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孜孜不倦
眼下的代理知县杨津正，虽说身边已经有了两个女人，一个是知县彭叔大的妹妹彭玉婷，另一个是彭玉婷的贴身丫鬟。
这几日虽说也都轮流侍寝，但彼此之间并没有相应的名分！
彭玉婷也不由得为此而感到发愁，偏偏这种事情还不杨津正，毕竟此时的他可以说的上是穷苦而困顿！
即便身为尊贵的县老爷，贪污受贿的那一套也行不通，毕竟这是洪武后期，大明皇帝朱元璋的暴虐早已风闻天下，绝对不会有人壮着胆子敢去挑战他的底线！
杨津正很显然也不敢，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的合理合法挣钱。这样才能躲过朝廷的清算！
毕竟朱元璋的狠辣，世人早已皆知！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究竟有多狠呢？历史上各个王朝，既有皇帝也有官员，既有奸臣也有忠臣，既有廉官也有清官。用吴晗的话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特别是24史中最后明史，从常理说应该借鉴以往朝代教训，王朝建设的会更好，走的更远。但恰恰明朝一些史料让后人不解，特别是晚明时期的史料让人深思。
明朝应该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当皇帝最成功的王朝，朱元璋出自贫民，当过乞丐当过和尚，他更应该懂得王朝来之不易。朱元璋当皇帝后，他深知腐败对国家的危害，因次他铁腕反腐，对腐败施以重刑，官吏贪污60两以上的，一律斩首，还要剥皮揎草。各州县的衙门左侧的土地庙成为剥皮的刑场，被人称为“皮场庙”。但即使朱元璋用重典施重刑，贪污问题依然没有杜绝，明朝出现“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连朱元璋都无奈：“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朱元璋死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贪腐却比任何朝代都厉害。
如何腐？
对于明朝的贪腐，还是用明朝人说话最有力度。明人陈邦彦对明朝的贪腐这样评价：“嘉(靖)、隆(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宦游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嗤斥之。”嘉靖以前，明朝的士大夫及官员未必都是“敦尚名节”，但这些员还能知贪腐是羞耻行为，被问到当官时挣了多少钱，很多贪腐的官员都因为羞耻从来不说，也就是说此时的明朝贪腐问题还没有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但嘉靖上台后，明朝官场风气变化很大，士大夫无不“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此时明朝的官场用陈邦彦的话表述：“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当得到朝廷任命，得到一个肥缺的职务时，都高兴庆祝，但如果得到是一个穷差事则没人理会他。“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明朝此时的官场形成了，谁贪的多证明有能力，笑话清廉官员无能，这样官场，即使出清廉官员也无法生存下去，海瑞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比如吏科给事中魏大中，谁给他送礼他就举报谁，于是再没有人敢登他的门，最后结局很惨，被魏忠贤逮捕入狱，最后死在监狱里。
明英宗时王振、武宗时的刘瑾以及穆宗朝时的李广等人贪腐，主要是皇帝身边宠幸的太监。但嘉靖以后的皇帝中，位高权重的大臣及首辅，甚至惩治贪腐的监察部门的御史们，也照样受贿贪腐。
嘉靖皇帝时，有位叫翟鸾大臣最开始进入内阁工作时，他有修洁的名声。他身为重臣时，巡察边境，可以对边疆地区文官武将有生杀大权。此时翟鸾巡察时，官员们都“橐键郊迎”，“馈遗不赀”，他巡察结束时，是什么景象呢？“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后来他在内阁首辅的位子上，被人举报贪腐，他“声誉顿衰”，最后遭到削职为民的结局。
明朝大贪官严嵩在明朝内阁专政时，收钱敛财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而且父子齐上阵，严嵩收钱的时让他儿子工部侍郎严世蕃操作。严世蕃凭着老子是宰相的权力，他“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竟趋，要价转巨”。严世蕃是不折不扣的贪腐官二代，而且严家还有贪腐官三代。因为收钱办事，总要有个牵线搭桥的人，给严家牵线搭桥的“不下百十余人”，其中牵线最多的是严世蕃的儿子，锦衣严鹄与中书严鸿。严嵩倒台后，朝廷从严家抄没的珍宝异物太多，连清单都能编为一本书，名为《天水冰山录》。
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个能臣，也是一个好官。他是明朝历史有作为的改革家，但就是这样一个官员，也是一个贪腐高手。时任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曾行贿张居正，送他两个金盘子，盘子中有高达三尺高的珊瑚。黄仁宇先生于1976年写过一本明史书籍，名为《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记载，明朝追查张居正贪的各种财物价值10万两以上以。张居正的儿子还称，还有30万两寄存到其他地方。朝廷命人抬进宫里进行点验，一查财物达110扛（这里的“扛”是指专门装金银财宝的轿子，由两人抬着）。张居正死后，明朝官员就不服气对他进行鞭鞑：“开门受赂自执政始，而岁岁申馈遗之禁何为哉?”可见张居正贪腐之重。
明朝赵志皋当首辅时，綦江抓获了一个人，抓捕人员从他身上搜出4封函件，还有他携带的黄金五百、白金千两与虎豹皮数十张。经过官府的多次过审，此人才承认，他的这些钱财主要去朝廷打点内阁官员。因此在明朝，用钱行贿内阁，很少让人发现。到了崇祯皇帝时，这种行贿的事成为一种见怪不怪事。有人甚至直接带着黄金找到中书舍人，请他去行贿内阁大学士，帮送黄金的人升官，而升的是副都御史。不过送礼的人被明朝巡逻军士抓住，可见这种事太频繁。
崇祯皇帝时有个叫薛国观的首辅，也曾受贿。当时身为御史的史范贪污案被查，崇祯帝大怒，要撤掉他的官职发配，史范听说后，赶紧“急携数万金入都”去打点，他把大量黄金放在薛家，与薛国观商议应对策略，但被政敌发现揭发。崇祯下令把史范关起来，不久史范在狱中病死。
史范死了，史家人不愿意，他们向朝廷举报，史范行贿的黄金“所携赀尽为国观有”。于是首辅薛国观也坐实了受贿罪被罢免职务回乡。
薛国观离职时，从京城往老家走，当时他带的东西太多，“辎重累累”，又引起政敌的注意，薛国观再被举报，“得其招遥通贿状”，最后老家没回成，“法司坐其赃九千”被崇祯打死。薛国观死后没几年，明朝也灭亡了。
因何腐？
后人不明白，朱元璋用尽残酷的刑罚反腐，而且还制定了严厉的法典，为什么后来明朝贪腐不断，成为历届王朝贪腐最为严重的一个王朝呢？
首先，明朝官员收入太低，比宋朝要低几倍。宋朝清官退休后，在家置房置地养家伎，而明朝连基本的生活保障能保住就是奇迹了。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当皇帝时，一个县令月薪不超过5两。朱元璋认为这些钱够一家人生活了。
但朱元璋却不知道，官员这点钱正常情况下养家糊口可以，但也要养些下人，还有要官场上打点。这些钱显然不够，因此必然贪腐。
明朝俸禄有一个计算方式，朝廷先根据官员一年需要多少粮食，然后再根据这个比例将粮食折算成银子发放，虽然官职变动，俸禄也跟着变动，但换算比例却一成不变，一两黄金换10石粮食，那么一两银子就换两石粮食。在明朝初年这个俸禄还能满足官员，但随着社会发展，粮食价格是波动的，而且明朝末期，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白银，一两银子就不值钱了，因此固定不变的官员俸禄换算比例，让官员的工资越来越少，他们不得不贪。
明朝贪腐另一个原因就是反腐体制不健全。要想让官员不贪，不是严查。但朱元璋当时却运用特务人员，深入各地监视官员。有人甚至晚上与家人说的话，第二天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靠这种看管方式，朝廷要花费成本极高。
另外，朱元璋还让官员互相揭发贪污行为，给揭发者奖励，这很容易成为官场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的问题。朱元璋还鼓励老百姓揭发，虽然初期效果很高，但这些揭发官员的老百姓极易被官员打击报复。
在明朝有个现象很有意思，“抓反腐照样腐”。我们都知道，“御史”就执纪反腐的官员，但明朝的御史非但没起到反腐的作用，反而带头贪腐。明武宗时有个御史胡节，曾贿赂宦官刘瑾被查。御史钱从哪来？当然是收受其他官员的。
嘉靖末年，御史与官员贪腐形成“猫鼠共眠”的局面，他们反腐职责则“无闻以赃吏上闻者”。巡按御史黄廷聘路过衡山县，县令陈安志对他傲慢无礼不满，陈安志一气之下打开了黄廷聘的行囊，发现“金银诸物甚夥”，于是奏报朝廷，最后黄廷聘受到“冠带闲住”的处分，却保住了乌纱帽。御史陈志先巡察江西后，回来后丢失了四件行李，地方官员查获后，发现“其中皆金宝”，还有他受贿明细表，详细记载了他受贿“不下数万”，陈志先也受到“革职闲住”。隆庆年间，淮扬巡盐御史孙以仁“侵匿盐银千余两”，事发，被革职查办。殷正茂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时，“岁受属吏金万计”。当时广西正闹民变，首辅高拱竟然说：给他百万黄金，即使“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当时朝廷为了巩固统治，对贪腐也只能容忍了。
从这些事例看，明朝贪腐严重既有官员俸禄低的原因，关键是明朝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反腐制度。
怪现象？不不不，这个是很正常的！
明史专家吴晗曾对《明史·循吏传》进行过统计，这里所说的“循吏”是好官。吴晗对125个循吏进行了分析，从嘉靖皇帝继位到崇祯皇帝吊死123年里，仅有5位循吏。而120个循吏包含在嘉靖皇帝之前的153个里。明宣宗、明英宗期间有位叫周忱的江南巡抚，吴晗称他为“爱民好官”。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爱民好官，为干事业拿钱打点朝中大臣，还要给来往的官员送礼。出手非常大方，他对手下人贪腐也睁只眼闭只眼。他目标很明确，就是靠行贿实现自己为朝廷做事的愿望。
从吴晗的统计看，明朝贪腐官员的“怪现象”是明朝独有的。并不是所有贪腐官员像严嵩这样的奸臣，有的官员既能贪也能干事，张居正就是一个例子。
明朝有名的清官、廉官海瑞的廉洁在明朝独一无二，用海瑞廉洁做法，张居正被斩首10次都不多。那么张居正这样能干事的官员，为什么这样贪呢？主要保持自己的权力稳固，张居正权力稳固来自于后宫，皇太后和太监冯保对他好。这种“好”是靠利益关系培育的。张居正给后宫送礼从来不遮掩。这层关系稳固了，张居正的权力就稳固了。
而戚继光的后台就是张居正，戚继光的钱主要靠招兵吃空饷得来，他再把得来的钱送给张居正。那么戚继光做事就不怕了。
在后人眼里认为张居正纯粹是贪官。但在明朝体制下，想把工作干好，没钱不行。而钱从哪来，只得想办法贪。如果张居正没有皇太后当后台，他怎么能顺利推行他的改革。同样，戚继光没有张居正的后台，谁都可以收拾他。那他根本抗不了倭寇。
因此，明朝后期这种官场怪现象，反而能为明朝续命。像大太监魏忠贤想办法搜刮钱，自己也贪，但确保了朝廷有钱。他一死，崇祯来钱的路被堵死了，反而没钱了。这种怪现象也是明朝体制所形成，无法改变。许多年来，明代皇帝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做得尽管有些矫枉过正，但的确收到了明显成效，起到了整肃的效果。不但如此，就连宣扬廉洁方面，他亦有出色的表现，人们把他称为反贪楷模，正是人民心声的真实体现！
朱元璋登基后不久，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时在樵楼上吹起号角，并高唱：“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为了防止功臣们居功自傲，朱元璋特令工部制造了一种申诫公侯铁榜，对他们可能发生的各种不法行为逐项规定了处罚标准。洪武１８年前后，朱元璋将自己编写的四本诰书印发给各位官员，让他们认真学习，引以为戒。洪武２５年，他又亲自编写了《醒贪简要录》，亲自在奉天门向百官宣读，并颁布中外。每次诛杀贪污受贿的案犯时，朱元璋都要下令刑部将其罪行印发至各级衙门，广为张贴，还下令官员都要到刑场观斩，以受教育。
他还经常表扬并越级提拔清正廉洁的官员，以树典型。陶后仲在福建任按察使时，惩治贪官数十人，尽除宿弊，抚恤军民。朱元璋下令对其大力表彰。某官员曾向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行贿，王平反而将其抓起来送审。朱元璋得知后，嘉奖了他，并提拔他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对于能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朱元璋不仅给予重赏，还为他们修建府第；清官寿终时，朱元璋还亲自为其撰写祭文，以彰其德；他还命人将清官廉吏的事迹列入《彰善榜》、《圣政记》中，让其千古流芳……
正因为朱元璋下狠心反腐倡廉，明朝初期才出现了一批如陶安、陶后仲、郑士元、方克勤那样的清官，使得明初的政治清明，深得老百姓的拥护。
朱元璋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清代的史学家赵翼曾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的身上，豪气和匪气并存。但不论如何，他奇特的个性、传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创业史以及独树一帜的治国驭人之术，都令人好奇，尤其是其刚猛治国、重典肃贪的手段也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刚猛治国、重典肃贪的效果，其实并不理想！
在洪武年间，世道清廉，民生发展迅速，也为永乐、仁宣盛世打下了基础，有了北方的暂时安宁、有了恢宏的《永乐大典》、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
由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惩贪倡廉的有力措施，明初的吏治改变了元末“赂遗权要“、“蠹政厉民“的腐败风气，日趋清明。他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虽然杀戮过重，但确实整饬了吏治，同时强化了中央集权，从而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在这个时期的官场，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重典肃贪的高压下，叫‘官不僚生’一点不为过，做官者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那时当公务员，应该是高风险职业，而且收入一般，远没有今天火爆抢手。朝中官员如惊弓之鸟，每天都担心自己脑袋不保，史料记载，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仪式，穿戴整齐，告别家人，交待清楚家事和后事，然后上朝，散朝时，家人在家门口等着，如果看到活人回家，就会长出一口气。在不知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下，很多官员承受不住，纷纷表示自己就当白读了几十年书，情愿回家种地。
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又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朱元璋十分不解，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倒是越来越少了，史料中有这样一个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可见当年提拨的新官员全部犯了法，无一幸免。
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便出现了戴死罪、徒流罪，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朱元璋手段用尽，自己也亲力而为，然而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正是法令太过严苟，无论是武力夺位的朱棣，还是仁厚的仁宗，当家后都基本废止了朱元璋肃贪的重典竣法，腐败贪污又死灰复燃，比起洪武，犹过之而无不极。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似乎没有谁比朱元璋出身更加低微、身世更加凄惨的。
元朝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东乡。他的父母是靠租种别人田地为生的佃农。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取名重八，后来改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小时候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没钱，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里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大哥的儿子在这场灾难中相继去世，大嫂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
朱元璋到村子附近的皇觉寺出家做了和尚。因为寺中也没有余粮，朱元璋只做了几十天的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云游四方。直到至正八年（1348），朱元璋才又回到了皇觉寺。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其实和讨饭也差不多。然而经过这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当皇帝后，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想要创造一个官员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对大臣们说：“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正是由于权威下移，君主为臣下所蒙蔽，不了解民情，政策也得不到坚决贯彻。朱元璋常常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政治体制，确保不会出现主荒臣专的局面，如何千秋万载。
改革政治体制
明朝初年，也基本沿用汉唐旧制，在中央设三大府：中书省，下统六部，职掌行政事务；大都督府，统管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总管地方事务。但朱元璋对此很不满意，他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以往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权力，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统摄，向中央负责。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等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增设云南布政使司。
洪武十三年（1380），他借口胡惟庸谋反，趁机宣布撤销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直接向皇帝汇报。“罢宰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朱元璋惟恐后世子孙不理解自己的苦心，特意在《祖训》中明文规定不许变乱旧章：“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同时将掌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改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分领所属都司卫所部队，但无权调兵。
朱元璋进行上述变革和调整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君权，主要手法是分化、弱化大臣之权，他对地方行省、中书省和大都督所作的一系列变革莫不如是。朱元璋罢丞相，是对一千多年中央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将全国政务奏请皇帝裁决，实际上是皇帝兼行相权。皇帝不得不处理更多的政务，据说朱元璋每天要看200多份奏章，处理400多件政事，相当辛苦。由此，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帝之一。
设立特务组织。
朱元璋生性雄猜，加强了对大臣的监视。开始时，他派遣一些检校等人暗中侦查大臣的举动，但没有逮捕和审讯的权力。朱元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大臣对自己和大明江山忠心无二，要他们知道恐惧，防止他们营私舞弊、结党乱政。事无巨细，家长里短，都被朱元璋探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恐怖情景。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做了一首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告诉他昨天诗作得不错，只是并没有“嫌“他迟，不如改成“忧“字更好些。钱宰听后大惊失色，吓得直磕头谢罪。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所以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就连李善长、徐达这样的功臣也人人自危。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为了加强监视，特别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成为他实行特务政治的重要手段，也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明代特务政治。
朱元璋这样费尽苦心地更张制度，反复斟酌定都问题，主要是因为天下得之不易，希望能世代固守，传之久远。官员工资制度，其实也很低。
遵循清廉原则，明朝官吏工资不高: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
以知县为例，县官月俸7.5石米，这些收入是他养家养佣人应酬的唯一来源，休假制度
汉朝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名字叫“休沐”。
隋唐时期，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称成“旬休”，但是每逢新年、冬至会休息七天。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端午、中秋、重阳外，还有皇帝的生日、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
宋朝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
到了元朝，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
到了朱元璋，完全取消过去休假制度，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驳回，然后规定休假的制度，一年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皇帝生日。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无法解决，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惩治贪官制度
洪武十八年（1385）开始，朱元璋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其内容主要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以及侵扰百姓等问题。四编大诰共236条，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竟达150条之多，而且极其严厉，共罗列有凌迟、枭首太祖谥册、夷族等惩罚，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
朱元璋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明朝在县衙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这个土地祠是剥人皮的地方，朱元璋命令官员贪污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并威慑贪官。
肃贪手段和刑罚的创新，由于贪官的前仆后继、倒下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又走群众路线，做了一规定:凡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诛连九族！
在收集贪污事实上，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这样一来，反腐效率那是相当的高。
在处罚上，明朝有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是笞、杖、徒、流、死五种。但朱元璋在对付贪官污吏上，他用的处罚手段有很多创新。
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典型贪污大案道同案。
番禺县令道同，蒙古族人，为官清廉，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镇守广州的永嘉候（侯爵）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朱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立有大功，位高权重，朱亮祖收了好处，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人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元璋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道同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他被杀时，无数百姓前来送行。
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过了一段时间，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抓他和其子朱暹前往京城请罪。
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空印案。
按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各府、州、县都要派遣官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务情况，户部审核清楚才算了结。户部的审核很严格，钱谷数字如稍有不合就得重新造册填报。重新造册不算困难，主要是账册上要有地方衙门的印信才行，而从中央到地方重新盖印往返要很长时间，因此地方官员习惯带些备用的空白文册，一旦遇到驳回的情况，只须重新填写而不必往返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户部也很清楚，照例默认，没有人去追究。再说，这种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也不能用作他图，没有什么危害。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发现这种情况，非常震怒，认为是故意欺骗他，下令将各地衙门长官主印的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很多人蒙冤受死，其中就包括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他是当时人公认的好官。
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等人串通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十分重视，将他们全部逮捕。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人亦牵连在内。最后追赃粮700万石，郭桓等数百人被处死，各地布政使官员入狱被杀者又有数万人。追赃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地主，因此破产者不计其数。此案一共杀掉了三万余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
8．清廉官员的待遇
不贪的清官也是有的，其代表莫过于海瑞和和尚书吴琳，但在朱元璋领导下，不伸手的清官的结局都是相当的惨。
海瑞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他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干活，不该拿的他一分钱也不拿，每月就靠俸禄过活。
他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苦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
吏部尚书吴琳为官清廉，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琳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道：“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
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琳，有啥事儿？”
使者十分感动，便将此事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十分感慨。
从上述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
这几日虽说也都轮流侍寝，但彼此之间并没有相应的名分！
彭玉婷也不由得为此而感到发愁，偏偏这种事情还不杨津正，毕竟此时的他可以说的上是穷苦而困顿！
即便身为尊贵的县老爷，贪污受贿的那一套也行不通，毕竟这是洪武后期，大明皇帝朱元璋的暴虐早已风闻天下，绝对不会有人壮着胆子敢去挑战他的底线！
杨津正很显然也不敢，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的合理合法挣钱。这样才能躲过朝廷的清算！
毕竟朱元璋的狠辣，世人早已皆知！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究竟有多狠呢？历史上各个王朝，既有皇帝也有官员，既有奸臣也有忠臣，既有廉官也有清官。用吴晗的话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特别是24史中最后明史，从常理说应该借鉴以往朝代教训，王朝建设的会更好，走的更远。但恰恰明朝一些史料让后人不解，特别是晚明时期的史料让人深思。
明朝应该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当皇帝最成功的王朝，朱元璋出自贫民，当过乞丐当过和尚，他更应该懂得王朝来之不易。朱元璋当皇帝后，他深知腐败对国家的危害，因次他铁腕反腐，对腐败施以重刑，官吏贪污60两以上的，一律斩首，还要剥皮揎草。各州县的衙门左侧的土地庙成为剥皮的刑场，被人称为“皮场庙”。但即使朱元璋用重典施重刑，贪污问题依然没有杜绝，明朝出现“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连朱元璋都无奈：“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朱元璋死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贪腐却比任何朝代都厉害。
如何腐？
对于明朝的贪腐，还是用明朝人说话最有力度。明人陈邦彦对明朝的贪腐这样评价：“嘉(靖)、隆(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宦游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嗤斥之。”嘉靖以前，明朝的士大夫及官员未必都是“敦尚名节”，但这些员还能知贪腐是羞耻行为，被问到当官时挣了多少钱，很多贪腐的官员都因为羞耻从来不说，也就是说此时的明朝贪腐问题还没有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但嘉靖上台后，明朝官场风气变化很大，士大夫无不“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此时明朝的官场用陈邦彦的话表述：“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当得到朝廷任命，得到一个肥缺的职务时，都高兴庆祝，但如果得到是一个穷差事则没人理会他。“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明朝此时的官场形成了，谁贪的多证明有能力，笑话清廉官员无能，这样官场，即使出清廉官员也无法生存下去，海瑞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比如吏科给事中魏大中，谁给他送礼他就举报谁，于是再没有人敢登他的门，最后结局很惨，被魏忠贤逮捕入狱，最后死在监狱里。
明英宗时王振、武宗时的刘瑾以及穆宗朝时的李广等人贪腐，主要是皇帝身边宠幸的太监。但嘉靖以后的皇帝中，位高权重的大臣及首辅，甚至惩治贪腐的监察部门的御史们，也照样受贿贪腐。
嘉靖皇帝时，有位叫翟鸾大臣最开始进入内阁工作时，他有修洁的名声。他身为重臣时，巡察边境，可以对边疆地区文官武将有生杀大权。此时翟鸾巡察时，官员们都“橐键郊迎”，“馈遗不赀”，他巡察结束时，是什么景象呢？“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后来他在内阁首辅的位子上，被人举报贪腐，他“声誉顿衰”，最后遭到削职为民的结局。
明朝大贪官严嵩在明朝内阁专政时，收钱敛财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而且父子齐上阵，严嵩收钱的时让他儿子工部侍郎严世蕃操作。严世蕃凭着老子是宰相的权力，他“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竟趋，要价转巨”。严世蕃是不折不扣的贪腐官二代，而且严家还有贪腐官三代。因为收钱办事，总要有个牵线搭桥的人，给严家牵线搭桥的“不下百十余人”，其中牵线最多的是严世蕃的儿子，锦衣严鹄与中书严鸿。严嵩倒台后，朝廷从严家抄没的珍宝异物太多，连清单都能编为一本书，名为《天水冰山录》。
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个能臣，也是一个好官。他是明朝历史有作为的改革家，但就是这样一个官员，也是一个贪腐高手。时任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曾行贿张居正，送他两个金盘子，盘子中有高达三尺高的珊瑚。黄仁宇先生于1976年写过一本明史书籍，名为《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记载，明朝追查张居正贪的各种财物价值10万两以上以。张居正的儿子还称，还有30万两寄存到其他地方。朝廷命人抬进宫里进行点验，一查财物达110扛（这里的“扛”是指专门装金银财宝的轿子，由两人抬着）。张居正死后，明朝官员就不服气对他进行鞭鞑：“开门受赂自执政始，而岁岁申馈遗之禁何为哉?”可见张居正贪腐之重。
明朝赵志皋当首辅时，綦江抓获了一个人，抓捕人员从他身上搜出4封函件，还有他携带的黄金五百、白金千两与虎豹皮数十张。经过官府的多次过审，此人才承认，他的这些钱财主要去朝廷打点内阁官员。因此在明朝，用钱行贿内阁，很少让人发现。到了崇祯皇帝时，这种行贿的事成为一种见怪不怪事。有人甚至直接带着黄金找到中书舍人，请他去行贿内阁大学士，帮送黄金的人升官，而升的是副都御史。不过送礼的人被明朝巡逻军士抓住，可见这种事太频繁。
崇祯皇帝时有个叫薛国观的首辅，也曾受贿。当时身为御史的史范贪污案被查，崇祯帝大怒，要撤掉他的官职发配，史范听说后，赶紧“急携数万金入都”去打点，他把大量黄金放在薛家，与薛国观商议应对策略，但被政敌发现揭发。崇祯下令把史范关起来，不久史范在狱中病死。
史范死了，史家人不愿意，他们向朝廷举报，史范行贿的黄金“所携赀尽为国观有”。于是首辅薛国观也坐实了受贿罪被罢免职务回乡。
薛国观离职时，从京城往老家走，当时他带的东西太多，“辎重累累”，又引起政敌的注意，薛国观再被举报，“得其招遥通贿状”，最后老家没回成，“法司坐其赃九千”被崇祯打死。薛国观死后没几年，明朝也灭亡了。
因何腐？
后人不明白，朱元璋用尽残酷的刑罚反腐，而且还制定了严厉的法典，为什么后来明朝贪腐不断，成为历届王朝贪腐最为严重的一个王朝呢？
首先，明朝官员收入太低，比宋朝要低几倍。宋朝清官退休后，在家置房置地养家伎，而明朝连基本的生活保障能保住就是奇迹了。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当皇帝时，一个县令月薪不超过5两。朱元璋认为这些钱够一家人生活了。
但朱元璋却不知道，官员这点钱正常情况下养家糊口可以，但也要养些下人，还有要官场上打点。这些钱显然不够，因此必然贪腐。
明朝俸禄有一个计算方式，朝廷先根据官员一年需要多少粮食，然后再根据这个比例将粮食折算成银子发放，虽然官职变动，俸禄也跟着变动，但换算比例却一成不变，一两黄金换10石粮食，那么一两银子就换两石粮食。在明朝初年这个俸禄还能满足官员，但随着社会发展，粮食价格是波动的，而且明朝末期，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白银，一两银子就不值钱了，因此固定不变的官员俸禄换算比例，让官员的工资越来越少，他们不得不贪。
明朝贪腐另一个原因就是反腐体制不健全。要想让官员不贪，不是严查。但朱元璋当时却运用特务人员，深入各地监视官员。有人甚至晚上与家人说的话，第二天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靠这种看管方式，朝廷要花费成本极高。
另外，朱元璋还让官员互相揭发贪污行为，给揭发者奖励，这很容易成为官场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的问题。朱元璋还鼓励老百姓揭发，虽然初期效果很高，但这些揭发官员的老百姓极易被官员打击报复。
在明朝有个现象很有意思，“抓反腐照样腐”。我们都知道，“御史”就执纪反腐的官员，但明朝的御史非但没起到反腐的作用，反而带头贪腐。明武宗时有个御史胡节，曾贿赂宦官刘瑾被查。御史钱从哪来？当然是收受其他官员的。
嘉靖末年，御史与官员贪腐形成“猫鼠共眠”的局面，他们反腐职责则“无闻以赃吏上闻者”。巡按御史黄廷聘路过衡山县，县令陈安志对他傲慢无礼不满，陈安志一气之下打开了黄廷聘的行囊，发现“金银诸物甚夥”，于是奏报朝廷，最后黄廷聘受到“冠带闲住”的处分，却保住了乌纱帽。御史陈志先巡察江西后，回来后丢失了四件行李，地方官员查获后，发现“其中皆金宝”，还有他受贿明细表，详细记载了他受贿“不下数万”，陈志先也受到“革职闲住”。隆庆年间，淮扬巡盐御史孙以仁“侵匿盐银千余两”，事发，被革职查办。殷正茂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时，“岁受属吏金万计”。当时广西正闹民变，首辅高拱竟然说：给他百万黄金，即使“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当时朝廷为了巩固统治，对贪腐也只能容忍了。
从这些事例看，明朝贪腐严重既有官员俸禄低的原因，关键是明朝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反腐制度。
怪现象？不不不，这个是很正常的！
明史专家吴晗曾对《明史·循吏传》进行过统计，这里所说的“循吏”是好官。吴晗对125个循吏进行了分析，从嘉靖皇帝继位到崇祯皇帝吊死123年里，仅有5位循吏。而120个循吏包含在嘉靖皇帝之前的153个里。明宣宗、明英宗期间有位叫周忱的江南巡抚，吴晗称他为“爱民好官”。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爱民好官，为干事业拿钱打点朝中大臣，还要给来往的官员送礼。出手非常大方，他对手下人贪腐也睁只眼闭只眼。他目标很明确，就是靠行贿实现自己为朝廷做事的愿望。
从吴晗的统计看，明朝贪腐官员的“怪现象”是明朝独有的。并不是所有贪腐官员像严嵩这样的奸臣，有的官员既能贪也能干事，张居正就是一个例子。
明朝有名的清官、廉官海瑞的廉洁在明朝独一无二，用海瑞廉洁做法，张居正被斩首10次都不多。那么张居正这样能干事的官员，为什么这样贪呢？主要保持自己的权力稳固，张居正权力稳固来自于后宫，皇太后和太监冯保对他好。这种“好”是靠利益关系培育的。张居正给后宫送礼从来不遮掩。这层关系稳固了，张居正的权力就稳固了。
而戚继光的后台就是张居正，戚继光的钱主要靠招兵吃空饷得来，他再把得来的钱送给张居正。那么戚继光做事就不怕了。
在后人眼里认为张居正纯粹是贪官。但在明朝体制下，想把工作干好，没钱不行。而钱从哪来，只得想办法贪。如果张居正没有皇太后当后台，他怎么能顺利推行他的改革。同样，戚继光没有张居正的后台，谁都可以收拾他。那他根本抗不了倭寇。
因此，明朝后期这种官场怪现象，反而能为明朝续命。像大太监魏忠贤想办法搜刮钱，自己也贪，但确保了朝廷有钱。他一死，崇祯来钱的路被堵死了，反而没钱了。这种怪现象也是明朝体制所形成，无法改变。许多年来，明代皇帝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做得尽管有些矫枉过正，但的确收到了明显成效，起到了整肃的效果。不但如此，就连宣扬廉洁方面，他亦有出色的表现，人们把他称为反贪楷模，正是人民心声的真实体现！
朱元璋登基后不久，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时在樵楼上吹起号角，并高唱：“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为了防止功臣们居功自傲，朱元璋特令工部制造了一种申诫公侯铁榜，对他们可能发生的各种不法行为逐项规定了处罚标准。洪武１８年前后，朱元璋将自己编写的四本诰书印发给各位官员，让他们认真学习，引以为戒。洪武２５年，他又亲自编写了《醒贪简要录》，亲自在奉天门向百官宣读，并颁布中外。每次诛杀贪污受贿的案犯时，朱元璋都要下令刑部将其罪行印发至各级衙门，广为张贴，还下令官员都要到刑场观斩，以受教育。
他还经常表扬并越级提拔清正廉洁的官员，以树典型。陶后仲在福建任按察使时，惩治贪官数十人，尽除宿弊，抚恤军民。朱元璋下令对其大力表彰。某官员曾向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行贿，王平反而将其抓起来送审。朱元璋得知后，嘉奖了他，并提拔他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对于能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朱元璋不仅给予重赏，还为他们修建府第；清官寿终时，朱元璋还亲自为其撰写祭文，以彰其德；他还命人将清官廉吏的事迹列入《彰善榜》、《圣政记》中，让其千古流芳……
正因为朱元璋下狠心反腐倡廉，明朝初期才出现了一批如陶安、陶后仲、郑士元、方克勤那样的清官，使得明初的政治清明，深得老百姓的拥护。
朱元璋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清代的史学家赵翼曾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的身上，豪气和匪气并存。但不论如何，他奇特的个性、传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创业史以及独树一帜的治国驭人之术，都令人好奇，尤其是其刚猛治国、重典肃贪的手段也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刚猛治国、重典肃贪的效果，其实并不理想！
在洪武年间，世道清廉，民生发展迅速，也为永乐、仁宣盛世打下了基础，有了北方的暂时安宁、有了恢宏的《永乐大典》、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
由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惩贪倡廉的有力措施，明初的吏治改变了元末“赂遗权要“、“蠹政厉民“的腐败风气，日趋清明。他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虽然杀戮过重，但确实整饬了吏治，同时强化了中央集权，从而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在这个时期的官场，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重典肃贪的高压下，叫‘官不僚生’一点不为过，做官者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那时当公务员，应该是高风险职业，而且收入一般，远没有今天火爆抢手。朝中官员如惊弓之鸟，每天都担心自己脑袋不保，史料记载，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仪式，穿戴整齐，告别家人，交待清楚家事和后事，然后上朝，散朝时，家人在家门口等着，如果看到活人回家，就会长出一口气。在不知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下，很多官员承受不住，纷纷表示自己就当白读了几十年书，情愿回家种地。
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又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朱元璋十分不解，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倒是越来越少了，史料中有这样一个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可见当年提拨的新官员全部犯了法，无一幸免。
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便出现了戴死罪、徒流罪，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朱元璋手段用尽，自己也亲力而为，然而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正是法令太过严苟，无论是武力夺位的朱棣，还是仁厚的仁宗，当家后都基本废止了朱元璋肃贪的重典竣法，腐败贪污又死灰复燃，比起洪武，犹过之而无不极。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似乎没有谁比朱元璋出身更加低微、身世更加凄惨的。
元朝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东乡。他的父母是靠租种别人田地为生的佃农。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取名重八，后来改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小时候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没钱，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里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大哥的儿子在这场灾难中相继去世，大嫂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
朱元璋到村子附近的皇觉寺出家做了和尚。因为寺中也没有余粮，朱元璋只做了几十天的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云游四方。直到至正八年（1348），朱元璋才又回到了皇觉寺。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其实和讨饭也差不多。然而经过这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当皇帝后，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想要创造一个官员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对大臣们说：“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正是由于权威下移，君主为臣下所蒙蔽，不了解民情，政策也得不到坚决贯彻。朱元璋常常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政治体制，确保不会出现主荒臣专的局面，如何千秋万载。
改革政治体制
明朝初年，也基本沿用汉唐旧制，在中央设三大府：中书省，下统六部，职掌行政事务；大都督府，统管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总管地方事务。但朱元璋对此很不满意，他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以往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权力，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统摄，向中央负责。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等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增设云南布政使司。
洪武十三年（1380），他借口胡惟庸谋反，趁机宣布撤销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直接向皇帝汇报。“罢宰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朱元璋惟恐后世子孙不理解自己的苦心，特意在《祖训》中明文规定不许变乱旧章：“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同时将掌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改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分领所属都司卫所部队，但无权调兵。
朱元璋进行上述变革和调整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君权，主要手法是分化、弱化大臣之权，他对地方行省、中书省和大都督所作的一系列变革莫不如是。朱元璋罢丞相，是对一千多年中央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将全国政务奏请皇帝裁决，实际上是皇帝兼行相权。皇帝不得不处理更多的政务，据说朱元璋每天要看200多份奏章，处理400多件政事，相当辛苦。由此，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帝之一。
设立特务组织。
朱元璋生性雄猜，加强了对大臣的监视。开始时，他派遣一些检校等人暗中侦查大臣的举动，但没有逮捕和审讯的权力。朱元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大臣对自己和大明江山忠心无二，要他们知道恐惧，防止他们营私舞弊、结党乱政。事无巨细，家长里短，都被朱元璋探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恐怖情景。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做了一首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告诉他昨天诗作得不错，只是并没有“嫌“他迟，不如改成“忧“字更好些。钱宰听后大惊失色，吓得直磕头谢罪。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所以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就连李善长、徐达这样的功臣也人人自危。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为了加强监视，特别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成为他实行特务政治的重要手段，也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明代特务政治。
朱元璋这样费尽苦心地更张制度，反复斟酌定都问题，主要是因为天下得之不易，希望能世代固守，传之久远。官员工资制度，其实也很低。
遵循清廉原则，明朝官吏工资不高: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
以知县为例，县官月俸7.5石米，这些收入是他养家养佣人应酬的唯一来源，休假制度
汉朝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名字叫“休沐”。
隋唐时期，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称成“旬休”，但是每逢新年、冬至会休息七天。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端午、中秋、重阳外，还有皇帝的生日、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
宋朝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
到了元朝，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
到了朱元璋，完全取消过去休假制度，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驳回，然后规定休假的制度，一年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皇帝生日。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无法解决，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惩治贪官制度
洪武十八年（1385）开始，朱元璋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其内容主要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以及侵扰百姓等问题。四编大诰共236条，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竟达150条之多，而且极其严厉，共罗列有凌迟、枭首太祖谥册、夷族等惩罚，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
朱元璋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明朝在县衙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这个土地祠是剥人皮的地方，朱元璋命令官员贪污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并威慑贪官。
肃贪手段和刑罚的创新，由于贪官的前仆后继、倒下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又走群众路线，做了一规定:凡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诛连九族！
在收集贪污事实上，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这样一来，反腐效率那是相当的高。
在处罚上，明朝有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是笞、杖、徒、流、死五种。但朱元璋在对付贪官污吏上，他用的处罚手段有很多创新。
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典型贪污大案道同案。
番禺县令道同，蒙古族人，为官清廉，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镇守广州的永嘉候（侯爵）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朱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立有大功，位高权重，朱亮祖收了好处，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人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元璋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道同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他被杀时，无数百姓前来送行。
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过了一段时间，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抓他和其子朱暹前往京城请罪。
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空印案。
按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各府、州、县都要派遣官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务情况，户部审核清楚才算了结。户部的审核很严格，钱谷数字如稍有不合就得重新造册填报。重新造册不算困难，主要是账册上要有地方衙门的印信才行，而从中央到地方重新盖印往返要很长时间，因此地方官员习惯带些备用的空白文册，一旦遇到驳回的情况，只须重新填写而不必往返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户部也很清楚，照例默认，没有人去追究。再说，这种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也不能用作他图，没有什么危害。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发现这种情况，非常震怒，认为是故意欺骗他，下令将各地衙门长官主印的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很多人蒙冤受死，其中就包括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他是当时人公认的好官。
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等人串通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十分重视，将他们全部逮捕。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人亦牵连在内。最后追赃粮700万石，郭桓等数百人被处死，各地布政使官员入狱被杀者又有数万人。追赃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地主，因此破产者不计其数。此案一共杀掉了三万余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
8．清廉官员的待遇
不贪的清官也是有的，其代表莫过于海瑞和和尚书吴琳，但在朱元璋领导下，不伸手的清官的结局都是相当的惨。
海瑞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他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干活，不该拿的他一分钱也不拿，每月就靠俸禄过活。
他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苦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
吏部尚书吴琳为官清廉，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琳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道：“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
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琳，有啥事儿？”
使者十分感动，便将此事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十分感慨。
从上述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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