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安禄山的教训
公元757年正月初一夜，已经自立为“大燕皇帝”的安禄山被亲儿子安庆绪派人刺杀，肥胖的尸体被裹着毛毯、就地埋在床下。
发动安史之乱、将盛唐拦腰打断的一代枭雄，竟然就这么草率、离奇地死亡，不禁让人产生两重疑惑：
第一，“虎为百兽尊，罔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父子关系血脉相承，称得上人间至情，“弑父”向来是大忌，在安氏父子这里为啥如此脆弱？
第二，安禄山武人出身、为人狡黠，而且在造反后已经称帝，为啥被人轻轻松松地谋害？
简而言之，安庆绪弑父的动机、可行性各是什么。
关于动机，可以总结为三个关键词：胡人重母轻父亲、权力面前无亲情、上梁不正下梁歪。
啥叫“胡人重母轻父亲”？
关于安禄山集团的特征，有一段看似极端但却不失贴切的论述：“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成长，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钱穆）。
隋唐承接南北朝，带有鲜明的民族融合特征；初唐的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三任帝王都锐意进取，大唐的国力全方位鼎盛、空前开放包容，是史上少有的国际化帝国。到了开元、天宝年间，河北（黄河以北）地区杂居着大量各族军民，也就是史书中所说的“胡人”。
至于安禄山本人，就是出生于营州柳城的“杂胡”。他之所以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北方三镇的主将，除了李隆基、李林甫以胡人制衡朝中派系的盘算外，他本人自身无可替代的优势也极为重要：土生土长，精通六种胡语，骁勇善战、权谋过人，理论上很适合处理当地复杂的民族关系。
相对于重视宗法制度、恪守“父父、子子”关系的中原人，唐时的北方胡人还带有强烈的母系氏族色彩，如突厥部落首领之妻“可贺敦”在草原的事务中占有重要角色。相比较之下，父亲的地位就较为逊色。
所以，在西汉初期，冒顿单于公然弑父，却能堂而皇之成为草原雄主，没有任何舆论压力；安禄山认杨贵妃为母，每次入朝都先拜杨贵妃、后拜唐玄宗，并且解释：“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后父。”
所以，安庆绪弑父，从理论上来说并不会像中原人那样顾虑重重。
至于“权力面前无亲情”，则就是老生常谈了。
常言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这通常只限于创业时期；待到收获季节，父子兄弟也会为了瓜分战利品而反目，更别说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了。纵观中外历史，为了权位不惜兄弟反目、父子相残，案例数不胜数，不同族群在这一点几乎没啥本质上的区别，也许仅存在如何“包装”的差异而已。
安禄山父子也遇上这种问题。公元756年正月，占领洛阳的安禄山宣布建国，自称大燕皇帝。虽然是沐猴而冠，但该有的架构建立、人事安排也一个不拉下，只是太子之位暂时空缺。
安禄山的儿子原本不少，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留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被诛杀，老二安庆绪就成了实际上的嫡长子，被封为晋王。历朝历代，“晋”王都高概率成为储君（如司马昭、司马炎、杨广、李治），安庆绪的机会极大。
然而，随后的安禄山却越来越喜欢小妾所生的安庆恩，甚至放话会在百年之后让这个小儿子接班。此时的安庆绪不仅权位无望，甚至连能否保住性命都是个问题，就难怪他会铤而走险。
上梁不正下梁歪，指的是风气的“传承”。
客观而言，李隆基对安禄山是真不错。作为一个出生在边境苦寒之地的杂胡，安禄山没接受过系统教育，早年担任过互市的翻译官、干过偷鸡摸狗的勾当，后来从军在张守珪麾下效力，从理论上讲是没什么飞黄腾达机会的。
但自从攀上李隆基这个高枝后，安禄山的面前就出现了常人触不可及的坦途：李隆基不仅对其大度地加官进爵，还破格经常让他进京朝拜，皇宫禁地也对其开放，甚至还让他认杨贵妃为母、与杨氏权贵称兄道弟，俨然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此外，虽然朝野不断有人举报安禄山图谋不轨，但李隆基丝毫不信，甚至把举报者送到幽州任其处置。
因此，连史书中也说：“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有感于李隆基对自己实在是太好了，安禄山原本计划等到他死后在造反。
不过，随着杨国忠掌权，察觉受到威胁的安禄山还是对善待自己的“伯乐”动手了。这是个“双输”局面：既是扇在李隆基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也为安禄山加上了一顶忘恩负义、不忠不孝的帽子。因此，叛军集团内部的背叛、出卖、以下犯上就成了常态：安庆绪杀安禄山，史思明除安庆绪，随后又被自己儿子杀死，可谓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关于可行性，则反映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无论地位有多高，都不要随意践踏身边的人，哪怕他是个不名一文的小卒。
我们时常戏言：不要轻易得罪身边的小人物，尤其是厨子、司机、理发师，对方虽然不起眼，但却能左右你的颜面乃至安危。
当然了，这只是个比喻，实际上，一个人若想成大事，对任何与自己没有利益冲突的人，都应当尽量拉拢、安抚。若能使其为己所用自然最佳，退而求其次的话，也不能凭空树敌。
历史上有许多正反面例子。刘邦“性明达，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跟最底层的百姓都能打成一片，这种看似天生的亲和力，让他总能遇到“贵人”、得到各路人才的拥护，后来的创业帝王大都具备这种特征。相反，南北朝时期北魏雄主拓跋焘，文韬武略、统一北方，被他的敌人南朝宋赞为“英图武略，事驾前古”，却竟在晚年因脾气暴躁，诛戮过多，死于贴身官员宗爱之手。
当初谋划起事期间的安禄山，曾经像刘邦学习，在各个阶层大肆收买人心。然而，随着他占领洛阳、自称皇帝后，就成了另一幅模样。
我们都知道，安禄山出奇的胖，虽然凭此在李隆基面前得到了“可爱”的印象，但也给自己带来了许多副作用：浑身长满毒疮，视力模糊、接近失明......常年的病痛让其苦不堪言。称帝后，他的脾气也随之上涨，动不动就对身边人大加鞭笞，也许是希望以此转移自己的痛苦，甚至连他最信任的谋士严庄、最宠爱的太监李猪儿也难逃这种羞辱。
也就是说，安禄山一股脑得罪了自己最年长、常年带兵的儿子，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智囊，端茶倒水、贴身服务的仆人。其中的单独一方，或许孤掌难鸣；此时同仇敌忾，自然能左右安禄山的生死。于是，这位手握十余万雄兵、把大唐打得半条命的一代枭雄，没有死在战场，却稀里糊涂地被“自己人”砍死在床上，也算是善恶终有报。
发动安史之乱、将盛唐拦腰打断的一代枭雄，竟然就这么草率、离奇地死亡，不禁让人产生两重疑惑：
第一，“虎为百兽尊，罔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父子关系血脉相承，称得上人间至情，“弑父”向来是大忌，在安氏父子这里为啥如此脆弱？
第二，安禄山武人出身、为人狡黠，而且在造反后已经称帝，为啥被人轻轻松松地谋害？
简而言之，安庆绪弑父的动机、可行性各是什么。
关于动机，可以总结为三个关键词：胡人重母轻父亲、权力面前无亲情、上梁不正下梁歪。
啥叫“胡人重母轻父亲”？
关于安禄山集团的特征，有一段看似极端但却不失贴切的论述：“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成长，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钱穆）。
隋唐承接南北朝，带有鲜明的民族融合特征；初唐的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三任帝王都锐意进取，大唐的国力全方位鼎盛、空前开放包容，是史上少有的国际化帝国。到了开元、天宝年间，河北（黄河以北）地区杂居着大量各族军民，也就是史书中所说的“胡人”。
至于安禄山本人，就是出生于营州柳城的“杂胡”。他之所以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北方三镇的主将，除了李隆基、李林甫以胡人制衡朝中派系的盘算外，他本人自身无可替代的优势也极为重要：土生土长，精通六种胡语，骁勇善战、权谋过人，理论上很适合处理当地复杂的民族关系。
相对于重视宗法制度、恪守“父父、子子”关系的中原人，唐时的北方胡人还带有强烈的母系氏族色彩，如突厥部落首领之妻“可贺敦”在草原的事务中占有重要角色。相比较之下，父亲的地位就较为逊色。
所以，在西汉初期，冒顿单于公然弑父，却能堂而皇之成为草原雄主，没有任何舆论压力；安禄山认杨贵妃为母，每次入朝都先拜杨贵妃、后拜唐玄宗，并且解释：“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后父。”
所以，安庆绪弑父，从理论上来说并不会像中原人那样顾虑重重。
至于“权力面前无亲情”，则就是老生常谈了。
常言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这通常只限于创业时期；待到收获季节，父子兄弟也会为了瓜分战利品而反目，更别说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了。纵观中外历史，为了权位不惜兄弟反目、父子相残，案例数不胜数，不同族群在这一点几乎没啥本质上的区别，也许仅存在如何“包装”的差异而已。
安禄山父子也遇上这种问题。公元756年正月，占领洛阳的安禄山宣布建国，自称大燕皇帝。虽然是沐猴而冠，但该有的架构建立、人事安排也一个不拉下，只是太子之位暂时空缺。
安禄山的儿子原本不少，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留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被诛杀，老二安庆绪就成了实际上的嫡长子，被封为晋王。历朝历代，“晋”王都高概率成为储君（如司马昭、司马炎、杨广、李治），安庆绪的机会极大。
然而，随后的安禄山却越来越喜欢小妾所生的安庆恩，甚至放话会在百年之后让这个小儿子接班。此时的安庆绪不仅权位无望，甚至连能否保住性命都是个问题，就难怪他会铤而走险。
上梁不正下梁歪，指的是风气的“传承”。
客观而言，李隆基对安禄山是真不错。作为一个出生在边境苦寒之地的杂胡，安禄山没接受过系统教育，早年担任过互市的翻译官、干过偷鸡摸狗的勾当，后来从军在张守珪麾下效力，从理论上讲是没什么飞黄腾达机会的。
但自从攀上李隆基这个高枝后，安禄山的面前就出现了常人触不可及的坦途：李隆基不仅对其大度地加官进爵，还破格经常让他进京朝拜，皇宫禁地也对其开放，甚至还让他认杨贵妃为母、与杨氏权贵称兄道弟，俨然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此外，虽然朝野不断有人举报安禄山图谋不轨，但李隆基丝毫不信，甚至把举报者送到幽州任其处置。
因此，连史书中也说：“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有感于李隆基对自己实在是太好了，安禄山原本计划等到他死后在造反。
不过，随着杨国忠掌权，察觉受到威胁的安禄山还是对善待自己的“伯乐”动手了。这是个“双输”局面：既是扇在李隆基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也为安禄山加上了一顶忘恩负义、不忠不孝的帽子。因此，叛军集团内部的背叛、出卖、以下犯上就成了常态：安庆绪杀安禄山，史思明除安庆绪，随后又被自己儿子杀死，可谓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关于可行性，则反映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无论地位有多高，都不要随意践踏身边的人，哪怕他是个不名一文的小卒。
我们时常戏言：不要轻易得罪身边的小人物，尤其是厨子、司机、理发师，对方虽然不起眼，但却能左右你的颜面乃至安危。
当然了，这只是个比喻，实际上，一个人若想成大事，对任何与自己没有利益冲突的人，都应当尽量拉拢、安抚。若能使其为己所用自然最佳，退而求其次的话，也不能凭空树敌。
历史上有许多正反面例子。刘邦“性明达，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跟最底层的百姓都能打成一片，这种看似天生的亲和力，让他总能遇到“贵人”、得到各路人才的拥护，后来的创业帝王大都具备这种特征。相反，南北朝时期北魏雄主拓跋焘，文韬武略、统一北方，被他的敌人南朝宋赞为“英图武略，事驾前古”，却竟在晚年因脾气暴躁，诛戮过多，死于贴身官员宗爱之手。
当初谋划起事期间的安禄山，曾经像刘邦学习，在各个阶层大肆收买人心。然而，随着他占领洛阳、自称皇帝后，就成了另一幅模样。
我们都知道，安禄山出奇的胖，虽然凭此在李隆基面前得到了“可爱”的印象，但也给自己带来了许多副作用：浑身长满毒疮，视力模糊、接近失明......常年的病痛让其苦不堪言。称帝后，他的脾气也随之上涨，动不动就对身边人大加鞭笞，也许是希望以此转移自己的痛苦，甚至连他最信任的谋士严庄、最宠爱的太监李猪儿也难逃这种羞辱。
也就是说，安禄山一股脑得罪了自己最年长、常年带兵的儿子，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智囊，端茶倒水、贴身服务的仆人。其中的单独一方，或许孤掌难鸣；此时同仇敌忾，自然能左右安禄山的生死。于是，这位手握十余万雄兵、把大唐打得半条命的一代枭雄，没有死在战场，却稀里糊涂地被“自己人”砍死在床上，也算是善恶终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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