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合肥新城

    诸葛恪自东兴大胜取得威名后，越发觉得曹魏不过如此，由于司马氏篡取了魏国权力引发内部动荡，军力不稳，看来应该乘势进攻曹魏，继续扩大战果，从而在气势上占据主动，诸葛恪将目标对准了魏、吴争夺的焦点合肥新城。合肥新城是魏国前任扬州都督满宠于青龙年间在废弃了合肥旧城后修筑的一座军事要塞，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曹魏陆战的优势更好得防御吴国。因为合肥旧城位于南肥水岸边，东吴利用自己水师的特长可以轻松抵达合肥城下展开进攻。满宠将修筑合肥新城的地点更向魏国一方后撤，远离肥水（如图），这样吴军便不能在水军的策应下进攻合肥，而只能弃舟登岸深入魏境，在陆上与魏军进行较量，如此，曹魏一方陆战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不过，诸葛恪挟东兴获胜之余威根本没把曹魏的战略意图当回事儿，在东兴之战的第二年便准备起兵攻击魏国。

    对于诸葛恪的进攻计划，大多朝臣提出反对，认为东兴之战虽然取胜，但国力耗费，军士疲惫，眼下不宜主动挑起战争。然而诸葛恪却另有一番说辞，且以文告的形式晓瑜众人说：“敌国互相吞并，形同仇敌相互铲除。放任仇敌滋长势力，虽然眼前没有祸患，却把灾祸留给了后人，所以我辈不可不深谋远虑啊。过去秦国以关西的土地起家就能吞并六国，现在魏国的国土是秦国的数倍，而我们吴、蜀的土地还不及六国的一半。之所以今天我们能与魏国抗衡，是因为曹操时期的兵将至今已基本耗尽，而后来者还未长大成人，敌人兵少年少还不够强盛而已。司马懿擅杀曹氏宗亲又诛杀王凌，不久自己也殒命归西，其子司马兄弟羸弱却专任大权，虽有智谋之士却不得善用。现在征讨魏国，正是他们厄运到来之时。圣人所谓顺应时势，指的就是目前这样的状况。如果顺遂众人之请，怀着苟且偷安的想法，以为长江天险可以传世，却不考虑魏国的实际情况，只凭眼下形势而忽略掉曹魏日后的发展，这才是令我扼腕长叹的原因啊。现在很多人认为百姓还不富裕，应该先休养生息，这就是不考虑大危害却只顾及小勤勉的缘故。过去汉高祖刘邦拥有三秦之地后为什么不是闭关自守自得其乐，却要倾巢而出攻击西楚项羽呢？甚至身披重创，甲胄生虱，令将士们饱受艰难困苦，难道高祖非要大动干戈却不想过安稳日子吗？就是因为汉、楚必定势不两立的原因啊。每当看到荆邯劝说公孙述锐意进取以及家叔诸葛亮上表与敌人争锋的论述，我常常感到未然叹息，辗转反侧。在此，姑且向诸位聊表我愚陋之浅见，有朝一日我驾鹤西去，心中志向却未能实现，后世之人知我所忧，或许才会有更深刻的反思吧。”诸葛恪文中提到的荆邯劝说公孙述一事指的是，两汉交替之际，盘踞在益州的军阀公孙述称帝于蜀，偏安一隅。手下谋士荆邯劝公孙述不应只求自保，而要主动出川谋取天下，但公孙述没有采纳荆邯的意见，最终国破身死。至于诸葛恪提到的家叔诸葛亮向蜀主的上表应该说的是，诸葛亮写给后主刘禅的著名文章《出师表》，之后便开始北伐中原。现在诸葛恪引用这样两个例子就是要向大家表明，吴国不能只求偏安而不考虑长远，否则恐将落得国灭人亡的下场。要知道，诸葛恪自幼便以机敏善辩而著称，所以得到了孙权的赏识。现在一番话说出来，引经据典，老成谋国，显得有理有据，无可辩驳，一众大臣还有谁可与其争锋呢？于是众人只得三缄其口，尽管心里面总觉得不大对劲，可又拿不出像诸葛恪那样雄辩的观点，最终只好默认，对伐魏一事便再没有人提出异议了。丹阳太守聂友、会稽太守驸马滕胤都曾写信劝说诸葛恪不宜轻易发兵，但诸葛恪仍然以雄辩之词以及看似东吴不会失败的理由拒绝了二人的意见，显示出自己伐魏必胜的信心。

    魏嘉平五年（公元253年），诸葛恪发动吴国全境二十万兵力进犯魏国，任命滕胤为都下督，负责后方留守事宜。就在诸葛恪发兵前夕，吴国的友邦蜀国发生了一件蹊跷之事，时任蜀国大将军费祎在汉寿（今四川广元）举行宴会时不幸被降将郭循刺杀身亡。郭循本为曹魏西州（即凉州）地区的一名普通将领，在姜维攻打西平郡时被蜀军擒获，后主刘禅给了郭循一个左将军的位子，要说待遇可比在魏国高多了。然而郭循内心始终忠于曹魏，于是寻机准备刺杀刘禅，却总不能得手。之后便利用大将军费祎举办岁首大会，喝的酣畅沉醉之际将其刺杀，好歹算是刺死了一名蜀国的重要人物。当然，郭循在刺杀费祎后当场被擒，随即被杀。魏国为了表彰郭循的功绩追封其侯爵爵位，封号由其子承袭。没有人知道郭循的刺杀行为是出于自己对曹魏的赤胆忠心，还是曹魏早有安排，令郭循假装投降蜀国后伺机刺杀重要人物。按说郭循此前在魏国的名气并不大，曹魏安排这样一位无名之人诈降蜀国有意义吗？没想到郭循在蜀国得到的位子还不低，所以才能参与大将军费祎举办的这种高层宴会，但由此就说魏国早有预谋确实存在太大的偶然性。回头再看曹魏对郭循身后的封赏以及曹魏掌权者司马师阴狠的个性，说郭循的刺杀行动蓄谋已久似乎也有道理。总之，刺客郭循和被刺杀者费祎都已身死，这起事件很快成为了过去，曹魏感觉自己好像还占了些便宜。谁也不会想到，这起刺杀事件其实对历史走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首先是蜀国方面，费祎生前任大将军之职，全面掌握西蜀军政，姜维当时任卫将军，名位在费祎之下。费祎与前任大将军蒋琬都奉行修养生息的国策，所以蜀国十年间没有爆发大的战事，民力有所恢复。然而，姜维传承的是诸葛亮北伐中原的信念，现在费祎去世，蜀国军政归入姜维，可想西蜀又将开启连年征战的节奏，这对本就弱小的蜀国不得不说是沉重的负担，并直接对蜀国后期的国运产生影响。也正因为西蜀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才使得曹魏后来看到了机会。后世有人评论，郭循刺杀费祎还不如干脆刺死刘禅，这样对蜀国来说兴许是因祸得福呢，因为只要还是费祎掌权，西蜀的国力将可以继续恢复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而对东吴诸葛恪一方来说，费祎身死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现在掌控蜀国军权的换成了姜维，而姜维是要一心伐魏的，于是诸葛恪联络姜维共同在东、西两面出兵攻击曹魏，果然姜维答应了。

    有了西蜀的策应，诸葛恪更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嘉平五年四月，吴军人马在诸葛恪的率领下一路杀进了魏国的淮南郡，准备在当地大肆抢掠驱赶百姓，显然，吴国鬼子进村了。有人建议诸葛恪道：“如今我军深入敌境，当地百姓早已逃之夭夭，恐怕我军费力而徒劳。不如围困合肥新城这个战略要点，新城被困，魏军必然前来救援，等救兵到了，我军设计图之，必可大获全胜。”诸葛恪见属下说的有理，淮南百姓见鬼子来了，也早已坚壁清野东躲西藏起来，于是诸葛恪采纳下属之计，于五月间将合肥新城团团围住。诸葛恪这边围住了新城，姜维那边依照约定也出兵数万，开始进攻魏国南安郡境内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县）。面对吴、蜀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进攻，魏国大将军司马师问计于参谋虞松说：“如今东、西两面都有战事，两个方向的情况都十分紧急，将领们显得意志沮丧，怎么办呢？”虞松说道：“从前西汉的周亚夫坚守昌邑导致吴、楚联军不战自败，有些事情看上去弱而实际很强，不可不详察啊。如今诸葛恪带来全部精锐，足可肆意施暴逞强，可他却在新城坐等，想的是招魏军前来一战。如果吴军不能攻破城池，请战也会无人理睬，则军队士气低落身体疲惫，吴军必然自行撤走，我军将领不愿径直前往攻击，反而对明公是有利的。姜维虽握有重兵，与诸葛恪遥相呼应，但蜀军自有粮草匮乏，却在我方境内求取粮食，这就不是能持久作战的军队了。且蜀军认为我军已全力投入东方的战事，西方必定空虚，所以才敢径直深入我方境内。现在如果令关中各路人马日夜兼程急速奔赴前线，然后出其不意地向姜维发起进攻，估计蜀军大约就要撤兵了。”司马师听了虞松的分析之后非常赞许，于是命车骑将军郭淮、雍州刺史陈泰率领全部关中人马前去解狄道之围。当陈泰所部行至洛门时（今甘肃天水武山县），姜维的粮草便已耗尽，又闻郭淮同样率兵前来援救狄道，姜维只得退回到了陇西地界。看来虞松对蜀军的判断十分准确，姜维果然因粮尽退兵。而在东面战场，司马师同样按照虞松的建议先是命镇东将军，总督扬州军事的毌丘俭坚守城池、按兵不动，放任吴军攻打合肥新城。同时，皇帝又诏命已升任太尉的司马孚同样领军二十万奔赴淮南战场，随时准备在吴军懈怠之时发起攻击。

    这时守卫在合肥新城的是魏将张特。张特以前在镇东将军诸葛诞手下只是个牙门将，后来诸葛诞和镇南将军毌丘俭两人进行职务对掉，新任镇东将军毌丘俭便提拔张特做了守卫新城的主将。此时，张特在合肥新城的守军只有三千人，面对二十万来势汹汹的吴国兵马，张特毫不畏惧，开始顽强死守。冷兵器时代作战就是这样，并不是说哪一方人多就能迅速攻下城池。因为你人再多也就是把城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的，而真正实施攻击的也只能是最里面一层。由于古代作战不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和器械，能用的远距离武器就是强弓硬弩，还有更远一些的石车，这些武器装备也需要在距离敌人相对较近时才能发挥作用，所以里面一层打得再热闹，外面的人马也只能是干看着，基本帮不上什么忙。而如果遇到小而坚固的城池时，攻城一方反而可能花费更多的气力实施攻击，因为城小使得守军可以在局部集中更多的兵力进行防守，相反攻城一方在局部也只能是这么多人，再多了便无法展开。试想，攻城的都人挨人人挤人的，那还怎么展开进攻，混乱时自己人互相之间发生拥挤踩踏不说，也给守军增大了打击面，损失可能更大。当然，人多的一方毫无疑问具备优势，因为可以采用车轮战术，轮番攻城，和守城者拼的是消耗。当守城一方士卒逐渐减少，体力渐渐耗尽，还有更为关键的粮食所剩无几时，攻城者将最终取得胜利。现在，张特的三千守军在坚守了三个月后就面临着这样的窘境，城中死伤、生病的士兵已经过半。诸葛恪仗着人多，采取的就是轮番攻击，不让对方喘息的策略。尽管城内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但令诸葛恪感到郁闷的是，也不知从哪儿冒出这么个张特来，竟然一守就是三个月，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呐，搞得自己吴军的兵马同样损失不少。二十万人攻打三千守军的城池，三个月后还没攻下来，这让自视甚高的诸葛恪已经快要恼羞成怒了。于是诸葛恪命人堆起土山，加大攻城力度，向城内发射的矢石如雨点一般，眼看新城即将陷落。

    张特也明白，这样守下去，自己的人早晚拼光了还是会丢失城池，吴军的人马实在太多了。于是张特心生一计，派人传话给诸葛恪说：“我已无心再战，但魏国法律规定，被围超过百日而救兵未至者，虽然投降，其家属可以不治罪。新城受围至今已经九十多天了，城中本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经一半，虽然此城即将失陷，但还有一半人不愿意投降，我当劝说他们，辨别善恶真伪后，明天一早送出投降名单，请先把我的印绶拿去当作信物吧。”然后，张特便将自己作为守城将领的印绶投下城去，但吴军没要。不过此举还是让诸葛恪相信了，因为吴军的攻城部队也几乎到了极限，如果张特能投降，好歹这次出师拿下一座城池，诸葛恪有些挂不住的脸面还能找回来一些，所以吴军表示准降。准降？殊不知曹魏从司马懿开始就都学会了大忽悠，张特不过用的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罢了。张特转过头连夜拆下房梁木材等修补城墙破损之处，有些地方还加固了两层防护。等到第二天，张特登上城楼大声向吴军喊道：“我唯有战斗到死罢了！“吴军一听，我去，这他妈就是耍流氓呀！诸葛恪知道后简直都要疯了。愤怒的吴军被耍弄后再次发起猛攻，昼夜不停，然而依旧无法攻克。此时正值夏季，南方湿热，吴军已是疲惫不堪，各种疾病开始在吴军军营中蔓延开来。各营官吏每天都报上病亡人数，诸葛恪却认为是谎报，要杀掉那些谎报病情者，结果再没有人敢说话了。这时吴军因病因战伤亡众多，诸葛恪心中却想不出任何办法，又耻于攻城不下，忿恨之情常常溢于言表。将领朱异在军事上与诸葛恪发生抵触，诸葛恪立刻夺去他的兵权，驱逐其回建业待堪。都尉蔡林多次提出军事计策，诸葛恪却不能采纳，最后蔡林骑马逃走投降了魏国。曹魏看到吴国兵士至此已是疲惫不堪，于是司马孚率领的二十万人马开始向合肥新城逼近。七月，诸葛恪见攻城不下，援兵又至，只好领军退却，许多受伤生病的士卒流落在道路上，艰难地互相搀扶行走，甚至有些人困顿倒毙于沟中，有些人则被魏军俘获，整个吴军上下一片哀痛悲叹之声。而太傅诸葛恪却泰然自若，回去时在江中的小岛上住了一个月进行休养，还计划在浔阳地区开发田亩，吴国朝廷召他回去的诏书接连不断，诸葛恪这才悠哉悠哉地回到建业。从此诸葛恪在朝臣和百姓心中失去了威望，人们对他的怨恨之言越来越多，也为日后的祸患埋下伏笔。

    魏国在合肥新城保卫战中最终取得胜利，守将张特仿佛是从地缝中冒出来似的，之后除了张特因功受封列侯，做了安丰太守以外，史料中对张特再无任何记载。尽管曹魏在新城之战中获胜，但司马师看到，东吴短期内还有着相当的实力，不是能轻易战胜的，更不要说灭掉吴国了，于是魏国逐渐将目光西转，统一大业恐怕要从灭蜀开始了。而东吴经过此战后总算明白过味儿来，魏国的实力依旧强大，二十万人攻不下三千守军的新城，可见吴国的陆战攻城水平实在是不咋地。此后，吴国对曹魏再不能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隔江自保成为东吴最后近三十年唯一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