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背景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唐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犹如一座危城。安史之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执掌兵符，权力更大。唐德宗出奔奉天，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功，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此后，宦官以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宦官专权使得朝政更加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唐顺宗开始了一场著名的改革运动——永贞革新。

    唐顺宗最宠王伾，而与王叔文尤为志同道合。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改革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持续时间100多天。最后改革因为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拥立太子李纯，而以失败告终。

    元和元年（806年），李纯刚刚即位，尽废顺宗朝政，贬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为远方司马。以杜黄裳、皇甫镈、李吉甫等人执政，修订律令，整顿科举，减省官员，加强财政管理，以求治理。

    永贞革新”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革新运动被扼杀，唐朝政治更加黑暗。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就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以后，都开始表面化了。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继位的皇帝对前帝的私人，不论是非功过，一概予以驱除。

    究其失败原因，一是顺宗由于身体羸弱，实际当皇帝才半年多。就在这几个月里，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总发动机停转，改革产品当然下线。

    二、权力基础薄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比如宦官拒不交出兵权，二王一点办法没有。“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豪壮得意、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忌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宦官集团则依靠实力强大的藩镇和老臣，实施反击。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戳就破，基础太脆弱了。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担心顺宗不久于世，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结果欲速而不达。

    四、涉嫌腐败。改革集团仍然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他们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一个接一个提拔朋友和熟人。只要团体内有人说“某甲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两天某甲便已得到这个职位。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王伾还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二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快感，结果授人口实。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韦产生不同意见，窦群事件就是个例子。另外，王叔文要杀刘辟，韦执谊竭力劝阻。还有个叫羊士谔的人指责革新运动，王叔文也要杀他，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气得不得了。其实韦执谊的用意，是为了缓解改革者与众多朝官的紧张。韦执谊派人向王叔文解释说：“我并不是违背约定，只是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杀掉韦执谊。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王叔文固然勇气有余计谋不足，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

    据史学家漆侠考证，“二王八司马”实际执政只有146天。这146天，电光石火，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示和教训，成为绵延千年的一个沉痛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