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三）

    二．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的原因：

    3.1时代的塑造：

    众所周知，没有战争，就不可能产生军事家，“-将功成万骨枯”。同样，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产生的，需要时机。在司马相如前半生所处的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已没有春秋战国时群雄割据(“吴楚七国之乱”不能同日而语)的现象;大-统的国家形态，使蔺相如折冲樽俎的业绩自然难以重演。所以，当时机并不存在的时候，司马相如就只能把他的聪明才智转向文学，去充分显示他的文学之才。

    文景之后的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他在位半个多世纪，正是统--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帝国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时代。他依靠文、景两朝积累的财富，派李广、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使北部边郡得以安定;派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西北边疆。卫青、霍去病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军事家，张骞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外交家。机会稍纵即逝，从来就只给有准备的人。就是在汉武帝时代，从小就有外交家梦想的司马相如获得了他的机会。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太皇太后窦氏去世了，汉武帝正式亲政。这时，南方发生了东越王“郢”攻打南越王赵胡的事，南越向汉朝求救。心想大展拳脚的汉武帝抓住机会，派大鸿胪王恢和大司农韩安国分兵两路去讨东越。王恢又派唐蒙出使南越要其服从汉朝。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唐蒙在番禺吃到蜀地所产的蒴酱，得知有“条用于“走私”的密道可从西北方向的群柯江直达番禺城下。唐蒙就上书汉武帝，建议修通夜郎道，并置官吏，作为奇兵在将来攻打南越之用。同汉武帝同意了，就以唐蒙为郎中将，带领--千士兵和负料的一-万余人，从巴郡的符关(今ZZ市合江县)而入南夷，见到夜郎侯多同，恩威并施，招抚夜郎国成功，建立了开发“西南夷”的第一个郡一犍为郡。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在唐蒙受命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时，“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悦恐”。汉武帝得知这种情况后，就派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趁机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上本意。其时司马相如在武帝身边做郎官已经好几年了。他踌躇满志地前往成都，一到那里便首先发布了一份被称为《喻巴蜀檄》的公告，其末段云: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所谓“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喻巴蜀檄》恩威并施，声讨的不仅是唐蒙，也包括巴蜀吏民的“罪过”。

    《喻巴蜀檄》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的说辞来震动和安抚人心，“存抚天下，辑安中国”来显示皇帝之“恩”，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批评巴蜀吏民“人怀怒心，如报私雠”;最后要求及时传达“陛下之意”，化解各种矛盾。

    3.2司马相如自己的努力：

    司马相如把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进行试验，对中国文学的形式美感的创造起到开创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纯粹的学术领域，钱锺书先生以激赏的态度高度评价其文体创新意义，并对相如与文君的态度也丝毫不隐晦：“相如于己之‘窃妻’，纵未为津描画，而肯夫子自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列，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刘纲纪等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开始独立研究纯粹的文艺、直接谈论艺术创作，是从开创汉赋的司马相如开始的。龚克昌教授认为，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应该提前到司马相如进行文学创作的西汉前期，最主要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司马相如已能够充分表现文学

    艺术的基本特点，能自觉运用形象思维，运用并发展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积极追求文学艺术的形式美；第二，已提出比较系统的文学艺术创作主张而进行主动创作。诚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所言，文学艺术已经不甘于继续充当儒经的附庸，而

    是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这是文学艺术觉醒的表现，是文学艺术自觉时代到来的象征”。事实上，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大赋雄霸整个汉代文坛，传达出大汉帝国博大恢宏的精神风采。汉赋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华丽的辞藻、铺张扬厉的笔法，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降临。司马相如不似扬雄、王阳明等有“圣人”情怀或情结。正史载其“口吃”“不善交际”“不慕官爵”、爱“称病”闲居等，读书、写作才是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应该说，司马相如是一个有着巴蜀文化传统特质的文人。他自觉地将国家统一、民族自尊的政治诉求，以及独立、自由的文化主张等融入文学作品，为汉代及后世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理解、爱、接受，甚至仿效。而这则是因为其契合了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或称集体无意识，契合了西风东渐以来的思想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