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回 三教论道
段思廉没有继续打趣苏轼，正色说道：“我大理国以佛立国，以儒治国。大理和大宋一样，尊奉孔子，诵读佛经。大理佛教僧徒众多，佛教的三大体系在大理都有存在，且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大理以大宋为榜样，尽力向其靠拢，力争缩小差距。大理大力推行汉地文化，特别是汉地儒家文化。甚至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大理产生了自己的文字‘僰文’。大理的文学成就斐然，文学作品文字优美，用语工丽，用典若化，反映了高超的汉语驾驭能力，与大宋毫无差别。大理将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师僧也都诵读儒书。苏先生，如此大理国，比之大宋国如何？”
苏轼是朱姓老尼以了却因果用来关照之人，段思廉必定另眼相看。此番发问，既有傲然之心，又有考校之意。
苏轼沉吟半晌，深思熟虑后拱手一拜，紫瞳烨烨生辉，意气风发昂首说道：“纵观先贤学术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先秦子学，即诸子之学，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两汉经学，主要指汉朝《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魏晋玄学，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隋唐佛学，是汉传佛教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佛学理论和宗教行为两方面的交融，此时佛学已基本摆脱儒学、道学影响，自立门户。”
苏轼开篇话语一出，就已强烈震撼了段思廉的心神。
段思廉此刻已将苏轼当成平辈之人看之，摒弃考校小辈的心态，真心诚意地说：“《论语》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苏先生请继续。”
苏轼神采奕奕地继续说道：“这些学术思想的出现，无一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如今已是大宋朝，经济发展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学术思想必然与时俱进。儒，指的是儒家，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原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释，是释迦牟尼佛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也称‘释教’；道，指的是道教，是产生于中原的传统宗教，是把古代的神仙思想、道家学说、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谶纬、符箓、禁咒等综合起来的产物。先贤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儒家的主要功能是‘治世’，它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确立了历朝历代传统社会的礼仪规范与典章制度；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长生不老的神仙生活，人们素来心向往之；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在消除烦恼的心性修养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特别是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华严宗的‘理事无碍’、天台宗的‘止观双修’等，成了大宋儒学发展的重要源头。佛道两教，在配合实践儒家的伦理规范。尤其是佛教，在民间社会还承担了许多慈善救济的实际功能。以佛修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虽异，善归一揆。”
“嘶”段思廉倒吸一口凉气，对待苏轼的态度已然从平辈变得恭敬起来。
苏轼没有在意段思廉心态转化，意气飞扬地自顾说道：“随着从唐代末期到宋朝的社会变迁，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在本体论、心性论等方面对儒学形成的根本挑战，以及宋朝士大夫立志重建已被五代十国崩坏的社会价值体系，大宋士风的振励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是大宋儒学得以复兴的基础，三教合流之大势在大宋朝已经开始逐步成型。融合儒释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其主要研讨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是儒家哲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宋朝儒家的角度来看，汉代以来，作为中原本土主流思想的儒学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中断，宋代新儒学是先秦儒家道德学说的复兴，同时也是中原本土主流价值的复兴。我称其为‘宋代理学’！”
“轰隆隆！”段思廉闻听“宋代理学”四字，灵魂深处如被天雷轰击，魂破天惊。
段思廉竟然对苏轼执弟子礼，沉声恭敬说道：“还请先生教我。”
苏轼当仁不让，点头续说：“宋代理学思想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又称为天理，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认为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至，坚持天人相与的命题。在认识论上比较重视精致的先验论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命题概念，讲求穷理。陛下刚才说了，大理国是以佛立国，以儒治国。大理国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儒生无不崇奉佛法，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释儒’，而且任用师僧为官，师僧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其实叫‘儒释’更加贴切实际。佛教在大理国的发展过程中，王室皈依、僧官制度、广泛信众、僧职世袭、文学佛教化、民俗佛教化等都成为佛教文化在大理国的重要表现形式。大理国，上至国君，下至庶民，均以出家为荣。举国崇僧敬佛，国中大事均有高僧参与决策。在百姓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当朝帝王前世今身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大理国，与其说是‘以佛立国，以儒治国’，不如说是‘以佛立国，以佛治国’。”
段思廉听到此处，有些不明就里，求教问道：“先生，我大理国以儒治国，外儒而内佛，跟以佛治国无甚区别。莫非不可取吗？”
苏轼从容不迫地谆谆善诱道：“陛下，可取。正是因为大理国秉承‘以佛治国’的思想，以佛家的学说来化解各种社会阶层矛盾，包括政治权力之争，协调各种关系。因而在大理国延续年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动乱或宫廷杀戮之类血腥的事件。佛教在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大理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佛教对大理国社会形态、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大理国的繁荣发展。如果把时间跨度放到几十上百年来看，‘以佛治国’确是兼善天下。但如果把时间跨度放到百年以上来看，‘以佛治国’的弊端将充分暴露显现，丧失革新进取之心、百业凋敝经济倒退、军力疲弱地方割据等都是可以预见的。那时，如果再有外敌入侵，届时大理国就不是改朝换代这么简单了，而是会有亡国灭种之危！”
段思廉听到此处已是不寒而栗，后背衣衫亦被冷汗浸湿。再看苏轼时，顿觉其身影异常高大，竟有遮天蔽日之感，深深一拜，情真意切地说：“多谢先生赐教。”
苏轼是朱姓老尼以了却因果用来关照之人，段思廉必定另眼相看。此番发问，既有傲然之心，又有考校之意。
苏轼沉吟半晌，深思熟虑后拱手一拜，紫瞳烨烨生辉，意气风发昂首说道：“纵观先贤学术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先秦子学，即诸子之学，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两汉经学，主要指汉朝《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魏晋玄学，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隋唐佛学，是汉传佛教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佛学理论和宗教行为两方面的交融，此时佛学已基本摆脱儒学、道学影响，自立门户。”
苏轼开篇话语一出，就已强烈震撼了段思廉的心神。
段思廉此刻已将苏轼当成平辈之人看之，摒弃考校小辈的心态，真心诚意地说：“《论语》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苏先生请继续。”
苏轼神采奕奕地继续说道：“这些学术思想的出现，无一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如今已是大宋朝，经济发展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学术思想必然与时俱进。儒，指的是儒家，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原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释，是释迦牟尼佛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也称‘释教’；道，指的是道教，是产生于中原的传统宗教，是把古代的神仙思想、道家学说、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谶纬、符箓、禁咒等综合起来的产物。先贤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儒家的主要功能是‘治世’，它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确立了历朝历代传统社会的礼仪规范与典章制度；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长生不老的神仙生活，人们素来心向往之；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在消除烦恼的心性修养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特别是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华严宗的‘理事无碍’、天台宗的‘止观双修’等，成了大宋儒学发展的重要源头。佛道两教，在配合实践儒家的伦理规范。尤其是佛教，在民间社会还承担了许多慈善救济的实际功能。以佛修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虽异，善归一揆。”
“嘶”段思廉倒吸一口凉气，对待苏轼的态度已然从平辈变得恭敬起来。
苏轼没有在意段思廉心态转化，意气飞扬地自顾说道：“随着从唐代末期到宋朝的社会变迁，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在本体论、心性论等方面对儒学形成的根本挑战，以及宋朝士大夫立志重建已被五代十国崩坏的社会价值体系，大宋士风的振励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是大宋儒学得以复兴的基础，三教合流之大势在大宋朝已经开始逐步成型。融合儒释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其主要研讨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是儒家哲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宋朝儒家的角度来看，汉代以来，作为中原本土主流思想的儒学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中断，宋代新儒学是先秦儒家道德学说的复兴，同时也是中原本土主流价值的复兴。我称其为‘宋代理学’！”
“轰隆隆！”段思廉闻听“宋代理学”四字，灵魂深处如被天雷轰击，魂破天惊。
段思廉竟然对苏轼执弟子礼，沉声恭敬说道：“还请先生教我。”
苏轼当仁不让，点头续说：“宋代理学思想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又称为天理，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认为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至，坚持天人相与的命题。在认识论上比较重视精致的先验论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命题概念，讲求穷理。陛下刚才说了，大理国是以佛立国，以儒治国。大理国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儒生无不崇奉佛法，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释儒’，而且任用师僧为官，师僧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其实叫‘儒释’更加贴切实际。佛教在大理国的发展过程中，王室皈依、僧官制度、广泛信众、僧职世袭、文学佛教化、民俗佛教化等都成为佛教文化在大理国的重要表现形式。大理国，上至国君，下至庶民，均以出家为荣。举国崇僧敬佛，国中大事均有高僧参与决策。在百姓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当朝帝王前世今身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大理国，与其说是‘以佛立国，以儒治国’，不如说是‘以佛立国，以佛治国’。”
段思廉听到此处，有些不明就里，求教问道：“先生，我大理国以儒治国，外儒而内佛，跟以佛治国无甚区别。莫非不可取吗？”
苏轼从容不迫地谆谆善诱道：“陛下，可取。正是因为大理国秉承‘以佛治国’的思想，以佛家的学说来化解各种社会阶层矛盾，包括政治权力之争，协调各种关系。因而在大理国延续年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动乱或宫廷杀戮之类血腥的事件。佛教在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大理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佛教对大理国社会形态、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大理国的繁荣发展。如果把时间跨度放到几十上百年来看，‘以佛治国’确是兼善天下。但如果把时间跨度放到百年以上来看，‘以佛治国’的弊端将充分暴露显现，丧失革新进取之心、百业凋敝经济倒退、军力疲弱地方割据等都是可以预见的。那时，如果再有外敌入侵，届时大理国就不是改朝换代这么简单了，而是会有亡国灭种之危！”
段思廉听到此处已是不寒而栗，后背衣衫亦被冷汗浸湿。再看苏轼时，顿觉其身影异常高大，竟有遮天蔽日之感，深深一拜，情真意切地说：“多谢先生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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