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方案
人活一世，所求者，无非是名利二字。
作为商人，天生逐利，所缺者，不过是个“名”。
大宋并不抑商，但士农工商的四民排序，依然不可动摇，因此，商人在大宋虽然可以赚钱，但几乎不存在赚名的机会。
现在，顾深就给他们这个机会。
顾深先是在王单的陪同下，挨个拜访了苏州府城内的豪商大户们，以“为国为民”为前提，跟这些富商们进行了一次友好的沟通。
是真的友好，毕竟咱们的范知州说了，不用威逼，最多只能是利诱。
所以，顾深上门拜访，是尽到了礼数的。
带着王单，是要靠王单来背书，告知其他富户，王家已经答应了捐款治水，如今就是看你们各家的表现了。
程家好说，是王单的岳父家，一顿招待过后，顾深也带着满意的答复离开了。
但其他几家，有的顺利，有的，却有些阻碍。
商人嘛，终究是不会跟官硬碰硬的，但你指望他们能拿出足够多的钱财来治理水患，那也是想瞎了心了。
如果水患不大，他们在苏州城内居住，并不会受到水患太大的影响，而如果水患大到把苏州府城都给淹了，那他们也早就跑到其他地方去避难了。
凭白捐钱出来治理水患，政绩是当官的，受益者是城外的种田汉，跟他们这些商人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啊，第一轮的商谈，友好，但不顺利。
然后，顾深就出招了。
他一面给各家商户送去了范仲淹的请柬，请他们在苏州城内最大的酒楼万里楼吃饭，另一面，让王单在百花楼放出小道消息，说范仲淹会在万里楼宴请当日，将诸商户捐款数公布于府衙之外。
之后，这个捐款榜单，不仅会传檄苏州各县知晓，还会在苏州府城外，立碑镌刻，以彰显义民造福地方之善举。
不是要名声么，我给你们名声，还给你们传送诸县，刻碑记功。
这个名声够大了吧？！
治理苏州水患，最后受益的人还是苏州百姓，你们这些商家大户，如果还抠抠索索的不拿钱出来，就不怕将来被老乡家人戳脊梁骨？
正方两面，顾深都考虑到了，不怕这帮貔貅听到消息，不往外吐钱。
但是吧，就一点，顾深没想到......范仲淹把顾深叫了过去，又训了一个多时辰。
顾深这么做，多少是有些沽名钓誉，以名换钱了......老范的脾气，是不太能接受这样的行为的。
范仲淹再三跟顾深强调，能募捐来多少，都是苏州商户的一片心意，多少都无所谓......大不了先干着，自己打报告跟上面要财政拨款嘛。
顾深的做法，范仲淹是不敢苟同的，这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他也不希望顾深因此尝到甜头，以后习惯使用这种手段。
那就跟吕夷简那种人没啥区别了。
为人为政，都要走正道，不能因为贪图一时方便，就搞一些阴谋算计，这不是君子之道。
也就是范仲淹真的把顾深当成师侄晚辈，否则范仲淹根本不会去跟顾深说这么多，更不会训斥他一个多时辰。
这一个多时辰训得，顾深总算明白，为什么古人动不动就“汗流浃背”了......亲身体验啊。
一方面是躬身站了一个多时辰，累的。
另一方面，范仲淹骂人不带脏字，但句句诛心，谈古论今，就差把顾深说成是赵高，丁谓之流了。
这可不是以往在一起瞎聊天了，顾深可没有开口辩解的余地，除了挨骂，那就是挨骂。
挨完骂，顾深还得陪着范仲淹去赴宴，并且在宴席上，当众给诸位商户道歉，承认是自己放的小道消息。
然后，范仲淹帮着顾深擦屁股，说既然顾深是受了自己的命令去跟各大商户打交道的，不管他说了什么，他都会负责。
今天宴会，不谈捐款，只谈风月。
待来日，各商家若有意，可自行至府衙登记，范仲淹都会把诸人的名号传颂各县，立碑记功，但，不会在碑文上登记各商户的具体捐款数额。
如此一来，各商家得名，亦免得与人攀比。
众商户纷纷称赞范知州体贴仁义.......然后吧，各自盘算，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
这年月的商人，就没有哪个是蠢蛋，他们也不会相信范仲淹是真心要让顾深道歉......心思阴暗一点的，还会猜测是不是范知州对捐款数额不太满意？！
别说别人，就是王单的老爹王升，都私下问过顾深，范知州是否另有深意。
虽然顾深再三跟王升保证，范知州就是单纯的不喜欢这种以名换钱的方式，并无他意......可王升还是会琢磨啊。
是，范知州是不喜欢以名换钱，那是因为你范知州名满天下.......但我们这些当商人的喜欢啊。
而且，稍微往阴暗层面去想想，这如果要是出钱少了，范知州不高兴了，不把自己的名字给刻到碑上去......那不是更要被同乡们戳脊梁骨的？！
所以啊，包括王升在内，一帮商人在回去仔细盘算了一番后，纷纷来到府衙，在顾深原定的基础上，至少加码三成的捐款。
给范仲淹整的都有点哭笑不得了。
原本范仲淹的打算，是把太湖周边的五条河道疏浚一番，再引流太湖之水入海......这事儿虽然花钱不少，但也在苏州府的承受范围之内。
可如今倒好，不算苏州府本身的治水经费，光募集来的商家捐款，就够把这五条河疏浚一遍，顺便再把河堤加高一尺了。
这都什么事儿啊。
这个结果，确实是范仲淹没有预料到的......早知如此，他当年在兴化县修海堤，就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修到自己丁忧离任都没修完了。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钱到位了，那就开干吧。
今年苏州遭遇了水患，歉收是肯定的了。
但是吧，大宋朝的税法规定，丰年不多收，灾年不少收......歉收了也一样是要交秋税的。
这事儿吧，它不合理，范仲淹也知道，但，并不是现在的范仲淹能改变的。
范仲淹现在能做的，一是上书朝廷，看看能不能减免苏州府的赋税，二，就是发挥自己苏州知州的权利，允许苏州一府百姓欠缴今年秋税。
是的，虽然灾年朝廷一样要收税，但大宋至少允许百姓们欠缴，等来年丰收了，一起补上，也是可以的。
这一点，至少在江南地区，是可行的。
北宋的江南地区，农业发展已经是很发达的了，随着江东犁等先进农具的出现，再加上数百年的耕作经验积累，北宋年间的江南，基本能做到两年三熟，甚至是一年两熟。
欠一季秋税，来年补上，对江南百姓来说，虽然负担重了一些，但也不是不能承受。
要是这场大水发生在西北.......范仲淹都不知道会酿成什么样的后果。
大宋的税制，很公平，但又非常的不公平。
公平在于，一亩地，不管是在西北还是在江南，都是缴同样的税收。
不公平的地方在于，江南的农业发展肯定好过西北，百姓的田地产出，也肯定好过西北。
在江南，一场大水最多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如果在西北，那可能就是百姓家破人亡了。
除非是特殊时期，遇到官家大赦天下，否则的话，这样的税制，对西北边地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而这，也是范仲淹这几年历经地方和中央后，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朝廷的国政，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而朝中的宰执相公们，更多想的是修修补补，尽可能的维持平衡......范仲淹不是说这种办法不好，但终归是治标不治本。
范仲淹想要去改变，但范仲淹却始终没有想好，到底应该怎么去改变。
范仲淹既不是初入官场，只有理想和冲劲的楞小伙，也不是未来的那位拗相公，他确实想要变法革新，但同时，他也知道，革新政务，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做事情，总得一步一步来。
一个革新不好，真正遭殃的人，不是他这个当官的，还得是普通百姓。
但是吧，有一个事情，范仲淹觉得，不妨借着这次苏州治水，试一下。
那就是用度公开。
范仲淹打算把这次募集到的，用于治理水患的善款用度，每七天公开一次。
一者，是为了让这些捐款的商人和百姓看到善款的用度过程，保证每一笔钱都用到位。
二者.......其实范仲淹这么做，是为了另一项东西的革新在做准备。
公使钱。
对，就是那个让滕宗谅栽了跟头，导致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的公使钱。
当然，这个时候的范仲淹不可能知道后来还会有这么一出事儿，但不妨碍范仲淹看这个公使钱不顺眼。
事实上，公使钱这个东西，本来是朝廷发给各地地方官，用于宴请，招待同僚的用度，目的，就是避免因为这项支出，导致地方官员贪污腐化。
算是高薪养廉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个公使钱不是进地方官员自己的腰包的，一旦官员离任，这些公使钱就得封库，交给下一任继任的官员继续使用......说到底，就是合法吃喝的公款。
但是吧，因为这笔钱就是用来吃喝玩乐的，因此导致各地滥用公使钱的情况屡有发生，而一旦没钱了，这些吃喝玩乐的官员们就会伸手向朝廷要钱，这无形中也成为了朝廷的一项重要的财政负担。
范仲淹在中枢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份吏部公使钱的资料，每年公使钱的用度，居然高达国家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这就很恐怖了。
因此，范仲淹早就想着，是不是要规范一下公使钱的用度。
具体怎么规范，其实范仲淹一直没有想好，如果生硬规定，显得不近人情，各级官吏必然会严重不满，但如果含糊其辞，那根本起不到效果，还不如不管。
而偏偏这次，因为顾深放出小道消息，说要把商人捐款数量公开的事儿，导致商人们反而踊跃捐款......范仲淹就琢磨着，是不是要求官员把公使钱的用度公开，也能起到警示官员的效果？！
毕竟嘛，在范仲淹看来，官员总是要脸面的，一旦公开公使钱的用度，那些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名声考虑，必然会对滥用公使钱有所收敛，这样朝廷也就能稍微减轻一点公使钱的支出了。
但是吧，公使钱这个事儿，毕竟是朝廷政务，范仲淹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搞事儿，所以，他就想拿这次善款来试试水。
这个善款，理论上讲不算公款，所以对它的支配和使用，范仲淹有绝对的权利。
而范仲淹也是想看看，通过公开善款支出用度，是不是能让那些支取善款修河的胥吏们有所收敛，甚至不敢乱碰这些善款。
如果真的能起到这样的监督效果，那么将来公使钱改革，范仲淹就有了方向了。
作为商人，天生逐利，所缺者，不过是个“名”。
大宋并不抑商，但士农工商的四民排序，依然不可动摇，因此，商人在大宋虽然可以赚钱，但几乎不存在赚名的机会。
现在，顾深就给他们这个机会。
顾深先是在王单的陪同下，挨个拜访了苏州府城内的豪商大户们，以“为国为民”为前提，跟这些富商们进行了一次友好的沟通。
是真的友好，毕竟咱们的范知州说了，不用威逼，最多只能是利诱。
所以，顾深上门拜访，是尽到了礼数的。
带着王单，是要靠王单来背书，告知其他富户，王家已经答应了捐款治水，如今就是看你们各家的表现了。
程家好说，是王单的岳父家，一顿招待过后，顾深也带着满意的答复离开了。
但其他几家，有的顺利，有的，却有些阻碍。
商人嘛，终究是不会跟官硬碰硬的，但你指望他们能拿出足够多的钱财来治理水患，那也是想瞎了心了。
如果水患不大，他们在苏州城内居住，并不会受到水患太大的影响，而如果水患大到把苏州府城都给淹了，那他们也早就跑到其他地方去避难了。
凭白捐钱出来治理水患，政绩是当官的，受益者是城外的种田汉，跟他们这些商人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啊，第一轮的商谈，友好，但不顺利。
然后，顾深就出招了。
他一面给各家商户送去了范仲淹的请柬，请他们在苏州城内最大的酒楼万里楼吃饭，另一面，让王单在百花楼放出小道消息，说范仲淹会在万里楼宴请当日，将诸商户捐款数公布于府衙之外。
之后，这个捐款榜单，不仅会传檄苏州各县知晓，还会在苏州府城外，立碑镌刻，以彰显义民造福地方之善举。
不是要名声么，我给你们名声，还给你们传送诸县，刻碑记功。
这个名声够大了吧？！
治理苏州水患，最后受益的人还是苏州百姓，你们这些商家大户，如果还抠抠索索的不拿钱出来，就不怕将来被老乡家人戳脊梁骨？
正方两面，顾深都考虑到了，不怕这帮貔貅听到消息，不往外吐钱。
但是吧，就一点，顾深没想到......范仲淹把顾深叫了过去，又训了一个多时辰。
顾深这么做，多少是有些沽名钓誉，以名换钱了......老范的脾气，是不太能接受这样的行为的。
范仲淹再三跟顾深强调，能募捐来多少，都是苏州商户的一片心意，多少都无所谓......大不了先干着，自己打报告跟上面要财政拨款嘛。
顾深的做法，范仲淹是不敢苟同的，这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他也不希望顾深因此尝到甜头，以后习惯使用这种手段。
那就跟吕夷简那种人没啥区别了。
为人为政，都要走正道，不能因为贪图一时方便，就搞一些阴谋算计，这不是君子之道。
也就是范仲淹真的把顾深当成师侄晚辈，否则范仲淹根本不会去跟顾深说这么多，更不会训斥他一个多时辰。
这一个多时辰训得，顾深总算明白，为什么古人动不动就“汗流浃背”了......亲身体验啊。
一方面是躬身站了一个多时辰，累的。
另一方面，范仲淹骂人不带脏字，但句句诛心，谈古论今，就差把顾深说成是赵高，丁谓之流了。
这可不是以往在一起瞎聊天了，顾深可没有开口辩解的余地，除了挨骂，那就是挨骂。
挨完骂，顾深还得陪着范仲淹去赴宴，并且在宴席上，当众给诸位商户道歉，承认是自己放的小道消息。
然后，范仲淹帮着顾深擦屁股，说既然顾深是受了自己的命令去跟各大商户打交道的，不管他说了什么，他都会负责。
今天宴会，不谈捐款，只谈风月。
待来日，各商家若有意，可自行至府衙登记，范仲淹都会把诸人的名号传颂各县，立碑记功，但，不会在碑文上登记各商户的具体捐款数额。
如此一来，各商家得名，亦免得与人攀比。
众商户纷纷称赞范知州体贴仁义.......然后吧，各自盘算，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
这年月的商人，就没有哪个是蠢蛋，他们也不会相信范仲淹是真心要让顾深道歉......心思阴暗一点的，还会猜测是不是范知州对捐款数额不太满意？！
别说别人，就是王单的老爹王升，都私下问过顾深，范知州是否另有深意。
虽然顾深再三跟王升保证，范知州就是单纯的不喜欢这种以名换钱的方式，并无他意......可王升还是会琢磨啊。
是，范知州是不喜欢以名换钱，那是因为你范知州名满天下.......但我们这些当商人的喜欢啊。
而且，稍微往阴暗层面去想想，这如果要是出钱少了，范知州不高兴了，不把自己的名字给刻到碑上去......那不是更要被同乡们戳脊梁骨的？！
所以啊，包括王升在内，一帮商人在回去仔细盘算了一番后，纷纷来到府衙，在顾深原定的基础上，至少加码三成的捐款。
给范仲淹整的都有点哭笑不得了。
原本范仲淹的打算，是把太湖周边的五条河道疏浚一番，再引流太湖之水入海......这事儿虽然花钱不少，但也在苏州府的承受范围之内。
可如今倒好，不算苏州府本身的治水经费，光募集来的商家捐款，就够把这五条河疏浚一遍，顺便再把河堤加高一尺了。
这都什么事儿啊。
这个结果，确实是范仲淹没有预料到的......早知如此，他当年在兴化县修海堤，就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修到自己丁忧离任都没修完了。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钱到位了，那就开干吧。
今年苏州遭遇了水患，歉收是肯定的了。
但是吧，大宋朝的税法规定，丰年不多收，灾年不少收......歉收了也一样是要交秋税的。
这事儿吧，它不合理，范仲淹也知道，但，并不是现在的范仲淹能改变的。
范仲淹现在能做的，一是上书朝廷，看看能不能减免苏州府的赋税，二，就是发挥自己苏州知州的权利，允许苏州一府百姓欠缴今年秋税。
是的，虽然灾年朝廷一样要收税，但大宋至少允许百姓们欠缴，等来年丰收了，一起补上，也是可以的。
这一点，至少在江南地区，是可行的。
北宋的江南地区，农业发展已经是很发达的了，随着江东犁等先进农具的出现，再加上数百年的耕作经验积累，北宋年间的江南，基本能做到两年三熟，甚至是一年两熟。
欠一季秋税，来年补上，对江南百姓来说，虽然负担重了一些，但也不是不能承受。
要是这场大水发生在西北.......范仲淹都不知道会酿成什么样的后果。
大宋的税制，很公平，但又非常的不公平。
公平在于，一亩地，不管是在西北还是在江南，都是缴同样的税收。
不公平的地方在于，江南的农业发展肯定好过西北，百姓的田地产出，也肯定好过西北。
在江南，一场大水最多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如果在西北，那可能就是百姓家破人亡了。
除非是特殊时期，遇到官家大赦天下，否则的话，这样的税制，对西北边地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而这，也是范仲淹这几年历经地方和中央后，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朝廷的国政，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而朝中的宰执相公们，更多想的是修修补补，尽可能的维持平衡......范仲淹不是说这种办法不好，但终归是治标不治本。
范仲淹想要去改变，但范仲淹却始终没有想好，到底应该怎么去改变。
范仲淹既不是初入官场，只有理想和冲劲的楞小伙，也不是未来的那位拗相公，他确实想要变法革新，但同时，他也知道，革新政务，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做事情，总得一步一步来。
一个革新不好，真正遭殃的人，不是他这个当官的，还得是普通百姓。
但是吧，有一个事情，范仲淹觉得，不妨借着这次苏州治水，试一下。
那就是用度公开。
范仲淹打算把这次募集到的，用于治理水患的善款用度，每七天公开一次。
一者，是为了让这些捐款的商人和百姓看到善款的用度过程，保证每一笔钱都用到位。
二者.......其实范仲淹这么做，是为了另一项东西的革新在做准备。
公使钱。
对，就是那个让滕宗谅栽了跟头，导致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的公使钱。
当然，这个时候的范仲淹不可能知道后来还会有这么一出事儿，但不妨碍范仲淹看这个公使钱不顺眼。
事实上，公使钱这个东西，本来是朝廷发给各地地方官，用于宴请，招待同僚的用度，目的，就是避免因为这项支出，导致地方官员贪污腐化。
算是高薪养廉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个公使钱不是进地方官员自己的腰包的，一旦官员离任，这些公使钱就得封库，交给下一任继任的官员继续使用......说到底，就是合法吃喝的公款。
但是吧，因为这笔钱就是用来吃喝玩乐的，因此导致各地滥用公使钱的情况屡有发生，而一旦没钱了，这些吃喝玩乐的官员们就会伸手向朝廷要钱，这无形中也成为了朝廷的一项重要的财政负担。
范仲淹在中枢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份吏部公使钱的资料，每年公使钱的用度，居然高达国家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这就很恐怖了。
因此，范仲淹早就想着，是不是要规范一下公使钱的用度。
具体怎么规范，其实范仲淹一直没有想好，如果生硬规定，显得不近人情，各级官吏必然会严重不满，但如果含糊其辞，那根本起不到效果，还不如不管。
而偏偏这次，因为顾深放出小道消息，说要把商人捐款数量公开的事儿，导致商人们反而踊跃捐款......范仲淹就琢磨着，是不是要求官员把公使钱的用度公开，也能起到警示官员的效果？！
毕竟嘛，在范仲淹看来，官员总是要脸面的，一旦公开公使钱的用度，那些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名声考虑，必然会对滥用公使钱有所收敛，这样朝廷也就能稍微减轻一点公使钱的支出了。
但是吧，公使钱这个事儿，毕竟是朝廷政务，范仲淹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搞事儿，所以，他就想拿这次善款来试试水。
这个善款，理论上讲不算公款，所以对它的支配和使用，范仲淹有绝对的权利。
而范仲淹也是想看看，通过公开善款支出用度，是不是能让那些支取善款修河的胥吏们有所收敛，甚至不敢乱碰这些善款。
如果真的能起到这样的监督效果，那么将来公使钱改革，范仲淹就有了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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