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七章 太庙建制与祭礼
景灵宫内的殿阁数不确切统计已过千间，这个规模仅次于汴京第一道观玉清昭应宫。
依照真宗皇帝以来的规定，每年的四孟日（即孟春、孟夏、孟秋、孟冬），皇帝都会带领宗亲大臣在景灵宫进行朝献。最近的孟夏也就是五月三日，哲宗赵煦就在景灵宫朝献过。
由于后来皇帝亲祭景灵宫的次数逐渐变得频繁，其祭祀仪礼的规模也在逐日扩大，最终发展成如今堪比太庙的国家仪礼，正式被纳入宋代礼制。
章淳一干官员在礼部官员的组织下，在天兴殿迅速祭祀完了太祖皇帝后，就直奔不远处的神宗偏殿，以次于太祖祭礼的规格又祭祀了一番，才启程自景灵东宫的东门处往东行去。
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里不仅有文武百官与仪仗禁军们，还有如赵明诚这等看热闹的吃瓜群众，队伍经过乾明寺与车辂院等地，才最终到达汴京内城东面的“太庙前门”。
太庙此处往南是观音院，往北，即后庙，也称为皇后别庙，暂时或长期奉祀“不可入太庙”的皇后们，与其南的太庙合称为“两庙”，成南北建制。
这是因为在太庙一帝、一后相配的礼制约束下，其余皇后只能另寻他处奉祀，大宋本着祭祀方便的缘故，则是直接在太庙后建了这个后庙用于祭祀未入太庙的历代帝后。
后庙基本上仿效太庙以西为上的建制与礼制，诸后庙室遵从自西而东、依次毗邻布局的礼制规范一一排列。
从后庙再向北去，则只须通过一条榆林巷，便可直接横插到旧曹门内的东西大街，即内城东西走向的御街。
目视着章淳等人进入太庙，限于太庙的森严礼制，如赵明诚这等百姓只能簇拥在庙外，隔着偌大的庙门，看着里面威严肃穆的祭祀景象。
若是俯瞰整个太庙，则可以发现其除了当中主殿外，东西各三间偏殿，共七间大殿。严格依照《礼记·王制》中所载的“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进行建设。
这话大体可以解释为，历代帝王为维护儒家的宗法制度，设立七庙以供奉七代祖先，其中太组之庙居中，左三昭，右三穆。父居左称为昭，子居右称为穆。
比如北宋，太祖就居中，二世太宗为昭，三世真宗为穆，如此往复至七代，形成七庙的格局。
其实古代帝王的宗庙分家庙和远祖庙，家庙即一般常说的太庙，而远祖庙则又称为祧庙。太庙中的神主，其中永不迁移、永享太庙的则叫做“不祧之主“。
一般来说，开国时期的太庙肯定神位不足七位，则会迁远祖进祧庙，到了后代帝王超过七代的时候，又会把除太祖等不祧之主外的帝王按照时间远近相继入祧庙中参与祖宗们的合祭，一直保持住太庙七代的礼制。
但没想到后世出了徽宗这个奇葩，不得不说艺术家的想法就是从来不被礼制所拘束。
赵佶这家伙上来就直接将太庙从祖宗之法的七庙扩容至九庙，之前的远祖也陆续被迁入其中，形成九世十室的格局，而且除了早逝的英宗与哲宗外，太祖以来的帝王都被徽宗列为“不祧之主”。
历朝历代的朝廷在确定“不祧之主”时都是相当正式与慎重的，经常要进行数次大的朝议，多番辩论之下，最终才能达成一致。
比如唐代，唐高祖和唐太宗的不迁地位就一直拖到了第九位皇帝唐代宗，于大历十四年才最终确定，可见不祧之主的条件苛刻。
相比之下，宋代却一反前朝严苛的评选，在确定不祧之主上就显得过于随意，比如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刚亲政不久，就让在他之前的三朝皇帝也就是太祖、太宗、真宗都获得了不迁的地位。
这一拍脑子的决定，让当时负责祭祀的官员苦不堪言，因为不祧之主就意味着祭祀的级别为大祀，这个级别需要的人力物力无疑是祭祀的最高等级，由此不仅加重了官员的负担，还造成了巨额的不必要开销。
话归正传，临时性的祭告一般是委以宗室之人代行，皇帝不会亲临。所以整个太庙的祭祀仪式是由德高望重的宗室主持，而不是由文臣宰辅代行，这次祭祀也一样，负责主持的是宗室中任观察使的赵仲硕。
祭祀用的是新鲜的牲牢，中庭上设宫架，殿上则有宫廷乐师伴奏，没有舞蹈，其间有乐师唱告词高歌，用的都是一些祭祀祷告的辞藻。
虽然场面宏大，但整个祭祀过程在赵明诚看来都比较无趣，身旁的人却都能津津有味，看来时代的割裂，还是深深影响了他。
这样一座小小的太庙，历朝历代却都能围绕它产生无数的争论，特别是涉及到兄终弟及或是宗室过继的时候，往往还伴随着杀戮，只因为一点，太庙某种意义上还代表着“正统”与“合法”！
就如同北宋后期，神宗、哲宗和徽宗父子三人都致力于制度的变革，大力推行新法，在礼仪制度上尤其是太庙这个特殊仪礼场所上，都有很多在时人看来是有违祖宗之法的大动作，这三位帝王的目的很明显也是为了争夺所谓正统的话语权。
自太庙祭礼结束，今天的官方庆典就宣告结束，赵明诚的小伙伴们都趁着难得的停课相约去不远处的妓馆找点乐子，有事要处理的赵明诚只能无奈的看着大家远去，调转方向去了编辑部。
太庙与后庙这两庙紧邻着东侧的景德寺，其寺前就是聂昌等人去的大型妓馆区，时人唤之为“桃花洞”，也不知道寺庙中的僧人如何能忍受对门就是烟花之地，这夜夜笙歌，晚上如何能安心常伴佛灯，在赵明诚想来，肯定有耐不住偷腥的。
ps：“天子七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除了上引《礼记·王制》和《礼记·礼器》外，在其他儒家典籍中也可以看到“天子七庙”的说法。如《谷梁传·僖公十五年》：“天子至于士皆有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
依照真宗皇帝以来的规定，每年的四孟日（即孟春、孟夏、孟秋、孟冬），皇帝都会带领宗亲大臣在景灵宫进行朝献。最近的孟夏也就是五月三日，哲宗赵煦就在景灵宫朝献过。
由于后来皇帝亲祭景灵宫的次数逐渐变得频繁，其祭祀仪礼的规模也在逐日扩大，最终发展成如今堪比太庙的国家仪礼，正式被纳入宋代礼制。
章淳一干官员在礼部官员的组织下，在天兴殿迅速祭祀完了太祖皇帝后，就直奔不远处的神宗偏殿，以次于太祖祭礼的规格又祭祀了一番，才启程自景灵东宫的东门处往东行去。
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里不仅有文武百官与仪仗禁军们，还有如赵明诚这等看热闹的吃瓜群众，队伍经过乾明寺与车辂院等地，才最终到达汴京内城东面的“太庙前门”。
太庙此处往南是观音院，往北，即后庙，也称为皇后别庙，暂时或长期奉祀“不可入太庙”的皇后们，与其南的太庙合称为“两庙”，成南北建制。
这是因为在太庙一帝、一后相配的礼制约束下，其余皇后只能另寻他处奉祀，大宋本着祭祀方便的缘故，则是直接在太庙后建了这个后庙用于祭祀未入太庙的历代帝后。
后庙基本上仿效太庙以西为上的建制与礼制，诸后庙室遵从自西而东、依次毗邻布局的礼制规范一一排列。
从后庙再向北去，则只须通过一条榆林巷，便可直接横插到旧曹门内的东西大街，即内城东西走向的御街。
目视着章淳等人进入太庙，限于太庙的森严礼制，如赵明诚这等百姓只能簇拥在庙外，隔着偌大的庙门，看着里面威严肃穆的祭祀景象。
若是俯瞰整个太庙，则可以发现其除了当中主殿外，东西各三间偏殿，共七间大殿。严格依照《礼记·王制》中所载的“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进行建设。
这话大体可以解释为，历代帝王为维护儒家的宗法制度，设立七庙以供奉七代祖先，其中太组之庙居中，左三昭，右三穆。父居左称为昭，子居右称为穆。
比如北宋，太祖就居中，二世太宗为昭，三世真宗为穆，如此往复至七代，形成七庙的格局。
其实古代帝王的宗庙分家庙和远祖庙，家庙即一般常说的太庙，而远祖庙则又称为祧庙。太庙中的神主，其中永不迁移、永享太庙的则叫做“不祧之主“。
一般来说，开国时期的太庙肯定神位不足七位，则会迁远祖进祧庙，到了后代帝王超过七代的时候，又会把除太祖等不祧之主外的帝王按照时间远近相继入祧庙中参与祖宗们的合祭，一直保持住太庙七代的礼制。
但没想到后世出了徽宗这个奇葩，不得不说艺术家的想法就是从来不被礼制所拘束。
赵佶这家伙上来就直接将太庙从祖宗之法的七庙扩容至九庙，之前的远祖也陆续被迁入其中，形成九世十室的格局，而且除了早逝的英宗与哲宗外，太祖以来的帝王都被徽宗列为“不祧之主”。
历朝历代的朝廷在确定“不祧之主”时都是相当正式与慎重的，经常要进行数次大的朝议，多番辩论之下，最终才能达成一致。
比如唐代，唐高祖和唐太宗的不迁地位就一直拖到了第九位皇帝唐代宗，于大历十四年才最终确定，可见不祧之主的条件苛刻。
相比之下，宋代却一反前朝严苛的评选，在确定不祧之主上就显得过于随意，比如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刚亲政不久，就让在他之前的三朝皇帝也就是太祖、太宗、真宗都获得了不迁的地位。
这一拍脑子的决定，让当时负责祭祀的官员苦不堪言，因为不祧之主就意味着祭祀的级别为大祀，这个级别需要的人力物力无疑是祭祀的最高等级，由此不仅加重了官员的负担，还造成了巨额的不必要开销。
话归正传，临时性的祭告一般是委以宗室之人代行，皇帝不会亲临。所以整个太庙的祭祀仪式是由德高望重的宗室主持，而不是由文臣宰辅代行，这次祭祀也一样，负责主持的是宗室中任观察使的赵仲硕。
祭祀用的是新鲜的牲牢，中庭上设宫架，殿上则有宫廷乐师伴奏，没有舞蹈，其间有乐师唱告词高歌，用的都是一些祭祀祷告的辞藻。
虽然场面宏大，但整个祭祀过程在赵明诚看来都比较无趣，身旁的人却都能津津有味，看来时代的割裂，还是深深影响了他。
这样一座小小的太庙，历朝历代却都能围绕它产生无数的争论，特别是涉及到兄终弟及或是宗室过继的时候，往往还伴随着杀戮，只因为一点，太庙某种意义上还代表着“正统”与“合法”！
就如同北宋后期，神宗、哲宗和徽宗父子三人都致力于制度的变革，大力推行新法，在礼仪制度上尤其是太庙这个特殊仪礼场所上，都有很多在时人看来是有违祖宗之法的大动作，这三位帝王的目的很明显也是为了争夺所谓正统的话语权。
自太庙祭礼结束，今天的官方庆典就宣告结束，赵明诚的小伙伴们都趁着难得的停课相约去不远处的妓馆找点乐子，有事要处理的赵明诚只能无奈的看着大家远去，调转方向去了编辑部。
太庙与后庙这两庙紧邻着东侧的景德寺，其寺前就是聂昌等人去的大型妓馆区，时人唤之为“桃花洞”，也不知道寺庙中的僧人如何能忍受对门就是烟花之地，这夜夜笙歌，晚上如何能安心常伴佛灯，在赵明诚想来，肯定有耐不住偷腥的。
ps：“天子七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除了上引《礼记·王制》和《礼记·礼器》外，在其他儒家典籍中也可以看到“天子七庙”的说法。如《谷梁传·僖公十五年》：“天子至于士皆有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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