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爱1续一起来读经典
近几年来有人做过一些使人失去一切刺激的有趣试验。这些人被置于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中。温度和光照都是恒定的，食物从一个小洞中送进来。人在这种环境中有点类似子宫中的胎儿。几天以后，被关的人开始出现严重的病态倾向，多半是精神分裂。虽然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但这种消极的状态是一种心理上致病的因素，它可以使人疯狂。对一个胎儿来说正常的环境，可以使一个正常人失常（其实胎儿在母腹中也不象这些试验的接受者那样与任何刺激完全绝缘）。
还有一种试验是使人不能做梦。我们知道人在做梦时会伴有眼球的快速活动，而试验者一发现试验对象的这种活动，就立即将他唤醒。接受这类试验的人也会很快出现病态。这说明做梦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即使在睡觉时．我们的神经仍在活动，如果这种活动被剥夺，人就会失常。
动物心理学家哈娄在他的实验中，让猩猩去拆除一个复杂结构上的零件。哈娄不给它们任何奖励，也不以惩罚相威胁，却发现这些猩猩一连十小时饶有趣味地做这项工作。这表明了动物——特别是黑猩猩也可以根据兴趣而不是奖惩原则来行动。
人类在三万年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艺术活动。今天的人往往贬低这些作品，认为那不过是用来达到某种巫术或魔法目的的东西。但是想一想我们在那些洞窟里看到的是多么精美和优雅的壁画呵！当然它们可能被用来记录狩猎的成绩，但难道这种实际的用途能用来解释它们的美吗？我们今天仍然在欣赏那些精美的壁画和陶罐、花瓶上的装饰花纹。如果只为了魔法和记数的目的，完全用不着制造如此精美的艺术品。这说明当时的人除了将其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实用考虑外，还另有兴趣：他们想通过创造得到积极的生活，想发挥自己的潜能。
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布勒首次提出一种可称为“快乐功能”的观点，指可以带来快乐的积极活动。人们乐于从事某种活动、并不是出于对物的需求，而是因为这种运用自身能力来造出某些东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经历，一位杰出的意大利教师玛丽娅·蒙太索里认识到，在旧有的教育体系中，可以根据奖惩原则来训练孩子，但无法运用同样的原则来教育他们。很多人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检测和研究，结果表明：当学习过程本身能够给人以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时，学习的成绩就会变好。
我相信，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运用自身内在的动力，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时，他才具有了真正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是占有、使用而没有存在，他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他就会退化而成为物。真正的乐趣来源于真正的积极；而真正的积极有赖于发掘和运用人的活力。我们不要忘记，勤于思考会促进脑细胞的生长。脑量的增长类似于通过额外的锻炼增强肌肉：如果不给肌肉施加它所习惯的以外的压力，它就总是保持原样，永远达不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
现在，我想在我们关于富足的讨论中引入一些社会和经济的思考。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而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的阶段可能长达十几万年。没有决定性的一步和关键的一刻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完成，这是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现代人的祖先大约在六万年前完成了进化，与我们相似的“智人”，大约在四万年以前出现，而真正的现代人则出现得更晚。
是什么使人区别于动物？不是直立的姿势。在类人猿的大脑远未发达之前，它们已经在直立行走了。同样也不是工具的使用。这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知的品质——自我意识。动物有的是对物的意识，意识到此物与彼物的区别，而当人类诞生时，却产生了对于本身的意识。他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和其他人的区别，意识到自己在思想和感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从未在动物的世界中发现类似的东西，正是这种特殊的品质使人成为人。
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在出现后大约三万年中，都生活在绝对的艰苦和持久的短缺之中。他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还不知如何耕种。后来出现了新石器时期，这一伟大的进化大约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开始生产、制造物品。他不再依赖偶然拾到的东西和狩猎而生活，而是开始成为农夫和牧人。他开始生产出多于需要的东西，开始运用自己的远见、智慧和技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第一批农夫和他们使用的简单的犁今天在我们看来十分原始，但他们是不再完全依赖大自然喜怒无常的施舍的第一批人。他们开始运用头脑、想象力和自身的能量去影响世界、去为自己创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他们开始着眼于未来，并且第一次达到了一个相对富裕的状态。他们很快将农业和畜牧业的原始方法抛在后面。他们开始发展文化，建立城市。我所说的“相对的富裕”是指这样一种阶段：早期的贫困和短缺已被克服，但新的富足又十分有限，无法使人人有份。支配社会的少数人把最好的东西归为己有，多数人只能得到剩下的部分。虽然过于简单，我们仍旧可以说，相对富裕（或相对贫困）是新石器时期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今社会的规律。
相对富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可以藉此发展文化，是建筑房屋、组织国家、资助哲学家等等活动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相对贫困的结果却是一小部分人不得不去剥削一大部分人。离开了大多数，经济无法发展，战争无法进行。战争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一旦有了值得从别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一旦人们建立了群体的生活，战争就成了一种制度。我们经常把自己参加战争的原因复杂化：“我们受到了威胁！”以此来说明战争的正义。其实，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伴随着新石器时代而产生的相对富足，一方面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战争和人剥削人。从那个时代起，人类就多多少少有些象生活在动物园中。这样，基于对人的观察而建立的整个心理学领域就必然出现了一种情况，类似于基于对动物园里的而不是对野生动物的观察而建立的生态学的情况。索里·米克曼观察了伦敦动物园中的狒狒，发现它们非常富于侵略性。开始他想狒狒的秉性如此，但后来另一些科学家通过对野生狒狒的观察所做的结论却并不如是。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和厌倦会使在自然环境中并不存在的侵略性发展起来。
我相信人和动物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异常表现。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的处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而在我们的世纪达到了顶点：一夜之间，机器的力量取代了由动物和人类提供的自然力量。一个新的希望由此而生：如果能将这一伟大的力量纳入正确的轨道，则最终多数人都可以分享富裕的果实。
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革命——工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机器不仅取代人的体力，还要取代人的思想，我所指的是以某种机器操纵其他机器和生产程序的控制论科学。控制论的急速发展使生产能力成倍提高，我们可以由此预言：如果不发生大量毁灭人类的战争和瘟疫，新的生产方法将会造成人人有份的绝对的富足。人类生活可能会受到生产过剩的干扰，但却永远摆脱了贫困、饥饿和暴力的威胁。
现代社会不仅造出了物，也造出了对物的需求。我的意思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于物的需求永无廪足，总是在追求吃、喝和更舒适的住宅。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周围，你会发觉广告和装潢对于需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需求已经不是出于人本身，而是出于人以外的原因。当广告对一种过剩产品大肆宣扬时，一个本来过得不错的人也会觉得自己过于寒酸。在我们现存的制度中，创造利润是生存的条件，因此工业将毫不扰豫地去创造需求，然后再来满足它。目前的经济制度立足于最大量的产出和最大量的消费，而十九世纪时经济还是立足于尽可能的节省。我们的祖父辈认为购买自己无力偿付的东西是一种罪恶，而在今天这种作法已成为一种美德。相反，如果有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是从不欠债，反而会被人认为不正常。这种风气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我可以告诉你：无节制的消费将会造就出一种以商品做为宗教信仰的人。他对于天堂的解释大概就是一个硕大的、应有尽有的百货商店，并且他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不仅是他想要的，还要比他的邻人稍多一些的东西。这是一种综合症的一部分：他对自己价值的理解就在于占有的多少，而他如果想成为最好的，就不得不成为占有最多的。这种恶性循环产生消极、嫉妒、贪心；最终导致人内心的虚弱和自卑。他对于自己的估价基于他有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
父权社会的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将消费做为生活的目的会导致挥霍无度和厌倦。而这一问题与一场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危机密切相关。由于我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这场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内在的原因上，因而对于它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我所指的就是家长制的，权力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危机。
这种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使我想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瑞士学者巴霍芬。是他第一个系统地说明了，一切社会都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原则：女性或母权制的或是父权制的。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在旧约和罗马史里看到的父权制社会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在那里，父亲拥有和统治家庭。在原始的父权制法律中，妻子和子女同奴隶和畜群一样，属于父系家庭的财产。父亲对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想想今天的年轻人，我们会感到自己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但是不要忘记，父权制在大约四千年以来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统治着西方世界。
在母系社会里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最受尊敬、被认做当然的一家之长的是母亲。父爱和母爱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种差异是十分重要的。父爱常常自然地成为一种有条件的爱，子女必须符合某些要求才能得到它。说到这里我请大家不要误解，我所说的父爱不是指哪一个父亲对自己子女的爱，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父亲最爱那个最符合他的希望和要求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一般是长子，但也有例外——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如果你看一看《旧约》，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最受喜爱的儿子，他因为服从自己的父亲而得宠，而且被赋予一个特殊的地位。
在母系社会中，一个母亲平等地爱她所有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她的血肉，都需要她的照料。如果母亲只哺育那些服从她的孩子，大多数孩子就会饿死。你也知道，一个婴孩根本不可能完全照大人的意志行事。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只因为那是她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母系社会中没有出现等级制。
以上是对巴霍芬理论的一个概述。在父系社会中，统治的原则是国家、法律等抽象的东西。而在母系社会中，所依靠的是使人结合在一起的自然联系。这种联系是明显的．不需要费力寻找和强迫实行。如果你有时间读一读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会得到一个完整而有趣的答案。这出戏剧记述一场战斗，一方是以克瑞翁为代表的父系社会原则，而另一个是以安提戈涅为代表的母系社会原则。对于克瑞翁来说，国家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违抗它的人都必须处死。安提戈涅却按血亲原则、按人性、同情心行事，把这些看得高于一切法律。按照今天的说法，克瑞翁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法西斯首领，极端崇尚权力，认为一切个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安提戈涅》以他的原则遭到失败而结束。
这里还必须提一下宗教。从《旧约》起，西方的宗教就是父权制的。上帝被说成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服从的伟大统治者，而在佛教中就没有这样的权威人物存在。做为父权社会的必然结果是在人的内心意识中形成一个权威，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它是父系社会中父亲发出的命令和禁律在人内心的体现。当父亲不想让我做什么事的时候，他用不着说：“不许这么做！”我已经把父亲溶于自身，这个“内在的父亲”向我发号施令。弗洛伊德关于人在父权社会中造成的这种内在意识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但他错误地认为这种意识就是意识本身，而未能将它放在社会的条件中去观察。看一看非父权制社会的情况，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类型的意识。这里我不能也不想详细阐述，但至少想提出一点：确实存在与权力主义相对立的人道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植根于人本身，向人传达什么是好的，有利于他的成长和发展。它的声音常常是非常温和的，于是我们很善于忽略它。如果人们去倾听他们内心这种“健康意识”的呼声，就不会再去服从那些外在权威的命令了。我们的机体使我们具有生理的和心理的潜力，而“健康意识”的呼声指引我们发掘和实现这些潜力。
在西方世界，我们经历了传统价值的解体。而这一解体，这一危机，在某些程度上与富足的问题有关。一个人被剥夺得越多，就越需要多一些服从，以使他不会与那强加给他的剥夺相抗争。别人告诉他：他被迫服从剥夺是有意义的、无可避免的，是上帝或是国家或是法律——或是别的什么或什么人——要求他的。如果没有绝对的服从，人们可能感到不再愿意继续被剥夺，那么，对于以剥夺和服从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所构成的任何社会来说，当然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当富足在不断增长时，必须接受剥夺和服从的信念就可能失去力量：我们有了想要的一切，为什么还要服从那个权威的命令？这就是当今社会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无疑来自新的生产方法。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所使用的是老式机器。工人们的唯一饭碗就是一份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服从。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生产越来越脱离过时的机械技能而向现代的控制技术转化。今天的工作要依靠集体的努力，并且使用很多能够自我纠正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服从逐渐让位于合作，旧有的监工和工人的关系也逐渐消失了。我并不认为现代的工作方法已经结束了异化和帮助我们取得独立，新的工作环境也不是如田园诗一般的偷快，我只是想提请人们注意与过去相比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父系的、权力主义的社会危机还来源于政治革命。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系列革命，虽然没有一次完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但都动摇了旧有的秩序。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实在的。
在权力主义的伦理中不服从是唯一的原罪，而服从则是唯一的美德。亚当和夏娃所做的事情本身并不坏，相反，正是由于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实，才使人类的发展成为可能。但他们犯了不服从的罪，不服从也就成了原罪。现在，既然父权制已发生了危机，将来不管它垮台与否，人们对于原罪都会进行重新认识。
除了中产阶级和工人的革命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妇女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有一些奇特的地方，但确实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妇女和儿童一样，曾被当做是丈夫的物品和财产，而现在，虽然她们在男人的世界中还在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但整个情况已经改观。所有的迹象表明。妇女革命将会深入下去，她们将继续规定、明确和挺身捍卫自己的权利。
从本世纪中期开始，许多人——大部分是青年人——日逐渐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社会是软弱无能的。这个社会自己证明了，它无法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较小规模战争的爆发，它不仅允许而且实际上在促进人类的自我毁灭。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毁灭自己的潜力。这种可怕的无能是任何完美的科学技术也无法掩饰的，而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成了引起父权制社会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一个社会富足到了能使人登上月球，却无法面对和减少人类湮灭的危险，那么，不论人们是否愿意，这个社会必然是无能的。对于威胁所有生命的环境恶化，这个社会也是无能的。饥谨在等待着印度、非洲和世界上所有的非工业化国家，而我们的回答只是几篇空洞演讲和故作姿态。我们奢侈如前，对其后果视而不见，使年轻一代动摇了对我们的信任。其实即使在西方世界里，享有富足的也只是一部分人。在美国，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林肯时代的社会分野在于自由人和奴隶，而今天在于过剩的富足和贫困。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富足的社会将继续统治世界，但是它已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传统和全新力量的挑战。
信仰的危机：宗教的崩溃
如果进行民意测验，多数人仍然会说自己信仰上帝。去教堂的人也会比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多得多。尽管如此，父权社会的危机已经对宗教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神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已在相当公开地谈论它。这种情况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而后来则发展得越来越快。
宗教具有双重功能。因而它的垮台会给我们造成双重的损失。基督教的教义不仅向我们解释了自然世界的形成，也给我们规定了道德伦理的规范，这两种功能其实互不相干，因为如何解释自然界和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这里所说的是现在的情形，宗教的两个功能最初还是互有联系的。
上帝单枪匹马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创造了世界。这在过去曾是一个相当巧妙的、令人信服的假设。即使你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相信世界和人类的发展是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你仍然会感到接受造物主的假设比接受复杂的进化论省力得多。达尔文主义对自然界的解释富于逻辑和雄辩，但是与我们的头脑所习惯了的东西相去太远。
即使是在最原始的阶段，人类也总有一种对于世界本身和它的产生进行描述的需要。有一种创世说认为，人是由某一个被杀死的人所流的血造成的。但又认为只有勇敢的人如此，懦夫和女人是由那个人腿上的肉造的。这是一种被康拉德·洛伦兹发展了的古老教义，实际上想说明人具有杀人和嗜血的天性。如果人们因为不愿意将女人看成嗜血者而相信这个神话当然很好，但如果因此而将女人与懦夫归为一类就不大公平了。根据父权社会的偏见，女人比较麻木、胆小、无用和不现实，而现在这些说法已被证明完全是胡说八道。不仅如此，这些弱点恰恰是男人们经常具有的。许多女人都知道，当男人生病时是多么没出息。他们比女人更娇气，更需要别人的照顾。在种族歧视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男人对女人的这些说法就象白人说黑人的那些事情一样毫无根据。连弗洛伊德都说女人比男人麻木，我现在实难想象会有比男人更麻木的东西！
以上所说是对宗教的第一种功能所做的一点脚注。在达尔文出现以前，一切都相安无事。但自从我们从这位科学家那里学会了用进化论来解释世界，对于上帝的概念就显得可有可无了。我已经讲过，门外汉比较容易把握上帝的说法，但达尔文以后的科学家却不再把创世看得那么神奇了。在进化论面前，“上帝”退居为一种流行的神话，关于创世和造人的故事可以是一种传说，一首诗，一种清晰地表达了某件事情的象征，但再也不是科学的事实了。
宗教一旦丧失了解释自然界的说服力，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腿。剩下使它能够站立的另一条腿就是对于道德的宣扬。“爱你的邻居”，“爱陌生的人”，“爱你的敌人”，“卖掉你所有的东西，把卖得的钱给穷人”。如果一个人真的遵循这些教诲，在现代社会中他如何能够成功？这样的人是傻瓜，他只会被远远抛在后面。我们宣扬《圣经》的道德教义，赞赏利他主义，但是，“必须取得成功”的压力，不允许我们去实行这些教义。
这里必须补充一句：依照我个人的观点，在当今的社会中不是完全有可能当一个好的基督徒，而又不致被饿死的，关键在于你的能力。你必须有勇气坚持真理，百折不回地去爱，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屈服。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伦理”使宗教丧失了另一条腿，它不再能够充当一个向人们宣讲价值观念的角色了。但是，看来人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完全脱离宗教。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他需要梦想、需要信念，以便使他的生活增添乐趣。现代的人对偶象崇拜已经不再感到兴趣，但在本世纪确实出现了一门新的宗教，我想称它做“技术的宗教”。
这门宗教有两个主要的内容，其一是对于满足无休无止的需要的梦想。人就象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永远张开嘴吸吮给予他的一切。这是使我们变得懒惰和消极的穷奢极欲的天堂，技术使人们乐于食来张口，衣来伸手。
另一个内容要复杂得多。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们就在竭尽全力去思索和探求自然的秘密，竭尽全力去控制自然。有这样一种愿望深深植根于人的头脑并成为他的动力：不再仅仅做自然的旁观者。而要做一个世界的创造者。很难十分准确地表述这种愿望，但如果极而言之，我可以说：是人类自己想成为上帝，想做一切上帝能做的事情，当第一个宇航员登上月球的时候，我们目睹那神奇而又壮观的场面，不是有点象某种异教的崇拜仪式吗？那个时刻标志着人类冲破了自身的界限而成为上帝。连基督教的报纸也认为，对月球的征服是创世以来的一次伟大事件。对于基督徒来说，谈论一件比道成肉身（Incarnation）①更重要的事件似乎有些不够谨慎，而在人们亲眼看到自己战胜了地心引力而开始走向无限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那些禁忌了。
①道成肉身：基督教基本教义和信条之一，即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第二位的圣子（道，亦即逻各斯）为拯救世人而降生，取肉身而成为人。
你们可能认为我有些夸大事实，其实我只是想引起你们对这一趋向的注意。有比登月引起了更热烈反响的科学事件吗？好象没有。实际上有更加神奇的科学成果，但人们往往无动于衷。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偶象崇拜正在兴起，技术或人自己成为新的上帝，字航员成了高级教士。当然，没有人承认这点，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基督徒，需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找一些掩饰。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新的宗教里而也还有一些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动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新的宗教并不宣扬任何道德准则，唯一的准则就是去做技术上可行的事，技术能力本身成了道德准则，成了道德的源泉。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上帝死了，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认为已有的道德全都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但如果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如果上帝不再是指导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实体，他们是否有可能不变成完全丧失道德的人？是否有可能再去寻求另外一种道德准则？如果悲观一些，答案就是否定的。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各国共同遵守两条国际公认的规定，一是不得杀害平民。二是禁止折磨和虐待行为。而今天，任何战争中都会有平民被杀害，因为交战各方已经不再接受任何对于使用武力的限制。而且，技术本身也不允许进行任何区分，我们按下电钮来杀人，分不出平民还是军人。我们根本看不见对手，也就用不着去同情和怜悯，而折磨和虐待在今天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人否认这一点，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是如何的普遍。
我们可能不愿意说野蛮的风气在不断增长，但也很难否认人性和道德在日渐衰落。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一种新的道德准则在兴起，我们在青年一代为了和平和生活，反对战争和破坏的斗争中发现了它，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许多年轻人（并且不只是年轻人）宣称他们开始信奉新的、更好的价值观念，千百万人对于非人性的战争越来越不能容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的、信奉爱的道德准则开始站出来反对当今的消费社会。我们还看到了伴随着无数为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而出现的自我牺牲的政治信念。新的道德准则还有许多缺陷，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由于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事情，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太极端了。佛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建立道德规范并不一定非要树立一个权威。这些规范不能是强制的，只有当它从人性中产生，并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中时，才能花繁叶茂。人不能脱离道德．那会使他们失去内心的平衡与和谐。但是他们如果总是被告知：你们必须服从，必须只顾自己的利益，必须去杀人，同情心会毁了你们，等等，那么就会在道德的表面下产生不道德。这种声音听得多了，他们就不再能够听到发自内心的人性的声音，他们就真的会觉得，一旦上帝死了，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让人类全面地发展
青年一代，特别是激进派分子，在当前的道德危机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我所说的“激进派‘”不是那些自封的，认为任何暴力行为只要冠以“激进”一词就变得合理的极端分子。那些人只是乳臭未干的无知者，患上了列宁曾经说过的“左派幼稚病”。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是激进的，而且对于权力社会的伦理规范持有同样的态度。任何革命都要反对某种权威，但他们的矛头同时指向了植根于这种权威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使人们在不顾权威的命令而依靠自己的感觉、依靠人性行事时产生犯罪感，而这些年轻人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帮助人们摆脱这种犯罪感，同时努力寻找新的道德规范。
这一代年轻人所具有的另一特点是诚实。他们不再象老一代那样总要为自己做的事寻找某种托词，不再自欺欺人。我们不敢承认“完全非人性的东西使我们异化”，因为这么一来就会把我们推向反抗的边缘。然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人具有正反两面，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人。
对于忠诚问题，弗洛伊德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在他之前，我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待忠诚的价值，相信人们的“良好动机”。但在弗洛伊德发现和系统地研究了无意识之后，强调“良好动机”已无任何意义。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存心不良，与在自我意识中找一些理由将其掩饰起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确实如此，有些人用心险恶，但却是诚实的；另一些人同样用心险恶，却能在自己的意识中将其压抑下去，在真和善的伪装下更好地达到目的。
自弗洛伊德以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有意识和“良好动机”负责，也要对自己的无意识负责。是行动而不只是言词代表我们说话，有时言词甚至不说明任何问题。我们不光是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得出这一结论，而是亲眼看到了谎言如何诱使我们陷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千百万人深信自己是为了忠诚而战，自愿地走向死亡。他们是谎言和空洞口号的牺牲品。
我认为弗洛伊德这方面的学说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比所谓“性解放”重要得多。“性解放”也常常被认为起源于弗洛伊德，但我却认为它是一个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怂恿人们去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怎么能要求他们克制自己的性欲呢？在一个消费社会里，性也必然成为消费品。有许多产业是由于为性服务而开设的。许多钱用于保持性行为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代表了一种变化，但却不是一场革命，而且很难把它归咎于弗洛伊德。
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是青年人不再对性生活负有犯罪感。如果权力主义的伦理声称性冲动是“罪恶的”，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成为永不枯竭的罪恶的源泉，因为人的构造决定了他们不能没有性冲动。对性的压抑导致犯罪感，而犯罪感又被用来维系权力主义的伦理。
年轻人（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老年人）终于摒弃了这种犯罪感，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在消费社会的引导下，性不断地被用来掩饰人类之间的疏远。我们用肉体的贴近来掩盖人情的离异，但却无济于事。两个人之间真正和谐的情感接触可能与肉体的接触有某种联系，甚至可以来源于肉体的接触，并反复地以这种接触做为验证，但这两种接触毕竟是两回事。
青年一代反对家长制和消费社会，却又屈服于另一种消费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吸毒。父亲母亲买汽车、买衣服、买首饰，而孩子们就吸毒。可能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原因促使他们吸毒，而且陷得越来越深，但是无论什么理由，依靠吸毒而生活是表现出了一种消极和懒惰。他们批评自己的父母是“消费人”，而今自己也以不同的方式重蹈覆辙。他们也是常常在期待着某些外在的东西，期待着毒品的迷幻，期待着性交的激动，期待着摇滚乐队强烈的节奏；希望这些东西使他们麻醉，将他们从地上托起，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忘却了自己，变得放荡和消沉。一个积极的人从不忘记自己，他就是他自己，并在不断成为他自己。他不断长大，变得成熟、老练。一个消极的人，如我刚才提过的，就象一个待喃的婴儿，他只知吸吮瓶子里的东西，什么也不用操心，这样的人从来不运用自己的心理力量，最后变得疲倦和嗜睡。这不是使人恢复精力的健康的睡眠，而是一种被无聊折磨得精疲力尽后的麻醉。你们又会说我夸大其辞，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这种感觉。帮助制造虚假需求的宣传机器也在喋碟不休地让我们相信，我们文化的高级阶段正是由这样的消费水平来体现的。
在富足的、高技术的社会中，若要使生活保持健康和活力，还必须十分注重所谓业余时间。我们通常在懒惰中度过闲暇。打开电视机，整个世界社会呈现眼前；坐在方向盘后，一百马力的发动机使我们风驰电掣，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自己神力无边。我们必须了解人真正的需要，了解什么才能够使人变得积极。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闲暇”和“自由”的时间。
人的历史最终将证明她是否走过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许多体面的葬礼上，死者的功绩被人一一历数，但并不能使我们逃避一个冷酷酌问题：我们曾经活过吗？我们现在活着吗？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还是按照什么人给我们规定的方式生活？我同意马克思和狄斯雷利①的看法，他们认为奢侈和贫困同样有害。他们指的奢侈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剩的富足。如果想达到一个真正的、好的富足，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下我们生活和思维的方式。我深深知道实现这个改变将会多么艰难。
①狄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1868年和1874-1880的年曾任首相。
很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做着美国梦，认为有朝一日他们有了美国人所有的一切，幸福的日子就来了。但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清楚，这些现代化的舒适条件确实使他们变得消极、易于操纵和没有人情味。过剩的富足只存于中等和高等阶层之中，而年轻的叛逆者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来自这种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巴甫洛夫有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试验：一只狗经过训练后对圆形产生得到食物的反射，而对椭圆形产生什么也得不到的反射。巴甫洛夫将那个椭圆形一点一点地弄圆，直到非常接近圆形，使狗难于分辨它。在这种相互冲突的条件下，这只狗很快显示出了典型的精神分裂征候，变得迷乱和焦躁不安。
如果人去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也会患上心理上的疾病，我们必须绝对诚实地回答自己：什么是我们正在追求的冲突的目标？为什么它是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损害？这个问题无法用巧妙的言辞回答。每一个人都必须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你是谁？你的生命短暂、你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不去努力摆脱那无异于贫困和悲惨的过剩的富足，我们就会摧毁那本来可以繁花似锦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对于过剩和丰裕，对于好的和坏的富足的抉择，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
二、人性的另一面——侵略冲动
人的本性是什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有玻坏性。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最近关于侵略的问题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在过去和现在都饱受战乱之苦，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尤为恐惧。人们看到自己的政府似乎竭尽全部精力和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取得最最起码的效果；所有的大国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军备竞赛有增无减。一般人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很自然地，他们一方面很想搞清楚侵略这一现象源于何处，另一方面又很容易相信：侵略性并非人的后天或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类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康拉德·洛伦兹在几年前发表的《论侵略》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洛伦兹认为：人的侵略性承继于他的动物祖先，是在大脑中先天产生的。如果没有发泄的渠道，就会越积越多，最后爆发出来。这样。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表现出侵略性，以释放自身积累的能量。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液压理论”：压力越大、液体或蒸气越可能将容器涨破。洛伦兹讲述了一个他在维也纳的婶婶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的婶婶每六个月雇佣一个新的女仆（那时的女仆不象现在那么难找）。新的女仆刚来时，这位主人总是兴高采烈。充满希望。一个星期后，批评和不满越来越多，而一个月以后．她就会对女仆怒不可遏，非要解雇她不可。这位婶婶以六个月为一周期进行更换，洛伦兹想以此说明人的侵略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并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发泄出来。
这种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只要比洛伦兹对人的了解稍微多一点——他对动物无疑有着广泛的知识——就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多么不当。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或一个对人类本性稍具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位婶婶是个自恋的，剥削成性的女人。她花钱雇人并不只是为了得到八小时的服务，同时还要得到爱和友善，忠实不二和全力以赴。她对每一个新来的女仆心存奢想，并在一开始对她温和体贴，但当她发现这个女仆无法满足她的要求后，就变得怒气冲天，最后把人撵走了事。她这种没有结果的努力还会成为一个话题，成为她茶余饭后与人闲谈的资料。她的行为和所谓积累起来的侵略性根本无关，相反却是一种特殊品格结构的产物。
关于侵略的先天性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渴望”说有某些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一切人都具有两种基本冲动：生存渴望与死亡渴望。死亡渴望——更确切地说是对死亡的渴望，可以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外向型表现为破坏性，内向型表现为失常、自杀；在性方面则是性受虐狂。这种理论认为死亡渴望不受环境影响，不依外力存在。人要么将这种渴望用来毁坏自己，要么用来毁灭他人，别无其他选择。死亡渴望使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悲剧中。
但是多年来科学家们并没有能为这一理论找到多少根据。如今心理学家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侵略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或者说由某些刺激（譬如某种文化）导致的。
关于人类的本性，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人的天性邪恶，充满破坏性，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强权不可或缺：人必须被置于严格控制之下，以使他们的侵略本性不致爆发。另一种认为人善，是社会条件促使它变恶。如果改变环境，就能减少或消灭邪恶和侵略性。这两种意见都过于极端，因而也都会碰上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家持有后一种观点，后来这种乐观主义又出现在卡尔·马克思和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著述中。
我本人的观点与上述两种都不同，但与后一种稍接近一些。首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具有破坏性。野兽中没有性施虐狂，也不与生活本身为敌；而人类的历史中却充满了不可想象的残忍和破坏的纪录，使人对自己强烈有力的侵略性无可置疑。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先来看看动物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与生理需要相一致，它为某个动物或某个种族的生存眼务，只有当外在的力量威胁到动物的利益（如生命、食物、与异性结合、地盘等等）时，才会被激发起来。这种侵略性是动物身上的一种潜力，只会对某些信号做出反应，但是无法“积累”。食肉类动物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进攻别人不只是因为受到威胁，还因为要依靠进攻获得食物。总的来说，动物的侵略性不是很强的，对于黑猩猩、狒狒和其他猿类的观察都证明了这一点。大概可以说，如果人的侵略性不甚于黑猩猩，就不用再为战争问题担忧了。人认为狼是最具有侵略性的，当形容一个恶人时常说他“象狼一般凶恶”。但是不要忘记，狼在吃羊的时候才是凶恶的，而在自己的社会中却很友好、很温和。
还有一种试验是使人不能做梦。我们知道人在做梦时会伴有眼球的快速活动，而试验者一发现试验对象的这种活动，就立即将他唤醒。接受这类试验的人也会很快出现病态。这说明做梦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即使在睡觉时．我们的神经仍在活动，如果这种活动被剥夺，人就会失常。
动物心理学家哈娄在他的实验中，让猩猩去拆除一个复杂结构上的零件。哈娄不给它们任何奖励，也不以惩罚相威胁，却发现这些猩猩一连十小时饶有趣味地做这项工作。这表明了动物——特别是黑猩猩也可以根据兴趣而不是奖惩原则来行动。
人类在三万年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艺术活动。今天的人往往贬低这些作品，认为那不过是用来达到某种巫术或魔法目的的东西。但是想一想我们在那些洞窟里看到的是多么精美和优雅的壁画呵！当然它们可能被用来记录狩猎的成绩，但难道这种实际的用途能用来解释它们的美吗？我们今天仍然在欣赏那些精美的壁画和陶罐、花瓶上的装饰花纹。如果只为了魔法和记数的目的，完全用不着制造如此精美的艺术品。这说明当时的人除了将其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实用考虑外，还另有兴趣：他们想通过创造得到积极的生活，想发挥自己的潜能。
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布勒首次提出一种可称为“快乐功能”的观点，指可以带来快乐的积极活动。人们乐于从事某种活动、并不是出于对物的需求，而是因为这种运用自身能力来造出某些东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经历，一位杰出的意大利教师玛丽娅·蒙太索里认识到，在旧有的教育体系中，可以根据奖惩原则来训练孩子，但无法运用同样的原则来教育他们。很多人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检测和研究，结果表明：当学习过程本身能够给人以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时，学习的成绩就会变好。
我相信，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运用自身内在的动力，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时，他才具有了真正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是占有、使用而没有存在，他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他就会退化而成为物。真正的乐趣来源于真正的积极；而真正的积极有赖于发掘和运用人的活力。我们不要忘记，勤于思考会促进脑细胞的生长。脑量的增长类似于通过额外的锻炼增强肌肉：如果不给肌肉施加它所习惯的以外的压力，它就总是保持原样，永远达不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
现在，我想在我们关于富足的讨论中引入一些社会和经济的思考。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而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的阶段可能长达十几万年。没有决定性的一步和关键的一刻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完成，这是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现代人的祖先大约在六万年前完成了进化，与我们相似的“智人”，大约在四万年以前出现，而真正的现代人则出现得更晚。
是什么使人区别于动物？不是直立的姿势。在类人猿的大脑远未发达之前，它们已经在直立行走了。同样也不是工具的使用。这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知的品质——自我意识。动物有的是对物的意识，意识到此物与彼物的区别，而当人类诞生时，却产生了对于本身的意识。他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和其他人的区别，意识到自己在思想和感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从未在动物的世界中发现类似的东西，正是这种特殊的品质使人成为人。
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在出现后大约三万年中，都生活在绝对的艰苦和持久的短缺之中。他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还不知如何耕种。后来出现了新石器时期，这一伟大的进化大约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开始生产、制造物品。他不再依赖偶然拾到的东西和狩猎而生活，而是开始成为农夫和牧人。他开始生产出多于需要的东西，开始运用自己的远见、智慧和技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第一批农夫和他们使用的简单的犁今天在我们看来十分原始，但他们是不再完全依赖大自然喜怒无常的施舍的第一批人。他们开始运用头脑、想象力和自身的能量去影响世界、去为自己创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他们开始着眼于未来，并且第一次达到了一个相对富裕的状态。他们很快将农业和畜牧业的原始方法抛在后面。他们开始发展文化，建立城市。我所说的“相对的富裕”是指这样一种阶段：早期的贫困和短缺已被克服，但新的富足又十分有限，无法使人人有份。支配社会的少数人把最好的东西归为己有，多数人只能得到剩下的部分。虽然过于简单，我们仍旧可以说，相对富裕（或相对贫困）是新石器时期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今社会的规律。
相对富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可以藉此发展文化，是建筑房屋、组织国家、资助哲学家等等活动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相对贫困的结果却是一小部分人不得不去剥削一大部分人。离开了大多数，经济无法发展，战争无法进行。战争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一旦有了值得从别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一旦人们建立了群体的生活，战争就成了一种制度。我们经常把自己参加战争的原因复杂化：“我们受到了威胁！”以此来说明战争的正义。其实，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伴随着新石器时代而产生的相对富足，一方面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战争和人剥削人。从那个时代起，人类就多多少少有些象生活在动物园中。这样，基于对人的观察而建立的整个心理学领域就必然出现了一种情况，类似于基于对动物园里的而不是对野生动物的观察而建立的生态学的情况。索里·米克曼观察了伦敦动物园中的狒狒，发现它们非常富于侵略性。开始他想狒狒的秉性如此，但后来另一些科学家通过对野生狒狒的观察所做的结论却并不如是。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和厌倦会使在自然环境中并不存在的侵略性发展起来。
我相信人和动物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异常表现。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的处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而在我们的世纪达到了顶点：一夜之间，机器的力量取代了由动物和人类提供的自然力量。一个新的希望由此而生：如果能将这一伟大的力量纳入正确的轨道，则最终多数人都可以分享富裕的果实。
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革命——工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机器不仅取代人的体力，还要取代人的思想，我所指的是以某种机器操纵其他机器和生产程序的控制论科学。控制论的急速发展使生产能力成倍提高，我们可以由此预言：如果不发生大量毁灭人类的战争和瘟疫，新的生产方法将会造成人人有份的绝对的富足。人类生活可能会受到生产过剩的干扰，但却永远摆脱了贫困、饥饿和暴力的威胁。
现代社会不仅造出了物，也造出了对物的需求。我的意思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于物的需求永无廪足，总是在追求吃、喝和更舒适的住宅。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周围，你会发觉广告和装潢对于需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需求已经不是出于人本身，而是出于人以外的原因。当广告对一种过剩产品大肆宣扬时，一个本来过得不错的人也会觉得自己过于寒酸。在我们现存的制度中，创造利润是生存的条件，因此工业将毫不扰豫地去创造需求，然后再来满足它。目前的经济制度立足于最大量的产出和最大量的消费，而十九世纪时经济还是立足于尽可能的节省。我们的祖父辈认为购买自己无力偿付的东西是一种罪恶，而在今天这种作法已成为一种美德。相反，如果有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是从不欠债，反而会被人认为不正常。这种风气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我可以告诉你：无节制的消费将会造就出一种以商品做为宗教信仰的人。他对于天堂的解释大概就是一个硕大的、应有尽有的百货商店，并且他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不仅是他想要的，还要比他的邻人稍多一些的东西。这是一种综合症的一部分：他对自己价值的理解就在于占有的多少，而他如果想成为最好的，就不得不成为占有最多的。这种恶性循环产生消极、嫉妒、贪心；最终导致人内心的虚弱和自卑。他对于自己的估价基于他有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
父权社会的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将消费做为生活的目的会导致挥霍无度和厌倦。而这一问题与一场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危机密切相关。由于我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这场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内在的原因上，因而对于它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我所指的就是家长制的，权力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危机。
这种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使我想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瑞士学者巴霍芬。是他第一个系统地说明了，一切社会都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原则：女性或母权制的或是父权制的。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在旧约和罗马史里看到的父权制社会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在那里，父亲拥有和统治家庭。在原始的父权制法律中，妻子和子女同奴隶和畜群一样，属于父系家庭的财产。父亲对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想想今天的年轻人，我们会感到自己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但是不要忘记，父权制在大约四千年以来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统治着西方世界。
在母系社会里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最受尊敬、被认做当然的一家之长的是母亲。父爱和母爱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种差异是十分重要的。父爱常常自然地成为一种有条件的爱，子女必须符合某些要求才能得到它。说到这里我请大家不要误解，我所说的父爱不是指哪一个父亲对自己子女的爱，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父亲最爱那个最符合他的希望和要求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一般是长子，但也有例外——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如果你看一看《旧约》，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最受喜爱的儿子，他因为服从自己的父亲而得宠，而且被赋予一个特殊的地位。
在母系社会中，一个母亲平等地爱她所有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她的血肉，都需要她的照料。如果母亲只哺育那些服从她的孩子，大多数孩子就会饿死。你也知道，一个婴孩根本不可能完全照大人的意志行事。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只因为那是她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母系社会中没有出现等级制。
以上是对巴霍芬理论的一个概述。在父系社会中，统治的原则是国家、法律等抽象的东西。而在母系社会中，所依靠的是使人结合在一起的自然联系。这种联系是明显的．不需要费力寻找和强迫实行。如果你有时间读一读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会得到一个完整而有趣的答案。这出戏剧记述一场战斗，一方是以克瑞翁为代表的父系社会原则，而另一个是以安提戈涅为代表的母系社会原则。对于克瑞翁来说，国家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违抗它的人都必须处死。安提戈涅却按血亲原则、按人性、同情心行事，把这些看得高于一切法律。按照今天的说法，克瑞翁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法西斯首领，极端崇尚权力，认为一切个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安提戈涅》以他的原则遭到失败而结束。
这里还必须提一下宗教。从《旧约》起，西方的宗教就是父权制的。上帝被说成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服从的伟大统治者，而在佛教中就没有这样的权威人物存在。做为父权社会的必然结果是在人的内心意识中形成一个权威，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它是父系社会中父亲发出的命令和禁律在人内心的体现。当父亲不想让我做什么事的时候，他用不着说：“不许这么做！”我已经把父亲溶于自身，这个“内在的父亲”向我发号施令。弗洛伊德关于人在父权社会中造成的这种内在意识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但他错误地认为这种意识就是意识本身，而未能将它放在社会的条件中去观察。看一看非父权制社会的情况，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类型的意识。这里我不能也不想详细阐述，但至少想提出一点：确实存在与权力主义相对立的人道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植根于人本身，向人传达什么是好的，有利于他的成长和发展。它的声音常常是非常温和的，于是我们很善于忽略它。如果人们去倾听他们内心这种“健康意识”的呼声，就不会再去服从那些外在权威的命令了。我们的机体使我们具有生理的和心理的潜力，而“健康意识”的呼声指引我们发掘和实现这些潜力。
在西方世界，我们经历了传统价值的解体。而这一解体，这一危机，在某些程度上与富足的问题有关。一个人被剥夺得越多，就越需要多一些服从，以使他不会与那强加给他的剥夺相抗争。别人告诉他：他被迫服从剥夺是有意义的、无可避免的，是上帝或是国家或是法律——或是别的什么或什么人——要求他的。如果没有绝对的服从，人们可能感到不再愿意继续被剥夺，那么，对于以剥夺和服从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所构成的任何社会来说，当然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当富足在不断增长时，必须接受剥夺和服从的信念就可能失去力量：我们有了想要的一切，为什么还要服从那个权威的命令？这就是当今社会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无疑来自新的生产方法。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所使用的是老式机器。工人们的唯一饭碗就是一份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服从。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生产越来越脱离过时的机械技能而向现代的控制技术转化。今天的工作要依靠集体的努力，并且使用很多能够自我纠正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服从逐渐让位于合作，旧有的监工和工人的关系也逐渐消失了。我并不认为现代的工作方法已经结束了异化和帮助我们取得独立，新的工作环境也不是如田园诗一般的偷快，我只是想提请人们注意与过去相比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父系的、权力主义的社会危机还来源于政治革命。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系列革命，虽然没有一次完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但都动摇了旧有的秩序。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实在的。
在权力主义的伦理中不服从是唯一的原罪，而服从则是唯一的美德。亚当和夏娃所做的事情本身并不坏，相反，正是由于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实，才使人类的发展成为可能。但他们犯了不服从的罪，不服从也就成了原罪。现在，既然父权制已发生了危机，将来不管它垮台与否，人们对于原罪都会进行重新认识。
除了中产阶级和工人的革命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妇女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有一些奇特的地方，但确实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妇女和儿童一样，曾被当做是丈夫的物品和财产，而现在，虽然她们在男人的世界中还在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但整个情况已经改观。所有的迹象表明。妇女革命将会深入下去，她们将继续规定、明确和挺身捍卫自己的权利。
从本世纪中期开始，许多人——大部分是青年人——日逐渐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社会是软弱无能的。这个社会自己证明了，它无法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较小规模战争的爆发，它不仅允许而且实际上在促进人类的自我毁灭。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毁灭自己的潜力。这种可怕的无能是任何完美的科学技术也无法掩饰的，而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成了引起父权制社会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一个社会富足到了能使人登上月球，却无法面对和减少人类湮灭的危险，那么，不论人们是否愿意，这个社会必然是无能的。对于威胁所有生命的环境恶化，这个社会也是无能的。饥谨在等待着印度、非洲和世界上所有的非工业化国家，而我们的回答只是几篇空洞演讲和故作姿态。我们奢侈如前，对其后果视而不见，使年轻一代动摇了对我们的信任。其实即使在西方世界里，享有富足的也只是一部分人。在美国，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林肯时代的社会分野在于自由人和奴隶，而今天在于过剩的富足和贫困。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富足的社会将继续统治世界，但是它已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传统和全新力量的挑战。
信仰的危机：宗教的崩溃
如果进行民意测验，多数人仍然会说自己信仰上帝。去教堂的人也会比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多得多。尽管如此，父权社会的危机已经对宗教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神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已在相当公开地谈论它。这种情况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而后来则发展得越来越快。
宗教具有双重功能。因而它的垮台会给我们造成双重的损失。基督教的教义不仅向我们解释了自然世界的形成，也给我们规定了道德伦理的规范，这两种功能其实互不相干，因为如何解释自然界和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这里所说的是现在的情形，宗教的两个功能最初还是互有联系的。
上帝单枪匹马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创造了世界。这在过去曾是一个相当巧妙的、令人信服的假设。即使你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相信世界和人类的发展是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你仍然会感到接受造物主的假设比接受复杂的进化论省力得多。达尔文主义对自然界的解释富于逻辑和雄辩，但是与我们的头脑所习惯了的东西相去太远。
即使是在最原始的阶段，人类也总有一种对于世界本身和它的产生进行描述的需要。有一种创世说认为，人是由某一个被杀死的人所流的血造成的。但又认为只有勇敢的人如此，懦夫和女人是由那个人腿上的肉造的。这是一种被康拉德·洛伦兹发展了的古老教义，实际上想说明人具有杀人和嗜血的天性。如果人们因为不愿意将女人看成嗜血者而相信这个神话当然很好，但如果因此而将女人与懦夫归为一类就不大公平了。根据父权社会的偏见，女人比较麻木、胆小、无用和不现实，而现在这些说法已被证明完全是胡说八道。不仅如此，这些弱点恰恰是男人们经常具有的。许多女人都知道，当男人生病时是多么没出息。他们比女人更娇气，更需要别人的照顾。在种族歧视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男人对女人的这些说法就象白人说黑人的那些事情一样毫无根据。连弗洛伊德都说女人比男人麻木，我现在实难想象会有比男人更麻木的东西！
以上所说是对宗教的第一种功能所做的一点脚注。在达尔文出现以前，一切都相安无事。但自从我们从这位科学家那里学会了用进化论来解释世界，对于上帝的概念就显得可有可无了。我已经讲过，门外汉比较容易把握上帝的说法，但达尔文以后的科学家却不再把创世看得那么神奇了。在进化论面前，“上帝”退居为一种流行的神话，关于创世和造人的故事可以是一种传说，一首诗，一种清晰地表达了某件事情的象征，但再也不是科学的事实了。
宗教一旦丧失了解释自然界的说服力，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腿。剩下使它能够站立的另一条腿就是对于道德的宣扬。“爱你的邻居”，“爱陌生的人”，“爱你的敌人”，“卖掉你所有的东西，把卖得的钱给穷人”。如果一个人真的遵循这些教诲，在现代社会中他如何能够成功？这样的人是傻瓜，他只会被远远抛在后面。我们宣扬《圣经》的道德教义，赞赏利他主义，但是，“必须取得成功”的压力，不允许我们去实行这些教义。
这里必须补充一句：依照我个人的观点，在当今的社会中不是完全有可能当一个好的基督徒，而又不致被饿死的，关键在于你的能力。你必须有勇气坚持真理，百折不回地去爱，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屈服。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伦理”使宗教丧失了另一条腿，它不再能够充当一个向人们宣讲价值观念的角色了。但是，看来人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完全脱离宗教。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他需要梦想、需要信念，以便使他的生活增添乐趣。现代的人对偶象崇拜已经不再感到兴趣，但在本世纪确实出现了一门新的宗教，我想称它做“技术的宗教”。
这门宗教有两个主要的内容，其一是对于满足无休无止的需要的梦想。人就象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永远张开嘴吸吮给予他的一切。这是使我们变得懒惰和消极的穷奢极欲的天堂，技术使人们乐于食来张口，衣来伸手。
另一个内容要复杂得多。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们就在竭尽全力去思索和探求自然的秘密，竭尽全力去控制自然。有这样一种愿望深深植根于人的头脑并成为他的动力：不再仅仅做自然的旁观者。而要做一个世界的创造者。很难十分准确地表述这种愿望，但如果极而言之，我可以说：是人类自己想成为上帝，想做一切上帝能做的事情，当第一个宇航员登上月球的时候，我们目睹那神奇而又壮观的场面，不是有点象某种异教的崇拜仪式吗？那个时刻标志着人类冲破了自身的界限而成为上帝。连基督教的报纸也认为，对月球的征服是创世以来的一次伟大事件。对于基督徒来说，谈论一件比道成肉身（Incarnation）①更重要的事件似乎有些不够谨慎，而在人们亲眼看到自己战胜了地心引力而开始走向无限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那些禁忌了。
①道成肉身：基督教基本教义和信条之一，即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第二位的圣子（道，亦即逻各斯）为拯救世人而降生，取肉身而成为人。
你们可能认为我有些夸大事实，其实我只是想引起你们对这一趋向的注意。有比登月引起了更热烈反响的科学事件吗？好象没有。实际上有更加神奇的科学成果，但人们往往无动于衷。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偶象崇拜正在兴起，技术或人自己成为新的上帝，字航员成了高级教士。当然，没有人承认这点，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基督徒，需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找一些掩饰。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新的宗教里而也还有一些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动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新的宗教并不宣扬任何道德准则，唯一的准则就是去做技术上可行的事，技术能力本身成了道德准则，成了道德的源泉。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上帝死了，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认为已有的道德全都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但如果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如果上帝不再是指导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实体，他们是否有可能不变成完全丧失道德的人？是否有可能再去寻求另外一种道德准则？如果悲观一些，答案就是否定的。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各国共同遵守两条国际公认的规定，一是不得杀害平民。二是禁止折磨和虐待行为。而今天，任何战争中都会有平民被杀害，因为交战各方已经不再接受任何对于使用武力的限制。而且，技术本身也不允许进行任何区分，我们按下电钮来杀人，分不出平民还是军人。我们根本看不见对手，也就用不着去同情和怜悯，而折磨和虐待在今天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人否认这一点，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是如何的普遍。
我们可能不愿意说野蛮的风气在不断增长，但也很难否认人性和道德在日渐衰落。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一种新的道德准则在兴起，我们在青年一代为了和平和生活，反对战争和破坏的斗争中发现了它，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许多年轻人（并且不只是年轻人）宣称他们开始信奉新的、更好的价值观念，千百万人对于非人性的战争越来越不能容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的、信奉爱的道德准则开始站出来反对当今的消费社会。我们还看到了伴随着无数为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而出现的自我牺牲的政治信念。新的道德准则还有许多缺陷，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由于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事情，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太极端了。佛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建立道德规范并不一定非要树立一个权威。这些规范不能是强制的，只有当它从人性中产生，并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中时，才能花繁叶茂。人不能脱离道德．那会使他们失去内心的平衡与和谐。但是他们如果总是被告知：你们必须服从，必须只顾自己的利益，必须去杀人，同情心会毁了你们，等等，那么就会在道德的表面下产生不道德。这种声音听得多了，他们就不再能够听到发自内心的人性的声音，他们就真的会觉得，一旦上帝死了，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让人类全面地发展
青年一代，特别是激进派分子，在当前的道德危机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我所说的“激进派‘”不是那些自封的，认为任何暴力行为只要冠以“激进”一词就变得合理的极端分子。那些人只是乳臭未干的无知者，患上了列宁曾经说过的“左派幼稚病”。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是激进的，而且对于权力社会的伦理规范持有同样的态度。任何革命都要反对某种权威，但他们的矛头同时指向了植根于这种权威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使人们在不顾权威的命令而依靠自己的感觉、依靠人性行事时产生犯罪感，而这些年轻人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帮助人们摆脱这种犯罪感，同时努力寻找新的道德规范。
这一代年轻人所具有的另一特点是诚实。他们不再象老一代那样总要为自己做的事寻找某种托词，不再自欺欺人。我们不敢承认“完全非人性的东西使我们异化”，因为这么一来就会把我们推向反抗的边缘。然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人具有正反两面，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人。
对于忠诚问题，弗洛伊德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在他之前，我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待忠诚的价值，相信人们的“良好动机”。但在弗洛伊德发现和系统地研究了无意识之后，强调“良好动机”已无任何意义。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存心不良，与在自我意识中找一些理由将其掩饰起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确实如此，有些人用心险恶，但却是诚实的；另一些人同样用心险恶，却能在自己的意识中将其压抑下去，在真和善的伪装下更好地达到目的。
自弗洛伊德以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有意识和“良好动机”负责，也要对自己的无意识负责。是行动而不只是言词代表我们说话，有时言词甚至不说明任何问题。我们不光是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得出这一结论，而是亲眼看到了谎言如何诱使我们陷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千百万人深信自己是为了忠诚而战，自愿地走向死亡。他们是谎言和空洞口号的牺牲品。
我认为弗洛伊德这方面的学说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比所谓“性解放”重要得多。“性解放”也常常被认为起源于弗洛伊德，但我却认为它是一个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怂恿人们去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怎么能要求他们克制自己的性欲呢？在一个消费社会里，性也必然成为消费品。有许多产业是由于为性服务而开设的。许多钱用于保持性行为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代表了一种变化，但却不是一场革命，而且很难把它归咎于弗洛伊德。
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是青年人不再对性生活负有犯罪感。如果权力主义的伦理声称性冲动是“罪恶的”，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成为永不枯竭的罪恶的源泉，因为人的构造决定了他们不能没有性冲动。对性的压抑导致犯罪感，而犯罪感又被用来维系权力主义的伦理。
年轻人（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老年人）终于摒弃了这种犯罪感，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在消费社会的引导下，性不断地被用来掩饰人类之间的疏远。我们用肉体的贴近来掩盖人情的离异，但却无济于事。两个人之间真正和谐的情感接触可能与肉体的接触有某种联系，甚至可以来源于肉体的接触，并反复地以这种接触做为验证，但这两种接触毕竟是两回事。
青年一代反对家长制和消费社会，却又屈服于另一种消费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吸毒。父亲母亲买汽车、买衣服、买首饰，而孩子们就吸毒。可能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原因促使他们吸毒，而且陷得越来越深，但是无论什么理由，依靠吸毒而生活是表现出了一种消极和懒惰。他们批评自己的父母是“消费人”，而今自己也以不同的方式重蹈覆辙。他们也是常常在期待着某些外在的东西，期待着毒品的迷幻，期待着性交的激动，期待着摇滚乐队强烈的节奏；希望这些东西使他们麻醉，将他们从地上托起，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忘却了自己，变得放荡和消沉。一个积极的人从不忘记自己，他就是他自己，并在不断成为他自己。他不断长大，变得成熟、老练。一个消极的人，如我刚才提过的，就象一个待喃的婴儿，他只知吸吮瓶子里的东西，什么也不用操心，这样的人从来不运用自己的心理力量，最后变得疲倦和嗜睡。这不是使人恢复精力的健康的睡眠，而是一种被无聊折磨得精疲力尽后的麻醉。你们又会说我夸大其辞，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这种感觉。帮助制造虚假需求的宣传机器也在喋碟不休地让我们相信，我们文化的高级阶段正是由这样的消费水平来体现的。
在富足的、高技术的社会中，若要使生活保持健康和活力，还必须十分注重所谓业余时间。我们通常在懒惰中度过闲暇。打开电视机，整个世界社会呈现眼前；坐在方向盘后，一百马力的发动机使我们风驰电掣，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自己神力无边。我们必须了解人真正的需要，了解什么才能够使人变得积极。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闲暇”和“自由”的时间。
人的历史最终将证明她是否走过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许多体面的葬礼上，死者的功绩被人一一历数，但并不能使我们逃避一个冷酷酌问题：我们曾经活过吗？我们现在活着吗？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还是按照什么人给我们规定的方式生活？我同意马克思和狄斯雷利①的看法，他们认为奢侈和贫困同样有害。他们指的奢侈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剩的富足。如果想达到一个真正的、好的富足，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下我们生活和思维的方式。我深深知道实现这个改变将会多么艰难。
①狄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1868年和1874-1880的年曾任首相。
很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做着美国梦，认为有朝一日他们有了美国人所有的一切，幸福的日子就来了。但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清楚，这些现代化的舒适条件确实使他们变得消极、易于操纵和没有人情味。过剩的富足只存于中等和高等阶层之中，而年轻的叛逆者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来自这种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巴甫洛夫有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试验：一只狗经过训练后对圆形产生得到食物的反射，而对椭圆形产生什么也得不到的反射。巴甫洛夫将那个椭圆形一点一点地弄圆，直到非常接近圆形，使狗难于分辨它。在这种相互冲突的条件下，这只狗很快显示出了典型的精神分裂征候，变得迷乱和焦躁不安。
如果人去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也会患上心理上的疾病，我们必须绝对诚实地回答自己：什么是我们正在追求的冲突的目标？为什么它是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损害？这个问题无法用巧妙的言辞回答。每一个人都必须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你是谁？你的生命短暂、你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不去努力摆脱那无异于贫困和悲惨的过剩的富足，我们就会摧毁那本来可以繁花似锦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对于过剩和丰裕，对于好的和坏的富足的抉择，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
二、人性的另一面——侵略冲动
人的本性是什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有玻坏性。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最近关于侵略的问题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在过去和现在都饱受战乱之苦，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尤为恐惧。人们看到自己的政府似乎竭尽全部精力和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取得最最起码的效果；所有的大国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军备竞赛有增无减。一般人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很自然地，他们一方面很想搞清楚侵略这一现象源于何处，另一方面又很容易相信：侵略性并非人的后天或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类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康拉德·洛伦兹在几年前发表的《论侵略》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洛伦兹认为：人的侵略性承继于他的动物祖先，是在大脑中先天产生的。如果没有发泄的渠道，就会越积越多，最后爆发出来。这样。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表现出侵略性，以释放自身积累的能量。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液压理论”：压力越大、液体或蒸气越可能将容器涨破。洛伦兹讲述了一个他在维也纳的婶婶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的婶婶每六个月雇佣一个新的女仆（那时的女仆不象现在那么难找）。新的女仆刚来时，这位主人总是兴高采烈。充满希望。一个星期后，批评和不满越来越多，而一个月以后．她就会对女仆怒不可遏，非要解雇她不可。这位婶婶以六个月为一周期进行更换，洛伦兹想以此说明人的侵略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并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发泄出来。
这种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只要比洛伦兹对人的了解稍微多一点——他对动物无疑有着广泛的知识——就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多么不当。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或一个对人类本性稍具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位婶婶是个自恋的，剥削成性的女人。她花钱雇人并不只是为了得到八小时的服务，同时还要得到爱和友善，忠实不二和全力以赴。她对每一个新来的女仆心存奢想，并在一开始对她温和体贴，但当她发现这个女仆无法满足她的要求后，就变得怒气冲天，最后把人撵走了事。她这种没有结果的努力还会成为一个话题，成为她茶余饭后与人闲谈的资料。她的行为和所谓积累起来的侵略性根本无关，相反却是一种特殊品格结构的产物。
关于侵略的先天性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渴望”说有某些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一切人都具有两种基本冲动：生存渴望与死亡渴望。死亡渴望——更确切地说是对死亡的渴望，可以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外向型表现为破坏性，内向型表现为失常、自杀；在性方面则是性受虐狂。这种理论认为死亡渴望不受环境影响，不依外力存在。人要么将这种渴望用来毁坏自己，要么用来毁灭他人，别无其他选择。死亡渴望使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悲剧中。
但是多年来科学家们并没有能为这一理论找到多少根据。如今心理学家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侵略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或者说由某些刺激（譬如某种文化）导致的。
关于人类的本性，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人的天性邪恶，充满破坏性，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强权不可或缺：人必须被置于严格控制之下，以使他们的侵略本性不致爆发。另一种认为人善，是社会条件促使它变恶。如果改变环境，就能减少或消灭邪恶和侵略性。这两种意见都过于极端，因而也都会碰上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家持有后一种观点，后来这种乐观主义又出现在卡尔·马克思和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著述中。
我本人的观点与上述两种都不同，但与后一种稍接近一些。首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具有破坏性。野兽中没有性施虐狂，也不与生活本身为敌；而人类的历史中却充满了不可想象的残忍和破坏的纪录，使人对自己强烈有力的侵略性无可置疑。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先来看看动物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与生理需要相一致，它为某个动物或某个种族的生存眼务，只有当外在的力量威胁到动物的利益（如生命、食物、与异性结合、地盘等等）时，才会被激发起来。这种侵略性是动物身上的一种潜力，只会对某些信号做出反应，但是无法“积累”。食肉类动物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进攻别人不只是因为受到威胁，还因为要依靠进攻获得食物。总的来说，动物的侵略性不是很强的，对于黑猩猩、狒狒和其他猿类的观察都证明了这一点。大概可以说，如果人的侵略性不甚于黑猩猩，就不用再为战争问题担忧了。人认为狼是最具有侵略性的，当形容一个恶人时常说他“象狼一般凶恶”。但是不要忘记，狼在吃羊的时候才是凶恶的，而在自己的社会中却很友好、很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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