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要当个成器的孩子

    我的家原先在铁李川的一座山崖下，山上和左右都盘踞着人家。东家的鸡一叫，西家的跟上鸣；上面的狗一咬，下面的跟着汪汪。山脚下，有一条时宽时窄的马莲河支流，在大山与川地之间蜿蜒地流向远方，在我的视线里，那河像条脏兮兮的青白布带，流向了山的那一面。

    前面提过，铁李川姓李的人比较多。我的太爷在同族中是个比较有能力的人，土地多，马车多，当然家里的劳力也多，说白了就是个小地主。到了我爷手里，他喜欢赌博，经常出入合水、宁县的赌场茶馆，直到他生命的晚期，一点家底都被他赌完了。到了我父亲的这一代，家里基本是一穷二白了。

    我就出生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家里。我们姐弟四人，我是老三。从我记事起，我家是一个面向阳的崖庄院，且坐落在半山腰，里面挖了几孔窑洞，我们全家就在这几孔窑洞里生活。哥哥和弟弟与我年龄的相差只有三四岁。那时候是农村集体所有制时代，铁李川的山地居多，土地薄，在农业种植上又不具备现在这个科技技术，多数人是靠挣工分、分粮食过日子，那时我们都小，家里劳力少，家里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那年头，除了过年才能吃到白馒头，其余都是洋芋、杂粮和掺杂着麸皮的黑馍馍。有时候，我们饿得受不了，就巴巴的立在在锅台前，似乎要生吃。妈妈心里烦了，就举起了火棍，赶开我们。我们兄弟三个，经常顶了一床被子过夜，炕上除过竹子编的光席之外，几乎没有享受过被单褥子之类的东西。至于衣服，只要不光着屁股就行。村里的男娃娃有的到了三四岁，还光着屁股，生怕自己没裤子穿，也把自己的裸露出去，特别怕裸露在女娃娃面前，因此和哥哥弟弟相比，我是个经常在妈妈跟前争取衣服的人。冬天里，我们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夏天了，就穿着一套勉强可以遮羞的褂子。冷了，钻在炕窝里取暖；热了，就下到河里嬉水。那时候，嬉水是我最快乐的事。尽管我们头上身上沾满了泥水，看上去一个个像站立的泥鳅一样光不溜秋的，但是，这光不溜秋的日子，却很快乐。

    上小学之前，我的生活基本是玩耍。经常和同龄的孩子一起打牌牌，折纸包包，或是弄个弹弓学射击，打一打狗头，瞄一瞄鸟儿。有时候，还跟上比我大的娃娃学扣麻雀。怎么扣呢？就是给地上撒一点粮食，然后将筛子架在粮食上面，我们趴在麦草摞后面等着麻雀进筛子吃食，这个时候，我们就将拴筛子的线线一拉，那筛子就将麻雀扣在了里面。然后将将麻雀捉住，拴在一起，给其糊上泥，最后是活生生地放在火上烤，直到能烤熟。

    那时候，每当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感觉麻雀肉很好吃，如同从家里传出的饭的味道一样，总给我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从表面看，在农村环境下的娃娃大部分都是傻兮兮的，其实对新生事物同样充满好奇。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村里进来一个照相的，大人娃娃都围着看，我硬是哭着缠住姐姐让人家给我照相，姐姐只好给我出了钱，但当照片从合水县城洗回来之后，我一看，懵了，可能是哭过鼻子的缘故，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受到了惊吓一样，充满了恐惧。我感觉自己很丑，当时就把照片撕了。

    这可能是人性的一种本能地体现吧，那时候，我已经能模糊地分辨出美与丑了，这让我对于自己身边的环境有了好奇的观察和认知能力。

    1978年后季，我到铁李川小学上学。在我走进学校的那一年，只上了三年学的哥哥就辍学了。由于家里太穷，上学需要交几块钱的学费，父亲抱的态度是：谁能读进去书，就读；不能读，识个字就行了。姐姐比较聪明，父亲就让姐姐继续上；哥哥贪玩，父亲就让其回家，我和弟弟就顺理成章地上了学。

    当时的学校只有一栋房子，没有院墙，也没有其他设施，教室门前是个比较大的场院。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前三年在我家门口村里上，后两年到宫河小学上学。前三年记忆最深刻的老师就是班主任习惠如，他终年四季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脚上不穿袜子。他后来当铁李川小学校长，一直到去年退休。现在，我们川里的娃娃几乎都是他教出来的。习惠如老师对学生抓得很严，不像有的学校有的班级，班主任还带头和学生打扑克玩。习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是，谁不好好学，或者学不会，他就硬打着教你。他经常给我们讲“悬梁夜读”和秀才考试、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目的让我们成为铁李川的秀才。为了管教我们，他在教育方式上有点暴力倾向之外，还有点不择手段，譬如为了让我们节省“铅笔”，只要不是吹风下雨，就让我们到场院的地上去写字算算术。当然，在地上写字的“铅笔”不会真正的铅笔，而是从废电池里挖出的黑芯子。那年月，即使废电池这个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每当需要到院里写字的时候，老师才把这有限的“铅笔”发给学生。而且每次在发笔之前，要求我们围绕他蹲个圈儿，然后他给每个学生往过发。

    记得有一次，发到我跟前时，没了，我情急之下，一把夺过身边同学手里的“铅笔”，习老师见状，来打了我一个巴掌，让我用石子在地上写，而且还要写好。我就乖乖地按照他的意思，在地上划一个方格，在方格里划上横线，然后在在横线上写了起来。

    尽管那时候笔墨纸砚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限，但是作为农村孩子，总有一些办法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缺陷，当时在老师的启发和带动下，铁李川的学生，没有人不经历这种原始的学习方式。

    习老师给我们讲语文算术的同时，还讲一讲发生在我们合水县的故事，譬如“太白夺枪”故事，譬如在马莲河畔挖出了“黄河古象”化石的故事，当然还有铁拐李在铁李川悬壶济世的故事，可以说，儿时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听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逐渐了解了我的村庄。也在故事中，我的心一次次的越过群山，像天空翱翔的小鸟一样飞向了远方。

    有时候，在和伙伴玩耍时，我们还利用起了故事中的情景——玩起了“太白夺枪”的游戏，我自告奋勇地当起了英雄，带着野性十足的伙伴，对着躲在山洼里的“敌人”，以树枝当枪使，打了起来。打到最后，就是短兵相接的肉搏。谁被扑倒，谁就举手投降。我们玩的逼真，玩的热闹，惹得村里的狗儿眼红，都跟着我们跑得不停。

    对英雄的模仿使我在伙伴的群体中逐渐有了威信，用一个文绉绉的词来形容，就是成了“孩子王”。但是有一件事，让我这个“孩子王”很没面子——那是因为爷爷的一次“偷粮”事件。从我记事起，我发现爷爷就是个瘸子，据说他当年从桑树掉下来之后摔坏了腿，由于没有钱治病，让其自然愈合，最后腿就瘸了。因为他行动不便，生产队就安排他看麦场。那时候家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爷爷为了接济我们全家的口粮，就利用看场的便利，就把场里的麦子装了一点。在他偷偷装麦子的同时，被滨娃发现了。滨娃是我村上的农民，路过麦场时发现了爷爷的事儿，就偷偷躲在麦场对面的高粱地里盯了起来，待爷爷背着粮食口袋要离开时，滨娃给生产队队长举报了。

    针对爷爷偷粮食的行为，生产队专门开了群众大会。那年月，一旦那个生产队要召开群众大会，学校的学生都要参加。当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听到老师吹口哨，喊集合，要带我们去会场。当时，群众大会就在蒲河对面的宫河村。

    我感到一股耻辱感朝我戳来，忙左右瞥了一下，生怕有人认出。但偏偏就有同学

    高声叫道：“啊呀，是李小峰的爷爷，偷粮贼。”随着这一声，同学的目光立即齐刷刷地看向我。有的前倾，有的后仰，都试图从学生队伍中看到我。尽管带队的老师冷着声音在制止，喊他们别出声，站好队形，但毕竟是娃娃，老师再怎么维护我的尊严，都遏制不了他们的好奇心。看到这情形，我低着头，不敢看爷爷的背影，不敢正视同学，

    在那一刻，我感到我突然长大了，懂事了，因为我心里有了这样一个信念：这辈子就是被饿死，都不去偷粮！

    而这个曾经举报过爷爷李滨娃后来在山里是挖沙子的时，工地塌了，压坏了他的双腿，导致双腿都瘸了。他本来家境不太好，腿瘸了以后家里更困难了，2004年，我想给铁李川的百姓捐点款，在家乡摸排困难户时，听到了他的情况。在这一瞬间，我脑海里首先跃出的念头就是：帮助他！我当即给他捐助了2000元。在我的家乡铁李川，他是第一个接受我捐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