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裨补阙漏
皇帝李治这回风疾好转之后，愈发勤政起来，耒耜之事免不了斥责一番，可以想象的是，准备这一把豪华版耒耜的官员前途堪忧了。
换回了正常的耒耜，李治就要下场耕地了，李弘也不能闲着，鼓励农耕是国策，皇帝推了九趟地，你还能比皇帝推地少吗！
没啥说的，翻地呗。
耒耜只是个小插曲，皇帝亲耕藉田之礼后，很快就在一次朝会之中发了怒，斥责侍臣们不进贤才。
场面一时非常安静，全场落针可闻，群臣没有一个说话的，李弘做着本职工作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吏部侍郎（司列少常伯）李安期上前答道：
“天下不是没有贤人，也不是群臣敢于埋没贤人。近来公卿若有所推荐，好进恶言的人已指责为结党营私，失意的贤者尚未得到进用，在位的举荐者先已获罪，于是各人赶忙闭口。陛下果真能诚心诚意对待臣下，有谁不愿意推举所知道的贤人！这个问题关键在陛下，不在于群臣。”
李安期没说假话，以当前的政治生态来说，举荐者和被举荐者是天然的朋党，天生具有同样的政治标签。但也没他说的这般夸张，通常被举荐者会因为恩主的存在而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比如前朝贞观年间的名相马周，就是被举荐起来的。否则那些宰相权贵的府前，哪会有那么多想着投递文集和干谒诗的士人。
哪怕不能被直接举荐，能扬名也好啊，毕竟机会就那么多，你不去抢就被旁人抢走了。
此外，本朝虽然扩大了科举制的资格范围，但录取人数依旧非常少，而且还是非糊名考试，虽然近乎一年一榜，但每年进士只有约二十人，以明经为主的诸科也不过百余人，这对于整个大唐的治理来说显然是不足的，是以传统的举荐、恩荫仍旧保有一席之地。
即便是皇帝本人也不能说李安期的话没道理，李治只能表示欣然接受，并表示希望群臣都要写奏疏，陈述朝政的鄙陋欠缺之处，用以裨补阙漏。
这算是自贞观朝开始的老传统了，最开始的时候还会有武将去找李二凤抱怨说不知道写啥，李二凤表示他又不会因言治罪，想写啥写啥，但就是不能啥也不写，憋也得憋出来几句。
到了本朝，长孙无忌掌权期间，李治也发出过这方面的诏令，然后发现根本就没人写，呈上来的奏疏全是歌功颂德的。这自然是有问题的，但在长孙无忌口中就变成了一切安好，官员尽心尽力、百姓安居乐业，就差发明出一个“众正盈朝”了。
群臣都要写，李弘自然也躲不掉，下朝之后，李治还特意把李弘叫到身边耳提面命了一番，让他好好思考奏疏怎么写，慎重对待，有什么不懂的及时去问戴至德。
戴至德是接替于志宁的人选，去年年底，皇帝正式批准了于志宁的致仕，戴至德由此从地方刺史又转为京官。如今为中书侍郎，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戴至德加同三品衔入政事堂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能被李治这般看重，戴至德的出身也不简单，他原是名相戴胄的兄之子，后来被过继为戴胄的嗣子，可以承袭爵位的那种，本身也是既有才华又有胸襟之人。
话说回来，直到现在，朝堂中的主力依旧是贞观朝发掘出的人才，也不怪皇帝急着要大臣们举荐贤才。
在历史上，高宗朝的不少宰相在史书上的记载称得上只有名字，连几件值得书写的事迹都找不到，到了高宗离世时，因为各种缘故宰相的人选更是发展到了后继无人的地步，群相制形同虚设，直接导致了裴炎一家独大，为一代女皇的崛起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高宗朝的人才选拔之差可见一斑。
而在军中更是如此，本次攻打高句丽，领头的人选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老将，即便是薛仁贵这种算是中青一代的领军人物，其实也是贞观朝被发掘的。
皇帝要写奏疏，李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科举的公平问题，唐朝的科举没有糊名制，这其中就蕴藏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就以大诗人杜牧为例，杜牧二十六岁时在洛阳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太学博士吴武陵就带着他二十三岁时写的文章找上了主考官礼部侍郎崔郾，将杜牧狠狠地称赞了一番，直言“若其人，真王佐才也”，拿着文章询问主考官崔郾杜牧当不当得了进士第一名状头，崔郾表示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第一名已经被内定了……
吴武陵没办法，退而求其次，表示第二名总可以吧，崔郾又说第二名也被定下了，如此说到第五名才算是定下了名次。
而这篇吴武陵带给崔郾的文章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房宫赋》。
杜牧毫无疑问是有货真价实的才华的，在他之上的四人没有哪个比他更有才华了。但杜牧明明有真才实学，却要通过“行卷”的方式获得名次，不得不说也是种讽刺。
李弘没想着直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饭要一口一口吃，科举改革先从糊名开始。
等到李弘回到东宫，还没歇口气，很快阎庄就派人来通报，戴至德到了。
……
戴至德是儒家推崇的那种传统的士大夫，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而对待其他人又是宽厚的长者。严于律己，宽于律人，不外如是。
皇帝很信任戴至德，但对于戴至德本人和李弘两人而言，他们的磨合期还没过去，而皇帝也乐于多给他们互相了解的机会，这一回戴至德来的这么快，少不得皇帝在背后推动。
戴至德对太子的了解不多，毕竟一直在地方任职，也只有在回京述职时才会在长安待上一阵，真正让他对太子心生好感的还是占城稻的推行。当时他为庐州（合肥）刺史，在看到了占城稻的收成后，惊为天人。而且占城稻早熟、抗旱，收成早。在过去，江淮地区的田地必须在冬小麦和水稻之间抉择，因为冬小麦的收成时间和水稻的播种时间有一段交叉期，即水稻播种的三月到冬小麦收获的五月。
戴至德当然不知道宋朝时才会出现的水稻秧播法，即放弃和小麦一样的直播法，专门留一块水稻育秧田集中育秧，而后插秧移种，恰好实现麦稻轮作。但他知道，占城稻因为收成期短，在保障水利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一年两熟（大气候为温暖期），而且占城稻原本就相比晚稻产量高、适应力强，这对于粮食收成的提高可是成倍数的。后来，戴至德又听说在泉州占城稻甚至可以实现一年三熟，这是足以流传青史的仁政啊！
在之后戴至德历任各地，在黄河以南那些适合种植占城稻的地区，推广占城稻和兴修与之配套的水利成为了戴至德担任各地主官时最重要的一项举措。
皇帝让戴至德教导太子的原因戴至德心知肚明，要的就是他历任地方的阅历，作为储君，不能将目光仅局限于两京之地。所以，戴至德在来的路上，已经想好倘若太子找不到皇帝要求的奏疏该言何事时自己该如何引导。
然后，戴至德就发现了，太子已经将矛头直指科举。
关于科举舞弊，戴至德很早就察觉到了这种风气，好一点的是生徒和乡贡们向有可能成为主考官的官员献上各自的文章、诗句合集谓之曰“行卷”，以求得主考官的提前赏识。直接点的干脆就找人情托关系了，自贞观以来按照惯例科举最终的省试主考官大都为吏部的考功员外郎，此员外郎位上只有一人，并不难打听。
并且考功员外郎正六品上，还没到达五品通贵的门槛呢，而众所周知，在京中往大街上丢块石头说不定就能砸到某个勋贵……
戴至德觉得，不管太子提出的糊名能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起码太子的态度和行事足以让他老怀大慰——圣人后继有人啊！
换回了正常的耒耜，李治就要下场耕地了，李弘也不能闲着，鼓励农耕是国策，皇帝推了九趟地，你还能比皇帝推地少吗！
没啥说的，翻地呗。
耒耜只是个小插曲，皇帝亲耕藉田之礼后，很快就在一次朝会之中发了怒，斥责侍臣们不进贤才。
场面一时非常安静，全场落针可闻，群臣没有一个说话的，李弘做着本职工作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吏部侍郎（司列少常伯）李安期上前答道：
“天下不是没有贤人，也不是群臣敢于埋没贤人。近来公卿若有所推荐，好进恶言的人已指责为结党营私，失意的贤者尚未得到进用，在位的举荐者先已获罪，于是各人赶忙闭口。陛下果真能诚心诚意对待臣下，有谁不愿意推举所知道的贤人！这个问题关键在陛下，不在于群臣。”
李安期没说假话，以当前的政治生态来说，举荐者和被举荐者是天然的朋党，天生具有同样的政治标签。但也没他说的这般夸张，通常被举荐者会因为恩主的存在而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比如前朝贞观年间的名相马周，就是被举荐起来的。否则那些宰相权贵的府前，哪会有那么多想着投递文集和干谒诗的士人。
哪怕不能被直接举荐，能扬名也好啊，毕竟机会就那么多，你不去抢就被旁人抢走了。
此外，本朝虽然扩大了科举制的资格范围，但录取人数依旧非常少，而且还是非糊名考试，虽然近乎一年一榜，但每年进士只有约二十人，以明经为主的诸科也不过百余人，这对于整个大唐的治理来说显然是不足的，是以传统的举荐、恩荫仍旧保有一席之地。
即便是皇帝本人也不能说李安期的话没道理，李治只能表示欣然接受，并表示希望群臣都要写奏疏，陈述朝政的鄙陋欠缺之处，用以裨补阙漏。
这算是自贞观朝开始的老传统了，最开始的时候还会有武将去找李二凤抱怨说不知道写啥，李二凤表示他又不会因言治罪，想写啥写啥，但就是不能啥也不写，憋也得憋出来几句。
到了本朝，长孙无忌掌权期间，李治也发出过这方面的诏令，然后发现根本就没人写，呈上来的奏疏全是歌功颂德的。这自然是有问题的，但在长孙无忌口中就变成了一切安好，官员尽心尽力、百姓安居乐业，就差发明出一个“众正盈朝”了。
群臣都要写，李弘自然也躲不掉，下朝之后，李治还特意把李弘叫到身边耳提面命了一番，让他好好思考奏疏怎么写，慎重对待，有什么不懂的及时去问戴至德。
戴至德是接替于志宁的人选，去年年底，皇帝正式批准了于志宁的致仕，戴至德由此从地方刺史又转为京官。如今为中书侍郎，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戴至德加同三品衔入政事堂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能被李治这般看重，戴至德的出身也不简单，他原是名相戴胄的兄之子，后来被过继为戴胄的嗣子，可以承袭爵位的那种，本身也是既有才华又有胸襟之人。
话说回来，直到现在，朝堂中的主力依旧是贞观朝发掘出的人才，也不怪皇帝急着要大臣们举荐贤才。
在历史上，高宗朝的不少宰相在史书上的记载称得上只有名字，连几件值得书写的事迹都找不到，到了高宗离世时，因为各种缘故宰相的人选更是发展到了后继无人的地步，群相制形同虚设，直接导致了裴炎一家独大，为一代女皇的崛起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高宗朝的人才选拔之差可见一斑。
而在军中更是如此，本次攻打高句丽，领头的人选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老将，即便是薛仁贵这种算是中青一代的领军人物，其实也是贞观朝被发掘的。
皇帝要写奏疏，李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科举的公平问题，唐朝的科举没有糊名制，这其中就蕴藏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就以大诗人杜牧为例，杜牧二十六岁时在洛阳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太学博士吴武陵就带着他二十三岁时写的文章找上了主考官礼部侍郎崔郾，将杜牧狠狠地称赞了一番，直言“若其人，真王佐才也”，拿着文章询问主考官崔郾杜牧当不当得了进士第一名状头，崔郾表示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第一名已经被内定了……
吴武陵没办法，退而求其次，表示第二名总可以吧，崔郾又说第二名也被定下了，如此说到第五名才算是定下了名次。
而这篇吴武陵带给崔郾的文章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房宫赋》。
杜牧毫无疑问是有货真价实的才华的，在他之上的四人没有哪个比他更有才华了。但杜牧明明有真才实学，却要通过“行卷”的方式获得名次，不得不说也是种讽刺。
李弘没想着直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饭要一口一口吃，科举改革先从糊名开始。
等到李弘回到东宫，还没歇口气，很快阎庄就派人来通报，戴至德到了。
……
戴至德是儒家推崇的那种传统的士大夫，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而对待其他人又是宽厚的长者。严于律己，宽于律人，不外如是。
皇帝很信任戴至德，但对于戴至德本人和李弘两人而言，他们的磨合期还没过去，而皇帝也乐于多给他们互相了解的机会，这一回戴至德来的这么快，少不得皇帝在背后推动。
戴至德对太子的了解不多，毕竟一直在地方任职，也只有在回京述职时才会在长安待上一阵，真正让他对太子心生好感的还是占城稻的推行。当时他为庐州（合肥）刺史，在看到了占城稻的收成后，惊为天人。而且占城稻早熟、抗旱，收成早。在过去，江淮地区的田地必须在冬小麦和水稻之间抉择，因为冬小麦的收成时间和水稻的播种时间有一段交叉期，即水稻播种的三月到冬小麦收获的五月。
戴至德当然不知道宋朝时才会出现的水稻秧播法，即放弃和小麦一样的直播法，专门留一块水稻育秧田集中育秧，而后插秧移种，恰好实现麦稻轮作。但他知道，占城稻因为收成期短，在保障水利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一年两熟（大气候为温暖期），而且占城稻原本就相比晚稻产量高、适应力强，这对于粮食收成的提高可是成倍数的。后来，戴至德又听说在泉州占城稻甚至可以实现一年三熟，这是足以流传青史的仁政啊！
在之后戴至德历任各地，在黄河以南那些适合种植占城稻的地区，推广占城稻和兴修与之配套的水利成为了戴至德担任各地主官时最重要的一项举措。
皇帝让戴至德教导太子的原因戴至德心知肚明，要的就是他历任地方的阅历，作为储君，不能将目光仅局限于两京之地。所以，戴至德在来的路上，已经想好倘若太子找不到皇帝要求的奏疏该言何事时自己该如何引导。
然后，戴至德就发现了，太子已经将矛头直指科举。
关于科举舞弊，戴至德很早就察觉到了这种风气，好一点的是生徒和乡贡们向有可能成为主考官的官员献上各自的文章、诗句合集谓之曰“行卷”，以求得主考官的提前赏识。直接点的干脆就找人情托关系了，自贞观以来按照惯例科举最终的省试主考官大都为吏部的考功员外郎，此员外郎位上只有一人，并不难打听。
并且考功员外郎正六品上，还没到达五品通贵的门槛呢，而众所周知，在京中往大街上丢块石头说不定就能砸到某个勋贵……
戴至德觉得，不管太子提出的糊名能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起码太子的态度和行事足以让他老怀大慰——圣人后继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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