力，
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等兄弟四人和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职，
王氏封侯者前后共达九人余，
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吏郡守要职，
都出于王氏。
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
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至几百顷之多地，
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占夺为已。
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
得到的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币。
外戚在元帝时还不很大势力，
资产千万者不多计；
他们后来家财成亿，
膏田满路，宅笫拟于皇帝，
都是在成、哀的短期暴敛形成的。
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权势，
大占良田之地，
丞相张禹买田至四百顷，
都有泾渭灌溉道渠，
地价极贵。以外土地，
他们的其他财物也多极。哀帝庞臣董贤得赐田两千顷余，
贤死后家财被斥卖，
得钱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巨。
商人的势力，又大为抬头这时。
长安、洛阳等地多有财寂千万的大商人，
成都大商人罗哀垄断巴蜀盐井之利，
巫厚赂外戚王根、幸臣淳干长，
依仗他们的势，
在各郡国大放高利贷，没人拖欠敢于。
成帝即位不久时，
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起义。
建始四年(前29)时，
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侯毋辟领导的暴动。
阴朔三年(前22）时，
有颖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的暴动。
鸿嘉三年(前18)时，
有自称“山君”的广汉(今四川金堂)郑拐所领导的暴动起事。
水始三年(前14)时，
有尉氏(今河南尉氏)儒生樊并等和山阳(今山东金乡)铗官徒苏令等的暴动起事，
苏令暴动经历十九郡国，诛杀长吏，夺取库兵，最为浩大声势。
哀帝时，面汉王朝更加严重危机。
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
孙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
规定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三十顷为限制，
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二百人计，列侯、公主一百人计，
以下至吏民三十人计，
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
这个办法受到当权的外戚官僚们的反对，因而被搁置。
农民处境如当时的鲍宣所说的，
“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之。
哀帝采纳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建议，
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来解脱西汉统治的危机。
他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
改元“太初元将”。
这充分暴露了西汉统治者空虚绝望的心理。
王莽代汉和改制
在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摇摇
欲坠统治，“再受命”说风靡一时，
王莽继诸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将军职。
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
王莽失势。
当丁、博等外戚和其他达官贵人激烈反对限田之议时，
太皇太后王氏(即原来的元帝王皇后)表示，
愿意把王氏家族除冢茔以外的田地全部分给贫民兄弟。
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职，
屡次损钱献地，
收揽民心。在政治上，
他一方面排除异己，
整治与平帝外家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
连引不附王氏的郡国豪杰，
死者以百数计；另一方面，
他又极力树立党羽，
笼络儒生，让他们为自己夺取政权支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者，以及祥瑞、呈符命者，
络绎不绝各地。
这些人都力图证明汉祚已尽，
王莽当为天子。平帝死，孺子婴立，
王莽继续辅政，称摄皇帝。
汉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相继起兵反对王莽，
关中二十三县民十万余响应群起，
一度震动长安城池，
但都被平息。
居摄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时，
王莽自立为帝，
改国号日新。为了解决西汉遗留的社会矛盾问题，
王莽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
托古改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时，
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
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
诏令说到权势之家占田无数，
而贫弱之人没有立锥之地；
又置奴婢市场，把奴婢同牛马关在一起，
专断奴婢性命乱律，
针对这种情况，诏令宣布：天下的土地，
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
一律改称私属，不准买卖于市。
人囗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并(九百亩)的人家，
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乡党、邻里。
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地。
有敢表示违抗者，流放四裔。
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
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变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奴婢的社会地位位置，
而是冻结土地和奴隶的买卖于市，
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
在此以后时期，
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
以此获罪的不可数计，
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
始建四年时，
王莽不得不改变这个诏令，
宣布王田皆得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处治。
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之。
不过王莽所定王田丶私属之制和山泽六莞之禁示，
名义上还是存在的，
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时，
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
才正式宣告废止。始建国二年时，
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莞制，
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
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一时，
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
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丶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
实行市场管理。
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价市，
叫做市平。物价高于平市，
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时，
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
由司市师按本价收买。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时，
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
欲经营生计而缺乏本钱的，
也可借贷低利。
六莞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宜，
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地，
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物的人课税。
六莞中除五均赊货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形式，
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的。
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莞的，
多是一些大商贾，
这也同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的。
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
能够基本上控制为国家服务的商人；
而王莽则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凭借控制，
所以对这些人也无能为力。
这些人乘传巡行，与郡县通同作弊，
盘剥人民，损公肥私。
所以王莽实行五均六莞，
同武帝实行同类措施，其结果也就各异无疑。
居摄二年时，
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钱币，
规定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之，
大钱一值五十，
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流通同时。
始建国元年时，
王莽废错刀、獒刀与五铢钱币，
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于市，
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
始建国二年时，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币，
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制，
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式。
人民毫无信任王莽钱币，
都私用五铢钱币，
王莽又加严禁，人民反抗不已。
王莽迫于民愤压力，
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币，
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
一家铸钱币，
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
地皇元年时，王莽又尽废旧币，
改行货布、货泉二品制。
货币不合理的变革，
引起经济混乱秩序，
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
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律，
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
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
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计。
到达钟官以后，还要易其夫妇，
以至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
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的严重问题，
使人民受苦最深，
人民的憎恨到了最大时期。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更改大事。
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
都大加以改之。
他还恢复五等爵级，
滥加封赏。俸禄无着官吏，
就想方设法扰民获取。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乱愈来愈大。
他为了挽回威信危机，拯救危亡境地，
一面继续玩弄符命的把戏，
一面发动对匈奴和对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战役。
沉重的征发赋役，战争的骚袭，
残酷的刑律，
使农民完全丧失了生路。据官吏报示，
人民苦于法禁烦苛，无措手足，
尽力耕耘，不足以给税费；
闭门自守，又受到邻伍铸钱挟铜的株连问律。
奸吏烦扰人民，人民无路可走时，
不得不起为“盗贼”。
严重的天灾也向农村不断袭击，
米价高达五千钱、万钱一右，
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计。
这种情况更促使农民暴动风起云涌。
西汉宗室旧臣反对王莽的斗争也不断发起，
而且逐渐与农民的斗争发生联系。
在西汉统治的穷途末路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王莽，
不能解脱社会危机。
更始元年(公元23)时，
王莽政权终于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崩溃彻底。
绿林、赤眉起义
绿林军
反对王莽政权的农民起义，
首先在北方边郡地区。
王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的征发，
在边郡比在内地更为严重压力。
边境驻军数十万计，
不但仰给边民供给，而且骚扰大肆，
边民不堪其苦，铤而走险各地，
反抗众聚。始建国三年(公元11)时，
边民弃城郭流亡，随处暴动起事，
并州、平州一带更为猛烈。
天凤二年(公元15)时，
五原、代郡民举行暴动起事，
数千人为群，转入旁邯地。
接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相继出现了农民暴动起义。
天凤四年时、
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州(今江苏苏州)起义，
出没于湖海之间。同年吕母在海曲(今山东日照)起义，
杀县令、入海坚持战斗到底。
此伏彼起的暴动起事，
预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即将来临开始。
天凤年间里，
荆州一带遇到连年的大饥荒，
农民相率到野泽中掘荸荠为食。
他们人数越聚越多时，
形成一支武装力量，
推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凤为首领指挥管理，
不时攻击附近的乡聚。
他们隐蔽在绿林山中(今湖北山北)地，
因而被称为绿林军。几月后时，
绿林军发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三年时，
绿林山中流行疾疫，绿林军出山，
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
西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地，
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
北上南阳地区，
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
平林人陈牧、廖湛率兵响应而起，
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一支平林兵力。
汉宗室刘玄这时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南阳大地主刘纟寅、刘秀兄弟也是汉宗室，
他们以“复高租之业”的号子，
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势力，
并且把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
称为春陵军组织，
参加反对王莽的行列。
春陵军与王莽军接战不利，
乃与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约定“合纵”一师。
这时绿林军连败莽军，
发展到十多万人计。
绿林军领袖为了扩大影响，
于宛城南面的淯水上拥立刘玄作皇帝，
恢复汉的国号，
年号更始(公元23)时。
刘玄在宗室中是没落的一员，
虽早参加起义，却无兵权实力。
绿林军领袖拥刘玄为帝，
这是他们受到刘汉正统思想影响的表现；
但是立刘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刘縯为帝，
又是绿林军领袖疏远刘縯、刘秀的结果。
绿林建号以后时，
王莽发州郡兵四十二万计，
由王邑、王寻率领，阻止绿林军进击。
六月时，王莽军前锋十多万人计，
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地。
绿林军八九千人，由王凤、王常率领，
坚守昆城，积孥乱发，矢下如雨。
刘秀等十三骑突出围城，发郾、定陵营兵数千人援昆阳、王邑、王寻一战败绩，
王寻被杀而死。
城中守军乘势出击，里外合势，
莽兵大溃，士卒相践踏，奔走百余里。
绿林军在这一战役中夺获军实辎重车甲珍宝，
不可数计。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战役。
昆阳战后时，
海内闻风而起，起兵诛杀牧守职，
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更始诏示。
显然，这次战役对于绿林军人关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作用关系。
刘秀在昆阳之乱中立了功绩，
刘纟寅又夺得宛城，逐渐凌驾于农民势力，
因此新市、平林诸将劝更始帝把刘縯杀死。
接着，绿林军分兵两路向王莽进击。
一路由王匡率领，攻克洛阳城池。
更始帝在洛阳派遣刘秀到河北去发展势力，
刘秀北上后，逐步脱离了农民军的控制。
另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
西入武关地区。析县人邓晔起兵攻下武关地，
迎入绿林军，合兵直取长安城地，
关中震动。这时长安发生暴动起事，
王莽被杀，长安被绿林军迅速克之。
更始二年初时，
更始帝迁都长安。进入长安的绿林军严明纪律，
一无所动府库宫室，
长安不改于旧市。
绿林军瓦解了一批关中的豪强武装势力，
迅速平定三辅职。
但是不久以后时，
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宫廷生活方式，
地主儒生大肆活动，
起义军内部离心离德的现象便逐渐出现，矛盾顿起。
赤眉军
比绿林军发动起义稍后时，
琅邪人樊崇等在莒县起义。
樊崇作战勇敢，
青、徐各地起义领袖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等都率部归附他指挥。他们在泰山、北海一带进行斗争攻击，
击败田况所部莽军攻击。
参加这支起义军的都是为饥饿所迫的农民兄弟，
他们同绿林军一样，起初并无攻城徇地的意图目的。
他们因袭汉朝乡官、小吏称之，
把各级首领分别称为三老、从事、卒史，
彼此之间以巨人称之。
他们没有文书、旌旗、号令、部曲，
口头相约：“杀人者死，
伤人者偿创”。为了作战时区别与敌，
他们把眉毛涂红，因而获得赤眉军的称号传于各地。
公元22年时，
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
率军十多万计，进攻这一支起义军主力。
王匡、廉丹的军队残害百姓，十分横暴各地，
百姓作歌道：“宇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
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击败莽军进击，
杀廉丹，大为扩展势力。
当刘玄进入落阳时，
赤眉军也在中原活动，
樊崇等二十多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予。
刘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乃脱离刘玄组织，
转战于今河南一带地区。
赤眉军虽然连获胜利，
但是部众思归。赤眉领袖认为部众回乡必散无力，
于是率领他们西攻长安之地。
公元25年时，赤眉军进至华阴时，
有众三十万计。
赤眉领袖在巫师怂恿下，
在军中找到一个没落的西汉宗室、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作皇帝。
接着，赤眉军向长安进击，
推翻了刘玄的统治。
农民起义失败
刘秀东汉王朝建立
赤眉人入关时，
刘秀也派兵向关中进击。在此之前时，
当刘秀更始元年(公元23)冬渡黄河北上时，
黄河以北有铜马、高瑚、重连、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富平、获素等部农民军势力。
他们各领部曲，或以山川土地为名字，
或以军容强盛为号子，
据说有数百万人计。
除了农民军以外，
各地豪强地主武装和王莽的残余势力也还不少之。
豪强地主在邯郸立诈称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为帝，最大声势。
刘秀依靠信都(治今河北冀县)太守任光、昌成(今河北冀县西北)人刘植、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人耿纯等地主武装的支持，
又得到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影宠的援助支持，击败了王郎进击。
更始帝派人立刘秀为萧王，
并令他罢兵去长安地。刘秀已成羽翼，
拒不受命，留在河北观望关中的变化形势。
他逐个吞灭了铜马丶高潮、重连等部农民军兵力，
关中一带把他称作“铜马帝”。
公元25年时，当赤眉军迫近长安时，
刘秀在囗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即皇帝位(光武帝)。
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
不久时，刘秀定都洛阳地，
史为东汉称之。同年九月时，
赤眉军入长安地。长安附近的豪强地主隐匿粮食，
武装抵制赤眉。赤眉军粮尽不支，西走陇阪地，
寻找出路。赤眉在那里受到割据势力隗器的阻挡和风雪的袭击，
折返长安地，
引众东归。这时，刘秀的军队已经扼守殽函地区，
截断了赤眉东归的道路，
赤眉军奋勇抗击，但终因粮尽力绌，
于建武三年(公元27)春败绩。
汉光帝刘秀继续镇压河北农民军实力。
并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
于建武五年统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区。
建武九年他平定了割据天水的隗器，
建武十二年平定了割据蜀地的公孙述的势力，
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第四集》之二十一第三章
第一节东汉王朝的建立
刘秀的家庭和身世
同刘縯一起反莽举事，
更始帝入洛阳后被派往河北去的刘秀是东汉政权的创造者。
这里不妨简述其家世及经历，
以对他有较完整的认识。
他原是西汉刘氏宗族中的一支，
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子。
其七世祖刘发为长沙定王，
曾阻时代举族由南方迁至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地，
刘秀即生于此。
秀字文叔，兄弟三人，长兄縯，
兄仲次。父刘钦曾为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县令职。
可见此时刘秀家在刘氏宗族中，
与皇帝已有相当疏远关系，
不过仍是当地的大地主。
有一次刘秀为其叔父舂陵俣敞“讼逋租”时，
竟有“租二万六千斛，
刍藁钱若千万”之。
刘秀9岁丧父，
即养于另一叔父良家里。
生长于豪富家庭中的刘秀，
自幼读书学习，青年时代曾到长安去，
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学《尚书》，
不过只能“略通大义”而已。
王莽末年时，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之际，
刘秀在南阳经营自己的田产。
地皇三年(公元22年)时，
南阳饥荒，刘纟寅之宾客劫人后时，
牵连刘秀，为避官府追捕获狱，
他躲至新野(今属河南)豪族邓晨家里。
此时的刘秀只是一般的绔子弟，
根本没有夺取天下之志，
所向往的无非是一般地主追求的、
官、财、色，
他曾表示过自己的理想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之。
“执金吾”是巡行官殿外的、秩“中二千石”的官职，
阴丽华乃新野当地大地主的女儿。
可见，当时刘秀与一个普通的贵族、地主子弟没什么两样子。
在新野，刘秀与邓晨等贩卖粮食于宛(今河南南阳市)地，
并结识了宛县大商人“著姓”李通。
“时南阳早饥，
而上田独收”，这一豪族富商、自然大发横财。
此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浪潮已席卷全国各地。
地处中原的南阳、新野、宛城也处于新市、平林和北方赤眉的夹击。
当地豪族地主也纷纷组织武装自保自。
李通之父守好星历、记，
为王莽宗卿师，已观察到新莽政权必被推翻的趋势，
曾对李通说，“刘氏当兴、李氏为辅”。
于是，李通即以八个字，
冒称文，怂恿刘秀举兵起事。
刘秀初尚不敢冒此风险，
但后来赤眉已南入颖川地：
新市、平林军已北进南阳地区，
又念见刘纟寅、李通等“豪结轻客”，
平时早结有一批敢于冒险之士，
有一定势力。
28岁的刘秀最后下决心起事。
反莽战争中的刘秀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时，
刘秀与李通及其从弟李轶等起兵于宛地，
刘秀兄刘縯发舂陵子弟七八千人计，
自称“柱天都部”，构成了这支武装的基本力量实力，
加入了势如破竹排山倒海的反莽战事。
起事开始，刘纟寅即派人与新市、平林兵联系，
与其帅王凤、陈牧相配合一致，
共攻长聚、唐子乡，杀湖阳尉吏。
在取得了初步胜利之后时，
因军中分财不均内讧而起，
刘秀乃“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
众乃悦”之，开始显露出才能组织能力。
不久时，刘秀、刘縯所率武装在小长安聚被王莽的甄阜、梁丘埸军败之。
刘秀姐元及次兄仲和宗族数十人皆死于此役。
新市、平林兵也纷纷离去。
在此危难关头，刘縯通过驻扎于宜秋的下江兵首领王常联系，
向诸路农民军晓以利害关系，
最后终将新市”平林两军联合一起，
于兰乡打败甄阜、梁丘赐军主力，
尽获其辎重武器，
使形势转危为安。
更始元年(公元24年)正月时，
又继续取得胜利，斩甄、梁二将死，
杀王莽军2万余。到这时，
刘氏所率的南阳宗族武装集团，
已经成为威胁最大的一支军队主力。
因为绿林、赤眉等起义军虽“众数十万人”计，
但“讫无文号旌旗标识”，
及后汉兵刘伯升(纟寅)起，
皆称将军，攻城略地”。
刘氏所率领的武装显然比绿林赤眉军有较好的组织纪律，
这才使王莽闻之“忧惧”。
刘氏兄弟在反莽联合武装中的名声也增高日益。
如前所述续，
南阳地主阶级武装与农民起义队伍的联合一起，
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时，
在建立更始政权的时候出现裂痕开始：
以南阳豪富为主的地主集团欲拥刘
纟寅立，而新市、平林等农民武装则拥刘玄立。
终因农民武装居绝对优势，
刘玄被立为更始皇帝。三月时，
就发生了昆阳大战役。
在昆阳战役中，刘秀以其勇敢、机智，使义军转败为胜利。
奠定了推翻王莽政权的基础。
尽管刘秀、刘縯兄弟投入到反莽战争的目的，
与农民起义军根本不同性质，
但在推翻王莽政权的过程中，
是有其一定功绩的。
刘秀在河北的发展
昆阳丈捷前后时，
更始政权中的两派势矛盾迅速尖锐化，
刘纟寅及其亲信刘稷被更始皇帝刘玄处死，
在南阳地主集团和农民军之间伏下了裂变痕迹。
不过，这时王莽政权尚未被推翻倒地，
刘秀暂时还无力与更始政权公开对立。
他不得不以韬晦之计，等待时机。
当他得到刘纟寅被杀消息之后时，
特地自城父至宛谢罪，在更始帝及农民起义诸将领面前显示，
既不自矜昆阳之战功绩，
也不为刘縯服丧“深引过而已”
“饮食言笑如平常”时。
从而取得了更始帝及诸将信任，
拜为破虏大将军职，
封武信侯。当年九月时，
更始军攻入长安地，
推翻王莽建立的新朝，十月时，
更始迁入洛阳后时，派刘秀慰问河北地，
刘秀有此机会率领一支人马从洛阳出发，向河北进击。
更始元年(公元23)十二月时，
当刘秀进驻真定之时，故赵缪王子林
以卜者王邯诈称成帝子子舆，
立为天子，都邯郸地。
又有故广阳王之子刘接，起兵蓟中地，
响应王郎。这两股突起的势力将刘秀军围住歼击，
并通缉刘秀，声言“购光武十万户”之。
更始二年(公元24年)正月时，
刘秀在蓟(今北京城西南)被追南逃，
“晨夜不敢入城邑，
舍食道傍”。在洛阳时，
伪称自己是“邯郸使者”才在传舍中骗得一顿饭吃，
至囗沱河又几乎被王郎捉去，
幸而河水结冰，
才免遭被擒去，
一直逃到信都(今河北邢台西南)地，
因太守任光开门出迎，
刘秀始脱险地。至信都后时，
刘秀即重整队伍，先在附近诸县征集4000人计，
攻取堂阳(今新河西北)、贯县(今束鹿西南)地区。
河北各地的地主武装也纷纷来附，王莽的和戌卒正(即太守)邵彤举郡投刘秀去；
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也“
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
以奉光武”并攻占下曲阳(今曲阳县)地。
归附刘秀的武装增至数万人计。
以此数万人为基础，
刘秀又北击中山地，
拔卢奴(今定县)地，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
在柏人(今隆尧西与王郎大将李育遭遇、大破之，
尽得其所获。此时，
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
也都各派部将吴汉、寇恂率骑兵向王郎进击。
四月时，刘秀率兵攻邯郸地，
五月破城，诛王郎死。刘秀消灭河北最主要的敌对势力，
从此立脚扎根这里。
刘秀同更始政权的公开分裂对立
更始、赤眉军火并之时，
也是刘秀势力大发展之日。
自灭王郎以后时，
刘秀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对立。
更始帝刘玄恐刘秀脱离自己的控制，
就派侍御史持节封刘秀为肃王级，并令其罢兵南归去。
刘秀岂肯就范轻易，
逐借口“河北未平”公然拒绝诏示。
从此与更始政权分庭抗礼，
单独在河北扩展势力。
当时王莽政权刚被推翻倒地，
虽有更始政权存在，
但全国尚无一个能统一政权控制局势，
除散布在各地的数以百支起义军外，
各地的地主和贵族也纷纷称王据地：
粱王刘永擅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地，
公孙述称王巴蜀地区，
李宪为淮南王自立，
秦丰自号楚黎王称之，
张步起琅琊地区，
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地区，
田戌起夷陵地，
“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地，
河北则成为刘秀的根据地。
短时期在全国出现了各武装集团并峙。
刘秀为巩固自身势力，
对敌对势力采取政治购买、分化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法方式，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破王郎后时，
曾发现自己的部下与王郎有勾结联系，
查找到“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的文书数千章。
刘秀并未根据这些文书捕杀所有被牵连的人士，
反而将这些文书烧掉，
使那些有异心的人放心无疑。
又如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季，
刘秀用计在馆陶及蒲阳大破铜马军后时，
并没有像其它地主武装一样，
对起义军进行屠杀，而将其渠帅封为列侯级，
以诱其部众降服头低，
还令各渠帅各归营勤兵，而且按行部阵自行轻骑。
铜马军终于被刘秀这些举动所感至极，
“由是皆服”之。
刘秀笼络人心的政治手段甚为奏效。
从此，以铜马军为基干的刘秀武装势力，
众达数十万余，以至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
刘秀还有另一手，即用武力镇压农民军主力。
他先向赤眉军的大彤、青犊部进击。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时，
又北击尤来、大枪、五幡等农民军于元氏，
追至北平(又称右北平，
今河北东北部)地，连破之。
但至顺水(一名徐水，今名漕河)被农民军所败击，
全军覆没，刘秀仅以身免死。
最后，他又在范阳收拾残军兵士，
将农民军逼进渔阳地，
用强弩将军陈俊计，
强迫百姓坚壁清野，使农民军无养给。
结果，这部分农民军在潞东(今北京市通县东)与平谷(今属北京市)被刘秀所破击，
一部分被屠杀，
大部分被收编为己。
刘秀就是以这样、软、硬两手兼施，
清除了河北地区的各个军事集团，从而一步步走近封建皇帝宝座的。
刘秀称帝，东汉建立
当刘秀集中主要力量在河北扩展势力这时，
赤眉和更始已展开剧烈的火并战事，
刘秀乘“更始、赤眉之乱”时，
派邓禹率２万精兵由河南向西进击。
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时，
邓禹军至箕关(今山西垣曲县境内)时。
这时，赤眉军有30万人向关中进击。
邓禹军则乘机击破河东都尉职，
进围安邑，
并于六月二十六日打败王匡部，
迫使黄河以北的更始军撤退它地，
刘秀另派大将冯异扼守孟津(今河北孟县东北)，
又派寇恂任太守留守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地，
以控制河南咽喉之地，
“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攻击。
寇恂在这里组织民众伐湛园之竹，
为矢百万余，养马2000匹，
收租400万斛，支持了刘秀在河北的军事之需。不久时，
由于绿林军中的李轶与冯并暗通联系，
不复与之争锋，使得冯军能顺利地北攻天井关地，
拔上党(郡)两城市，
南下河南(郡)成皋以来13县地，
又引军渡河，兵临洛阳城下地，
使洛阳的守将朱鲍震恐不已，
城门昼闭。
河南取胜的捷报传来，
刘秀左右诸将付摸到他欲称帝的心理，
便乘机请“上尊号”要刘秀称帝。
尽管刘秀早就对皇帝的宝座馋涎欲滴，
但此时还要推让一番：“何将军出是言？
可斩也”。不久时，刘秀解决了蓟县的农民军回到中山时，
诸将军请他称帝，
被他拒绝再次。但是，
行军至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
这一回他表示“吾将思之”。
似乎无可奈何是的，
实际上君臣心里各自十分清楚，
无非是装样欺骗人而已。六月时，
至口(今河北省柏乡县北)时，
有儒生囗华从关中捧《赤伏符》来献时，
这一道不知如何编造的符文称：“刘秀发兵捕不道，
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之。
“根据囗纬之学的解释，
四七二十八，自西汉高祖建立汉王朝，
至刘秀初起，共228年时期，
即“四七之际”，
汉为火德，即“火为主”子。
这就是“天”令刘秀当皇帝的证据。
群臣因复奏请，即然是“天意”，
当然不能再拒绝，于是刘秀就此“
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皇帝。
六月己未时，
在囗县南千秋亭五城陌地，
烟火缭绕，钟鼓齐鸣。
这里又在演出一幕登基的喜剧：
刘秀在群臣山呼礼拜之下，
当上新建的“汉”朝皇帝，
改元建武。宣布“大赦天下”，
并改鄗为高邑。从此，
刘秀就成为东汉王朝的第一代皇帝—汉光武帝。
当刘秀刚刚坐上皇帝的宝座之时，
东汉政权所辖的地域只限于北方一之地。
它要在全国恢复统一的、
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还必须完成两件事：
一是解决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农民军问题；
二是消灭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
这两件事在东汉政权建立后的十几年里，
才算勉强完成目的。
从公元25年开始，
刘秀在农民起义的火光中开始称帝，
此后就连年作战，；镇压农民起义，
扫除割据势力，
经过10余年的战争，终于将所有的、
足以与东汉政权对抗的军事集团和割据势力——消灭彻底。
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统治，
在血与火中又重新建立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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