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上（太长太长可以略过~）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一）黄河之水天上来
星宿海，位于青海果洛，东邻扎陵湖，西与黄河源流玛曲相连，古人以之为黄河的源头。
最早有关黄河源的记载是战国的《尚书·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导黑水，至于三危”，“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所指积石山，在今青海甘肃交界的临夏州境西，距河源尚有一段距离。
唐高宗贞观九年，李靖、侯君集、李道宗奉命西征吐谷浑，“兵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唐穆宗长庆元年，刘元鼎奉使入蕃，得知河源出紫山，即巴颜喀拉山。唐宋以来，曾长期将星宿海称为黄河源头。
正式勘察河源，是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命荣禄公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历时四个月，勘明扎陵湖、鄂陵湖两大湖的位置，并上溯到星宿海，绘出最早的黄河源地图。都实说河源在尕甘思西部，其言“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如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胜人迹，弗可逼视，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说的就是星宿海。
清康熙四十三年，命拉锡、舒兰探河源。他们绘有《星宿河源图》，并撰有《河源记》，指出“源出三支河”东流入扎陵湖，均可当作黄河源。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前往河源测图。乾隆年间，齐召南撰写的《水道提纲》中指出黄河上源三条河，北源为扎曲，中源为约古宗列曲即玛曲，南源为卡日曲，玛曲是黄河的本源。
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考察后认为，由于卡日曲比玛曲长36.54公里，流量比玛曲多两倍，按照国际上河流正源确定的三个标准，即河源唯长、流量唯大、与主流方向一致的标准，同时考虑流域面积、河流发育期、历史习惯，将黄河源头定位于卡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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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至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长3472公里；自河口镇至河南郑州桃花峪为中游，长1206公里；桃花峪至入海口为下游，长786公里。全长5464公里。
黄河干流多弯曲，素有九曲黄河之称。支流众多，从河源至入海口，沿途直接流入黄河，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共220条，组成黄河水系。支流中流域面积大于1万平方公里的支流有11条，较大支流是构成黄河流域面积的主体。
多曲，西源源于日吉山北部称洛曲，南源源于董切山称贝敏曲。合流后从加塔斜玛翁突附近出称多县境，在扎陵湖、鄂陵湖中间流入黄河。
白木曲为多曲一大支流，由阿克不龙水、桑加水、贝敏赫若昌水、夏者涌水、贡德通水、错木玛水、拉香陇巴扎让龙巴水、达涌曲等大小22水汇成。
拉浪情曲，在称多县境西北部，由扎根加陇水、热核样鄂水、那扎仁水、那扎陇查河等大小支流16条汇成。多数为时令河，拉浪情曲与帮卡曲合流称朵热强卡曲，是卡日曲的重要支流。
白河、黑河，是黄河上游四川境内的两条大支流，位于黄河流域最南部，流经川北若尔盖高原，两河分水岭低矮，无明显流域界，为同谷异水的景观，加之流域特性基本相同，堪称姊妹河。黑河又称墨曲，因两岸沼泽泥炭发育，河水呈灰色而得名。白河又称嘎曲，地势较高，泥炭出露不明显，河水较清。
洮河，是黄河上游右岸一条大支流，发源于青海HNMGZ自治县西倾山东麓，于甘肃永靖县汇入黄河刘家峡水库区，在黄河各支流中，水量仅次于渭河，居第二位。
湟水，是黄河上游左岸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大坂山南麓青海海晏县境，流经西宁，于甘肃永靖县付子村汇入黄河。
大黑河，位于内蒙古河套地区东北隅，是黄河上游末端一条大支流，发源于NMG自治区卓资县坝顶村，流经呼和浩特，于托克托县注入黄河。
窟野河，是黄河中游右岸的多沙粗沙支流，发源于内蒙古东胜市的巴定沟，流向东南，于陕西神木县沙峁头村注入黄河。
无定河，是黄河中游右岸一条多沙支流，发源于陕西北部白于山北麓定边县境，流经内蒙古伊克晤盟WSQ，流向东北，后转向东流，至鱼河堡，再转向东南，于陕西清涧县河口村注入黄河，输沙总量仅次于渭河，居第二位。
汾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管涔山，纵贯山西中部，流经太原和临汾两大盆地，于万荣县汇入黄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也是山西最大河流。
渭河，位于黄河腹地大几字形基底部位，西起甘肃DX市渭源县鸟鼠山，横跨甘肃东部和陕西中部，东至WN市潼关县汇入黄河。流域面积北起六盘山，南抵秦岭，为黄河最大支流。是向黄河输送水、沙最多的支流。
洛河，发源于陕西华山南麓蓝田县境，至河南巩县境汇入黄河，是黄河的多水支流之一。
沁河，发源于山西平遥县黑城村，自北而南，流经晋东南高原，穿太行山，自济源五龙口进入冲积平原，于河南武陟县南流入黄河。
金堤河，发源于河南新乡县境，流向东北，经豫鲁两省，至台前县张庄穿临黄堤入黄河。
大汶河，发源于山东旋崮山北麓沂源县境内，由东向西汇注东平湖，出陈山口后入黄河。
黄河是由许多个湖盆水系演变而成的，到目前为止，残留下来的湖泊较大的只有三个，它们是河源区的扎陵湖、鄂陵湖和下游的东平湖。
扎陵湖和鄂陵湖为构造湖，是由古代的大湖盆演变而成。扎陵湖和鄂陵湖是国内海拔较高的淡水湖。
东平湖是黄河下游仅有的一个天然湖泊，古称巨野泽、梁山泊。地处山东梁山、东平和平阴三县交界处，是《水浒传》里八百里水泊唯一遗存水域。北临黄河，东依群山，东有大汶河来汇，西有京杭运河傍湖直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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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夏之源
追根溯源，“中国”起源于黄河之滨，黄河流域曾经是中国的主体。有史以来，黄河见证了中华民族烙下炎黄的底色，黄河孕育了绵延至今八千多年的华夏文明。
中国人自古以来敬畏土地，黄河中下游的农耕文明，一直是华夏子孙绵延不绝的根髓。这也回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结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二十多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
黄河流域早在上古时期就产生了炎黄二帝的传说，有学者认为，黄河称谓与黄帝相关，黄帝大战蚩尤就在黄河，没有黄河也没黄帝。黄河在商代的《卜辞》里叫高祖河，《水经注》称黄河为上河，《汉书·地理志》最早出现黄河的正史记载。这个时期，“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土”居中最重要。因为土是承载人的，土是黄色的，也是金贵的。黄河和黄帝能演变为黄河文化的基本符号，是与黄色的、金贵的大地之土相关联的。
黄河中下游是炎黄文化发源的核心区。
从地理维度看，黄河在中国南北方的大河大江中居于中部。
从文化维度看，由旧石器时代的河北泥河湾、陕西蓝田、山西芮城等地的古人类遗存，及秦岭地区、河南许昌与郑州等地的现代人遗存，到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遗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主要的中华史前文化分布在黄河沿岸。
从历史维度看，文献记载的五帝活动区域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
从人种结构看，考古学与遗传学证实蒙古人是鲜卑人的后代，匈奴、鲜卑人也认为黄帝是他们的祖先。
黄河因黄帝成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又使黄帝成为中国的人文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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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不是某一点的突破，而是一个体系的建立，其根源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文化格局。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适宜生存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农业革命”，先人们告别洞穴走进新纪元。
2004年，郑州新密发现了距今10500至8600年左右的李家沟遗址，地层堆积自上向下可分为七层，完整地展示出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的剖面。李家沟遗址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和生计方式等方面，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和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进过程。
李家沟遗址从细石器到裴李岗文化三叠层，填补了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之间的缺环与空白。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9000年前的炭化稻米。黄河流域是最早栽培粟和黍的地方，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温床。人工栽培稻遗存的发现，证明了黄淮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农业是文明之母，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础。
贾湖遗址还发掘出三十余支骨笛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贾湖骨笛，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的奇迹。
贾湖遗址发现的契刻符号，与汉字基本结构相一致，有些契刻符号的形状与4000年后的商代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很有可能是汉字的滥觞。还有那些随葬的龟甲，反映了贾湖先民原始的宗教信仰。
贾湖遗址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提供了结合黄河中游至淮河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文化关系的一个连接点，也是裴李岗文化的主要源头。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人类从愚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
裴李岗文化距今8000至7000年，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源头之一，也就是华夏文明的主要来源之一。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裴李岗文化是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
8000年前，华夏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裴李岗文化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文化艺术，在中国远古这块大地上，与同时期河北的磁山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相比，无不处于领先地位。
考古学家赵世纲说：“西亚的新月形地带和中国的嵩山东麓，好像东西并列的两座灯塔，远在8000年前，同时期出现于亚洲的两翼，标志着东半球进入了‘农业革命’新时代的黎明时期。”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中国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由此可见，从黄帝时代直至北宋，沿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直走在前列，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一直在沿黄地区。可以说，黄河滋润的土地连同土地上孕育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未中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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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中，“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从考古发现来看，“华”的概念与仰韶文化有关，华即花，原为仰韶文化华山玫瑰花的一种标志。后来和燕山脚下的龙图腾部族融合，形成中华文化的共同体。
也有人认为“夏”是从夏水（即汉水）得名，古籍中将“华”、“夏”作为中原，称四方为“夷蛮戎狄”。华与夏曾相互通用，两字同义，华即是夏。如《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大约从《尚书》起，开始将“华”与“夏”连用，合称“华夏”。周朝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自称为“有夏”，也称“华”、“夏”，后又将周王朝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称作“诸夏”或“诸华”。
对“华夏”的认同一直在延续。从《史记》记载的五帝时代，经夏商周三代至秦汉、魏晋南北朝再至唐宋，历代王朝的都城均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也就是“择中立国”。中原地区保存着最重要、最有代表性、最具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国家文化遗产。
1956年发现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堆积，出土器物特征与黄帝时代所发明使用的器物相一致，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证据。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存在于约公元前4005年至前2780年之间，以豫、陕、晋三省为中心，分布在东至泰岱、西至湟水、北至河套、南至淮汉，对周边地区影响非常大。这与商代统治范围惊人的相似，为夏商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庙底沟文化是当时中国文化圈中最强势的文化，它不仅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都有发现，这是任何中国史前文化所不及的。庙底沟文化的人群，也是近代以来所说的最早“华人”，现在的“华山”也是由庙底沟文化的花卉纹彩陶而得名。
在我国8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近一半的时间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分布有西安、洛阳、开封、郑州、商丘、安阳等古都。黄河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河套文化、齐鲁文化等，学术上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多个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黄河流域产生了儒、释、道、法、墨、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大家。应该说，黄河流域深厚的农耕文明为儒释道发展融合以及民族性的形成提供了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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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祖龙一脉
中国民族形成与文化起源有过“外来传播说”、“东西二元说”、“本土起源说”和“多元论”等观点。目前没有考古发现及信史佐证任何一种单一学说能够成为绝对主导，但随着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和相互佐证，我们终将会揭开这些历史迷题。
1987年卡恩等研究现代人线粒体DNA发现非洲样本变异最多，提出了人类走出非洲的夏娃假说。即今天地球上所有人的线粒体都是从大约20万年前非洲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同一个母亲传下来的，她被称为Lucy，她的后代在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了欧亚大陆。
通过Y染色体的研究追溯人类亲缘关系称之为亚当假说。哈默等发现全部5套YAP单倍型和27套结合式单倍型中的21套出现在非洲人群中，由此推论人类最近20万年多次迁徙和扩张历程。该研究论证人类不止一次走出非洲进入亚欧大陆、美洲、澳洲等地区。
遗传学Y染色体研究还指出东亚的现代人具有共同的非洲起源。约5万年前，最早的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进入东亚南部，然后随着东亚冰河期的逐渐结束在以后的数万年中逐渐向北迁移，进入东亚大陆，遍及中国，北及西伯利亚。
有学者据此推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另一批非洲智人从东南亚向东逐渐进入太平洋群岛。随后，约8500年前，中国仰韶文化及河姆渡文化萌芽，产生母系氏族部落，属新石器早期，三皇传说时代。约5000年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属新石器晚期，五帝传说时代。约4000年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
此外，云南一带距今1500-10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和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秦岭一带距今80-65万年前蓝田人和太行余脉距今69-40万年前的北京人的出土遗迹都呈现了典型的旧石器时代特征，他们都能熟练用火，制作石器和骨器，并且能够群体协作和共享。而他们与距今20-5万年前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许家窑人、大荔人这些具有铲形门齿已经进入血缘群婚时代的旧石器中期的人类究竟有没有联系呢？又与走出非洲的古人类有没有交集呢？这些还需要更多的考古佐证和科学研究来探讨，东方人种的起源仍是未解之谜。
20世纪末，生物人类学家证实了人类自身的同一性，人类同源已成共识。人类基因组工程研究表明，由30亿对碱基或核苷酸组成约两三万个基因构成的人类基因组存在于地球上每一个人的身体中，没有两个人的基因完全相同，但人与人的差异不会超过1%，也没有发现某个民族或某国公民具有标志基因。2003年，美英科学家对西伯利亚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基因进行比较，分析表明90%的中美洲印第安人和50%的北美洲印第安人来自同一个远古父亲。
但是，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冲突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之中，时至今日，种族、文化、信仰的差异依然是国际冲突和地域争端的焦点。博厄斯提出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人类学就是在研究社会生活现象总和的基础上构造人类文化和文明史。
近来，chatGPT的横空出世以及AIGC领域的高速发展，让科幻世界的假想越来越快的走入现实，人类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度也逐渐从隐忧到现实的抵制，有多个专家组织和个别国家已经宣称限制人工智能的应用。人类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智能时代的来临，值此之际，追溯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本质，似乎成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们是谁？何以成为现在的我们？我们终将到哪里去？是一个永远值得人类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对华夏大地饱含深情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的中国人，深知历史的尘埃掩盖了很多璀璨的瑰宝，拨开迷雾，去发掘和传承被遗落的文化宝藏，始终是我最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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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史自商代起，但很多人都相信夏朝的存在，寻找夏文化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使命之一。夏的范围被锁定在青铜时代的中原腹地，但确凿无疑举世公认的夏文化还没有被发现。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说”始于城子崖的发掘及龙山文化的命名。
1928年春，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济南历城县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他在城子崖台地发掘出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黑色陶片，这引起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专家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李济先生在1930年主持了城子崖遗址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出土文物以薄、硬、光、黑的蛋壳黑陶最具特色，所以龙山文化也叫“黑陶文化”。
龙山文化指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至前2000年，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之前或夏初。龙山文化源出于大汶口文化，广泛分布于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在30年代，归属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不仅有黄河中下游，还包括了杭州湾地区。两城镇遗址是第一个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1934年发现，1936年发掘。据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记载：“公元前2800年至前2000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
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第一次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明确了三者的相对年代关系，认为后冈的龙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直接前驱。
通过多年田野考古与综合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得以建立，探索夏文化的范围，集中到了河南中西部与山西西南部的中原龙山文化有关遗存和洛阳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上。
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当时社会由“满天星斗”式的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局面，进入到“月明星稀”式的广域王权国家时期，由之前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其存续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
二里头作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除了直接控制的地盘，还间接控制着大片土地。经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000年的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末期，黄河流域许多氏族部落先后进入更大规模的军事联盟时期，形成了一批在古史传说中很有影响的军事集团，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神化了的部落首领，如黄河中游的黄帝轩辕氏、颛顼氏、帝喾氏，黄河下游的陶唐氏、有虞氏、皋陶氏、伯益氏，渭水流域的炎帝神农氏，淮河流域的太皞氏、少皞氏，济河流域的蚩尤氏，江淮流域的祝融氏、共工氏等。这些大的军事集团经过数百年的征战、交流与融合，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之前，各自成为城邦制的军事酋长国。
跟之前的古国、邦国相比，二里头王朝是一种复杂的国家形式，是一个国家群，是松散的联盟，二里头是盟主。不同于后来高度集权的帝国用郡县制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最底层，二里头王朝是靠着一种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礼乐制度来征服世界的。这套制度引起其他族群的模仿，二里头文明随之往外扩散，这是它能成为最早的中国的动因所在。而这个文化辐射覆盖的面积远比直接疆域更大，乃至构成了现今中国的雏形。
梁思永从十几个方面论证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密切关系，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史前期之一。夏鼐明确了仰韶与齐家文化的时代顺序，巩固了本土起源的信心。庙底沟遗址的发现，证明了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夏鼐认为二里头文化晚期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文化属于史前时期，中国文明起源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各种文明要素的发展，文明是野蛮的新石器时代各部族人共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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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从生态环境、农业、畜牧业、陶瓷、青铜、文字等多方面论证了中原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唯有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才能解释仰韶文化遗址中心大房子、居住房屋群、窖穴、陶窑和坟墓会那么密集，只有累世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的黄土地带才可能产生人类文明史上高度发展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
距今5000多年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体现了一种凝聚和内向式的聚落格局。中国这种“聚焦文化”不同于源自古希腊的西方“散焦文化”，因为有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同心圆式”和“中心对称”的原始家园体现了追求一统的文化传统。
黄河流域还有很多类似的大型家庭聚落遗址。如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山西南部的西王村类型，陕西关中的史家类型，内蒙古南部河套地区的海生不浪类型，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的南佐类型，甘肃东部渭河上游的大地湾类型。
其中，甘肃秦安大地湾是一个扇形山坡上的大型聚落遗址，从山下到山顶有一条中轴线，将遗址划分为对称的两片，中心是处在中轴线底端的901号大房子。中轴线的两边则有数百座中小型房屋，俨然是一座都城的雏形。这种格局开启了中国宫殿建筑中心对称的先河。
家与族，祖先崇拜和家国天下观念代代相传。就像刘慈欣的《流浪地球》，怎么看将地球打包带走都不是一个合理的方案，只有家和故土观念深植心中的中国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土地的固着是农耕文明以来深埋华夏子孙基因里的执念，家承载了太多功用以外的含义。
走过祖国的大江南北你会发现各地的原始建筑都有很鲜明的特征，晋、陕、闽、粤、皖、湘、川、滇等都有很大差别。原始的乡村民居和少数民族村寨土楼大多以石、砖、土坯、木、竹等天然材质为主，而且有两种大体的外观装饰区分，一种是黄土原色外墙，另一种是以白灰涂抹外墙。住宅作为家的象征有着极其稳定的传承特性，各地的古村、古镇、古城无一不体现着其文化溯源，即使是边陲古镇也能从房屋建筑中看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何方，是何种文化的传承者。
黄、白两种简单的外墙装饰或许是尚黄、尚白两种上古文化的遗存，散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各个角落。这些原始建筑随着城镇化进程在日益消失，他们讲述的古老家族传承也在慢慢消失，我曾想过做些村寨田野调查把这些原始民居的影像保留下来，越是这些不起眼的民居他们讲述的故事或许更真实更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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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都城，最西不超咸阳，最东不过开封，中间点差不多是洛阳，其北面就是燕山脚下的BJ。若以洛阳到BJ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中原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区、东夷族的山东文化区、古越族的江浙文化区、三苗族的长江中游区、戎羌族的甘青文化区和北狄族的燕辽文化区。
张光直提出“相互作用圈假说”，能动的看待中国古代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了中原一枝独秀的一元论。
林慧祥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中国文化以华夏文化为基础要素，依次与黎苗、东夷、荆蛮、百越、北狄、氐羌文化接触而吸收之，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
蒙文通将古代民族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大系统。徐旭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苗蛮、东夷、华夏三大古代部族集团。大体上观点都极为相似，各部族在取得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实现了共识的中国。
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以及大量新石器时代人骨的发现，增长了本土说的信念，很多古人类学家都认为蒙古人种起源于东亚，中国人是蒙古人种的代表。铲形门齿被公认为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被称为“中国齿”。中国境内的人，具有80%以上的铲形门齿比例。而在欧洲和非洲，这种门齿所占百分比仅仅是个位数。
韩康信等认为迄今为止出自中国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秦汉以前的古代居民的人种毫无例外的归属于蒙古人种诸类型，尚未发现任何西方高加索人种因素。
河南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出土了距今5万到4万年左右的遗迹和遗物，以及青藏高原开展距今10万到4万年间遗址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中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
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早期裴李岗文化，标志着中国的原始农业革命最早在这里发生。距今7000至5000年间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彰显了当时文明发展的中心地位和强势特征。距今6500至4500年间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继而兴起的距今4500至4000年间的龙山文化，星罗棋布，空前繁荣。这些都是相互承接的发展历程，根源是原始农业革命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那是一段如歌岁月。
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独立的原生文明，其经济基础是农业。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之间，经历了大约三千到五千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发展。商、周是早期文明社会的繁荣时期，以宫庙为主体的城市和以玉器青铜器为礼器的出现是其典型标志。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实行血缘政治统治。祖先崇拜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从商周以来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式，而且一直影响后世。秦始皇统一后，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对中国文明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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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法的发展，对于指导农时提高农作物产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发达的天文星象学和独特的阴阳历是我们农业文明独立发展的重要佐证。
三垣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天文星象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区，用来记录说明七曜运行轨迹，以此来制定历法，指导农时，也常以此表示方位或地域。这和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星座划分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文献记载中二十八宿中的部分星宿出现较早，如春秋时期的《诗经》、《夏小正》等书都有不少记载。此外，《尚书·尧典》中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记载，如“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是关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和星宿关系的准确说明。
依据岁差从所记天象来逆推，“日中星鸟”即南方朱鸟七宿春分时昏中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2至13世纪，也就是商末周初，因而有人认为二十八宿即产生于这个时代。载有二十八宿的可靠文献是《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周礼》等书，最早的大约在战国中期。湖北随县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盖，则把确凿考古证据提前到公元前5世纪。
还有人认为二十八宿在创立之初是沿赤道分布的，根据岁差计算表明，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相吻合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前，这可认为是二十八宿体系创立时代的上限。而依据文献、文物等证实的公元前5世纪，则可看成是创立时代的下限。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论道：“现在无疑已经证实，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虽然在逻辑性和实用性方面决不逊于埃及、希腊以及较晚的欧洲天文学，然而它却是以大不相同的思想体系为基础的。”他又说：“二十八宿的界限一经划定，不论星群离开赤道的远近如何，中国人都能够知道它们的准确位置。甚至当星群在地平线以下时，只要观测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在头顶的拱极星，就可知道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其发育的独立性。
三垣二十八宿体系在现代天体测量学形成之前，于推算测定五星七曜以及流星、彗星乃至满天星辰位置等领域无不起了重要的作用。推算方法是，在每一宿中选取一颗星作为定标星，称作“距星”。某一宿的距星与邻宿距星的赤经差，称作某一宿的“赤道距度”。表述天体位置的两个量叫“去极度”和“八宿度”，去极度是指被测星辰与北天极的角距离，八宿度是指该天体与它西侧相邻一宿距星的赤经差。这个度量体系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建立的赤道坐标系统。
由上述可知，选取距星、测量距度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因此历代天文学家无不注重实测。需要指出，由于岁差的原因，各宿的距度有缓慢的变化，尽管在岁差未被发现之前，古人不知道距度发生变化的原因，但历代所测数据记录却为现代人研究岁差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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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用的是国际通用的太阳历，以基督教耶稣诞辰为起始元年，太阳历的历年近似于回归年，一年12个月，这个“月”实际上与朔望月无关。根据阳历，一年中可以稳定表示四季时节寒暖变化，但在每个月中，看不出月亮的朔、望、两弦。
月亮历也叫太阴历，只管朔望月，不管回归年。日期跟月相及潮汐周期吻合，和一年四季完全无关，月亮历一年仅有294天。伊斯兰历则是基于月亮历制定的，我国俗称“回历”。公元622年，穆罕默德进入麦地那，此年被定为伊斯兰历元年。穆斯林世界国家都在沿用，我国回族分布地区也在使用。
而中国古人用的则是阴阳历，历月以朔望月，历年以回归年，再以十九年七闰的闰月形式调节太阳历和月亮历中间的差值。《淮南子·天文训》中有观象授时的各种详细推演，如：“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
中国古人以月相定日期、以白道轨迹历月直观易辨，以黄道轨迹历年、划定二十四节气科学实用，兼具了太阳历和月亮历两大优势，同时也兼具了记日计时和指导农耕两大作用。对农时的准确把握，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让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跑在前列。这种计算方式虽然有些许复杂，但无疑是种极具智慧的伟大发明，兼顾了实际应用、同时表达了对自然的崇尚和其独具的文化美感。
另外，古人记年以数字结合年号，在实用之余更增加人文色彩，这是中国文字之美的体现，这和单纯的数字是完全不同的。重视实用与审美的结合，古人留给我们的所有细节无不体现着这种实用美学，这是古人对自然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歌颂。而这在世界文明中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奉正朔或许是夏商礼乐制度的最后遗存。
也正是天文星相学的领先，才能让中国人率先发明指南针，也让中国的海船具备导航系统从而最先称霸海洋，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的基础。直到明朝海禁，中原王朝主动放弃了海上霸主地位，太平洋、印度洋领域出现权力真空，才让西方航海大国得以后来者居上。
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何以开上历史的倒车？这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古典时期，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水平、政治制度等各领域均长期处在世界前列，在两宋时期形成了众多繁华的大型城市，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甚至出现纸币、信贷等现代金融雏形，而这些资本主义萌芽随着两宋的灭亡最终被扼杀在摇篮中。这个急转直下的转折点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显性原因始于元、明，内在根源则在宋、唐。
找到是什么改变了这个民族，比亦步亦趋追随西方脚步更有意义。
是什么让华夏先民不断创造伟大？又是什么导致社会发展转头走向没落？是什么保护着血脉传承不息？又是什么重塑了民族性？找到这些民族和文化的基因密码，继承智慧经验戒掉沉疴痼疾才是重启民族伟大复兴的驱动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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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炎黄之争与夷夏之辨
华夏一脉，多点一线传承有序，中华文明有其独立的发展轨迹。但以上论述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青铜比红铜更早或同时出现在东亚，中国几乎没有红铜或长期铜石并用时代，无法确定冶炼工艺产生的自然演化过程。
仰韶文化衰落了才有了齐家文化的兴起，老虎山文化衰落了才有了朱开沟文化的兴起，红山文化衰落后夏家店下层文化才出现，良渚文化衰落后马桥文化才出现，岳石文化承袭于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由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陶寺遗址是东亚新石器时代的绝响，二里头文化标志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前后两者并非演化式的继承和发展，明显存在断层，或者说发生了质变。
难以想象四五千年前多地区文化因互动而自取灭亡，也不能推论四千余年前夏朝建立导致了诸多新石器文化的崩溃。夏朝或青铜时代到来之前，东亚定居农业文化遭受了巨大灾难或危机。上述诸家学说可以解释的起源和演化，但都解释不了农业文化的崩溃和青铜时代游牧文化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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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以前多种考古学文化可视为万国林立的酋邦遗存，四千年前地球轨道因素引起的全球降温事件可能是演化史上的重要转折之一，可能是中原周边地区新石器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却加速了中原地区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的诞生。
但气候变化依然解释不了青铜时代的到来，因此外来传播说也并非空穴来风。有过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等。
“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黄帝和夏人西来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吐火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亦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吐火罗人可以追溯到统治巴比伦的古提人，他们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即后来中国史书称之为月支人。
乌孙、塞种人、月支是活跃于西域和中亚的印欧人。蒲立本一生致力于印欧人、印欧语与中国研究，他指出印欧人进入中国决不晚于其进入印度。
从学术上进行系统的审视和梳理，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历史记述和传说均表明上古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要否认青铜与游牧文化外来已十分困难，而要证明其本土起源几乎不可能。
傅斯年说，学问之道不限于国界，诚欲后来居上，理无故步自封。
陈寅恪也在著作中写过，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青铜时代的本土起源与否并不重要，几千年来能够存续至今，文脉传承有序的文明仅有中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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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邦国再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核心。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三代以前大体有东、西两个系统，这两大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促融合，因融合而文化快速发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中原地区是不同人种汇聚的大熔炉，大多数的迁徙主要是由于来自北方和西方不断入侵的推动下发生的，每一次入侵都导致不同氏族、种族、部族、民族之间的杂交融合进程的加剧。
李济一生致力于中国民族形成与中国文化起源研究，为中国考古人类学之父。他认为拼音文字使用者和象形文字使用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拼音文字有其优势但语言缺乏稳定性，而象形文字的汉语能作为最终的、简单明了的、确凿的真理的化身，不会因任何动荡而改变。正是它保护着中国的文明已达四千余年之久。同时他提出传说和神话的史料价值，也提出姓氏来源的传统解释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据此溯本逐源可以发现一定的脉络。
牧野之战是炎黄交替，是互争黄河流域之杀伐，是民族存亡之争。自黄帝以后，商周以前，历代兵戈大抵为民族而战，即所谓炎黄二族之战。
涿鹿之战黄帝大战蚩尤，大概是华北地区各农业部落初次的联邦结合，借以防御游牧部落侵袭而形成的。刑天争位大概是其余波。
周人与黄帝同源，所以将事实掩盖，儒家以吊民伐罪解释，于是东、西两民族兴衰变迁就不见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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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商朝的文化综合了东夷、西夏和原商三种文化传统。东夷文化起源于环太平洋古文化代表海洋文化，西夏文化来源于青康高原和黄土高原属于大陆文化，混合了各族文化的中原文化构成了原商文化。华北平原是许多不同民族的支系汇集的地方，而原始的中国人群就是由这些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
东夷文化从距今约85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后期，海岱各地文化呈现出空前的一致，并开始向海岱区外扩张。东夷文化包括从鸟图腾的崇拜，到手工艺、建筑、礼制、神话、聚落和城市乃至早期邦国的形成，伴随部族迁徙而将海岱文化传播到中原大地各个角落。
夷字在商代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夷”字为“一人负弓”合成，表示东夷人是善于射箭的部族，古山东话中音同“人”。航海、渔猎、农作物、乐器、语言、祭祀、神话、鸟崇拜等构成了环太平洋古中国基层文化诸要素，也是后世所称的九夷和百越。吕思勉提出中国“沿海之族见于古籍者，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这一时期，东夷大部落全都出自太皞、少皞两大集团，盘古、伏羲、后羿、夸父的传说都起源于东夷。
传说天皇时代创制了纪元法，我们从岁星名对应干支的古越语发音中，可以看出东夷文化的语言痕迹。《史记·天官书》中有“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等详细说明。“摄提格”即为“寅”，还有“执徐”为“辰”，“大荒落”为“巳”等等，这和现代汉语的单音节发音是不同的。
同时也可以表明，东夷文化已经有成熟的天文体系。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古代天文著作凡二十一家，多达四百五十卷，但是到了著录《隋书·经籍志》的唐代，大约全都失传了。我们实在无法探知新石器时代人于观天到底精进到什么程度，他们窥探到了什么宇宙奥秘，或许我们可以从玛雅历中探寻东夷文化对环太平洋地区的辐射。
自夏建立至周成王征伐东夷期间约一千多年的对抗与交流中，东夷在不断地与华夏融合中语言逐渐消失，由于夷越同源，或许能从古越语中发现些端倪。大略西周时原属东夷的大小方国均已灭亡，遗民溃散，部分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巢湖和杭州湾一带。秦以后的东夷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指非华夏地域以外文明。今天，夷人的后代大体散布于山东、江苏、安徽、浙江境内以及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和南洋群岛等环太平洋地区。
距今约4600至4000年前，原始氏族制度走到了尽头。随着黄河中游黄帝一族迅速雄起，在涿鹿大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逐渐繁荣起来。从前氏族林立的华北平原，经过这一次大震荡逐步合并起来形成几个大部落，中原地区进入“五帝”一统天下的时代。
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的形式统一已经完成，在部落联盟体制沿袭了数千年后，国家的结构初见端倪。这种最初形成的国家，是以王权所在的都城为中心，领有都、邑、聚三层结构，纵横不过数十公里的城邦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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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为东亚土著，夏后来居上。王献唐的《炎黄氏族文化考》考论中国土著夷人及其文化，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内容涉及黄帝、夏人及游牧活动，显示了夷、夏先后顺序。
封禅的来源是黄河济河两河流域的中原昆仑山文化，昆仑山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载中一直在往西移动，历代对昆仑的概念都不是同一座山。昆仑丘、西王母及明堂和祭天有关，《山海经》中的“轩辕之台”、“共工之台”、以及“众帝之台”是大陆文化的标志，由华夏族引进，它们是周秦文化的上层建筑。游牧民族有对“天”的崇拜，祭台祭天来源于此，很多山名的语义皆为天山。上古称“皇”，而后称“帝”，三代称“王”，后来人君称“天子”或许也是由此而来。
《尚书》中二帝三王均是夷人，尧舜故事反映了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尚书·大禹谟》云：“帝舜初于历山，往于田。”《孟子》中有“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以及“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舜为东夷之人几成定论。《史记》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夏与戎、狄关系密切，且与吐火罗人和印欧人有关系。
在夏之前普遍实行禅让制，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有“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三代以上，授贤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费而革命之说起。
新石器时代昌盛的夷文化圈孕育了齐鲁文化，齐鲁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文化源于尧舜。舜既是殷人的始祖，孔子亦为殷人之后，故《论语·子罕》云：“礼失于诸野，孔子欲居九夷。”尧与舜的传说极近，均出于鸟夷。《诗经·商颂·玄鸟》第一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契是商朝始祖，而契为其母简狄吞玄鸟卵所生。如今我们依然能从汉字中看出，舜、亥、夋都像是鸟字的变形。太皞、少皞、尧、舜、皋陶、伯益、蚩尤、共工、刑天、后羿等均属夷。海岱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夷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初兴的一些重大特征如礼乐文明根于夷文化，河济之间至沂沭流域，泰山、商丘、曲阜即空桑之地是这个文化圈的核心。
一般认为夏国建立于黄河几字弯东南部晋南豫西一带，而禹的遗迹多见于夏国之外，以西南汶川、东南会稽禹迹最为著名。禹生于西羌，娶于涂山，治水中原，崩于会稽之说流传广远，几成定论。在先秦文献中，有夏启、夏桀之称，但并未有夏禹之称。这说明先有禹，后有夏朝。而传说涂山女化身为石，石裂生启，夏启杀后益自立的故事也是扑朔迷离。
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海岱文化是东夷文化，以此类推，整个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核心是夷文化，以青铜为代表的夏文化的源头尚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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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西来还有争议，尧舜东起可以肯定，夏朝和夏人的历史还不清晰。
有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见于战国文献，黄帝与炎帝、太皞、少皞、共工等并立，各具特征。《国语·鲁语》黄帝开始凌驾于诸帝。《竹书纪年》、《世本》、《五德始终说》以黄帝故事开篇，形成了一个与早期文献《尚书》、《春秋》迥然不同的史学传统。
尧舜的故事与定居农业有关，炎帝神农氏尝百草显然也是农耕文明，黄帝轩辕氏发明战车与青铜游牧文化关系更密切，而且黄帝的传说多为战争神话。炎帝的失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尧舜时代的结束。而黄帝的胜利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是青铜时代的到来。
战争是青铜时代开始流行的文化现象，战车与青铜兵器的普及催化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因而炎黄大战不可能发生在新石器时代，那么后世史料中炎黄二帝为何会在尧舜之前呢？《山海经》中称帝的有帝俊、帝颛顼、黄帝、炎帝、帝喾、帝尧、帝舜、帝丹朱、帝江、帝鸿。多数均是帝字在前，炎黄二帝却是帝字在后，更符合后来的语言习惯。
现代学者，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包括徐旭生，实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述的以黄帝为首其他几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五帝”实际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很难证明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且黄河中下游地域广大，更难以想象其皆有血脉传承关系。
黄帝是周人的祖先，无法证明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帝喾是商人的祖先，但无法确定是多少代前的祖先，也就无法确定《史记》所载的帝喾在黄帝、颛顼之后而在尧舜之前。《竹书纪年》记载了黄帝距今五千年而在尧舜之前，但其古本在宋代就佚失了，相传到明万历年间又出现，而且历来被斥为伪书，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并不高。可论定的大概只有颛顼在尧舜前，《左传》等书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说颛顼作为有虞氏的首领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从论定的。
后世皆以黄帝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华夏民族形成以后体现在华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认同。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是在周朝建立以后，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各蛮夷戎狄的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体后才出现的事情。至于华夏族何以奉黄帝为共同祖先，并把他置于诸位祖先之首，则是由于周人属于黄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缘故。
黄帝究竟存在于哪个时期？黄帝虽然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但放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体系中却显得格外的突兀，像个穿越人。而这就是中国历代史家层垒叠进造史给我们留下的迷雾。从信史记载的历次王朝更迭的史实我们不难推断和猜想远古时代或许也存在着剧烈动荡的民族融合现象，但还需真正的考古发现去拨开历史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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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太古之初
夏朝已不可考，那么再往前呢？
我们只能借助神话传说和先秦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来追寻祖先的足迹，去窥探中华大地上千万年前的景象，去想象那些人文始祖的动人故事。
我们都知道地球诞生于大约46亿年前。大约距今6亿年时，地球进入古生代。古生代有六纪，即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二叠纪晚期，地球上出现类似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
距今2.5亿年前，地球进入了中生代。中生代有三纪，即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三叠纪陆地上出现最早的恐龙。侏罗纪陆地上恐龙繁盛，出现最早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白垩纪仍属于恐龙时期，恐龙、有袋类和胎盘类哺乳动物并存，出现最早的有花植物。
距今6500万年前，地球进入了新生代。新生代分为三纪，古近纪、新近纪和第四纪，其下又分为七世。其中始新世距今6000万年到4000万年之间，地球上已经出现最早的灵长类动物。约在1200万年的中新世，人类出现了。
新生代第四纪的重点在更新世和全新世。更新世早期约在距今300万年到150万年之间，此时已经出现直立人，中国的元谋人诞生。更新世中期约在距今150万年到100万年之间，中国出现了蓝田人和北京人。更新世晚期约在距今50万年到10万年之间，中国出现了马坝人和大荔人。全新世约在距今3.4至2.7万年左右，中国出现了山顶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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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众多国家、地区和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创世纪传说。基督教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先创造了男人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夏娃，此后才有了人类。希腊神话有众神之山奥林匹斯山。北欧神话有世界树和神域阿斯加德。而我们则认为混沌之初有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女娲造人。
中国是个地域宽广的多民族国家，前文多次论证了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多频次的水乳交融而造就的，每个原生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体系。在民族融合之后，各个神话起源相互借鉴重叠，时间杂糅难以分辨。其中还有政治因素对前代文明层垒叠进的改造，此外还有本土道教和外来佛教对起源传说的增枝填叶，再加上劳动人民丰富想象力的加持和世俗化的改造。中国神话体系已变得繁冗庞杂，难以厘清，是个非常复杂的领域，很难见其本来面目。
不过在任何时候，对自己母文化的了解和认同都是文化自信的来源。
近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落后让华夏文化主导的东方文明黯淡无光，似乎很多人鄙夷轻视中国古代文化，这来源于近现代的文化断层，不认同源于不了解。若想了解就要回顾历史，而历史的尽头就是神话。
人们应该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如何演变成现在的我们。这些应该被人铭记，因为自人类诞生以来无数的种族、民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族群解体了，文化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甚至是那些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族群也只剩下只言片语，他们的故事被人遗忘了，没有人去传诵他们的事迹，就像从未来过这世间一样。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悲伤的事吗？中国是唯一存世的文明古国，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古老的传说，因为这是一个民族何以存在的根本。
东汉徐整著《三五历纪》中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五运历年纪》中记载：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髻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明董斯张在《广博物志》中记载：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
盘古二字古文中又见“般瓠”、“盘瓠”，也就是葫芦。在南方诸民族间流传的盘古传说中，有一些故事和汉族文献中盘古的事迹很相似，这其中或许存在着联系。最初是来自于南方苗、瑶、壮等民族的盘古传说，后来在与汉文化融合的过程中，经过了道教的影响和儒家文化的改造，最终变成了徐整“开天辟地”的盘古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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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娲的传说《山海经》中记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
《淮南子》中记载：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
《独异志》中记载：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遗我兄妹二人为夫妇，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於烟即合，二人即结为夫妇。
《风俗通义》中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绳人也。
女娲的传说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很多地方都有女娲的遗迹，女娲诞生地、女娲足迹、补天五彩石、造人台、晾人场等广泛分布多地。
相对来说女娲的传说更加贴近原始生活，无疑和黄土地与大洪水关系更为密切。而伏羲的传说却更具人文色彩，传说伏羲创立八卦、做网扑鱼、结绳记事、发明琴瑟乐器等。二者的先后顺序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后世强行将二者结合或许是个慢慢演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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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一）黄河之水天上来
星宿海，位于青海果洛，东邻扎陵湖，西与黄河源流玛曲相连，古人以之为黄河的源头。
最早有关黄河源的记载是战国的《尚书·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导黑水，至于三危”，“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所指积石山，在今青海甘肃交界的临夏州境西，距河源尚有一段距离。
唐高宗贞观九年，李靖、侯君集、李道宗奉命西征吐谷浑，“兵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唐穆宗长庆元年，刘元鼎奉使入蕃，得知河源出紫山，即巴颜喀拉山。唐宋以来，曾长期将星宿海称为黄河源头。
正式勘察河源，是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命荣禄公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历时四个月，勘明扎陵湖、鄂陵湖两大湖的位置，并上溯到星宿海，绘出最早的黄河源地图。都实说河源在尕甘思西部，其言“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如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胜人迹，弗可逼视，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说的就是星宿海。
清康熙四十三年，命拉锡、舒兰探河源。他们绘有《星宿河源图》，并撰有《河源记》，指出“源出三支河”东流入扎陵湖，均可当作黄河源。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前往河源测图。乾隆年间，齐召南撰写的《水道提纲》中指出黄河上源三条河，北源为扎曲，中源为约古宗列曲即玛曲，南源为卡日曲，玛曲是黄河的本源。
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考察后认为，由于卡日曲比玛曲长36.54公里，流量比玛曲多两倍，按照国际上河流正源确定的三个标准，即河源唯长、流量唯大、与主流方向一致的标准，同时考虑流域面积、河流发育期、历史习惯，将黄河源头定位于卡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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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至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长3472公里；自河口镇至河南郑州桃花峪为中游，长1206公里；桃花峪至入海口为下游，长786公里。全长5464公里。
黄河干流多弯曲，素有九曲黄河之称。支流众多，从河源至入海口，沿途直接流入黄河，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共220条，组成黄河水系。支流中流域面积大于1万平方公里的支流有11条，较大支流是构成黄河流域面积的主体。
多曲，西源源于日吉山北部称洛曲，南源源于董切山称贝敏曲。合流后从加塔斜玛翁突附近出称多县境，在扎陵湖、鄂陵湖中间流入黄河。
白木曲为多曲一大支流，由阿克不龙水、桑加水、贝敏赫若昌水、夏者涌水、贡德通水、错木玛水、拉香陇巴扎让龙巴水、达涌曲等大小22水汇成。
拉浪情曲，在称多县境西北部，由扎根加陇水、热核样鄂水、那扎仁水、那扎陇查河等大小支流16条汇成。多数为时令河，拉浪情曲与帮卡曲合流称朵热强卡曲，是卡日曲的重要支流。
白河、黑河，是黄河上游四川境内的两条大支流，位于黄河流域最南部，流经川北若尔盖高原，两河分水岭低矮，无明显流域界，为同谷异水的景观，加之流域特性基本相同，堪称姊妹河。黑河又称墨曲，因两岸沼泽泥炭发育，河水呈灰色而得名。白河又称嘎曲，地势较高，泥炭出露不明显，河水较清。
洮河，是黄河上游右岸一条大支流，发源于青海HNMGZ自治县西倾山东麓，于甘肃永靖县汇入黄河刘家峡水库区，在黄河各支流中，水量仅次于渭河，居第二位。
湟水，是黄河上游左岸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大坂山南麓青海海晏县境，流经西宁，于甘肃永靖县付子村汇入黄河。
大黑河，位于内蒙古河套地区东北隅，是黄河上游末端一条大支流，发源于NMG自治区卓资县坝顶村，流经呼和浩特，于托克托县注入黄河。
窟野河，是黄河中游右岸的多沙粗沙支流，发源于内蒙古东胜市的巴定沟，流向东南，于陕西神木县沙峁头村注入黄河。
无定河，是黄河中游右岸一条多沙支流，发源于陕西北部白于山北麓定边县境，流经内蒙古伊克晤盟WSQ，流向东北，后转向东流，至鱼河堡，再转向东南，于陕西清涧县河口村注入黄河，输沙总量仅次于渭河，居第二位。
汾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管涔山，纵贯山西中部，流经太原和临汾两大盆地，于万荣县汇入黄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也是山西最大河流。
渭河，位于黄河腹地大几字形基底部位，西起甘肃DX市渭源县鸟鼠山，横跨甘肃东部和陕西中部，东至WN市潼关县汇入黄河。流域面积北起六盘山，南抵秦岭，为黄河最大支流。是向黄河输送水、沙最多的支流。
洛河，发源于陕西华山南麓蓝田县境，至河南巩县境汇入黄河，是黄河的多水支流之一。
沁河，发源于山西平遥县黑城村，自北而南，流经晋东南高原，穿太行山，自济源五龙口进入冲积平原，于河南武陟县南流入黄河。
金堤河，发源于河南新乡县境，流向东北，经豫鲁两省，至台前县张庄穿临黄堤入黄河。
大汶河，发源于山东旋崮山北麓沂源县境内，由东向西汇注东平湖，出陈山口后入黄河。
黄河是由许多个湖盆水系演变而成的，到目前为止，残留下来的湖泊较大的只有三个，它们是河源区的扎陵湖、鄂陵湖和下游的东平湖。
扎陵湖和鄂陵湖为构造湖，是由古代的大湖盆演变而成。扎陵湖和鄂陵湖是国内海拔较高的淡水湖。
东平湖是黄河下游仅有的一个天然湖泊，古称巨野泽、梁山泊。地处山东梁山、东平和平阴三县交界处，是《水浒传》里八百里水泊唯一遗存水域。北临黄河，东依群山，东有大汶河来汇，西有京杭运河傍湖直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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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夏之源
追根溯源，“中国”起源于黄河之滨，黄河流域曾经是中国的主体。有史以来，黄河见证了中华民族烙下炎黄的底色，黄河孕育了绵延至今八千多年的华夏文明。
中国人自古以来敬畏土地，黄河中下游的农耕文明，一直是华夏子孙绵延不绝的根髓。这也回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结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二十多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
黄河流域早在上古时期就产生了炎黄二帝的传说，有学者认为，黄河称谓与黄帝相关，黄帝大战蚩尤就在黄河，没有黄河也没黄帝。黄河在商代的《卜辞》里叫高祖河，《水经注》称黄河为上河，《汉书·地理志》最早出现黄河的正史记载。这个时期，“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土”居中最重要。因为土是承载人的，土是黄色的，也是金贵的。黄河和黄帝能演变为黄河文化的基本符号，是与黄色的、金贵的大地之土相关联的。
黄河中下游是炎黄文化发源的核心区。
从地理维度看，黄河在中国南北方的大河大江中居于中部。
从文化维度看，由旧石器时代的河北泥河湾、陕西蓝田、山西芮城等地的古人类遗存，及秦岭地区、河南许昌与郑州等地的现代人遗存，到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遗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主要的中华史前文化分布在黄河沿岸。
从历史维度看，文献记载的五帝活动区域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
从人种结构看，考古学与遗传学证实蒙古人是鲜卑人的后代，匈奴、鲜卑人也认为黄帝是他们的祖先。
黄河因黄帝成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又使黄帝成为中国的人文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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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不是某一点的突破，而是一个体系的建立，其根源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文化格局。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适宜生存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农业革命”，先人们告别洞穴走进新纪元。
2004年，郑州新密发现了距今10500至8600年左右的李家沟遗址，地层堆积自上向下可分为七层，完整地展示出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的剖面。李家沟遗址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和生计方式等方面，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和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进过程。
李家沟遗址从细石器到裴李岗文化三叠层，填补了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之间的缺环与空白。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9000年前的炭化稻米。黄河流域是最早栽培粟和黍的地方，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温床。人工栽培稻遗存的发现，证明了黄淮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农业是文明之母，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础。
贾湖遗址还发掘出三十余支骨笛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贾湖骨笛，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的奇迹。
贾湖遗址发现的契刻符号，与汉字基本结构相一致，有些契刻符号的形状与4000年后的商代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很有可能是汉字的滥觞。还有那些随葬的龟甲，反映了贾湖先民原始的宗教信仰。
贾湖遗址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提供了结合黄河中游至淮河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文化关系的一个连接点，也是裴李岗文化的主要源头。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人类从愚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
裴李岗文化距今8000至7000年，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源头之一，也就是华夏文明的主要来源之一。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裴李岗文化是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
8000年前，华夏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裴李岗文化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文化艺术，在中国远古这块大地上，与同时期河北的磁山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相比，无不处于领先地位。
考古学家赵世纲说：“西亚的新月形地带和中国的嵩山东麓，好像东西并列的两座灯塔，远在8000年前，同时期出现于亚洲的两翼，标志着东半球进入了‘农业革命’新时代的黎明时期。”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中国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由此可见，从黄帝时代直至北宋，沿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直走在前列，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一直在沿黄地区。可以说，黄河滋润的土地连同土地上孕育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未中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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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中，“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从考古发现来看，“华”的概念与仰韶文化有关，华即花，原为仰韶文化华山玫瑰花的一种标志。后来和燕山脚下的龙图腾部族融合，形成中华文化的共同体。
也有人认为“夏”是从夏水（即汉水）得名，古籍中将“华”、“夏”作为中原，称四方为“夷蛮戎狄”。华与夏曾相互通用，两字同义，华即是夏。如《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大约从《尚书》起，开始将“华”与“夏”连用，合称“华夏”。周朝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自称为“有夏”，也称“华”、“夏”，后又将周王朝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称作“诸夏”或“诸华”。
对“华夏”的认同一直在延续。从《史记》记载的五帝时代，经夏商周三代至秦汉、魏晋南北朝再至唐宋，历代王朝的都城均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也就是“择中立国”。中原地区保存着最重要、最有代表性、最具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国家文化遗产。
1956年发现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堆积，出土器物特征与黄帝时代所发明使用的器物相一致，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证据。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存在于约公元前4005年至前2780年之间，以豫、陕、晋三省为中心，分布在东至泰岱、西至湟水、北至河套、南至淮汉，对周边地区影响非常大。这与商代统治范围惊人的相似，为夏商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庙底沟文化是当时中国文化圈中最强势的文化，它不仅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都有发现，这是任何中国史前文化所不及的。庙底沟文化的人群，也是近代以来所说的最早“华人”，现在的“华山”也是由庙底沟文化的花卉纹彩陶而得名。
在我国8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近一半的时间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分布有西安、洛阳、开封、郑州、商丘、安阳等古都。黄河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河套文化、齐鲁文化等，学术上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多个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黄河流域产生了儒、释、道、法、墨、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大家。应该说，黄河流域深厚的农耕文明为儒释道发展融合以及民族性的形成提供了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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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祖龙一脉
中国民族形成与文化起源有过“外来传播说”、“东西二元说”、“本土起源说”和“多元论”等观点。目前没有考古发现及信史佐证任何一种单一学说能够成为绝对主导，但随着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和相互佐证，我们终将会揭开这些历史迷题。
1987年卡恩等研究现代人线粒体DNA发现非洲样本变异最多，提出了人类走出非洲的夏娃假说。即今天地球上所有人的线粒体都是从大约20万年前非洲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同一个母亲传下来的，她被称为Lucy，她的后代在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了欧亚大陆。
通过Y染色体的研究追溯人类亲缘关系称之为亚当假说。哈默等发现全部5套YAP单倍型和27套结合式单倍型中的21套出现在非洲人群中，由此推论人类最近20万年多次迁徙和扩张历程。该研究论证人类不止一次走出非洲进入亚欧大陆、美洲、澳洲等地区。
遗传学Y染色体研究还指出东亚的现代人具有共同的非洲起源。约5万年前，最早的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进入东亚南部，然后随着东亚冰河期的逐渐结束在以后的数万年中逐渐向北迁移，进入东亚大陆，遍及中国，北及西伯利亚。
有学者据此推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另一批非洲智人从东南亚向东逐渐进入太平洋群岛。随后，约8500年前，中国仰韶文化及河姆渡文化萌芽，产生母系氏族部落，属新石器早期，三皇传说时代。约5000年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属新石器晚期，五帝传说时代。约4000年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
此外，云南一带距今1500-10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和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秦岭一带距今80-65万年前蓝田人和太行余脉距今69-40万年前的北京人的出土遗迹都呈现了典型的旧石器时代特征，他们都能熟练用火，制作石器和骨器，并且能够群体协作和共享。而他们与距今20-5万年前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许家窑人、大荔人这些具有铲形门齿已经进入血缘群婚时代的旧石器中期的人类究竟有没有联系呢？又与走出非洲的古人类有没有交集呢？这些还需要更多的考古佐证和科学研究来探讨，东方人种的起源仍是未解之谜。
20世纪末，生物人类学家证实了人类自身的同一性，人类同源已成共识。人类基因组工程研究表明，由30亿对碱基或核苷酸组成约两三万个基因构成的人类基因组存在于地球上每一个人的身体中，没有两个人的基因完全相同，但人与人的差异不会超过1%，也没有发现某个民族或某国公民具有标志基因。2003年，美英科学家对西伯利亚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基因进行比较，分析表明90%的中美洲印第安人和50%的北美洲印第安人来自同一个远古父亲。
但是，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冲突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之中，时至今日，种族、文化、信仰的差异依然是国际冲突和地域争端的焦点。博厄斯提出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人类学就是在研究社会生活现象总和的基础上构造人类文化和文明史。
近来，chatGPT的横空出世以及AIGC领域的高速发展，让科幻世界的假想越来越快的走入现实，人类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度也逐渐从隐忧到现实的抵制，有多个专家组织和个别国家已经宣称限制人工智能的应用。人类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智能时代的来临，值此之际，追溯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本质，似乎成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们是谁？何以成为现在的我们？我们终将到哪里去？是一个永远值得人类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对华夏大地饱含深情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的中国人，深知历史的尘埃掩盖了很多璀璨的瑰宝，拨开迷雾，去发掘和传承被遗落的文化宝藏，始终是我最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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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史自商代起，但很多人都相信夏朝的存在，寻找夏文化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使命之一。夏的范围被锁定在青铜时代的中原腹地，但确凿无疑举世公认的夏文化还没有被发现。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说”始于城子崖的发掘及龙山文化的命名。
1928年春，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济南历城县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他在城子崖台地发掘出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黑色陶片，这引起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专家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李济先生在1930年主持了城子崖遗址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出土文物以薄、硬、光、黑的蛋壳黑陶最具特色，所以龙山文化也叫“黑陶文化”。
龙山文化指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至前2000年，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之前或夏初。龙山文化源出于大汶口文化，广泛分布于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在30年代，归属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不仅有黄河中下游，还包括了杭州湾地区。两城镇遗址是第一个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1934年发现，1936年发掘。据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记载：“公元前2800年至前2000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
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第一次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明确了三者的相对年代关系，认为后冈的龙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直接前驱。
通过多年田野考古与综合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得以建立，探索夏文化的范围，集中到了河南中西部与山西西南部的中原龙山文化有关遗存和洛阳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上。
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当时社会由“满天星斗”式的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局面，进入到“月明星稀”式的广域王权国家时期，由之前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其存续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
二里头作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除了直接控制的地盘，还间接控制着大片土地。经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000年的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末期，黄河流域许多氏族部落先后进入更大规模的军事联盟时期，形成了一批在古史传说中很有影响的军事集团，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神化了的部落首领，如黄河中游的黄帝轩辕氏、颛顼氏、帝喾氏，黄河下游的陶唐氏、有虞氏、皋陶氏、伯益氏，渭水流域的炎帝神农氏，淮河流域的太皞氏、少皞氏，济河流域的蚩尤氏，江淮流域的祝融氏、共工氏等。这些大的军事集团经过数百年的征战、交流与融合，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之前，各自成为城邦制的军事酋长国。
跟之前的古国、邦国相比，二里头王朝是一种复杂的国家形式，是一个国家群，是松散的联盟，二里头是盟主。不同于后来高度集权的帝国用郡县制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最底层，二里头王朝是靠着一种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礼乐制度来征服世界的。这套制度引起其他族群的模仿，二里头文明随之往外扩散，这是它能成为最早的中国的动因所在。而这个文化辐射覆盖的面积远比直接疆域更大，乃至构成了现今中国的雏形。
梁思永从十几个方面论证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密切关系，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史前期之一。夏鼐明确了仰韶与齐家文化的时代顺序，巩固了本土起源的信心。庙底沟遗址的发现，证明了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夏鼐认为二里头文化晚期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文化属于史前时期，中国文明起源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各种文明要素的发展，文明是野蛮的新石器时代各部族人共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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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从生态环境、农业、畜牧业、陶瓷、青铜、文字等多方面论证了中原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唯有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才能解释仰韶文化遗址中心大房子、居住房屋群、窖穴、陶窑和坟墓会那么密集，只有累世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的黄土地带才可能产生人类文明史上高度发展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
距今5000多年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体现了一种凝聚和内向式的聚落格局。中国这种“聚焦文化”不同于源自古希腊的西方“散焦文化”，因为有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同心圆式”和“中心对称”的原始家园体现了追求一统的文化传统。
黄河流域还有很多类似的大型家庭聚落遗址。如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山西南部的西王村类型，陕西关中的史家类型，内蒙古南部河套地区的海生不浪类型，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的南佐类型，甘肃东部渭河上游的大地湾类型。
其中，甘肃秦安大地湾是一个扇形山坡上的大型聚落遗址，从山下到山顶有一条中轴线，将遗址划分为对称的两片，中心是处在中轴线底端的901号大房子。中轴线的两边则有数百座中小型房屋，俨然是一座都城的雏形。这种格局开启了中国宫殿建筑中心对称的先河。
家与族，祖先崇拜和家国天下观念代代相传。就像刘慈欣的《流浪地球》，怎么看将地球打包带走都不是一个合理的方案，只有家和故土观念深植心中的中国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土地的固着是农耕文明以来深埋华夏子孙基因里的执念，家承载了太多功用以外的含义。
走过祖国的大江南北你会发现各地的原始建筑都有很鲜明的特征，晋、陕、闽、粤、皖、湘、川、滇等都有很大差别。原始的乡村民居和少数民族村寨土楼大多以石、砖、土坯、木、竹等天然材质为主，而且有两种大体的外观装饰区分，一种是黄土原色外墙，另一种是以白灰涂抹外墙。住宅作为家的象征有着极其稳定的传承特性，各地的古村、古镇、古城无一不体现着其文化溯源，即使是边陲古镇也能从房屋建筑中看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何方，是何种文化的传承者。
黄、白两种简单的外墙装饰或许是尚黄、尚白两种上古文化的遗存，散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各个角落。这些原始建筑随着城镇化进程在日益消失，他们讲述的古老家族传承也在慢慢消失，我曾想过做些村寨田野调查把这些原始民居的影像保留下来，越是这些不起眼的民居他们讲述的故事或许更真实更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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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都城，最西不超咸阳，最东不过开封，中间点差不多是洛阳，其北面就是燕山脚下的BJ。若以洛阳到BJ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中原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区、东夷族的山东文化区、古越族的江浙文化区、三苗族的长江中游区、戎羌族的甘青文化区和北狄族的燕辽文化区。
张光直提出“相互作用圈假说”，能动的看待中国古代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了中原一枝独秀的一元论。
林慧祥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中国文化以华夏文化为基础要素，依次与黎苗、东夷、荆蛮、百越、北狄、氐羌文化接触而吸收之，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
蒙文通将古代民族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大系统。徐旭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苗蛮、东夷、华夏三大古代部族集团。大体上观点都极为相似，各部族在取得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实现了共识的中国。
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以及大量新石器时代人骨的发现，增长了本土说的信念，很多古人类学家都认为蒙古人种起源于东亚，中国人是蒙古人种的代表。铲形门齿被公认为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被称为“中国齿”。中国境内的人，具有80%以上的铲形门齿比例。而在欧洲和非洲，这种门齿所占百分比仅仅是个位数。
韩康信等认为迄今为止出自中国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秦汉以前的古代居民的人种毫无例外的归属于蒙古人种诸类型，尚未发现任何西方高加索人种因素。
河南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出土了距今5万到4万年左右的遗迹和遗物，以及青藏高原开展距今10万到4万年间遗址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中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
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早期裴李岗文化，标志着中国的原始农业革命最早在这里发生。距今7000至5000年间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彰显了当时文明发展的中心地位和强势特征。距今6500至4500年间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继而兴起的距今4500至4000年间的龙山文化，星罗棋布，空前繁荣。这些都是相互承接的发展历程，根源是原始农业革命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那是一段如歌岁月。
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独立的原生文明，其经济基础是农业。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之间，经历了大约三千到五千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发展。商、周是早期文明社会的繁荣时期，以宫庙为主体的城市和以玉器青铜器为礼器的出现是其典型标志。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实行血缘政治统治。祖先崇拜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从商周以来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式，而且一直影响后世。秦始皇统一后，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对中国文明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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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法的发展，对于指导农时提高农作物产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发达的天文星象学和独特的阴阳历是我们农业文明独立发展的重要佐证。
三垣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天文星象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区，用来记录说明七曜运行轨迹，以此来制定历法，指导农时，也常以此表示方位或地域。这和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星座划分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文献记载中二十八宿中的部分星宿出现较早，如春秋时期的《诗经》、《夏小正》等书都有不少记载。此外，《尚书·尧典》中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记载，如“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是关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和星宿关系的准确说明。
依据岁差从所记天象来逆推，“日中星鸟”即南方朱鸟七宿春分时昏中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2至13世纪，也就是商末周初，因而有人认为二十八宿即产生于这个时代。载有二十八宿的可靠文献是《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周礼》等书，最早的大约在战国中期。湖北随县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盖，则把确凿考古证据提前到公元前5世纪。
还有人认为二十八宿在创立之初是沿赤道分布的，根据岁差计算表明，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相吻合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前，这可认为是二十八宿体系创立时代的上限。而依据文献、文物等证实的公元前5世纪，则可看成是创立时代的下限。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论道：“现在无疑已经证实，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虽然在逻辑性和实用性方面决不逊于埃及、希腊以及较晚的欧洲天文学，然而它却是以大不相同的思想体系为基础的。”他又说：“二十八宿的界限一经划定，不论星群离开赤道的远近如何，中国人都能够知道它们的准确位置。甚至当星群在地平线以下时，只要观测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在头顶的拱极星，就可知道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其发育的独立性。
三垣二十八宿体系在现代天体测量学形成之前，于推算测定五星七曜以及流星、彗星乃至满天星辰位置等领域无不起了重要的作用。推算方法是，在每一宿中选取一颗星作为定标星，称作“距星”。某一宿的距星与邻宿距星的赤经差，称作某一宿的“赤道距度”。表述天体位置的两个量叫“去极度”和“八宿度”，去极度是指被测星辰与北天极的角距离，八宿度是指该天体与它西侧相邻一宿距星的赤经差。这个度量体系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建立的赤道坐标系统。
由上述可知，选取距星、测量距度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因此历代天文学家无不注重实测。需要指出，由于岁差的原因，各宿的距度有缓慢的变化，尽管在岁差未被发现之前，古人不知道距度发生变化的原因，但历代所测数据记录却为现代人研究岁差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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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用的是国际通用的太阳历，以基督教耶稣诞辰为起始元年，太阳历的历年近似于回归年，一年12个月，这个“月”实际上与朔望月无关。根据阳历，一年中可以稳定表示四季时节寒暖变化，但在每个月中，看不出月亮的朔、望、两弦。
月亮历也叫太阴历，只管朔望月，不管回归年。日期跟月相及潮汐周期吻合，和一年四季完全无关，月亮历一年仅有294天。伊斯兰历则是基于月亮历制定的，我国俗称“回历”。公元622年，穆罕默德进入麦地那，此年被定为伊斯兰历元年。穆斯林世界国家都在沿用，我国回族分布地区也在使用。
而中国古人用的则是阴阳历，历月以朔望月，历年以回归年，再以十九年七闰的闰月形式调节太阳历和月亮历中间的差值。《淮南子·天文训》中有观象授时的各种详细推演，如：“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
中国古人以月相定日期、以白道轨迹历月直观易辨，以黄道轨迹历年、划定二十四节气科学实用，兼具了太阳历和月亮历两大优势，同时也兼具了记日计时和指导农耕两大作用。对农时的准确把握，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让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跑在前列。这种计算方式虽然有些许复杂，但无疑是种极具智慧的伟大发明，兼顾了实际应用、同时表达了对自然的崇尚和其独具的文化美感。
另外，古人记年以数字结合年号，在实用之余更增加人文色彩，这是中国文字之美的体现，这和单纯的数字是完全不同的。重视实用与审美的结合，古人留给我们的所有细节无不体现着这种实用美学，这是古人对自然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歌颂。而这在世界文明中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奉正朔或许是夏商礼乐制度的最后遗存。
也正是天文星相学的领先，才能让中国人率先发明指南针，也让中国的海船具备导航系统从而最先称霸海洋，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的基础。直到明朝海禁，中原王朝主动放弃了海上霸主地位，太平洋、印度洋领域出现权力真空，才让西方航海大国得以后来者居上。
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何以开上历史的倒车？这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古典时期，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水平、政治制度等各领域均长期处在世界前列，在两宋时期形成了众多繁华的大型城市，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甚至出现纸币、信贷等现代金融雏形，而这些资本主义萌芽随着两宋的灭亡最终被扼杀在摇篮中。这个急转直下的转折点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显性原因始于元、明，内在根源则在宋、唐。
找到是什么改变了这个民族，比亦步亦趋追随西方脚步更有意义。
是什么让华夏先民不断创造伟大？又是什么导致社会发展转头走向没落？是什么保护着血脉传承不息？又是什么重塑了民族性？找到这些民族和文化的基因密码，继承智慧经验戒掉沉疴痼疾才是重启民族伟大复兴的驱动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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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炎黄之争与夷夏之辨
华夏一脉，多点一线传承有序，中华文明有其独立的发展轨迹。但以上论述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青铜比红铜更早或同时出现在东亚，中国几乎没有红铜或长期铜石并用时代，无法确定冶炼工艺产生的自然演化过程。
仰韶文化衰落了才有了齐家文化的兴起，老虎山文化衰落了才有了朱开沟文化的兴起，红山文化衰落后夏家店下层文化才出现，良渚文化衰落后马桥文化才出现，岳石文化承袭于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由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陶寺遗址是东亚新石器时代的绝响，二里头文化标志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前后两者并非演化式的继承和发展，明显存在断层，或者说发生了质变。
难以想象四五千年前多地区文化因互动而自取灭亡，也不能推论四千余年前夏朝建立导致了诸多新石器文化的崩溃。夏朝或青铜时代到来之前，东亚定居农业文化遭受了巨大灾难或危机。上述诸家学说可以解释的起源和演化，但都解释不了农业文化的崩溃和青铜时代游牧文化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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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以前多种考古学文化可视为万国林立的酋邦遗存，四千年前地球轨道因素引起的全球降温事件可能是演化史上的重要转折之一，可能是中原周边地区新石器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却加速了中原地区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的诞生。
但气候变化依然解释不了青铜时代的到来，因此外来传播说也并非空穴来风。有过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等。
“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黄帝和夏人西来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吐火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亦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吐火罗人可以追溯到统治巴比伦的古提人，他们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即后来中国史书称之为月支人。
乌孙、塞种人、月支是活跃于西域和中亚的印欧人。蒲立本一生致力于印欧人、印欧语与中国研究，他指出印欧人进入中国决不晚于其进入印度。
从学术上进行系统的审视和梳理，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历史记述和传说均表明上古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要否认青铜与游牧文化外来已十分困难，而要证明其本土起源几乎不可能。
傅斯年说，学问之道不限于国界，诚欲后来居上，理无故步自封。
陈寅恪也在著作中写过，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青铜时代的本土起源与否并不重要，几千年来能够存续至今，文脉传承有序的文明仅有中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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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邦国再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核心。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三代以前大体有东、西两个系统，这两大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促融合，因融合而文化快速发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中原地区是不同人种汇聚的大熔炉，大多数的迁徙主要是由于来自北方和西方不断入侵的推动下发生的，每一次入侵都导致不同氏族、种族、部族、民族之间的杂交融合进程的加剧。
李济一生致力于中国民族形成与中国文化起源研究，为中国考古人类学之父。他认为拼音文字使用者和象形文字使用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拼音文字有其优势但语言缺乏稳定性，而象形文字的汉语能作为最终的、简单明了的、确凿的真理的化身，不会因任何动荡而改变。正是它保护着中国的文明已达四千余年之久。同时他提出传说和神话的史料价值，也提出姓氏来源的传统解释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据此溯本逐源可以发现一定的脉络。
牧野之战是炎黄交替，是互争黄河流域之杀伐，是民族存亡之争。自黄帝以后，商周以前，历代兵戈大抵为民族而战，即所谓炎黄二族之战。
涿鹿之战黄帝大战蚩尤，大概是华北地区各农业部落初次的联邦结合，借以防御游牧部落侵袭而形成的。刑天争位大概是其余波。
周人与黄帝同源，所以将事实掩盖，儒家以吊民伐罪解释，于是东、西两民族兴衰变迁就不见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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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商朝的文化综合了东夷、西夏和原商三种文化传统。东夷文化起源于环太平洋古文化代表海洋文化，西夏文化来源于青康高原和黄土高原属于大陆文化，混合了各族文化的中原文化构成了原商文化。华北平原是许多不同民族的支系汇集的地方，而原始的中国人群就是由这些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
东夷文化从距今约85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后期，海岱各地文化呈现出空前的一致，并开始向海岱区外扩张。东夷文化包括从鸟图腾的崇拜，到手工艺、建筑、礼制、神话、聚落和城市乃至早期邦国的形成，伴随部族迁徙而将海岱文化传播到中原大地各个角落。
夷字在商代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夷”字为“一人负弓”合成，表示东夷人是善于射箭的部族，古山东话中音同“人”。航海、渔猎、农作物、乐器、语言、祭祀、神话、鸟崇拜等构成了环太平洋古中国基层文化诸要素，也是后世所称的九夷和百越。吕思勉提出中国“沿海之族见于古籍者，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这一时期，东夷大部落全都出自太皞、少皞两大集团，盘古、伏羲、后羿、夸父的传说都起源于东夷。
传说天皇时代创制了纪元法，我们从岁星名对应干支的古越语发音中，可以看出东夷文化的语言痕迹。《史记·天官书》中有“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等详细说明。“摄提格”即为“寅”，还有“执徐”为“辰”，“大荒落”为“巳”等等，这和现代汉语的单音节发音是不同的。
同时也可以表明，东夷文化已经有成熟的天文体系。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古代天文著作凡二十一家，多达四百五十卷，但是到了著录《隋书·经籍志》的唐代，大约全都失传了。我们实在无法探知新石器时代人于观天到底精进到什么程度，他们窥探到了什么宇宙奥秘，或许我们可以从玛雅历中探寻东夷文化对环太平洋地区的辐射。
自夏建立至周成王征伐东夷期间约一千多年的对抗与交流中，东夷在不断地与华夏融合中语言逐渐消失，由于夷越同源，或许能从古越语中发现些端倪。大略西周时原属东夷的大小方国均已灭亡，遗民溃散，部分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巢湖和杭州湾一带。秦以后的东夷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指非华夏地域以外文明。今天，夷人的后代大体散布于山东、江苏、安徽、浙江境内以及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和南洋群岛等环太平洋地区。
距今约4600至4000年前，原始氏族制度走到了尽头。随着黄河中游黄帝一族迅速雄起，在涿鹿大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逐渐繁荣起来。从前氏族林立的华北平原，经过这一次大震荡逐步合并起来形成几个大部落，中原地区进入“五帝”一统天下的时代。
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的形式统一已经完成，在部落联盟体制沿袭了数千年后，国家的结构初见端倪。这种最初形成的国家，是以王权所在的都城为中心，领有都、邑、聚三层结构，纵横不过数十公里的城邦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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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为东亚土著，夏后来居上。王献唐的《炎黄氏族文化考》考论中国土著夷人及其文化，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内容涉及黄帝、夏人及游牧活动，显示了夷、夏先后顺序。
封禅的来源是黄河济河两河流域的中原昆仑山文化，昆仑山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载中一直在往西移动，历代对昆仑的概念都不是同一座山。昆仑丘、西王母及明堂和祭天有关，《山海经》中的“轩辕之台”、“共工之台”、以及“众帝之台”是大陆文化的标志，由华夏族引进，它们是周秦文化的上层建筑。游牧民族有对“天”的崇拜，祭台祭天来源于此，很多山名的语义皆为天山。上古称“皇”，而后称“帝”，三代称“王”，后来人君称“天子”或许也是由此而来。
《尚书》中二帝三王均是夷人，尧舜故事反映了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尚书·大禹谟》云：“帝舜初于历山，往于田。”《孟子》中有“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以及“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舜为东夷之人几成定论。《史记》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夏与戎、狄关系密切，且与吐火罗人和印欧人有关系。
在夏之前普遍实行禅让制，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有“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三代以上，授贤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费而革命之说起。
新石器时代昌盛的夷文化圈孕育了齐鲁文化，齐鲁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文化源于尧舜。舜既是殷人的始祖，孔子亦为殷人之后，故《论语·子罕》云：“礼失于诸野，孔子欲居九夷。”尧与舜的传说极近，均出于鸟夷。《诗经·商颂·玄鸟》第一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契是商朝始祖，而契为其母简狄吞玄鸟卵所生。如今我们依然能从汉字中看出，舜、亥、夋都像是鸟字的变形。太皞、少皞、尧、舜、皋陶、伯益、蚩尤、共工、刑天、后羿等均属夷。海岱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夷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初兴的一些重大特征如礼乐文明根于夷文化，河济之间至沂沭流域，泰山、商丘、曲阜即空桑之地是这个文化圈的核心。
一般认为夏国建立于黄河几字弯东南部晋南豫西一带，而禹的遗迹多见于夏国之外，以西南汶川、东南会稽禹迹最为著名。禹生于西羌，娶于涂山，治水中原，崩于会稽之说流传广远，几成定论。在先秦文献中，有夏启、夏桀之称，但并未有夏禹之称。这说明先有禹，后有夏朝。而传说涂山女化身为石，石裂生启，夏启杀后益自立的故事也是扑朔迷离。
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海岱文化是东夷文化，以此类推，整个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核心是夷文化，以青铜为代表的夏文化的源头尚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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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西来还有争议，尧舜东起可以肯定，夏朝和夏人的历史还不清晰。
有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见于战国文献，黄帝与炎帝、太皞、少皞、共工等并立，各具特征。《国语·鲁语》黄帝开始凌驾于诸帝。《竹书纪年》、《世本》、《五德始终说》以黄帝故事开篇，形成了一个与早期文献《尚书》、《春秋》迥然不同的史学传统。
尧舜的故事与定居农业有关，炎帝神农氏尝百草显然也是农耕文明，黄帝轩辕氏发明战车与青铜游牧文化关系更密切，而且黄帝的传说多为战争神话。炎帝的失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尧舜时代的结束。而黄帝的胜利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是青铜时代的到来。
战争是青铜时代开始流行的文化现象，战车与青铜兵器的普及催化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因而炎黄大战不可能发生在新石器时代，那么后世史料中炎黄二帝为何会在尧舜之前呢？《山海经》中称帝的有帝俊、帝颛顼、黄帝、炎帝、帝喾、帝尧、帝舜、帝丹朱、帝江、帝鸿。多数均是帝字在前，炎黄二帝却是帝字在后，更符合后来的语言习惯。
现代学者，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包括徐旭生，实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述的以黄帝为首其他几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五帝”实际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很难证明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且黄河中下游地域广大，更难以想象其皆有血脉传承关系。
黄帝是周人的祖先，无法证明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帝喾是商人的祖先，但无法确定是多少代前的祖先，也就无法确定《史记》所载的帝喾在黄帝、颛顼之后而在尧舜之前。《竹书纪年》记载了黄帝距今五千年而在尧舜之前，但其古本在宋代就佚失了，相传到明万历年间又出现，而且历来被斥为伪书，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并不高。可论定的大概只有颛顼在尧舜前，《左传》等书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说颛顼作为有虞氏的首领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从论定的。
后世皆以黄帝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华夏民族形成以后体现在华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认同。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是在周朝建立以后，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各蛮夷戎狄的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体后才出现的事情。至于华夏族何以奉黄帝为共同祖先，并把他置于诸位祖先之首，则是由于周人属于黄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缘故。
黄帝究竟存在于哪个时期？黄帝虽然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但放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体系中却显得格外的突兀，像个穿越人。而这就是中国历代史家层垒叠进造史给我们留下的迷雾。从信史记载的历次王朝更迭的史实我们不难推断和猜想远古时代或许也存在着剧烈动荡的民族融合现象，但还需真正的考古发现去拨开历史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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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太古之初
夏朝已不可考，那么再往前呢？
我们只能借助神话传说和先秦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来追寻祖先的足迹，去窥探中华大地上千万年前的景象，去想象那些人文始祖的动人故事。
我们都知道地球诞生于大约46亿年前。大约距今6亿年时，地球进入古生代。古生代有六纪，即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二叠纪晚期，地球上出现类似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
距今2.5亿年前，地球进入了中生代。中生代有三纪，即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三叠纪陆地上出现最早的恐龙。侏罗纪陆地上恐龙繁盛，出现最早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白垩纪仍属于恐龙时期，恐龙、有袋类和胎盘类哺乳动物并存，出现最早的有花植物。
距今6500万年前，地球进入了新生代。新生代分为三纪，古近纪、新近纪和第四纪，其下又分为七世。其中始新世距今6000万年到4000万年之间，地球上已经出现最早的灵长类动物。约在1200万年的中新世，人类出现了。
新生代第四纪的重点在更新世和全新世。更新世早期约在距今300万年到150万年之间，此时已经出现直立人，中国的元谋人诞生。更新世中期约在距今150万年到100万年之间，中国出现了蓝田人和北京人。更新世晚期约在距今50万年到10万年之间，中国出现了马坝人和大荔人。全新世约在距今3.4至2.7万年左右，中国出现了山顶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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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众多国家、地区和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创世纪传说。基督教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先创造了男人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夏娃，此后才有了人类。希腊神话有众神之山奥林匹斯山。北欧神话有世界树和神域阿斯加德。而我们则认为混沌之初有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女娲造人。
中国是个地域宽广的多民族国家，前文多次论证了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多频次的水乳交融而造就的，每个原生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体系。在民族融合之后，各个神话起源相互借鉴重叠，时间杂糅难以分辨。其中还有政治因素对前代文明层垒叠进的改造，此外还有本土道教和外来佛教对起源传说的增枝填叶，再加上劳动人民丰富想象力的加持和世俗化的改造。中国神话体系已变得繁冗庞杂，难以厘清，是个非常复杂的领域，很难见其本来面目。
不过在任何时候，对自己母文化的了解和认同都是文化自信的来源。
近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落后让华夏文化主导的东方文明黯淡无光，似乎很多人鄙夷轻视中国古代文化，这来源于近现代的文化断层，不认同源于不了解。若想了解就要回顾历史，而历史的尽头就是神话。
人们应该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如何演变成现在的我们。这些应该被人铭记，因为自人类诞生以来无数的种族、民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族群解体了，文化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甚至是那些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族群也只剩下只言片语，他们的故事被人遗忘了，没有人去传诵他们的事迹，就像从未来过这世间一样。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悲伤的事吗？中国是唯一存世的文明古国，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古老的传说，因为这是一个民族何以存在的根本。
东汉徐整著《三五历纪》中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五运历年纪》中记载：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髻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明董斯张在《广博物志》中记载：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
盘古二字古文中又见“般瓠”、“盘瓠”，也就是葫芦。在南方诸民族间流传的盘古传说中，有一些故事和汉族文献中盘古的事迹很相似，这其中或许存在着联系。最初是来自于南方苗、瑶、壮等民族的盘古传说，后来在与汉文化融合的过程中，经过了道教的影响和儒家文化的改造，最终变成了徐整“开天辟地”的盘古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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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娲的传说《山海经》中记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
《淮南子》中记载：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
《独异志》中记载：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遗我兄妹二人为夫妇，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於烟即合，二人即结为夫妇。
《风俗通义》中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绳人也。
女娲的传说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很多地方都有女娲的遗迹，女娲诞生地、女娲足迹、补天五彩石、造人台、晾人场等广泛分布多地。
相对来说女娲的传说更加贴近原始生活，无疑和黄土地与大洪水关系更为密切。而伏羲的传说却更具人文色彩，传说伏羲创立八卦、做网扑鱼、结绳记事、发明琴瑟乐器等。二者的先后顺序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后世强行将二者结合或许是个慢慢演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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