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无论如何，我们总比地主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
然后，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需要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
那么，谁会是我们的朋友呢？
新文官，新兴的市民阶层，商人，手工业者，工商业的从事者，水手，劳工，佃农，有技术和能力却没有被认可的‘文化’的吏员们。
直白的说，一切在旧制度，旧体系下无法得到利益，无法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没有上升渠道的人们。
那么，谁会是我们的敌人呢？
这一答案就不需要举那么多的例子了，只需要用短短的一句话便可以概括。
封建地主及其走狗。
好了，说完了。
这就是敌人，唯一的敌人。
也是强大到一度让人感觉有些绝望的敌人。
正德皇帝用了整整六十一年，费尽心思，用尽手段，将自己的命赌在上面，最终也只是将这一敌人削弱到了看上去似乎可以战胜的地步。
可他们仍然强大无比。
因此，想要彻底的战胜这一敌人，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以及完成李贶生的理想，改变这个民族，那么，他们就必须学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把朋友弄得多多的，把敌人弄得少少的。
这也是为什么王子安会来到这里福建的原因。
自耕农阶层，那些比地主穷但比佃农富的人，富农，小地主......若是将他们一同看作敌人的话，似乎也并不算是错误的看法，但对于现实而言肯定是相当不理智的。
纵然自耕农天然会倾向于保守的立场，捍卫土地私有的制度，但是，他们并非这一制度的真正得利者，并且在中原王朝的漫长历史中，这一部分人的数量已经膨胀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以至于任何人想要在中原做任何事情，无视他们都是不可能的。
他们便属于可以争取的朋友......或者说有争取价值的‘朋友’。
按照如今天朝对于土地的条例和规定来说，为了促使男女平等及明确土地所有的原因，天朝如今是严格按照土地对应人口进行规划的。
其中，天朝将土地所有分为了以下几个等级：佃农，贫农，中农，富农，小地主，大地主。
虽然按照土地质量的不同，拥有多少亩土地算自耕农，拥有多少亩土地算地主也有着差距，不过大致上还是有着一套定义标准的——这方面是由正德皇帝亲自动手搞了一刀切的，把每个地区都给了一套不能改动的价值评判方案。
这东西只能搞一刀切，否则可以浑水摸鱼以及玩玩小动作的地方太多了。一刀切也许会造成不少冤屈和无辜者的受损，但相比起整个体系的建立来说，正德皇帝选择了牺牲前者换来后者的建立。
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说，例如河南豫东地区，大致划分标准是这样的：
拥有土地三亩及三亩以下的为贫农。
拥有土地八亩及八亩以下三亩以上的为中农。
拥有土地二十亩及二十亩以下八亩以上的为富农。
拥有土地一百亩及一百亩以下二十亩以上的为小地主。
拥有土地一百亩以上的为大地主。
由于农村保障体系的实施及完善，基本上可以说，贫农如果不是遇到天灾人祸，平时也饿不死，但基本上别想着有什么钱了，一年到头每天吃点稀饭咸菜，过年添点衣服买点盐和油就算不错了。
中农基本上能混个温饱，逢年过节沾点荤腥，平时攒点钱也能买买衣服什么的，家里如果有人做做副业什么的，攒个十几年的钱，说不定还能把孩子送去城里学个手艺。这一批人是自耕农的中坚，他们对现状有着诸多的抱怨，但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改变现状，对社会变革通常保持着保守的态度。
富农就已经能过得不错了，富农和小地主基本上算是农村保障体系中，最大的一批受益者。在天朝的土地税法中，土地产出被折算成白银计算然后收税，一般土地所有在二十亩以下，五亩以上的，每亩地大约是每年收两银元的税，这个税算是比较低的，加上没有杂税，并不算太大的负担。
以正德五十年举例，正德五十年的稻谷市场价格标准为一石十五银元，而天朝大部分田地都能产到两石左右的稻谷，一个富农如果拥有二十亩土地，并且全部耕种稻谷，那么他一年的收入大约是六百银元，即三十两银子，然后缴二两银子的税。
当然，这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农民必须接受农村保障体系的执行机构，即农会的指导。农会在每年同城市商人进行协商后，再将商人的需求上报给朝廷，让朝廷在确定了今年的最低粮食标准后，给出农业副产物的额度。
然后，农会就会拿着这个额度分配给各地，让各地根据商人需求开始耕种必要的农业产物，例如经典的棉花之类的。
商人要染料，要棉花，要蚕丝，那就安排下去。
而如果不听农会安排又加入了农村保障体系的，那么，每亩田地的税就会涨到五银元。同时，农会不会再收购此人的农产品，这人必须自己在农闲的时候去找人卖出自家的稻谷，桑棉之类的，而且不卖还不行，因为收税只收真金白银的。
并且，农村保障体系会拒绝这种不接受农会安排的农民继续享受农村保障体系的待遇。先用后付的铁质农具，廉价出租的耕牛，不要钱的兽医和免费帮忙修缮大型器件的福利，统统都没了。连无论灾年还是丰收，都是统一一个价收购粮食的事情也轮不到这个人了。也就是说，哪怕有点钱能够扛过去前面那些的人，他面对天灾人祸时的抗灾能力也相较于别人将会弱上不少的。
这是一套建立在以农业商品化和农业为城市工商业为服务的目标所设计的体系，它一开始的初衷倒也的确只是单纯的为了让城市手工业的扩张更加迅速，只不过到后来为了保障农民的生存才逐渐从一个连接农村和城市的商业体系变成了现在的社会保障及福利体系。
这可是个吞金兽，每年朝廷要往里面砸上千万两银子，和军费一起，农村保障体系还有军队的维系费用，基本上将朝廷每年的收入占去了十分之七、八左右，最终也就导致了朝廷无力抽调出各地方的发展资金，只好放任地方自治，给予地方更多的权利，让地方自行发展。
不过效果也是很显著的，在保障了一大批富农，提高了这些富农的抗灾能力后，五六十年里，至少土地兼并的事情被压制到一个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地步了，甚至大批失去了土地的佃农更加愿意进城做工。
多么了不起，以农业时代的城市手工业扩张速度，居然跟上，甚至可能超出了农村因为土地兼并而流落的佃农增长速度。如果以保守主义的角度上来看，也许这都算得上是圣人了。毕竟，只要按照这种趋势一直发展下去，天朝也就不需要担心土地兼并的问题了，反正失去土地的人也会被城市消化，而富农和小地主在保障中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最终，大家都能活下去不是吗？
还能奢求什么的，在封建社会里，能活下去不就是最大的幸运了吗。
富农们，这些当不成地主，玩不了土地兼并。所有土地的产出也不足以让他们脱离劳动而成为雇佣及剥削他人来享乐的这些农民们，他们在天朝的数量大约有一千多万。
他们就是正德皇帝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最狂热的崇拜者。
顺便一提，天朝的人口统计最真实的还是正德二十年的那一版，那一版里，天朝人口大约是这样的：贫农两千两百万，中农四千一百万，富农七百万，地主五百万，城市人口六百万，佃农四百万。
而按照最新的正德六十年人口统计，天朝人口中，被评为贫农的人口有一千八百万，中农四千万，富农一千四百万，城市人口一千五百万，佃农两百万，地主一百万。
四十年过去了，佃农数量减少了两百万，而总人口只增加了五百万。
反正王子安是完全不相信这个统计的，按照保卫局那边给的信息来看，至少还有差不多一百万左右的地主是通过各种方式隐瞒了自己的土地，同时，佃农的准确数字应该在一千万左右，只不过他们之中大部分被地方上的地主压制着，无法通过农村保障体系取得自己的土地，只能替地主不断的做工。
毕竟在有农村保障体系的地方，富起来也许不算容易，但白手起家就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农具，种子，耕牛，这些农村保障体系都能先借出后付钱的，只要肯出力，靠着农村保障体系绝对饿不死。
地主也需要人，没有人去耕作，土地是产生不了任何价值的，而如果放任那些佃农去做工，又得提防着他们跑去找到农会脱离自己控制了。于是，在大量地方，特别是闽南，闽西，赣南，粤东一带地区，藏匿，控制，奴役佃农的情况特别严重，而当地的农会由由于宗族关系往往被一个地方的宗族所控制，无法正常运作。
而地主人口的减少，更是不知道有多少地主想尽办法将自己的土地瞒报，给自己弄了个富农的身份。毕竟按照天朝的土地累进税来说，超过二十亩的土地，一亩土地就需要每年缴三银元的税，超过五十亩税金会上升为一亩四银元，超过一百亩会上升为一亩六银元，超过两百亩为八银元，超过三百亩为十银元。
按照这一比例收税，基本上地主所有土地超过两百亩，就几乎赚不到钱了，超过三百亩的情况下，如果不种经济作物，甚至可能发生亏损。
而不同于粮食还有农村保障体系在无论旱涝的情况下，统一标准收购，经济作物是需要拿到市场上去贩卖的，价格虽然也有经济委员会和各地农会根据需求安排种植而面前保持了一个价值区间，可总归是有着上升和下降的可能性的。
一旦价格贬值，那么，拥地超过三百亩的地主们大概率会立刻发生亏损，加上如果全部种植经济作物的话，农村保障体系也会惩罚性的做出增税的措施，更是让大批地主有可能直接破产。
当然，这属于听上去似乎很好的措施，但实际上嘛......如果所有法律都能够被完美执行的话，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什么叛乱了。
这些法律伴随着距离天朝的核心控制区越远，执行力和落实程度也是急速下降的。在黄河一线和长江一线，朝廷的大部分政策都能得到绝对的执行。到了辽东，晋北，陕西，甘肃，闽赣和湘南一带后，朝廷的政策就只能保证最低限度的落实了。而进一步到除了广州周边的广东地区，广西全境，岭南自治州和西康自治州这些‘边缘地带’，一般朝廷的政策多少都会出现执行的扭曲，最终变成了同开始所设想的样子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为什么朝廷喜欢新文官，就是因为新文官至少是一种有效增强天朝基层执行力的存在，新文官大多都是被身后的利益集团所推出来的，受到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的限制，不像是那些旧文人一般，会因为各自的性格及思想而做出种种私人的独断。新文官们具体执行的手段也许会有差别，但总体上，他们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去的。
资本市场的扩张。
可笑的是，作为古典资本主义的忠实拥戴者，新文官们从未替农民们考虑过，他们的目标只是单纯的希望将农业商品化，将整个农村市场彻底的融入到全国资本市场中来。
所以在新文官介入下的农村保障体系最终造成的最大受益者是富农和小地主而非贫农中农们，因为在新文官们看来，土地过分的私有化和分散化其实毫无用处，与其想尽办法让每个农民都有十亩土地，新文官们更喜欢只保留少量的富农和小地主持有数百亩的土地，至于那些贫农和中农......他们可以离开农村，到城市里来嘛！
在新文官们的眼中，中原最理想的情况就应该是，农村只保留大概一半的人口，其中大部分是拥有土地在五十亩到数百亩的富农和地主们，富农可以从事一些农村中的副业，维持农村的生产体系。而地主们手中则可以集中大量的耕地，利用耕牛和大型农耕用具尽可能高效的进行集体化作业，解放大量被农业生产所束缚的劳动力人口。
农业的集中化也会使得富农和地主们手中拥有的财富增加，增强农村对于城市手工业品的消费力，扩大消费市场。大批的贫农和中农进入城市做工，降低人力成本，并且这些人居住在城市也必将产生新的消费市场，这样订单又能增加了。
新文官们不喜欢大地主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大地主封建什么的，他们才不在乎这个，新文官们不喜欢大地主的原因，是因为大多数中原的大地主喜欢将失地农民束缚在自己的农田上当佃农......或者说农奴，同时，这些大地主对于失地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导致大部分佃农们根本没有消费力去消费城市的商品。
这都是钱啊！假设佃农们有一千万人口，他们如果来城市做工，每年至少能赚十到十五两的银子，产生的价值能够达到二十两的话，也就是说，这些大地主等于是从新文官们手中活生生扣下了两亿白银的市场。
这让人怎么忍？
当然，这样的计算方式其实不算正确，一千万人能够产生一亿白银的消费市场说实话就不错了，不管不需要在意这些细节。
重点是，新文官们不能忍受大地主将这么多的银子......我是说天朝子民奴役在自家的农田里了。
他们必须解救这些可怜的佃农们。
从封建主义的手里。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子安。”
看了一遍王子安在闽赣地区调查后给出的报告，宋承庆对王子安说到：
“广州那边会提供给你一切需要的资源，南洋系的家伙们看起来也打算清理一下这南边的宗族和地主了。他们会限制南方的官员对你做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只管去做，不要怕事情闹大。”
“哪怕会死一大批人？”
“死人更好。”
宋承庆冷漠的说到：
“死了人，正好让那些还活在旧时代的家伙看看，现在地方上到底是谁说了算。”
我们需要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
然后，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需要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
那么，谁会是我们的朋友呢？
新文官，新兴的市民阶层，商人，手工业者，工商业的从事者，水手，劳工，佃农，有技术和能力却没有被认可的‘文化’的吏员们。
直白的说，一切在旧制度，旧体系下无法得到利益，无法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没有上升渠道的人们。
那么，谁会是我们的敌人呢？
这一答案就不需要举那么多的例子了，只需要用短短的一句话便可以概括。
封建地主及其走狗。
好了，说完了。
这就是敌人，唯一的敌人。
也是强大到一度让人感觉有些绝望的敌人。
正德皇帝用了整整六十一年，费尽心思，用尽手段，将自己的命赌在上面，最终也只是将这一敌人削弱到了看上去似乎可以战胜的地步。
可他们仍然强大无比。
因此，想要彻底的战胜这一敌人，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以及完成李贶生的理想，改变这个民族，那么，他们就必须学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把朋友弄得多多的，把敌人弄得少少的。
这也是为什么王子安会来到这里福建的原因。
自耕农阶层，那些比地主穷但比佃农富的人，富农，小地主......若是将他们一同看作敌人的话，似乎也并不算是错误的看法，但对于现实而言肯定是相当不理智的。
纵然自耕农天然会倾向于保守的立场，捍卫土地私有的制度，但是，他们并非这一制度的真正得利者，并且在中原王朝的漫长历史中，这一部分人的数量已经膨胀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以至于任何人想要在中原做任何事情，无视他们都是不可能的。
他们便属于可以争取的朋友......或者说有争取价值的‘朋友’。
按照如今天朝对于土地的条例和规定来说，为了促使男女平等及明确土地所有的原因，天朝如今是严格按照土地对应人口进行规划的。
其中，天朝将土地所有分为了以下几个等级：佃农，贫农，中农，富农，小地主，大地主。
虽然按照土地质量的不同，拥有多少亩土地算自耕农，拥有多少亩土地算地主也有着差距，不过大致上还是有着一套定义标准的——这方面是由正德皇帝亲自动手搞了一刀切的，把每个地区都给了一套不能改动的价值评判方案。
这东西只能搞一刀切，否则可以浑水摸鱼以及玩玩小动作的地方太多了。一刀切也许会造成不少冤屈和无辜者的受损，但相比起整个体系的建立来说，正德皇帝选择了牺牲前者换来后者的建立。
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说，例如河南豫东地区，大致划分标准是这样的：
拥有土地三亩及三亩以下的为贫农。
拥有土地八亩及八亩以下三亩以上的为中农。
拥有土地二十亩及二十亩以下八亩以上的为富农。
拥有土地一百亩及一百亩以下二十亩以上的为小地主。
拥有土地一百亩以上的为大地主。
由于农村保障体系的实施及完善，基本上可以说，贫农如果不是遇到天灾人祸，平时也饿不死，但基本上别想着有什么钱了，一年到头每天吃点稀饭咸菜，过年添点衣服买点盐和油就算不错了。
中农基本上能混个温饱，逢年过节沾点荤腥，平时攒点钱也能买买衣服什么的，家里如果有人做做副业什么的，攒个十几年的钱，说不定还能把孩子送去城里学个手艺。这一批人是自耕农的中坚，他们对现状有着诸多的抱怨，但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改变现状，对社会变革通常保持着保守的态度。
富农就已经能过得不错了，富农和小地主基本上算是农村保障体系中，最大的一批受益者。在天朝的土地税法中，土地产出被折算成白银计算然后收税，一般土地所有在二十亩以下，五亩以上的，每亩地大约是每年收两银元的税，这个税算是比较低的，加上没有杂税，并不算太大的负担。
以正德五十年举例，正德五十年的稻谷市场价格标准为一石十五银元，而天朝大部分田地都能产到两石左右的稻谷，一个富农如果拥有二十亩土地，并且全部耕种稻谷，那么他一年的收入大约是六百银元，即三十两银子，然后缴二两银子的税。
当然，这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农民必须接受农村保障体系的执行机构，即农会的指导。农会在每年同城市商人进行协商后，再将商人的需求上报给朝廷，让朝廷在确定了今年的最低粮食标准后，给出农业副产物的额度。
然后，农会就会拿着这个额度分配给各地，让各地根据商人需求开始耕种必要的农业产物，例如经典的棉花之类的。
商人要染料，要棉花，要蚕丝，那就安排下去。
而如果不听农会安排又加入了农村保障体系的，那么，每亩田地的税就会涨到五银元。同时，农会不会再收购此人的农产品，这人必须自己在农闲的时候去找人卖出自家的稻谷，桑棉之类的，而且不卖还不行，因为收税只收真金白银的。
并且，农村保障体系会拒绝这种不接受农会安排的农民继续享受农村保障体系的待遇。先用后付的铁质农具，廉价出租的耕牛，不要钱的兽医和免费帮忙修缮大型器件的福利，统统都没了。连无论灾年还是丰收，都是统一一个价收购粮食的事情也轮不到这个人了。也就是说，哪怕有点钱能够扛过去前面那些的人，他面对天灾人祸时的抗灾能力也相较于别人将会弱上不少的。
这是一套建立在以农业商品化和农业为城市工商业为服务的目标所设计的体系，它一开始的初衷倒也的确只是单纯的为了让城市手工业的扩张更加迅速，只不过到后来为了保障农民的生存才逐渐从一个连接农村和城市的商业体系变成了现在的社会保障及福利体系。
这可是个吞金兽，每年朝廷要往里面砸上千万两银子，和军费一起，农村保障体系还有军队的维系费用，基本上将朝廷每年的收入占去了十分之七、八左右，最终也就导致了朝廷无力抽调出各地方的发展资金，只好放任地方自治，给予地方更多的权利，让地方自行发展。
不过效果也是很显著的，在保障了一大批富农，提高了这些富农的抗灾能力后，五六十年里，至少土地兼并的事情被压制到一个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地步了，甚至大批失去了土地的佃农更加愿意进城做工。
多么了不起，以农业时代的城市手工业扩张速度，居然跟上，甚至可能超出了农村因为土地兼并而流落的佃农增长速度。如果以保守主义的角度上来看，也许这都算得上是圣人了。毕竟，只要按照这种趋势一直发展下去，天朝也就不需要担心土地兼并的问题了，反正失去土地的人也会被城市消化，而富农和小地主在保障中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最终，大家都能活下去不是吗？
还能奢求什么的，在封建社会里，能活下去不就是最大的幸运了吗。
富农们，这些当不成地主，玩不了土地兼并。所有土地的产出也不足以让他们脱离劳动而成为雇佣及剥削他人来享乐的这些农民们，他们在天朝的数量大约有一千多万。
他们就是正德皇帝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最狂热的崇拜者。
顺便一提，天朝的人口统计最真实的还是正德二十年的那一版，那一版里，天朝人口大约是这样的：贫农两千两百万，中农四千一百万，富农七百万，地主五百万，城市人口六百万，佃农四百万。
而按照最新的正德六十年人口统计，天朝人口中，被评为贫农的人口有一千八百万，中农四千万，富农一千四百万，城市人口一千五百万，佃农两百万，地主一百万。
四十年过去了，佃农数量减少了两百万，而总人口只增加了五百万。
反正王子安是完全不相信这个统计的，按照保卫局那边给的信息来看，至少还有差不多一百万左右的地主是通过各种方式隐瞒了自己的土地，同时，佃农的准确数字应该在一千万左右，只不过他们之中大部分被地方上的地主压制着，无法通过农村保障体系取得自己的土地，只能替地主不断的做工。
毕竟在有农村保障体系的地方，富起来也许不算容易，但白手起家就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农具，种子，耕牛，这些农村保障体系都能先借出后付钱的，只要肯出力，靠着农村保障体系绝对饿不死。
地主也需要人，没有人去耕作，土地是产生不了任何价值的，而如果放任那些佃农去做工，又得提防着他们跑去找到农会脱离自己控制了。于是，在大量地方，特别是闽南，闽西，赣南，粤东一带地区，藏匿，控制，奴役佃农的情况特别严重，而当地的农会由由于宗族关系往往被一个地方的宗族所控制，无法正常运作。
而地主人口的减少，更是不知道有多少地主想尽办法将自己的土地瞒报，给自己弄了个富农的身份。毕竟按照天朝的土地累进税来说，超过二十亩的土地，一亩土地就需要每年缴三银元的税，超过五十亩税金会上升为一亩四银元，超过一百亩会上升为一亩六银元，超过两百亩为八银元，超过三百亩为十银元。
按照这一比例收税，基本上地主所有土地超过两百亩，就几乎赚不到钱了，超过三百亩的情况下，如果不种经济作物，甚至可能发生亏损。
而不同于粮食还有农村保障体系在无论旱涝的情况下，统一标准收购，经济作物是需要拿到市场上去贩卖的，价格虽然也有经济委员会和各地农会根据需求安排种植而面前保持了一个价值区间，可总归是有着上升和下降的可能性的。
一旦价格贬值，那么，拥地超过三百亩的地主们大概率会立刻发生亏损，加上如果全部种植经济作物的话，农村保障体系也会惩罚性的做出增税的措施，更是让大批地主有可能直接破产。
当然，这属于听上去似乎很好的措施，但实际上嘛......如果所有法律都能够被完美执行的话，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什么叛乱了。
这些法律伴随着距离天朝的核心控制区越远，执行力和落实程度也是急速下降的。在黄河一线和长江一线，朝廷的大部分政策都能得到绝对的执行。到了辽东，晋北，陕西，甘肃，闽赣和湘南一带后，朝廷的政策就只能保证最低限度的落实了。而进一步到除了广州周边的广东地区，广西全境，岭南自治州和西康自治州这些‘边缘地带’，一般朝廷的政策多少都会出现执行的扭曲，最终变成了同开始所设想的样子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为什么朝廷喜欢新文官，就是因为新文官至少是一种有效增强天朝基层执行力的存在，新文官大多都是被身后的利益集团所推出来的，受到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的限制，不像是那些旧文人一般，会因为各自的性格及思想而做出种种私人的独断。新文官们具体执行的手段也许会有差别，但总体上，他们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去的。
资本市场的扩张。
可笑的是，作为古典资本主义的忠实拥戴者，新文官们从未替农民们考虑过，他们的目标只是单纯的希望将农业商品化，将整个农村市场彻底的融入到全国资本市场中来。
所以在新文官介入下的农村保障体系最终造成的最大受益者是富农和小地主而非贫农中农们，因为在新文官们看来，土地过分的私有化和分散化其实毫无用处，与其想尽办法让每个农民都有十亩土地，新文官们更喜欢只保留少量的富农和小地主持有数百亩的土地，至于那些贫农和中农......他们可以离开农村，到城市里来嘛！
在新文官们的眼中，中原最理想的情况就应该是，农村只保留大概一半的人口，其中大部分是拥有土地在五十亩到数百亩的富农和地主们，富农可以从事一些农村中的副业，维持农村的生产体系。而地主们手中则可以集中大量的耕地，利用耕牛和大型农耕用具尽可能高效的进行集体化作业，解放大量被农业生产所束缚的劳动力人口。
农业的集中化也会使得富农和地主们手中拥有的财富增加，增强农村对于城市手工业品的消费力，扩大消费市场。大批的贫农和中农进入城市做工，降低人力成本，并且这些人居住在城市也必将产生新的消费市场，这样订单又能增加了。
新文官们不喜欢大地主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大地主封建什么的，他们才不在乎这个，新文官们不喜欢大地主的原因，是因为大多数中原的大地主喜欢将失地农民束缚在自己的农田上当佃农......或者说农奴，同时，这些大地主对于失地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导致大部分佃农们根本没有消费力去消费城市的商品。
这都是钱啊！假设佃农们有一千万人口，他们如果来城市做工，每年至少能赚十到十五两的银子，产生的价值能够达到二十两的话，也就是说，这些大地主等于是从新文官们手中活生生扣下了两亿白银的市场。
这让人怎么忍？
当然，这样的计算方式其实不算正确，一千万人能够产生一亿白银的消费市场说实话就不错了，不管不需要在意这些细节。
重点是，新文官们不能忍受大地主将这么多的银子......我是说天朝子民奴役在自家的农田里了。
他们必须解救这些可怜的佃农们。
从封建主义的手里。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子安。”
看了一遍王子安在闽赣地区调查后给出的报告，宋承庆对王子安说到：
“广州那边会提供给你一切需要的资源，南洋系的家伙们看起来也打算清理一下这南边的宗族和地主了。他们会限制南方的官员对你做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只管去做，不要怕事情闹大。”
“哪怕会死一大批人？”
“死人更好。”
宋承庆冷漠的说到：
“死了人，正好让那些还活在旧时代的家伙看看，现在地方上到底是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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