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与中央集权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

    《五蠹》韩非子

    他是在商鞅变法之后辅佐秦始皇的大臣，是儒家嗤之以鼻的变法之人。改革者的路是漫长而血腥的。

    韩非的思想主张是：

    1、君权为大，清除世袭贵族，韩非认为国家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

    2、法治改革，独尊法家，这是韩非作为法家代表的精髓所在，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假若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3、严刑治罪，为了使人民顺从，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韩非认为必须实行严刑重罚。减轻徭役和赋税，韩非子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说白了对于下面的大臣来说，这样的中央集权对他们没有半点好处，对于其他的诸侯来说，这样的中央集权会削弱他们的兵力和权力。对于百姓来说，他们虽然减免了税收，但是会有更多的人对法律不满的有权力之人去欺凌他们。

    这套变法带来了一个强大的秦国，又为秦二世的灭亡提供了理论基础。如果秦二世和秦始皇一样要亲民的话，这样自然是无不妥的。结果祸害这傻子，被人蛊惑，然后当上了皇位。当上皇上之后，只懂言行军法也不懂变通。

    这里看看商鞅，商鞅的“驭民五术”不是针对全体国民，包括贵族和平民的，因为“驭民五术”是针对被统治者儒家平民的方法，不包含“驭人五术”针对道家及兵家贵族的方法。

    所以，“驭民五术”就是专门制约儒家（文儒）平民及墨家（武儒）平民的学问，韩非子的总结是“儒（文儒儒家）以文乱法；侠（武儒墨家）以武犯禁”，换言之，“驭民五术”就是一种保障道家及兵家贵族的“人权术”。

    古时候军权割裂的时候，每个诸侯都有自己的私军，甚至比皇上的军队还要多。在他的眼里这样是非常容易造反导致江山不稳的，所以除了民之外，更要驾驭的是臣子。

    这属于是什么？皇上不及太监急，他就是个军师，出谋划策的。壹民，商鞅变法主张的统一思想，现代则表现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

    弱民，商鞅变法主张在冷兵器时代收缴兵器，使黎民缺乏军事训练便于镇压，现代欧美国家则表现为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纵横捭阖。

    疲民，欧美国家以西方的“自由观”让传统国家疲于奔命，召集大量代理人扰乱第三世界国家秩序，如伊拉克反对派，卡扎菲反对派，伊朗间谍分子。

    辱民，欧美国家物色了大量的代言人，编造了“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日本人”等谎言来打击被统治者人群的自信心。

    贫民，现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望人穷，不望人富”，其实与道家的“小国寡民”思想如出一辙。

    在《奸劫弑臣》篇里，韩非子向我们道出了“法”的必要性。告诫我们治理国家，需要“正明法，陈严刑”，只有这样国家方能君臣互保，父子相亲，强不凌弱，众不欺寡，老幼得养，边境不遭侵犯，避免国破家亡。

    韩非子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这段话的主旨是说，国家法制的核心为刑和德，“刑”即“罚”，“德”即“赏”。韩非子认为君主来说“法”的核心是“赏”和“罚”，依法治国，赏罚有度。不能以获得巨大功劳来掩盖其违法的事实。

    法律是人制定的，而法不是法家的。后来秦二世暴政，官逼民反被推掉了。虽然说保证的时候，反抗军和朝廷规模部队不成正比。但是这样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暴政会失去民心，也会丧失军人对国家的信仰。

    法律只能人类制定的，所以法律不可能是完全的完整完美的。天地之间就没有完美的东西，也不该有完美的东西。法律是人们遵守的规定，也是人类道德最低的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