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禁卫军继承法
“事实上，我更担心的是农民的日子，自从反法同盟战争开打，俄国的粮食出口量暴增了30%，但是我们并没有开拓大量的土地或者采用更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很显然，我们新吞并的波兰地区不足以支撑这么多的粮食，这些多出的粮食都是从农民手上克扣的。”
康斯坦丁不解的问：“可是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约束较大，农民再怎么辛苦也应该比工人过的好吧！”
亚历山大拍了拍康斯坦丁的肩膀，你小瞧俄国贵族的大缺大德了。
前世，亚历山大在上高中的时候，历史课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沙皇俄国是欧洲重要的粮食出口国，而苏联为何却一直无法解决粮食供应？给的答案是“斯大林模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亚历山大一直信以为真。
直到穿越过后才知道这有多扯淡！
不是说“斯大林模式”没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苏联笑话说的很清楚：捷克的一头牛突然发疯往东跑，主人怎么拦都拦不住，这时牛主人大喊一声：“再跑，再跑就要到波兰的集体农庄了！”牛顿时转身往回跑。
“帕尔默，快看我捕到了一条鱼！今天晚上可以加餐了！”
“亲爱的保尔，你想怎么烹饪这条鱼呢？”
“油煎。”
“没有油。”
“那就红烧”
“没有酱油和盐。”
“煮鱼。”
“没有锅。”
“那烤鱼呢？”
“没有柴火！”
保尔无奈的将鱼放回了河里。
这时鱼跳出水面，高声喊道：“xxx万岁！”
但是，“斯大林模式”不是主要因素。
主要因素是沙俄的贵族和官员太不当人了！
在吞并了芬兰和瓜分波兰后，俄国财政收入达到1500万英镑，仅低于英国的3000万英镑和大清的4800万两白银，（法国由于大革命收入锐减）。
这么高收入的背后是农民的困苦，作为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大国，欧陆第一粮食产出国，目前俄国每年出口5000万普特（1普特大概等于16.38kg），是俄国工业化资金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在原历史上，俄国在一战前，每年粮食出口额770万吨，但是俄国人年平均粮食消费只有448kg，也就是粮食出口超过生产总量的50%！
同时期的加拿大人是1776kg，美国人是996kg，就连瑞典都比俄国高出50kg！
主抓工业园区的亚历山大清楚的知道，俄国工业化遇到的问题就是后世所谓的“资源陷阱”，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加剧，粮食市场会越来越大，到时候俄国可以通过倾销粮食来掠夺他们的工业品。
这种观点听的亚历山大都想笑，工业化确实促进人口增长，但同时也促进粮食产量生长啊！在发明化肥后，法国不光能实现粮食自足，还能向外出售。
“康斯坦丁，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似乎目前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亚历山大拍了拍康斯坦丁的肩膀，向他讲述一般情况下遇见一个问题，会从哪些角度来提出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彻底解决问题。”
“第二种方法是让人们觉得我们解决了问题。”
“第三种方法是让人们觉得我们在试图解决问题。”
“第四种方法是不谈论这个问题。”
“第五个方法是转移成另外一个问题。”
康斯坦丁恍然大悟，从这五个角度进行分析：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提高单位粮食产量，但是我们暂时没有这个技术。”
“改变最低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关税出口使得人们相信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国家没有钱给出合理的最低粮食收购价格，目前国家急需用钱，也不可能真正的提高出口关税。”
“发布一道政令，要求农场主善待农民让人们觉得我们在试图解决问题。”
“以目前农民的情况，暂时不谈这个问题还可以接受。”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向外扩张。”
亚历山大极为满意的说：“实际上，俄国政府采用的是4——3——5，先不谈这个问题，然后发布政令要求农场主善待农民，最后实在顶不住了就发起对外战争。”
在去往新的黑海海军基地的路上，亚历山大接到情报，南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又发生了一次常规操作。
奥斯曼苏丹赛利姆·本·穆斯塔法·本·艾哈迈德，史称塞利姆三世。
1791年他与奥地利签订斯维什托夫条约，翌年又与俄国签订雅西条约。
但由于奥斯曼帝国长期陷于停滞之中，所以其内部开始出现分裂，甚至出现崩溃的迹象：地方上强势的帕夏们经常藐视苏丹的中央权威，滥用他们生杀予夺和征税的权力；事实上，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大多也都会滥用权力。
不仅如此，帝国许多省份也都陷入叛乱之中，或有发生叛乱的风险：从阿拉伯沙漠中强大的瓦哈比派，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山区里的德鲁兹派教徒、伊庇鲁斯和希腊北部的苏利奥人，再到一直藐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埃及马木留克贝伊们，以及被激起了独立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基督徒族群。
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内部肆虐的，还有另外一些具有破坏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在封建制的基督教欧洲存在已久，它们就是不停发展壮大的世袭体系！如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世袭封地的所有者数量也在迅速增长。
这些地方上的小贵族被称作“代雷贝伊”，意为“谷地的领主”。他们手握权力和土地，藐视君主，欺压属民。农民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普遍贫苦，而中央政府也面临着紧迫而难以化解的财政问题。
对于国家的衰败，塞利姆三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同时也是受其父穆斯塔法三世影响，立志革新。
他为了重振帝国，曾以西方国家为模式，在内政、外交和军事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从而成为帝国历史上最早实行大规模“欧化“改革的苏丹。
公元1791年，塞利姆苏丹就已经向22位政、军、宗教界的要人发布指示，要求他们提交类似1789年法国人提交“陈情书”的“备忘录”。随后他前所未有地成立了一系列商讨国事的会议和委员会，自由地讨论这些备忘录的内容。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制定了“新秩序”的规划，其涵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改革尝试。
改革不仅涉及军事改革，还涉及民政改革；在规划中，复兴经济是一个高度优先的目标。但最紧迫的需求还是进行军事改革。所以在苏丹派人去欧洲搜集政府、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的信息的同时，还特别派了两名代表去搜集军事方面的第一手信息。
在为新组建的军队提供训练和指导方面，苏丹主要依赖的对象是法国人。他把自己需要的军官和技术人员的职位清单发到了巴黎，甚至在早期的职位申请者中，还有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
奥斯曼人随后在一系列军事问题上征求法国人的意见：火炮（塞利姆对火炮尤为感兴趣，在登基之前还写过有关火炮的论文）、武器装备，以及改进铸炮厂和兵工厂的方法。
帝国境内早年建成的工程学校得到了大规模扩建。他们还建设了新的军事学校和海军学校，研习炮术、工事修筑、航海和各种辅助科目。这些教官大部分也都是法国军官。而为了方便教学，他们在苏丹的支持和鼓励下，兴办了一座大型的图书馆，收藏欧洲书籍。
在地方行政层面，“新秩序”改革带来了制约帕夏权力的种种规章，将总督的任期限制在三年，并且将其能否连任与人民对他的满意程度相挂钩。关于地方税收的新规章也被制定出来。在中央政府，大维齐尔的权力也得到了制约，他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必须征求迪万的意见。
此外还有一些土地改革方面的尝试；人们还认真探讨了重振经济的措施。尤其在对俄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之下，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又一次损害了货币的信誉，因此奥斯曼帝国试图采取改革措施，恢复货币的本来价值。
奥斯曼帝国也拥有了自己面向西方的新的官方通道。在提交给塞利姆苏丹的各种各样的报告中，有一份报告建议他“派人去欧洲，研究、观察欧洲人做事的方法”。于是公元1793年，奥斯曼帝国在五个最重要的欧洲国家建立了常驻的外交使馆。
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使馆设在伦敦乔治三世的宫廷里。大使们得到的指示是学习所在国家的制度。陪同他们一同上任的，除了常见的希腊人译员之外，还有年轻的土耳其人秘书。他们的任务是学习所在国的语言，并且研究欧洲社会，尤其是法国。
按照常理，这是土鸡的天降猛男，中兴之主，可是土鸡并不是一个可以按照常理来推断的国家。
禁卫军，反了！
最初的“禁卫军”是通过征招基督教臣民的男孩组成的常备部队，过去刻板印象认为挑选的都是7到10岁的儿童，但实际上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5岁左右，在古代世界几乎可以作为成年人了，为了避免禁卫军们和教法学家合作，他们被禁止信仰奥斯曼主流的逊尼派，而是尊从十二伊玛目的拜克塔什教团。
“禁卫军”正式的名称为“耶尼切里”，直译就是“新军”，本来其实没有“禁卫军”的意思，真正的拥有守卫苏丹功能的禁军则是“花园禁卫”。他们都是属于卡皮库鲁军团的一部分，而卡皮库鲁军团的意思即“家奴”。
在苏丹无法驾驭这支脱胎于基督徒的奴隶部队后，被迫宣布老兵可以在服役期内结婚。
而他们的孩子可以优先加入军队，但他们的后代却不得继承父辈的职位和待遇，这导致禁卫军迅速腐化而且失去战斗力，禁卫军们更愿意为了自己的小家庭而战。
他们想尽办法把财富和权势传给子女，而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军队之中。
由于不再向基督教臣民收取“血税”，兵源资格向全社会开放，加上不禁止结婚和允许经商。
禁卫军的营地的日常训练也完全荒废，不仅仅战斗力直线下滑，之前人数不超过一万七千人的他们，在十七世纪迅速膨胀了两倍，导致了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
他们还会把自己登记为“遗孤”或者“退休人员”，不再是纯粹的职业军人，也不会为苏丹征战，成为了国家的巨大累赘。
大多数禁卫军在经商过程中会使用暴力手段，与商业代理人“合作”，控制某个行业。
大多数高消费的市场，比如70%的鸦片馆、80%的地下赌场和100%的咖啡馆都是属于某个禁卫军团的保留地，而基础民生行业例如粮食和纺织品也被控制。
比如禁卫军第五十六军团就控制着君士坦丁堡谷物的运输。在1663年中该团登记造册的人数为544人，但实际上只有88人参与了征战，73人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而剩下的456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而是精打细算的谷物商人。
军团士兵们的纪律一步步被放松，不仅仅战斗力直线下滑，并且通过军事力量垄断行会
最终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个世袭的利益集团，成为帝国躯体上的一个肿瘤，他们开始抗拒一切有损于自己阶层的改革，哪怕他们知道改革有利于国家利益。
每当苏丹有改革军事体制的打算，准备用新式部队抗击外敌时，他们也会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染指，以政变形式去阻止改革，或者干脆换掉一个苏丹。
虽然国内普遍把“禁卫军继承法”视为奥斯曼帝国的名片，但实际上，禁卫军发生政变是一个偶然因素，很多情况下是禁卫军们得到一些传闻或者政策的变化，因为担心影响自己的收入和待遇，聚集起来讨论解决办法，然后与苏丹谈判。
康斯坦丁不解的问：“可是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约束较大，农民再怎么辛苦也应该比工人过的好吧！”
亚历山大拍了拍康斯坦丁的肩膀，你小瞧俄国贵族的大缺大德了。
前世，亚历山大在上高中的时候，历史课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沙皇俄国是欧洲重要的粮食出口国，而苏联为何却一直无法解决粮食供应？给的答案是“斯大林模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亚历山大一直信以为真。
直到穿越过后才知道这有多扯淡！
不是说“斯大林模式”没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苏联笑话说的很清楚：捷克的一头牛突然发疯往东跑，主人怎么拦都拦不住，这时牛主人大喊一声：“再跑，再跑就要到波兰的集体农庄了！”牛顿时转身往回跑。
“帕尔默，快看我捕到了一条鱼！今天晚上可以加餐了！”
“亲爱的保尔，你想怎么烹饪这条鱼呢？”
“油煎。”
“没有油。”
“那就红烧”
“没有酱油和盐。”
“煮鱼。”
“没有锅。”
“那烤鱼呢？”
“没有柴火！”
保尔无奈的将鱼放回了河里。
这时鱼跳出水面，高声喊道：“xxx万岁！”
但是，“斯大林模式”不是主要因素。
主要因素是沙俄的贵族和官员太不当人了！
在吞并了芬兰和瓜分波兰后，俄国财政收入达到1500万英镑，仅低于英国的3000万英镑和大清的4800万两白银，（法国由于大革命收入锐减）。
这么高收入的背后是农民的困苦，作为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大国，欧陆第一粮食产出国，目前俄国每年出口5000万普特（1普特大概等于16.38kg），是俄国工业化资金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在原历史上，俄国在一战前，每年粮食出口额770万吨，但是俄国人年平均粮食消费只有448kg，也就是粮食出口超过生产总量的50%！
同时期的加拿大人是1776kg，美国人是996kg，就连瑞典都比俄国高出50kg！
主抓工业园区的亚历山大清楚的知道，俄国工业化遇到的问题就是后世所谓的“资源陷阱”，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加剧，粮食市场会越来越大，到时候俄国可以通过倾销粮食来掠夺他们的工业品。
这种观点听的亚历山大都想笑，工业化确实促进人口增长，但同时也促进粮食产量生长啊！在发明化肥后，法国不光能实现粮食自足，还能向外出售。
“康斯坦丁，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似乎目前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亚历山大拍了拍康斯坦丁的肩膀，向他讲述一般情况下遇见一个问题，会从哪些角度来提出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彻底解决问题。”
“第二种方法是让人们觉得我们解决了问题。”
“第三种方法是让人们觉得我们在试图解决问题。”
“第四种方法是不谈论这个问题。”
“第五个方法是转移成另外一个问题。”
康斯坦丁恍然大悟，从这五个角度进行分析：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提高单位粮食产量，但是我们暂时没有这个技术。”
“改变最低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关税出口使得人们相信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国家没有钱给出合理的最低粮食收购价格，目前国家急需用钱，也不可能真正的提高出口关税。”
“发布一道政令，要求农场主善待农民让人们觉得我们在试图解决问题。”
“以目前农民的情况，暂时不谈这个问题还可以接受。”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向外扩张。”
亚历山大极为满意的说：“实际上，俄国政府采用的是4——3——5，先不谈这个问题，然后发布政令要求农场主善待农民，最后实在顶不住了就发起对外战争。”
在去往新的黑海海军基地的路上，亚历山大接到情报，南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又发生了一次常规操作。
奥斯曼苏丹赛利姆·本·穆斯塔法·本·艾哈迈德，史称塞利姆三世。
1791年他与奥地利签订斯维什托夫条约，翌年又与俄国签订雅西条约。
但由于奥斯曼帝国长期陷于停滞之中，所以其内部开始出现分裂，甚至出现崩溃的迹象：地方上强势的帕夏们经常藐视苏丹的中央权威，滥用他们生杀予夺和征税的权力；事实上，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大多也都会滥用权力。
不仅如此，帝国许多省份也都陷入叛乱之中，或有发生叛乱的风险：从阿拉伯沙漠中强大的瓦哈比派，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山区里的德鲁兹派教徒、伊庇鲁斯和希腊北部的苏利奥人，再到一直藐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埃及马木留克贝伊们，以及被激起了独立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基督徒族群。
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内部肆虐的，还有另外一些具有破坏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在封建制的基督教欧洲存在已久，它们就是不停发展壮大的世袭体系！如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世袭封地的所有者数量也在迅速增长。
这些地方上的小贵族被称作“代雷贝伊”，意为“谷地的领主”。他们手握权力和土地，藐视君主，欺压属民。农民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普遍贫苦，而中央政府也面临着紧迫而难以化解的财政问题。
对于国家的衰败，塞利姆三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同时也是受其父穆斯塔法三世影响，立志革新。
他为了重振帝国，曾以西方国家为模式，在内政、外交和军事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从而成为帝国历史上最早实行大规模“欧化“改革的苏丹。
公元1791年，塞利姆苏丹就已经向22位政、军、宗教界的要人发布指示，要求他们提交类似1789年法国人提交“陈情书”的“备忘录”。随后他前所未有地成立了一系列商讨国事的会议和委员会，自由地讨论这些备忘录的内容。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制定了“新秩序”的规划，其涵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改革尝试。
改革不仅涉及军事改革，还涉及民政改革；在规划中，复兴经济是一个高度优先的目标。但最紧迫的需求还是进行军事改革。所以在苏丹派人去欧洲搜集政府、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的信息的同时，还特别派了两名代表去搜集军事方面的第一手信息。
在为新组建的军队提供训练和指导方面，苏丹主要依赖的对象是法国人。他把自己需要的军官和技术人员的职位清单发到了巴黎，甚至在早期的职位申请者中，还有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
奥斯曼人随后在一系列军事问题上征求法国人的意见：火炮（塞利姆对火炮尤为感兴趣，在登基之前还写过有关火炮的论文）、武器装备，以及改进铸炮厂和兵工厂的方法。
帝国境内早年建成的工程学校得到了大规模扩建。他们还建设了新的军事学校和海军学校，研习炮术、工事修筑、航海和各种辅助科目。这些教官大部分也都是法国军官。而为了方便教学，他们在苏丹的支持和鼓励下，兴办了一座大型的图书馆，收藏欧洲书籍。
在地方行政层面，“新秩序”改革带来了制约帕夏权力的种种规章，将总督的任期限制在三年，并且将其能否连任与人民对他的满意程度相挂钩。关于地方税收的新规章也被制定出来。在中央政府，大维齐尔的权力也得到了制约，他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必须征求迪万的意见。
此外还有一些土地改革方面的尝试；人们还认真探讨了重振经济的措施。尤其在对俄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之下，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又一次损害了货币的信誉，因此奥斯曼帝国试图采取改革措施，恢复货币的本来价值。
奥斯曼帝国也拥有了自己面向西方的新的官方通道。在提交给塞利姆苏丹的各种各样的报告中，有一份报告建议他“派人去欧洲，研究、观察欧洲人做事的方法”。于是公元1793年，奥斯曼帝国在五个最重要的欧洲国家建立了常驻的外交使馆。
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使馆设在伦敦乔治三世的宫廷里。大使们得到的指示是学习所在国家的制度。陪同他们一同上任的，除了常见的希腊人译员之外，还有年轻的土耳其人秘书。他们的任务是学习所在国的语言，并且研究欧洲社会，尤其是法国。
按照常理，这是土鸡的天降猛男，中兴之主，可是土鸡并不是一个可以按照常理来推断的国家。
禁卫军，反了！
最初的“禁卫军”是通过征招基督教臣民的男孩组成的常备部队，过去刻板印象认为挑选的都是7到10岁的儿童，但实际上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5岁左右，在古代世界几乎可以作为成年人了，为了避免禁卫军们和教法学家合作，他们被禁止信仰奥斯曼主流的逊尼派，而是尊从十二伊玛目的拜克塔什教团。
“禁卫军”正式的名称为“耶尼切里”，直译就是“新军”，本来其实没有“禁卫军”的意思，真正的拥有守卫苏丹功能的禁军则是“花园禁卫”。他们都是属于卡皮库鲁军团的一部分，而卡皮库鲁军团的意思即“家奴”。
在苏丹无法驾驭这支脱胎于基督徒的奴隶部队后，被迫宣布老兵可以在服役期内结婚。
而他们的孩子可以优先加入军队，但他们的后代却不得继承父辈的职位和待遇，这导致禁卫军迅速腐化而且失去战斗力，禁卫军们更愿意为了自己的小家庭而战。
他们想尽办法把财富和权势传给子女，而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军队之中。
由于不再向基督教臣民收取“血税”，兵源资格向全社会开放，加上不禁止结婚和允许经商。
禁卫军的营地的日常训练也完全荒废，不仅仅战斗力直线下滑，之前人数不超过一万七千人的他们，在十七世纪迅速膨胀了两倍，导致了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
他们还会把自己登记为“遗孤”或者“退休人员”，不再是纯粹的职业军人，也不会为苏丹征战，成为了国家的巨大累赘。
大多数禁卫军在经商过程中会使用暴力手段，与商业代理人“合作”，控制某个行业。
大多数高消费的市场，比如70%的鸦片馆、80%的地下赌场和100%的咖啡馆都是属于某个禁卫军团的保留地，而基础民生行业例如粮食和纺织品也被控制。
比如禁卫军第五十六军团就控制着君士坦丁堡谷物的运输。在1663年中该团登记造册的人数为544人，但实际上只有88人参与了征战，73人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而剩下的456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而是精打细算的谷物商人。
军团士兵们的纪律一步步被放松，不仅仅战斗力直线下滑，并且通过军事力量垄断行会
最终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个世袭的利益集团，成为帝国躯体上的一个肿瘤，他们开始抗拒一切有损于自己阶层的改革，哪怕他们知道改革有利于国家利益。
每当苏丹有改革军事体制的打算，准备用新式部队抗击外敌时，他们也会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染指，以政变形式去阻止改革，或者干脆换掉一个苏丹。
虽然国内普遍把“禁卫军继承法”视为奥斯曼帝国的名片，但实际上，禁卫军发生政变是一个偶然因素，很多情况下是禁卫军们得到一些传闻或者政策的变化，因为担心影响自己的收入和待遇，聚集起来讨论解决办法，然后与苏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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