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天时、战略反攻
西伯昌得到吕尚的细节和过程已经无法详细还原，但得到吕尚后的效果却是肉眼可见，真是如虎添翼。
在人们的印象中，吕尚是个军事方面的人才，实际上当时文武不分家，吕尚也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外交家。
他在西岐，很快将西岐治理的国富民强，生机勃勃。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同时，操练兵马，积极备战。
在外交上，吕望建议周国表面上臣服于商，在和殷商翻脸之前，装作无所作为的样子，然后待羽翼已成，把握有利的时机，再行征讨。
他说：“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击之。”
西伯昌采纳了吕望的建议，在表面上对纣王采取恭顺的态度，率叛商的诸侯朝觐纣王，并在国都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假作享乐腐化的样子，纣王见西伯昌胸无大志，放松了警惕。
接下来就是在等待天时的出现。天时很快就来了。
在吕尚的辅佐下，周国国泰民安，举国上下，一派秩序井然，人民的获得感高，整个社会的精气神很好。按照《封神演义》第二十一回不知名店小二的话来说“西伯侯千岁以仁义而化万民。行人让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万民安生乐业，湛湛尧天，朗朗舜日。”
不知不觉，周国的影响力就上来了。周边国家有了纷争，不去找商朝，反而找周国调解。
《史记·周本纪》里有这段历史的明确记载，虞（今山西平陆县）、芮（今陕西大荔县）两国之君为争夺一块无主之地，闹得不可开交，久而不决，说：“西伯姬昌是有德行善的人，他办事公道，诸侯之间有了矛盾纠纷都请文王判决争端，咱们不妨去找他，就请他裁定吧！”
于是虞、芮二君渡黄河，过潼关，一路向西进入周国国境后，两国的国君可算开了眼界，他们看到周国人的精气神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周人种田的人都互相让田界，行者皆让路，相遇打躬，彬彬有礼，进入都邑，看到周人男女不同路，老年人没有背负之苦，活得很轻松，再到周朝廷，发现周人士让大夫，大夫让卿，有礼有节。两国国君深受感化，觉得非常惭愧，
他们意识到两国所争的，正是周国人以为羞耻的。那我们还找西伯干什么呢？只会自讨耻辱罢了。于是各自返回也学着周人百姓谦让的样子，你谦我让，顺利解决了领土的纠纷。那块地也成为了两国的缓冲地带。
这件事预示着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周的影响力要高于商。不要小看这种外交调停，这是一个大国领导力的体现，是大家都离不开你的表现。
这件事传了出去。各诸侯国都听闻此事，都感慨的说：“西伯盖受命之君”，承认西伯昌获得了天命，将要取代殷商，于是四十几个诸侯国归服了周国。
西伯昌感觉到天下形势的变化，这时赤雀丹书也恰逢其时的出现了，非常有仪式感，种种迹象都在鼓励西伯昌，于是他不再接受因商诸侯的封号，自称为王，正式同商朝决裂。
次年改元，年号“受命”。
内政已经没有问题了，于是姜尚开始辅佐文王向外发力。
第一刀就砍向了犬戎。
周人要向东扩张势力，就不能对犬戎熟视无睹。
因为犬戎位于周国的后方，并且有多次侵扰周人的前科。古公亶父时，因为无法招架犬戎的猛烈攻势，被迫东迁。东迁后犬戎仍然侵扰。
所以，周人必须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这次文王发兵讨伐犬戎，大获全胜，打得犬戎顺服了一百多年。
在伐戎成功后，西伯正式开始了“翦商”大业。
在《封神演义》中，周人在姜子牙的带领下打败了三十六路伐西岐的大军之后，才开始的战略反攻。实际上，根据目前的史料，自从文王回到了西岐，纣王压根就没有向周国用兵的记录。
周国进攻的第一个诸侯国，是密须。密须地处周国之西，虽然也处在周国后方，但攻打密须和攻打犬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密须国是华夏国家，是黄帝的后裔姞姓密须氏所建，商朝时，已成为泾水流域强盛一时的奴隶制方国，具有一定的实力。商朝武丁王时期，密须氏被赐封为诸侯国，还赐予“密须之鼓”，代表殷商号令周围虢、虞、芮、卢、共、阮等方国或部落。
理论上，这样的诸侯国，只有天下共主或者受天下共主的委托才能打。所以，攻打密须，代表着周人抛弃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与商朝公然决裂。
攻打密须的理由倒是现成的，因为密须为向外扩展，攻打周的属国阮、共（皆在今甘肃泾川附近）。两国根本打不过密须国，向周求救。
据皇甫谧《帝王世纪》和《资治通鉴外纪》说，文王伐密须前，他的三子管叔鲜还曾劝阻，说密须国君主贤明，伐之不义。
这时吕尚说：“我听说先代君王打仗，打逆风仗不打顺风仗，打困难仗不打容易仗。（臣闻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太公一席话，坚定了文王伐密的决心。
公元前1057年，周文王以“密人不恭，敢拒大邦”和以吊民伐罪为由，整军誓师出征密须。很快，周文王占领了密须，
平定了西北方的犬戎和密须之后，文王没有了后顾之忧，开始着手讨伐耆国和邘国。两国牢牢扼制着周国东出企图中原的进程。
一年后，周师讨伐耆国，
周人灭了耆国，切断了殷商与西北方国之间的联系，进而将今山西地区收归囊中。
伐耆战争后一年，西伯发动第四次征伐，吞并邘（yú）国。邘国也是商朝的支柱强国。
连续四年，周文王在吕尚的帮助下，四战四捷。
下一个是崇国。崇国曾经在纣王面前说过周文王的坏话，但是周文王还是耐着性子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再来攻打。崇国知道落在周文王手里没啥好果子吃，所以拼死抵抗，然而效果不是很好，并没有抵挡住周军的进攻。
崇国灭亡。
周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京。这一迁都使周国的统治中心向东进展了几百里，一步一步逼向商朝的核心区域。
由于史料的缺失，姜太公在每件事上的作用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太史公用一句话肯定了姜太公二作用，“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也就是说这种良好的局面多半是太公谋划筹策的结果。后代谈论用兵之道和周朝的隐秘权术的，都尊法吕尚的基本策略。
在牧野之战中，《诗经》记载下来了吕尚的雄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担任前敌总指挥，披坚执锐，麾指三军。实际上，吕尚的威望也是在前期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积累起来的。他在周国军事方面的作用，可以媲美甚至超过了季历，因为这些战争全胜，没有一次败绩。
周文王和姜太公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宣传上，态势上，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征伐纣王时，周文王却不幸得了重病。
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周文王于迁都后的第二年周文王驾崩，灭商之事要等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来完成。
在人们的印象中，吕尚是个军事方面的人才，实际上当时文武不分家，吕尚也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外交家。
他在西岐，很快将西岐治理的国富民强，生机勃勃。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同时，操练兵马，积极备战。
在外交上，吕望建议周国表面上臣服于商，在和殷商翻脸之前，装作无所作为的样子，然后待羽翼已成，把握有利的时机，再行征讨。
他说：“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击之。”
西伯昌采纳了吕望的建议，在表面上对纣王采取恭顺的态度，率叛商的诸侯朝觐纣王，并在国都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假作享乐腐化的样子，纣王见西伯昌胸无大志，放松了警惕。
接下来就是在等待天时的出现。天时很快就来了。
在吕尚的辅佐下，周国国泰民安，举国上下，一派秩序井然，人民的获得感高，整个社会的精气神很好。按照《封神演义》第二十一回不知名店小二的话来说“西伯侯千岁以仁义而化万民。行人让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万民安生乐业，湛湛尧天，朗朗舜日。”
不知不觉，周国的影响力就上来了。周边国家有了纷争，不去找商朝，反而找周国调解。
《史记·周本纪》里有这段历史的明确记载，虞（今山西平陆县）、芮（今陕西大荔县）两国之君为争夺一块无主之地，闹得不可开交，久而不决，说：“西伯姬昌是有德行善的人，他办事公道，诸侯之间有了矛盾纠纷都请文王判决争端，咱们不妨去找他，就请他裁定吧！”
于是虞、芮二君渡黄河，过潼关，一路向西进入周国国境后，两国的国君可算开了眼界，他们看到周国人的精气神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周人种田的人都互相让田界，行者皆让路，相遇打躬，彬彬有礼，进入都邑，看到周人男女不同路，老年人没有背负之苦，活得很轻松，再到周朝廷，发现周人士让大夫，大夫让卿，有礼有节。两国国君深受感化，觉得非常惭愧，
他们意识到两国所争的，正是周国人以为羞耻的。那我们还找西伯干什么呢？只会自讨耻辱罢了。于是各自返回也学着周人百姓谦让的样子，你谦我让，顺利解决了领土的纠纷。那块地也成为了两国的缓冲地带。
这件事预示着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周的影响力要高于商。不要小看这种外交调停，这是一个大国领导力的体现，是大家都离不开你的表现。
这件事传了出去。各诸侯国都听闻此事，都感慨的说：“西伯盖受命之君”，承认西伯昌获得了天命，将要取代殷商，于是四十几个诸侯国归服了周国。
西伯昌感觉到天下形势的变化，这时赤雀丹书也恰逢其时的出现了，非常有仪式感，种种迹象都在鼓励西伯昌，于是他不再接受因商诸侯的封号，自称为王，正式同商朝决裂。
次年改元，年号“受命”。
内政已经没有问题了，于是姜尚开始辅佐文王向外发力。
第一刀就砍向了犬戎。
周人要向东扩张势力，就不能对犬戎熟视无睹。
因为犬戎位于周国的后方，并且有多次侵扰周人的前科。古公亶父时，因为无法招架犬戎的猛烈攻势，被迫东迁。东迁后犬戎仍然侵扰。
所以，周人必须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这次文王发兵讨伐犬戎，大获全胜，打得犬戎顺服了一百多年。
在伐戎成功后，西伯正式开始了“翦商”大业。
在《封神演义》中，周人在姜子牙的带领下打败了三十六路伐西岐的大军之后，才开始的战略反攻。实际上，根据目前的史料，自从文王回到了西岐，纣王压根就没有向周国用兵的记录。
周国进攻的第一个诸侯国，是密须。密须地处周国之西，虽然也处在周国后方，但攻打密须和攻打犬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密须国是华夏国家，是黄帝的后裔姞姓密须氏所建，商朝时，已成为泾水流域强盛一时的奴隶制方国，具有一定的实力。商朝武丁王时期，密须氏被赐封为诸侯国，还赐予“密须之鼓”，代表殷商号令周围虢、虞、芮、卢、共、阮等方国或部落。
理论上，这样的诸侯国，只有天下共主或者受天下共主的委托才能打。所以，攻打密须，代表着周人抛弃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与商朝公然决裂。
攻打密须的理由倒是现成的，因为密须为向外扩展，攻打周的属国阮、共（皆在今甘肃泾川附近）。两国根本打不过密须国，向周求救。
据皇甫谧《帝王世纪》和《资治通鉴外纪》说，文王伐密须前，他的三子管叔鲜还曾劝阻，说密须国君主贤明，伐之不义。
这时吕尚说：“我听说先代君王打仗，打逆风仗不打顺风仗，打困难仗不打容易仗。（臣闻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太公一席话，坚定了文王伐密的决心。
公元前1057年，周文王以“密人不恭，敢拒大邦”和以吊民伐罪为由，整军誓师出征密须。很快，周文王占领了密须，
平定了西北方的犬戎和密须之后，文王没有了后顾之忧，开始着手讨伐耆国和邘国。两国牢牢扼制着周国东出企图中原的进程。
一年后，周师讨伐耆国，
周人灭了耆国，切断了殷商与西北方国之间的联系，进而将今山西地区收归囊中。
伐耆战争后一年，西伯发动第四次征伐，吞并邘（yú）国。邘国也是商朝的支柱强国。
连续四年，周文王在吕尚的帮助下，四战四捷。
下一个是崇国。崇国曾经在纣王面前说过周文王的坏话，但是周文王还是耐着性子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再来攻打。崇国知道落在周文王手里没啥好果子吃，所以拼死抵抗，然而效果不是很好，并没有抵挡住周军的进攻。
崇国灭亡。
周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京。这一迁都使周国的统治中心向东进展了几百里，一步一步逼向商朝的核心区域。
由于史料的缺失，姜太公在每件事上的作用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太史公用一句话肯定了姜太公二作用，“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也就是说这种良好的局面多半是太公谋划筹策的结果。后代谈论用兵之道和周朝的隐秘权术的，都尊法吕尚的基本策略。
在牧野之战中，《诗经》记载下来了吕尚的雄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担任前敌总指挥，披坚执锐，麾指三军。实际上，吕尚的威望也是在前期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积累起来的。他在周国军事方面的作用，可以媲美甚至超过了季历，因为这些战争全胜，没有一次败绩。
周文王和姜太公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宣传上，态势上，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征伐纣王时，周文王却不幸得了重病。
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周文王于迁都后的第二年周文王驾崩，灭商之事要等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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