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的高中时代
如果要拿我高中以前的生活写一部小说，那么结果肯定是极为乏味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从出生、到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都在半径一公里以内度过的。准确地说，我在第四军医大学家属院三号楼二单位405号，半径500米以内度过了小学以前几乎所有时间。然后我走出家属院，从西门出门过了条没有名字没有机动车道的马路，进入建筑小学，在这里从小朋友变成了小姑娘。然后我又从北门出家属院进了西光中学，比小学还近，连马路都没有，我在这里又从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
对那时的我来说，世界只有这么大，就连学校门口的那只绿色邮筒上有几个坑，掉了几块油漆，我都能数得出来。我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曾经一头撞在上面，贡献了一个不太明显的划痕。
在这半径一公里的区域内，我每天的生活如同钟表般的精确。
早上七点，妈，我走啦！
中午十二点，妈，我回来啦！
下午一点半，妈，我走啦！
下午五点半，妈，我回来啦！
只有生病是个例外。妈，我不舒服！
这时候我的父母就会跑过来，职业性的板起面孔。哪里不舒服？体温多少？脉搏多少？张嘴…没发炎，吃点药下午看看能不能去学校。我的母亲是陆军医院的内科医生，父亲则是外科的，因此可以享受不出门的VVIP待遇。
直到中考，我成功地考上了西安最好的重点中学，终于从这座没有围墙的监狱中假释出狱，每天可以到另一个被称为西安中学的监狱里面换换心情。这座监狱如果坐公交车需要四十分钟，其中坐车不过十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车。其实最让我不爽的，倒不是花了多少时间，而是乘客们把公交车票贴在嘴唇上，远看一车的山羊胡子。倒不是大家有多喜欢这种行为艺术，而是你不贴的话，售票员总会问：车票买了吗？打开看一下。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骑自行车上学。
我的自行车技术只能说可以勉强上路，因为几乎没有机会骑，在这个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国家里，这个国家最适合骑自行车的城市里，我毫无疑问的低于平均水平。初中的时候，曾经在校门口看到一个男生，自行车骑得飞快，在掠过邮筒的瞬间，还把一封信准确地塞入投递口。
在初中的时候，我只是班里的平均身高。不知道是因为重点高中学生平均身高降低了，还是自己突然长高了，被分在了倒数第二排。没办法，女生里面我竟然是最高的。西安中学的条件不错，每人都有一张独立的课桌，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没有同桌，但是大家都习惯把隔壁这个人称为同桌。
和大部分学校一样，座位是男女搭配。我的同桌男生叫做池衫，他是本校初中部直升来的，长相普通身高普通学习成绩更普通，要不是本校初中部直升降了50分，还真没资格和我当同桌。我的前面是另外一个女生袁丽萍，除了成绩和我差不多，其他方面真是比池衫还普通。我的印象里，袁丽萍的穿着永远是灰色蓝色，在西安40度的夏天里，居然还穿着长袖长裤。
后来我知道，她家是某个军工系统被服厂的，她的很多衣服都是厂里发面料自己在家做的。至于为什么会发面料，原因很简单，那个时候被服厂已经发不出工资了。袁丽萍的同桌是个比池衫还高半头的男生尹涛，不知道为什么会坐到了前面，我深度怀疑他和池衫调换了位置。尹涛的衣着明显比较时髦，不同颜色和款式的体恤衫隔三差五就会换，不像大部分学生一年四季都是衬衫。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学生的敌人是老师和考试，只用了几次周考，池衫、袁丽萍、尹涛和我就成了死党。为了多点时间待在一起，我们四个人都向家里请示了在学校吃午饭，要知道那个年代，在外吃饭是个不寻常的事情，包括学校在内。
班主任喜爱的班干部，我们四人里面一个没有，都是选班干部的时候头差点塞课桌下面的怂货。老师喜爱的尖子生，我们四人里面一个没有，四个人把每一科最高分拿出来凑一起，都进不了班级前十名。愿意出头喜欢掺和各种矛盾八卦，乐于扮演和事佬和见义勇为的民间领袖，我们四人里面一个没有，都是见了事就躲的主。体育明星，我们四人里面一个没有，池杉和尹涛能打几下篮球，但从不在课间去争抢篮球架，而女生的体育活动仅限于上下学骑自行车了。
老师点名答题时，如果点到我们几个人，老师的表情不是欣赏的笑容，不是失望的摇头，而是诧异。这人是谁？这是我们班的学生？什么时候转学进来的？
因为我们这几个人在班级和学校里毫无存在感，我给起了个名字“TheLoseres”，是我最喜欢的谭咏麟早年玩的乐队名字。但是这个名字被其他三个人抵制，他们说不吉利。
其实，我们四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优点，只不过都没有点在老师和家长喜闻乐见的方向上。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除了从小到大被夸长得比较甜以外，我的电影阅片量在那个年代估计能排到全国中学生的前一百名。我们家属院的大门旁，每天都会挂出一个小黑板，今晚7点闭路电视播放某某电影。而我父母从不过问我的学习，只要我自己做完作业，电视可以随便看。我的观影偏好是来者不拒，从《汪洋中的一条船》到《英雄本色》再到《太空漫游2001》，从《北非谍影》到《与狼共舞》再到《人鬼情未了》。我都能从头到尾看完。因此，我经常承担着早读后，给大家普及电影知识的重任。
我不仅喜欢看电影，还喜欢搜集其中的经典台词。看过《英雄本色》的第二天的课间，我嘴里叼着牙签，钢笔当作香烟夹在手里，用小马哥的口气对三人说：你知道他们让我吃什么？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吃屎啊！”原来都已经先于我看过了。
池杉的特长是各种奇奇怪怪的知识，海船堵漏技术、徒手测距方法、动物标本制作流程、羊毛毡的简易制法、心肺复苏动作要点、血吸虫防治、李清照的婚姻悲剧……。
池杉的母亲在某个专科大学的教务处工作，每到寒暑假就把他关在学校图书馆里，因此别家小男孩在看《西游记连环画》的时候，他在看《神秘岛》。别的小学生在看《丁丁历险记》的时候，他在看《战争与回忆》。别的中学生看《在水一方》，他在看《傲慢与偏见》。池杉说有时候小说被大学生借完了，他就随机在书架上抽。《赤脚医生手册》和《民兵训练指南》之类的工具书，《宋词三百首笺注》和《天体物理学》之类的半专业书籍，他也都翻过一遍。
可惜庞杂的阅读量，似乎没能给池杉的语文水平加分，反倒是挨了不少次语文老师的批评。特别是池杉的作文，总是在正常人类思路之外，无数次被老师批评别出心裁。比如有一次课堂上练习看图作文，图上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穿着雨衣拿着雨伞站在公交站台。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写得是他去接妈妈下班，然后母子相遇如何母慈子孝的剧情。而池杉写的是，警察蹲点抓人贩子，而且到最后人贩子也没有出场，鱼饵小朋友白白淋了一场雨。
语文老师把池杉的作文当作反面教材在课堂上读，全班人都笑疯了。池杉脸上非常的挂不住，但依然嘴硬坚持他的主题没问题，图上是没有警察，但也没有妈妈啊。很多年后想起这件往事，我都感慨于当年语文教育的失败。但凡教育没有那么僵化八股，池杉也许会去写小说，而不是去写代码。
袁丽萍有种神奇的知心大姐姐魔法，任何人只要和她多聊一会，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可以说不管男生女生，都能成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因此，袁丽萍的作为成了我们这个小团伙的外联办，时常有其他女生霸占了尹涛的座位和袁丽萍促膝长谈。班级里面的家长里短是非曲直，我们多半都是从袁丽萍这个渠道获悉。很多年之后，当我和袁丽萍一起混在巴黎的时候，她说起当年谁喜欢谁谁暗恋谁的八卦。大部分我都只能发出一声“我怎么不知道”的叹息，然后产生出“我们上的是同一个中学吗”的疑问。
袁丽萍的魔法的法力范围随着年龄提高，有逐步扩散到全校的趋势。高三有一天，我看到袁丽萍和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在教学楼的角落说话。说话这个词用的可能不是很准确，因为我只看到袁丽萍在说，而那个男生眼睛红红的一直在流眼泪，临走的时候居然给袁丽萍鞠了一躬。后来我问袁丽萍什么事？她倒是很云淡风轻的挥挥手，“高二的小朋友，暗恋学姐表白被嘲笑的小事，我开导了一下他。”
尹涛的记忆力是他的超能力。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热衷于打拱猪。每一轮谁出了什么牌，谁有猪谁有圈，尹涛都记能得清清楚楚。甚至他可以说出来，上个课间的牌局里，谁算错了牌，谁错判了猪羊的持有者。每次打牌，我们都得忍受被尹涛“你怎么上轮不出这个”“明明没有了你怎么还打这个”这样的指责，让我们三个打的很没有成就感，但是加强了斗嘴的快乐。
如果只打一副牌，很快我们每个人手里有什么牌都被尹涛算的明明白白。为了限制尹涛的超能力，我们不断地改进和发明新规则。我们的拱猪从一副牌进化到两副牌，后来还把吸引了其他同学加入打三副四幅牌。卖牌的规则，也不断地创造明卖、暗卖、透明卖……等新规则，一局牌的得分从一两百分通货膨胀到上万分。
高二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座位附近成了班级里的棋牌活动中心，下课就涌过来一大帮同学，每个人都抓着一大把牌，面红耳赤的喊叫“不拱猪的就是猪”。若干年后，当我真正踏足拉斯维加斯赌场，我觉得还是当年高中教室更像赌场。
有趣的是，我们四个人的扑克牌活动就在某一天突然嘎然而止。好像在一刹那我们都厌烦了，课间娱乐转向了其他方向。班级里的拱猪活动只好转移了阵地，并且在几天后教导处的一次突然袭击中全体阵亡。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对打牌着迷过，无论是大学女生宿舍流行的双扣，还是公司同事喜爱的掼蛋，我都没有参与。
尹涛的超能力，毫不意外的只在打扑克牌上有效，背诵课文这种事情上失灵已经在大家的预期内，居然寒暑假陪亲戚打麻将都能输光压岁钱。后来，他果然去了一个流行德州扑克的地方生活，不知道是不是天意。
对那时的我来说，世界只有这么大，就连学校门口的那只绿色邮筒上有几个坑，掉了几块油漆，我都能数得出来。我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曾经一头撞在上面，贡献了一个不太明显的划痕。
在这半径一公里的区域内，我每天的生活如同钟表般的精确。
早上七点，妈，我走啦！
中午十二点，妈，我回来啦！
下午一点半，妈，我走啦！
下午五点半，妈，我回来啦！
只有生病是个例外。妈，我不舒服！
这时候我的父母就会跑过来，职业性的板起面孔。哪里不舒服？体温多少？脉搏多少？张嘴…没发炎，吃点药下午看看能不能去学校。我的母亲是陆军医院的内科医生，父亲则是外科的，因此可以享受不出门的VVIP待遇。
直到中考，我成功地考上了西安最好的重点中学，终于从这座没有围墙的监狱中假释出狱，每天可以到另一个被称为西安中学的监狱里面换换心情。这座监狱如果坐公交车需要四十分钟，其中坐车不过十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车。其实最让我不爽的，倒不是花了多少时间，而是乘客们把公交车票贴在嘴唇上，远看一车的山羊胡子。倒不是大家有多喜欢这种行为艺术，而是你不贴的话，售票员总会问：车票买了吗？打开看一下。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骑自行车上学。
我的自行车技术只能说可以勉强上路，因为几乎没有机会骑，在这个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国家里，这个国家最适合骑自行车的城市里，我毫无疑问的低于平均水平。初中的时候，曾经在校门口看到一个男生，自行车骑得飞快，在掠过邮筒的瞬间，还把一封信准确地塞入投递口。
在初中的时候，我只是班里的平均身高。不知道是因为重点高中学生平均身高降低了，还是自己突然长高了，被分在了倒数第二排。没办法，女生里面我竟然是最高的。西安中学的条件不错，每人都有一张独立的课桌，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没有同桌，但是大家都习惯把隔壁这个人称为同桌。
和大部分学校一样，座位是男女搭配。我的同桌男生叫做池衫，他是本校初中部直升来的，长相普通身高普通学习成绩更普通，要不是本校初中部直升降了50分，还真没资格和我当同桌。我的前面是另外一个女生袁丽萍，除了成绩和我差不多，其他方面真是比池衫还普通。我的印象里，袁丽萍的穿着永远是灰色蓝色，在西安40度的夏天里，居然还穿着长袖长裤。
后来我知道，她家是某个军工系统被服厂的，她的很多衣服都是厂里发面料自己在家做的。至于为什么会发面料，原因很简单，那个时候被服厂已经发不出工资了。袁丽萍的同桌是个比池衫还高半头的男生尹涛，不知道为什么会坐到了前面，我深度怀疑他和池衫调换了位置。尹涛的衣着明显比较时髦，不同颜色和款式的体恤衫隔三差五就会换，不像大部分学生一年四季都是衬衫。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学生的敌人是老师和考试，只用了几次周考，池衫、袁丽萍、尹涛和我就成了死党。为了多点时间待在一起，我们四个人都向家里请示了在学校吃午饭，要知道那个年代，在外吃饭是个不寻常的事情，包括学校在内。
班主任喜爱的班干部，我们四人里面一个没有，都是选班干部的时候头差点塞课桌下面的怂货。老师喜爱的尖子生，我们四人里面一个没有，四个人把每一科最高分拿出来凑一起，都进不了班级前十名。愿意出头喜欢掺和各种矛盾八卦，乐于扮演和事佬和见义勇为的民间领袖，我们四人里面一个没有，都是见了事就躲的主。体育明星，我们四人里面一个没有，池杉和尹涛能打几下篮球，但从不在课间去争抢篮球架，而女生的体育活动仅限于上下学骑自行车了。
老师点名答题时，如果点到我们几个人，老师的表情不是欣赏的笑容，不是失望的摇头，而是诧异。这人是谁？这是我们班的学生？什么时候转学进来的？
因为我们这几个人在班级和学校里毫无存在感，我给起了个名字“TheLoseres”，是我最喜欢的谭咏麟早年玩的乐队名字。但是这个名字被其他三个人抵制，他们说不吉利。
其实，我们四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优点，只不过都没有点在老师和家长喜闻乐见的方向上。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除了从小到大被夸长得比较甜以外，我的电影阅片量在那个年代估计能排到全国中学生的前一百名。我们家属院的大门旁，每天都会挂出一个小黑板，今晚7点闭路电视播放某某电影。而我父母从不过问我的学习，只要我自己做完作业，电视可以随便看。我的观影偏好是来者不拒，从《汪洋中的一条船》到《英雄本色》再到《太空漫游2001》，从《北非谍影》到《与狼共舞》再到《人鬼情未了》。我都能从头到尾看完。因此，我经常承担着早读后，给大家普及电影知识的重任。
我不仅喜欢看电影，还喜欢搜集其中的经典台词。看过《英雄本色》的第二天的课间，我嘴里叼着牙签，钢笔当作香烟夹在手里，用小马哥的口气对三人说：你知道他们让我吃什么？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吃屎啊！”原来都已经先于我看过了。
池杉的特长是各种奇奇怪怪的知识，海船堵漏技术、徒手测距方法、动物标本制作流程、羊毛毡的简易制法、心肺复苏动作要点、血吸虫防治、李清照的婚姻悲剧……。
池杉的母亲在某个专科大学的教务处工作，每到寒暑假就把他关在学校图书馆里，因此别家小男孩在看《西游记连环画》的时候，他在看《神秘岛》。别的小学生在看《丁丁历险记》的时候，他在看《战争与回忆》。别的中学生看《在水一方》，他在看《傲慢与偏见》。池杉说有时候小说被大学生借完了，他就随机在书架上抽。《赤脚医生手册》和《民兵训练指南》之类的工具书，《宋词三百首笺注》和《天体物理学》之类的半专业书籍，他也都翻过一遍。
可惜庞杂的阅读量，似乎没能给池杉的语文水平加分，反倒是挨了不少次语文老师的批评。特别是池杉的作文，总是在正常人类思路之外，无数次被老师批评别出心裁。比如有一次课堂上练习看图作文，图上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穿着雨衣拿着雨伞站在公交站台。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写得是他去接妈妈下班，然后母子相遇如何母慈子孝的剧情。而池杉写的是，警察蹲点抓人贩子，而且到最后人贩子也没有出场，鱼饵小朋友白白淋了一场雨。
语文老师把池杉的作文当作反面教材在课堂上读，全班人都笑疯了。池杉脸上非常的挂不住，但依然嘴硬坚持他的主题没问题，图上是没有警察，但也没有妈妈啊。很多年后想起这件往事，我都感慨于当年语文教育的失败。但凡教育没有那么僵化八股，池杉也许会去写小说，而不是去写代码。
袁丽萍有种神奇的知心大姐姐魔法，任何人只要和她多聊一会，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可以说不管男生女生，都能成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因此，袁丽萍的作为成了我们这个小团伙的外联办，时常有其他女生霸占了尹涛的座位和袁丽萍促膝长谈。班级里面的家长里短是非曲直，我们多半都是从袁丽萍这个渠道获悉。很多年之后，当我和袁丽萍一起混在巴黎的时候，她说起当年谁喜欢谁谁暗恋谁的八卦。大部分我都只能发出一声“我怎么不知道”的叹息，然后产生出“我们上的是同一个中学吗”的疑问。
袁丽萍的魔法的法力范围随着年龄提高，有逐步扩散到全校的趋势。高三有一天，我看到袁丽萍和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在教学楼的角落说话。说话这个词用的可能不是很准确，因为我只看到袁丽萍在说，而那个男生眼睛红红的一直在流眼泪，临走的时候居然给袁丽萍鞠了一躬。后来我问袁丽萍什么事？她倒是很云淡风轻的挥挥手，“高二的小朋友，暗恋学姐表白被嘲笑的小事，我开导了一下他。”
尹涛的记忆力是他的超能力。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热衷于打拱猪。每一轮谁出了什么牌，谁有猪谁有圈，尹涛都记能得清清楚楚。甚至他可以说出来，上个课间的牌局里，谁算错了牌，谁错判了猪羊的持有者。每次打牌，我们都得忍受被尹涛“你怎么上轮不出这个”“明明没有了你怎么还打这个”这样的指责，让我们三个打的很没有成就感，但是加强了斗嘴的快乐。
如果只打一副牌，很快我们每个人手里有什么牌都被尹涛算的明明白白。为了限制尹涛的超能力，我们不断地改进和发明新规则。我们的拱猪从一副牌进化到两副牌，后来还把吸引了其他同学加入打三副四幅牌。卖牌的规则，也不断地创造明卖、暗卖、透明卖……等新规则，一局牌的得分从一两百分通货膨胀到上万分。
高二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座位附近成了班级里的棋牌活动中心，下课就涌过来一大帮同学，每个人都抓着一大把牌，面红耳赤的喊叫“不拱猪的就是猪”。若干年后，当我真正踏足拉斯维加斯赌场，我觉得还是当年高中教室更像赌场。
有趣的是，我们四个人的扑克牌活动就在某一天突然嘎然而止。好像在一刹那我们都厌烦了，课间娱乐转向了其他方向。班级里的拱猪活动只好转移了阵地，并且在几天后教导处的一次突然袭击中全体阵亡。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对打牌着迷过，无论是大学女生宿舍流行的双扣，还是公司同事喜爱的掼蛋，我都没有参与。
尹涛的超能力，毫不意外的只在打扑克牌上有效，背诵课文这种事情上失灵已经在大家的预期内，居然寒暑假陪亲戚打麻将都能输光压岁钱。后来，他果然去了一个流行德州扑克的地方生活，不知道是不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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