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无关，部分年代采访
“没有市场，我们就创造出一个市场来！”据说原魔岩唱片创始人张培仁奉“滚石”之命开拓内地市场之前曾留下过这样一句“豪言壮语”。而他和贾敏恕等同伴后来真的凭借努力和毅力开创了中国摇滚最辉煌的五年。
事实是，从1992年“魔岩文化”（相关资料）成立到1996年张培仁回台湾，以“中国火”、“魔岩三杰”、“新音乐的春天”等旗号出现的乐队，如唐朝、张楚、窦唯、何勇，为中国摇滚留下了最经典的几张专辑和《姐姐》、《梦回唐朝》、《钟鼓楼》等脍炙人口的好歌。他们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演唱会更是至今为止中国摇滚唯一一次红馆开唱。而在这之后，尽管“魔岩”式微，但周韧、超载乐队、地下婴儿等乐队的唱片仍然被摇滚乐迷奉为经典。
那么“魔岩”和张培仁是如何改变中国摇滚的呢？他们究竟为中国摇滚带来了什么？网易娱乐与几位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的业内人士取得联系，由他们为我们揭秘那段已然尘封多时的光辉岁月。
丁夏：“魔岩”带来文艺复兴却造成过度开发
受访人介绍：丁夏，原《音像世界》编辑，曾负责被认为启蒙了一代人的“对话摇滚乐”栏目。
那是在1989年，张培仁开创了魔岩文化，在80年代一直处在不是太被关注的摇滚乐因为其小众的市场和欠缺承担制作摇滚乐的能力并未得到发展，只有一群充满表达欲的青年们，他们坚持自我，企图用音乐说出他们眼中所看到的真正的生活。这是中国摇滚乐的一场文艺复兴，而魔岩就是这场文艺复兴的带头大哥，而作为《音像世界》的编辑，丁夏见证了这一场声势浩荡的文艺复兴。
成立于90年代初期的魔岩唱片来自台湾，但它似乎是专门为打造BJ的摇滚乐而生的，丁夏回忆起那场热闹非凡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情绪高涨。“魔岩最成功，也是最让人称道的案例，就是打造了BJ的‘中国火’，在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它绝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他们取的‘中国火’这名字，真的还觉得蛮有前瞻性的。不过吊诡的是，中国的流行音乐并没有火，而是越做越温了，火的却是在别的方面：比如虚高的GDP，比如膨胀贪欲的人心。”
90年代是历史上做摇滚乐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这不仅开创了中国摇滚的新篇章，更让这帮做摇滚乐的人纯粹地享受了一番音乐盛宴。丁夏对自己活在某个价值体现的时刻，深感荣幸，“只有文艺的复兴，才能享受产业的繁荣。”
当时的BJ已经拥有了至少十几支成型的乐队，1989年张培仁来到BJ看到、听到这样一些乐队，倍感震撼。签约于内地当时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中国音像出版社的张楚；签约于大地的何勇；仍旧在黑豹乐队的窦唯，他们与这种台湾过来的鲜有体制互相吸引，于是中国摇滚应运而生。然而，在台湾，人们所看到的华语流行音乐就只是抒情和偶像这两种形式，摇滚乐作为在当时文化里欠缺的一部分，要解放音乐，魔岩最初作为滚石唱片的子唱片，自然运用的都是一套滚石常规的商业模式，可是被放大的市场在商业模式操作下显然无法得到高回报，因此在谈到魔岩运用商业模式推广中国摇滚乐的时候，丁夏说：“商业模式，它就是一把双刃剑。运作好了，它可以为对象发扬光大；运作坏了，就是今天流行音乐的现状。我们已经多少年了都听不到像‘中国火’那样具有震撼力的音乐了。商业模式，从短期考量，它往往能追求利益最大化、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从长远看，它的负面效果就是过度开发，缺乏高品质的持续性。”
或者说，那也是一个文化逐步积累的时代，如果没有魔岩引发的这场文化大爆炸，就没有后来的商业机制可言。然而，文化的本质即是帮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仅仅以一种娱乐的状态呈现出来。“在中国玩摇滚，注定会相对比较艰难，玩摇滚的人，应该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态。”丁夏至今仍然保持着一种朋克态度，在摇滚乐上保持死磕精神的他坚信中国摇滚乐的未来终究会越来越来，“唱片业的前景，是一个好坏的问题。盗版和MP3的确给唱片业的生存造成了重创，但是唱片作为音乐的一种载体，只要尚没有另一种比它音质更好的载体出现之前，它还是会存在下去。”
黄燎原：“魔岩”的宣传很先锋
受访人介绍：黄燎原，资深音乐推广人，曾任唐朝乐队和二手玫瑰乐队经纪人，策划过数十场摇滚演出和艾敬、陈琳等歌手的唱片。
在中国摇滚乐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魔岩来到了内地，他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气象，包括设计，而这在原来的内地是没有过的。于是，黄燎原颇为惊喜，因为做摇滚乐的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原来摇滚乐还可以做得这么艺术。
当魔岩尚未来到内地的时候，中国摇滚乐几乎还没正式开始。当时中国出来的歌手，大都来自电视台，而魔岩的到来，让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可以通过别的手段去实现其超前的完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从台湾来的罗忠建（音）把中国摇滚带入到一个可以打节拍器的时期。以前我们就是自己打拍子，而他是把节拍器带到了大陆。魔岩来了，这无疑是告诉了我们，原来乐队的工作可以策划，我们不用再一直继续做晚会歌手。”
在商业上开始大规模地推广摇滚乐，但魔岩和当时所有人最初的目的不是商业，而是为了理想。“我是做摇滚乐的，但我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概念。魔岩在商业上广泛地运用了衍生产品，有很多笔记本、明信片，我现在还留得有呢！人们觉得这个尝试非常新鲜，从我个人来讲，我也非常喜欢。因为我有收藏癖好，我比较喜欢有设计感的东西。”在当时，魔岩的宣传推广方式就跟内地区别甚大。同一个宣传文案，内地自己做的话或许就只是简单地用复印纸打印。而到了魔岩那边，他们则是将复印纸做成印刷品，比如信纸、套封，A4纸大小的硬壳包装，整个产品非常精致。
“在宣传方面，我们做的就是口口相传。那时候媒体不能用，也没有相关报道。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宣传摇滚乐。比如我们当时就说：这个人的歌马上就要被封了，现在再不听以后就没机会了。”然而魔岩在这方面的方式则完全相反，对比内地当时的宣传渠道，魔岩无疑是超前的，先锋的代表。黄燎原说，“1992年唐朝发片的时候场面非常火爆，他们的宣传令人咋舌。当时还是我帮滚石做的唐朝新唱片奖推广，在王府饭店，我代表凤凰卫视。当时有非常多的媒体过来报道，盛况空前。”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新鲜的产物，媒体们对此充满新奇感，从传媒角度上来说，这也的确成就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时，唐朝的老五获得了“最佳吉他手”，而唐朝更得到了“亚洲最佳金属乐队”的荣誉。
然而，魔岩走向没落始终在于他们没有对中国市场进行一个全面的考察，因此过高的期待值使得最终落到一个赔钱的结果。但从大陆的发展来看，魔岩推动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和进步。“当时版税是一个很超前的概念，人们在那时候还没完全领会其中的意思。于是大家完全避开了商业上的因素，彻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在谈到唱片公司运作的时候，黄燎原解释了一个唱片市场所涉及到的各种补救关系。“现在唱片公司做唱片是都不赚钱的，全球都是如此，但经纪公司是可以的。唱片公司要发展，只能发行一些唱片来推广歌手，做相关的演出来填补这一块指出。比如我最近看到盛大网络的一个‘微支付’，就是说你听下载，但你做一个小的支付，这是音乐产业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
王小峰：“魔岩”颠覆了内地审美也夸大了市场
受访人介绍：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在内地、香港和日本各类报刊上发表音乐类评论、访谈、随笔等文章近60余万字。
在90年代初期，对音乐并没有形成一个市场化概念的内地，实际上对音像制品的需求量非常庞大。普通的歌手可以保证自己销量在50、60万张，而稍优秀的歌手则能达到80万张乃至更多的好成绩，因此在当时的唱片业并不需要在宣传上计划费用，花，也是白花。王小峰真真切切地经历了那个时代，他看到了从磁带到CD的辉煌战绩，也看到了整个市场的经济复苏，音乐上的商业流程刺激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
“当时因为崔健的出现，港台开始关注内地的摇滚乐，他们很震撼，因为他们那里从来没有这样的音乐。”王小峰犀利地指出魔岩产生时台湾和内地的文化背景，“内地的听众则是习惯去听港台的歌曲，可90年代时已经开始出现台湾歌曲和内地歌曲的差别。必须承认当时内地的流行歌曲创作确实不如别人，但内地这个未开发的市场又急于要做，于是90年代初期，香港的大地唱片成为内地第一家唱片公司。”唱片公司的出现无疑是对以前所有的音像出版社套路进行了否定，国际音像、中国旅游音像等唱片发行公司渐渐被唱片公司食物链掉。王小峰告诉笔者，“台湾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他们过来发现了这个唱片界的不规范。于是他们过来挑选一些好的歌手来制作唱片，这个制作流程当然包括前期宣传、录音、后期推广。他们做这个宣传，他们知道怎么做。”为了诠释当时那种所谓的“不规范”，王小峰举例说，“音像出版社有一角色叫责任编辑，他们那时候定好一个选题（如同现在杂志编辑定好选题操作文章一样），然后找一些歌手围绕这个选题进行录音，然后一次性付完酬劳，从此再无瓜葛。”而台湾发现了内地这些唱片业的不规范，于是他们要来挑选一些好歌手做。
首先做起这件事情的就是魔岩。魔岩选择的口味和标准也全然颠覆了内地之前的审美，从一开始的唐朝、黑豹，再到魔岩三杰。一时间，中国摇滚乐被推到金字塔顶，一个个熠熠发光的名字炫耀在历史的舞台上。“在做‘中国火’的时候，魔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推广，然后促销。实际上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内地已经知道怎么做了，但内地不知道如何宣传，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时魔岩将‘中国火’做的很火。这其实就是商业，而所有的商业宣传都是噱头，台湾找到了一个很符合媒体宣传的计划，推广的案子必然就会成功。”
可是好景不长，时代变迁，音乐刺激了经济飞速发展，也会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盗版。
随着90年代的盗版出现，内地唱片市场在从前的操作模式不再受用。魔岩如此鼎盛的推广效应为何最终又走向了没落？王小峰从发展的市场说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商，如果投入一百万，回来十万，这就是赔，那么没有人会一直这么投下去。实际上，摇滚夸大了很多东西，并且这让人相信这个不存在的结果。何勇就是典型，他相信了这个结果，他觉得自己走到哪都能被人认出来，到哪都放他的歌，认为自己的音乐非常畅销，应该像王菲一样，但这是商业，必须要遵守规则。因为我当时也帮他们做过这些宣传，实际上，他们的三盘磁带，每个人的量都差不多是十五万盘，当时就是一个这样的市场。”王小峰说，在中国，崔健是一个特例，此外，黑豹因为当时有很多盗版，无法计算的销量让他们成为中国摇滚乐的两个例外。也就是说，其他的基本都是小众，放入市场，加上盗版的影响，也只能收获20、30多万盘的成绩。
1992年，中国才开始走上市场经济道路，转变就从这时候开始。过去是计划型的市场生产，由于国家制度的转变，开始转为市场型，唱片的生产量不再以固定量做，而是以市场估算决定。王小峰认为，这时候人们开始进入一个癫痫的市场经济时期，“中国从开始有唱片公司到现在，从来都没有一个好环境。在当时，所有的来保护唱片业发展的条件没有，中国的著作权法90年才开始颁布，在如何执行这个著作权法的细则，如何保护这方面就跟没有一样。”中国人都喜欢占小便宜，能花2块钱买盗版，绝不花20块钱买正版，无论如何，这样一些人对这个环境都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我们的时代直到互联网出现，盗版更是到达了最高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市场概念。80年代从事唱片业的工作者，他们脑子里都是计划公司，他们并不懂市场；然后到新的一批人，当他们知道怎么往市场做的时候，他们又没有操作经验，就是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但苦于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做。等他们慢慢学会了去总结这个经验，同时也准备做流行乐的时候又赶上了互联网。所以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音乐这一路走得非常艰辛，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唱片业可言的。”
“魔岩三杰”1994香港红磡演唱会片段，何勇在演出中感谢张培仁和贾敏恕为中国摇滚做出巨大贡献。
沈黎晖：“魔岩”的没落是唱片业没落的前兆
受访人介绍：沈黎晖，独立厂牌“摩登天空”创始人
80年代，内地由于文化相对比较闭塞，最早涉及音乐事业的音像出版社并没有编曲的概念，更没有承担摇滚乐制作的能力以及经验，因此最初的音乐工业制造也只是通过将港台的流行歌曲进行一次粗加工。魔岩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缺，他们有相对丰富的经验去操作。于是天时地利人和，魔岩把中国摇滚的一个趋势推了出来。步入20世纪，作为国内最大的摇滚乐厂牌，沈黎晖在摩登天空所投入的心血和努力众人可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承袭了魔岩的精髓，继续将中国摇滚乐推广下去。
沈黎晖从魔岩时代一个受到深远影响的摇滚青年，到现在摩登天空的负责人，这中间的历史故事恐怕只言片语是说不完的，而摩登天空对于沈黎晖来说，或许已经不只是当初的理想和爱好，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唱片业的领军者。“一个音乐厂牌的存在和价值，这不需要特定地去做什么，任何音乐厂牌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任何的传奇都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谈到厂牌的时候，他不再是清醒乐队的主唱，而是一个开拓者，这一面，他体现的是一种唱片业的专业。
在80年代末期，内地摇滚红火的是魔岩三杰，但是还有那么一批乐队也是保持清醒头脑做自己想要的音乐的，其中包括清醒乐队。在魔岩做出品牌之前，各个乐队已经经过了各自大约7、8年时间的沉淀。1994年，崔健、郑钧、唐朝、黑豹都相继出了自己的音乐作品，还有‘中国火’以及各类拼盘，无论如何，好几年的积淀使得品质都有了保证，而魔岩适时出现，所以中国摇滚乐的时机到了，魔岩这个导火线就此引爆内地音乐市场。“当时内地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音乐厂牌，他们是一个开创者。对我而言，中国摇滚就是从美院食堂的party开始的记忆。当时台上很乱，第一次见到吉他效果器，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一个新鲜和惊奇的事情。1986年的时候，工艺美校也有个摇滚乐队，翻唱U2和Sting，很神奇。魔岩成立，发行‘中国火’是台湾音乐人在内地做的仅有的几件正确的事情之一。当时内地只有音像出版社，魔岩来了之后，开启了一个造神运动。”
作为伯乐的唱片公司除了要发掘千里马，还要保持正常的运营。发展到现在的时代，如果还只是停留在做唱片的层面，估计非常困难，除非这是一张不可复制的唱片。魔岩本着以开放、创新的先锋姿态，永远与时代青年的独立创作者站在一起，以最具启发性和开创性反应时代的本能被大众所熟识，那么最后却步入没落，这是商业上的没落吗？沈黎晖说，“这不是魔岩的没落，而是唱片工业开始没落的前兆。而他们没有进化，仍旧停留在了那个年代。魔岩的确对中国摇滚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可是真正伟大的音乐家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其实不会想到钱。但对于投资音乐的人而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唱片工业将会并入到音乐工业，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所以，该干嘛干嘛。抱怨是没有用的。魔岩做的一切制造了摇滚神话，但这事儿本身并不是神话，而这些音乐人后来发现自己还生活在现实中。”
窦唯、何勇、张楚和唐朝乐队登上香港《号外》杂志封面，成为“中国摇滚巅峰”的写照
丁太升：魔岩很会造神，但中国摇滚缺少文化积淀
受访人介绍：丁太升（黑刀），摩登天空企宣总监
魔岩唱片是内地第一家以商业操作模式推广中国摇滚乐的唱片公司，这其中涉及到的企划宣传为它显赫的成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黑刀（丁太升）所说，张培仁的文案功夫相当了得，读完之后你如果不去听他所推荐的音乐，一定会觉得遗憾终生。而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摇滚乐唱片公司——摩登天空的宣传总监，黑刀正在做着跟张培仁当初相同的工作。热爱摇滚乐并以此为职业的他坦言自己受魔岩文化的影响深远，然而我们却无法预知，步入21世纪后的中国，中国摇滚乐是否会再掀波澜一如曾经那般灿烂年华，摩登天空是否会成为另一个“魔岩”。毕竟时代造英雄，但英雄却并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
作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音乐厂牌，魔岩无疑开创了中国摇滚的新纪元，之所以能做到，黑刀说这跟张培仁的独特眼光和大胆作风有关。“张培仁他本身的摇滚情结，和大公司背景，让他去做了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情，于是推动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当然，唐朝、黑豹和窦唯、张楚、何勇确实有他们独特的魅力和划时代的才华，魔岩所做的，就是大胆地把他们推了出来，并且取得了成功。”同样是从唱片公司的思考角度出发，黑刀已经非常明确自己在做什么，对他来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魔岩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国流行音乐产业的成分，虽然会让人刮目相看，但是大环境的垃圾音乐还是会大量存在。魔岩最擅长的大概是塑造英雄吧，通过英雄主义来塑造摇滚乐偶像，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但在其早期，确实推出了一定数量的好音乐。而且，魔岩的做法也确实对后来一些音乐人造成不小的影响，比如红星、摩登天空、嚎叫，这几家摇滚乐唱片公司很难说没有受到过魔岩的影响。”
隶属于超级唱片公司——滚石的魔岩唱片，在理念上，或许可以算是一家“独立”厂牌。在这个大炒Indie的年代，我们似乎不再敢轻易把这个词冠以称呼，一如黑刀所言，独立和和摇滚大概都需要一种姿态，如何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而他也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我可以理解什么是摇滚，但什么是独立音乐风格，我一直不太理解，而且indie这个词最近两年在中国好像被用滥了。可是，魔岩基本可以算是一个独立厂牌的，只不过，它必须还是要向滚石唱片负责，不能一直做赔本的买卖。”在那个年代，还是青春少年的黑刀听到了魔岩的歌曲，从此他走上一条摇滚的道路。“虽然现在从事唱片行业，也同样做摇滚乐企划和推广，但是对那个年代的历史实在没有高屋建瓴指手画脚的权利。当时听摇滚乐的大约都是和我一样的青春期的孩子吧，当然一些比我小的孩子对窦唯、张楚、何勇也是有感情的，可见对他们的影响之深。那时候做摇滚乐的人和现在的摇滚乐手虽然都同样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但还是有多区别的。读过姜昕写的《长发飞扬的日子》，那个小说对那时候的那些人有很清晰的介绍，张元的《BJ杂种》也很立体地记录下了那个年代的那些人。大浪淘沙，有些人可以留下，有些人会成为传奇，有些人最终会被遗忘。”
以摇滚乐队建立起的新音乐工业自1992年魔岩唱片的成立开始，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音乐浪潮。在魔岩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中国火”以在内地之前没有过的唱片公司商业模式运行，强烈地刺激了当时对于传统流行音乐温柔而保守的形式，以一种别开生面的热闹面貌呈现。黑刀说，这是魔岩对中国摇滚的贡献，而它在商业模式的推广就是使唐朝和魔岩三杰成为精神偶像，成为英雄。“张培仁善于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这些人的音乐，并通过大量主流媒体对这些音乐进行解读，放大，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这些独特的音乐，这些优秀的音乐人迅速成为了那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人）的偶像。魔岩的短暂辉煌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刺激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拔苗助长的负面作用。迅速而过度的商业化，使一些单纯的音乐人迷失了做音乐的初衷，甚至无所适从。”
尽管一直以开放、创新的姿态宣扬永远与时代青年的独立创作者站在一起，魔岩的确凭借最具启发性和开创性反应时代的本能，以先锋姿态被大众所熟识，但是最后却步入没落，的确，这应该是商业上的失败。“魔岩的没落，是商业上失败，也是文化上的失败。文化缺少积淀，过度开采，只能造成一瞬间的辉煌。毕竟当时中国摇滚乐刚刚起步，远不如张培仁在文案里面所宣扬的那么伟大和成熟。”
然而，摇滚乐的辉煌经过魔岩那个灿烂的时代后，一直有这样一群爱做梦，有理想并努力实践的人，他们在面对盗版猖獗、MP3泛滥的困难时，在中国唱片业前景暗淡的时候，依然爱摇滚乐，做摇滚乐。对于唱片业的未来，黑刀说：“摇滚乐这种艺术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定会存在，并且蓬勃发展。CD也好，MP3也好，只是介质的不同，人们总归会需要音乐，会消费音乐，只是消费的方式发生改变而已。唱片业或者音乐产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变革，如何发展，这需要整个产业人群共同面对和探讨。就摩登天空而言，我们仍会坚持制作好的音乐，也会加大力度发展现场音乐，我们认为这会是摇滚乐发展的一份方向。”
记者手记：魔岩三杰，你们还好吗？
（文/李小夕）我想再也没有一些人，能让你在每一次去看、去听，去想都感动到泪流满面。
最初知道的是张楚，喜欢他的质朴，从来没有听到一个歌手像他那样唱歌。还喜欢何勇的那股劲儿，似乎永远斗挥洒不尽，就是这么源源不断地喜欢聪慧的仿佛脑子里有无数想法的怪才。还有窦唯，他才华横溢，他自我，他不相信眼前这个绝对的世界，充满无穷魅力。那是魔岩三杰，他们留住了大部分人青春的记忆，也永久地以某个姿态留在了人们的光阴里。
谈到中国摇滚，张楚告诉我，那首奔走相告的《姐姐》或许正是跟改革开放的影响有着某种关系，这首歌表达了当时年轻人的一种对体制的不满，同时展现了他们对这种不满所要求改变的一种渴望。“当时其实很多人有这种感受，只是可能我先站出来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把那种感情诉求和高度理想化的东西用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在魔岩三杰鼎盛的时期，张楚的内心反而云淡风轻，“我当时没觉得是个鼎盛时期，就觉得是一个出发吧，一心想的是以后可以做得更成熟。那时候认为这会是自己音乐生涯中的一个改变，创造力方向可能会有一点改变，但那还是一个时代一个文化的一种表现，就现在的时代来说，创造力的方向已经不太一样了。”直到魔岩走向没落，整个音乐环境也大不相同，这时候张楚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开始明白做音乐要更开放，不能局限在一个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思维逻辑中。“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我要找到一种配合现实逻辑和自我认知的东西，这样做起来就会显得比较同步，整个人的感知和容纳的情况就会好起来。多了解中国实际的东西，也是对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比较积极的做法。这是让你去发现，而且真的是一个能力，还是需要时间的积淀吧。”
事实上，何勇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他直率的性格令人欣赏，可是他却告诉我，大家眼中的何勇是那个时代的，可啊现在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不同的时代不能用统一的标签。经历了他自己人生中的辉煌，也在魔岩灿烂一霎，现在何勇似乎更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现在回头看，感觉有点浪费，我觉得还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因为自己个性的原因和其他的原因拒绝了很多事情。”跟何勇聊天是让人感伤的，因为先前那个唱着《非洲梦》的单纯的快乐的同样也理想主义的他一直在脑海中萦绕。“如果只是我一个人不好，那就算了，如果全部都不好，这就证明有问题。我觉得我们当时可能走得太快，过去我们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经历了摇滚乐所谓的黄金期，但“黄金期”是表面的，我们都没有得到“黄金”。这个过程里你要去付出的实在太多，那种压力可以直接把你压垮。”
我不懂为什么只有人看到窦唯愤怒的一面，为什么这个天才的艺术家要展现自己最完美的一面时，总是不被看到。人们都在讨论他烧车，讨论他的私生活，我为窦唯抱不平！形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的窦唯说自己是在过老百姓的日子。“除了面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之外，满足于现状。知足常乐，同时降低点标准，我觉得自己现在还行，吃得饱穿得暖，咱也不开车。”那个意气风发的窦唯现在越走越远，让人读不懂他。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是他自己的，他只需要做自己。
王小峰：“魔岩”颠覆了内地审美也夸大了市场
受访人介绍：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在内地、香港和日本各类报刊上发表音乐类评论、访谈、随笔等文章近60余万字。
在90年代初期，对音乐并没有形成一个市场化概念的内地，实际上对音像制品的需求量非常庞大。普通的歌手可以保证自己销量在50、60万张，而稍优秀的歌手则能达到80万张乃至更多的好成绩，因此在当时的唱片业并不需要在宣传上计划费用，花，也是白花。王小峰真真切切地经历了那个时代，他看到了从磁带到CD的辉煌战绩，也看到了整个市场的经济复苏，音乐上的商业流程刺激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
“当时因为崔健的出现，港台开始关注内地的摇滚乐，他们很震撼，因为他们那里从来没有这样的音乐。”王小峰犀利地指出魔岩产生时台湾和内地的文化背景，“内地的听众则是习惯去听港台的歌曲，可90年代时已经开始出现台湾歌曲和内地歌曲的差别。必须承认当时内地的流行歌曲创作确实不如别人，但内地这个未开发的市场又急于要做，于是90年代初期，香港的大地唱片成为内地第一家唱片公司。”唱片公司的出现无疑是对以前所有的音像出版社套路进行了否定，国际音像、中国旅游音像等唱片发行公司渐渐被唱片公司食物链掉。王小峰告诉笔者，“台湾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他们过来发现了这个唱片界的不规范。于是他们过来挑选一些好的歌手来制作唱片，这个制作流程当然包括前期宣传、录音、后期推广。他们做这个宣传，他们知道怎么做。”为了诠释当时那种所谓的“不规范”，王小峰举例说，“音像出版社有一角色叫责任编辑，他们那时候定好一个选题（如同现在杂志编辑定好选题操作文章一样），然后找一些歌手围绕这个选题进行录音，然后一次性付完酬劳，从此再无瓜葛。”而台湾发现了内地这些唱片业的不规范，于是他们要来挑选一些好歌手做。
首先做起这件事情的就是魔岩。魔岩选择的口味和标准也全然颠覆了内地之前的审美，从一开始的唐朝、黑豹，再到魔岩三杰。一时间，中国摇滚乐被推到金字塔顶，一个个熠熠发光的名字炫耀在历史的舞台上。“在做‘中国火’的时候，魔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推广，然后促销。实际上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内地已经知道怎么做了，但内地不知道如何宣传，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时魔岩将‘中国火’做的很火。这其实就是商业，而所有的商业宣传都是噱头，台湾找到了一个很符合媒体宣传的计划，推广的案子必然就会成功。”
可是好景不长，时代变迁，音乐刺激了经济飞速发展，也会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盗版。
随着90年代的盗版出现，内地唱片市场在从前的操作模式不再受用。魔岩如此鼎盛的推广效应为何最终又走向了没落？王小峰从发展的市场说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商，如果投入一百万，回来十万，这就是赔，那么没有人会一直这么投下去。实际上，摇滚夸大了很多东西，并且这让人相信这个不存在的结果。何勇就是典型，他相信了这个结果，他觉得自己走到哪都能被人认出来，到哪都放他的歌，认为自己的音乐非常畅销，应该像王菲一样，但这是商业，必须要遵守规则。因为我当时也帮他们做过这些宣传，实际上，他们的三盘磁带，每个人的量都差不多是十五万盘，当时就是一个这样的市场。”王小峰说，在中国，崔健是一个特例，此外，黑豹因为当时有很多盗版，无法计算的销量让他们成为中国摇滚乐的两个例外。也就是说，其他的基本都是小众，放入市场，加上盗版的影响，也只能收获20、30多万盘的成绩。
1992年，中国才开始走上市场经济道路，转变就从这时候开始。过去是计划型的市场生产，由于国家制度的转变，开始转为市场型，唱片的生产量不再以固定量做，而是以市场估算决定。王小峰认为，这时候人们开始进入一个癫痫的市场经济时期，“中国从开始有唱片公司到现在，从来都没有一个好环境。在当时，所有的来保护唱片业发展的条件没有，中国的著作权法90年才开始颁布，在如何执行这个著作权法的细则，如何保护这方面就跟没有一样。”中国人都喜欢占小便宜，能花2块钱买盗版，绝不花20块钱买正版，无论如何，这样一些人对这个环境都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我们的时代直到互联网出现，盗版更是到达了最高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市场概念。80年代从事唱片业的工作者，他们脑子里都是计划公司，他们并不懂市场；然后到新的一批人，当他们知道怎么往市场做的时候，他们又没有操作经验，就是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但苦于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做。等他们慢慢学会了去总结这个经验，同时也准备做流行乐的时候又赶上了互联网。所以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音乐这一路走得非常艰辛，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唱片业可言的。”
事实是，从1992年“魔岩文化”（相关资料）成立到1996年张培仁回台湾，以“中国火”、“魔岩三杰”、“新音乐的春天”等旗号出现的乐队，如唐朝、张楚、窦唯、何勇，为中国摇滚留下了最经典的几张专辑和《姐姐》、《梦回唐朝》、《钟鼓楼》等脍炙人口的好歌。他们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演唱会更是至今为止中国摇滚唯一一次红馆开唱。而在这之后，尽管“魔岩”式微，但周韧、超载乐队、地下婴儿等乐队的唱片仍然被摇滚乐迷奉为经典。
那么“魔岩”和张培仁是如何改变中国摇滚的呢？他们究竟为中国摇滚带来了什么？网易娱乐与几位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的业内人士取得联系，由他们为我们揭秘那段已然尘封多时的光辉岁月。
丁夏：“魔岩”带来文艺复兴却造成过度开发
受访人介绍：丁夏，原《音像世界》编辑，曾负责被认为启蒙了一代人的“对话摇滚乐”栏目。
那是在1989年，张培仁开创了魔岩文化，在80年代一直处在不是太被关注的摇滚乐因为其小众的市场和欠缺承担制作摇滚乐的能力并未得到发展，只有一群充满表达欲的青年们，他们坚持自我，企图用音乐说出他们眼中所看到的真正的生活。这是中国摇滚乐的一场文艺复兴，而魔岩就是这场文艺复兴的带头大哥，而作为《音像世界》的编辑，丁夏见证了这一场声势浩荡的文艺复兴。
成立于90年代初期的魔岩唱片来自台湾，但它似乎是专门为打造BJ的摇滚乐而生的，丁夏回忆起那场热闹非凡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情绪高涨。“魔岩最成功，也是最让人称道的案例，就是打造了BJ的‘中国火’，在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它绝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他们取的‘中国火’这名字，真的还觉得蛮有前瞻性的。不过吊诡的是，中国的流行音乐并没有火，而是越做越温了，火的却是在别的方面：比如虚高的GDP，比如膨胀贪欲的人心。”
90年代是历史上做摇滚乐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这不仅开创了中国摇滚的新篇章，更让这帮做摇滚乐的人纯粹地享受了一番音乐盛宴。丁夏对自己活在某个价值体现的时刻，深感荣幸，“只有文艺的复兴，才能享受产业的繁荣。”
当时的BJ已经拥有了至少十几支成型的乐队，1989年张培仁来到BJ看到、听到这样一些乐队，倍感震撼。签约于内地当时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中国音像出版社的张楚；签约于大地的何勇；仍旧在黑豹乐队的窦唯，他们与这种台湾过来的鲜有体制互相吸引，于是中国摇滚应运而生。然而，在台湾，人们所看到的华语流行音乐就只是抒情和偶像这两种形式，摇滚乐作为在当时文化里欠缺的一部分，要解放音乐，魔岩最初作为滚石唱片的子唱片，自然运用的都是一套滚石常规的商业模式，可是被放大的市场在商业模式操作下显然无法得到高回报，因此在谈到魔岩运用商业模式推广中国摇滚乐的时候，丁夏说：“商业模式，它就是一把双刃剑。运作好了，它可以为对象发扬光大；运作坏了，就是今天流行音乐的现状。我们已经多少年了都听不到像‘中国火’那样具有震撼力的音乐了。商业模式，从短期考量，它往往能追求利益最大化、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从长远看，它的负面效果就是过度开发，缺乏高品质的持续性。”
或者说，那也是一个文化逐步积累的时代，如果没有魔岩引发的这场文化大爆炸，就没有后来的商业机制可言。然而，文化的本质即是帮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仅仅以一种娱乐的状态呈现出来。“在中国玩摇滚，注定会相对比较艰难，玩摇滚的人，应该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态。”丁夏至今仍然保持着一种朋克态度，在摇滚乐上保持死磕精神的他坚信中国摇滚乐的未来终究会越来越来，“唱片业的前景，是一个好坏的问题。盗版和MP3的确给唱片业的生存造成了重创，但是唱片作为音乐的一种载体，只要尚没有另一种比它音质更好的载体出现之前，它还是会存在下去。”
黄燎原：“魔岩”的宣传很先锋
受访人介绍：黄燎原，资深音乐推广人，曾任唐朝乐队和二手玫瑰乐队经纪人，策划过数十场摇滚演出和艾敬、陈琳等歌手的唱片。
在中国摇滚乐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魔岩来到了内地，他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气象，包括设计，而这在原来的内地是没有过的。于是，黄燎原颇为惊喜，因为做摇滚乐的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原来摇滚乐还可以做得这么艺术。
当魔岩尚未来到内地的时候，中国摇滚乐几乎还没正式开始。当时中国出来的歌手，大都来自电视台，而魔岩的到来，让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可以通过别的手段去实现其超前的完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从台湾来的罗忠建（音）把中国摇滚带入到一个可以打节拍器的时期。以前我们就是自己打拍子，而他是把节拍器带到了大陆。魔岩来了，这无疑是告诉了我们，原来乐队的工作可以策划，我们不用再一直继续做晚会歌手。”
在商业上开始大规模地推广摇滚乐，但魔岩和当时所有人最初的目的不是商业，而是为了理想。“我是做摇滚乐的，但我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概念。魔岩在商业上广泛地运用了衍生产品，有很多笔记本、明信片，我现在还留得有呢！人们觉得这个尝试非常新鲜，从我个人来讲，我也非常喜欢。因为我有收藏癖好，我比较喜欢有设计感的东西。”在当时，魔岩的宣传推广方式就跟内地区别甚大。同一个宣传文案，内地自己做的话或许就只是简单地用复印纸打印。而到了魔岩那边，他们则是将复印纸做成印刷品，比如信纸、套封，A4纸大小的硬壳包装，整个产品非常精致。
“在宣传方面，我们做的就是口口相传。那时候媒体不能用，也没有相关报道。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宣传摇滚乐。比如我们当时就说：这个人的歌马上就要被封了，现在再不听以后就没机会了。”然而魔岩在这方面的方式则完全相反，对比内地当时的宣传渠道，魔岩无疑是超前的，先锋的代表。黄燎原说，“1992年唐朝发片的时候场面非常火爆，他们的宣传令人咋舌。当时还是我帮滚石做的唐朝新唱片奖推广，在王府饭店，我代表凤凰卫视。当时有非常多的媒体过来报道，盛况空前。”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新鲜的产物，媒体们对此充满新奇感，从传媒角度上来说，这也的确成就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时，唐朝的老五获得了“最佳吉他手”，而唐朝更得到了“亚洲最佳金属乐队”的荣誉。
然而，魔岩走向没落始终在于他们没有对中国市场进行一个全面的考察，因此过高的期待值使得最终落到一个赔钱的结果。但从大陆的发展来看，魔岩推动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和进步。“当时版税是一个很超前的概念，人们在那时候还没完全领会其中的意思。于是大家完全避开了商业上的因素，彻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在谈到唱片公司运作的时候，黄燎原解释了一个唱片市场所涉及到的各种补救关系。“现在唱片公司做唱片是都不赚钱的，全球都是如此，但经纪公司是可以的。唱片公司要发展，只能发行一些唱片来推广歌手，做相关的演出来填补这一块指出。比如我最近看到盛大网络的一个‘微支付’，就是说你听下载，但你做一个小的支付，这是音乐产业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
王小峰：“魔岩”颠覆了内地审美也夸大了市场
受访人介绍：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在内地、香港和日本各类报刊上发表音乐类评论、访谈、随笔等文章近60余万字。
在90年代初期，对音乐并没有形成一个市场化概念的内地，实际上对音像制品的需求量非常庞大。普通的歌手可以保证自己销量在50、60万张，而稍优秀的歌手则能达到80万张乃至更多的好成绩，因此在当时的唱片业并不需要在宣传上计划费用，花，也是白花。王小峰真真切切地经历了那个时代，他看到了从磁带到CD的辉煌战绩，也看到了整个市场的经济复苏，音乐上的商业流程刺激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
“当时因为崔健的出现，港台开始关注内地的摇滚乐，他们很震撼，因为他们那里从来没有这样的音乐。”王小峰犀利地指出魔岩产生时台湾和内地的文化背景，“内地的听众则是习惯去听港台的歌曲，可90年代时已经开始出现台湾歌曲和内地歌曲的差别。必须承认当时内地的流行歌曲创作确实不如别人，但内地这个未开发的市场又急于要做，于是90年代初期，香港的大地唱片成为内地第一家唱片公司。”唱片公司的出现无疑是对以前所有的音像出版社套路进行了否定，国际音像、中国旅游音像等唱片发行公司渐渐被唱片公司食物链掉。王小峰告诉笔者，“台湾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他们过来发现了这个唱片界的不规范。于是他们过来挑选一些好的歌手来制作唱片，这个制作流程当然包括前期宣传、录音、后期推广。他们做这个宣传，他们知道怎么做。”为了诠释当时那种所谓的“不规范”，王小峰举例说，“音像出版社有一角色叫责任编辑，他们那时候定好一个选题（如同现在杂志编辑定好选题操作文章一样），然后找一些歌手围绕这个选题进行录音，然后一次性付完酬劳，从此再无瓜葛。”而台湾发现了内地这些唱片业的不规范，于是他们要来挑选一些好歌手做。
首先做起这件事情的就是魔岩。魔岩选择的口味和标准也全然颠覆了内地之前的审美，从一开始的唐朝、黑豹，再到魔岩三杰。一时间，中国摇滚乐被推到金字塔顶，一个个熠熠发光的名字炫耀在历史的舞台上。“在做‘中国火’的时候，魔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推广，然后促销。实际上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内地已经知道怎么做了，但内地不知道如何宣传，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时魔岩将‘中国火’做的很火。这其实就是商业，而所有的商业宣传都是噱头，台湾找到了一个很符合媒体宣传的计划，推广的案子必然就会成功。”
可是好景不长，时代变迁，音乐刺激了经济飞速发展，也会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盗版。
随着90年代的盗版出现，内地唱片市场在从前的操作模式不再受用。魔岩如此鼎盛的推广效应为何最终又走向了没落？王小峰从发展的市场说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商，如果投入一百万，回来十万，这就是赔，那么没有人会一直这么投下去。实际上，摇滚夸大了很多东西，并且这让人相信这个不存在的结果。何勇就是典型，他相信了这个结果，他觉得自己走到哪都能被人认出来，到哪都放他的歌，认为自己的音乐非常畅销，应该像王菲一样，但这是商业，必须要遵守规则。因为我当时也帮他们做过这些宣传，实际上，他们的三盘磁带，每个人的量都差不多是十五万盘，当时就是一个这样的市场。”王小峰说，在中国，崔健是一个特例，此外，黑豹因为当时有很多盗版，无法计算的销量让他们成为中国摇滚乐的两个例外。也就是说，其他的基本都是小众，放入市场，加上盗版的影响，也只能收获20、30多万盘的成绩。
1992年，中国才开始走上市场经济道路，转变就从这时候开始。过去是计划型的市场生产，由于国家制度的转变，开始转为市场型，唱片的生产量不再以固定量做，而是以市场估算决定。王小峰认为，这时候人们开始进入一个癫痫的市场经济时期，“中国从开始有唱片公司到现在，从来都没有一个好环境。在当时，所有的来保护唱片业发展的条件没有，中国的著作权法90年才开始颁布，在如何执行这个著作权法的细则，如何保护这方面就跟没有一样。”中国人都喜欢占小便宜，能花2块钱买盗版，绝不花20块钱买正版，无论如何，这样一些人对这个环境都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我们的时代直到互联网出现，盗版更是到达了最高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市场概念。80年代从事唱片业的工作者，他们脑子里都是计划公司，他们并不懂市场；然后到新的一批人，当他们知道怎么往市场做的时候，他们又没有操作经验，就是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但苦于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做。等他们慢慢学会了去总结这个经验，同时也准备做流行乐的时候又赶上了互联网。所以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音乐这一路走得非常艰辛，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唱片业可言的。”
“魔岩三杰”1994香港红磡演唱会片段，何勇在演出中感谢张培仁和贾敏恕为中国摇滚做出巨大贡献。
沈黎晖：“魔岩”的没落是唱片业没落的前兆
受访人介绍：沈黎晖，独立厂牌“摩登天空”创始人
80年代，内地由于文化相对比较闭塞，最早涉及音乐事业的音像出版社并没有编曲的概念，更没有承担摇滚乐制作的能力以及经验，因此最初的音乐工业制造也只是通过将港台的流行歌曲进行一次粗加工。魔岩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缺，他们有相对丰富的经验去操作。于是天时地利人和，魔岩把中国摇滚的一个趋势推了出来。步入20世纪，作为国内最大的摇滚乐厂牌，沈黎晖在摩登天空所投入的心血和努力众人可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承袭了魔岩的精髓，继续将中国摇滚乐推广下去。
沈黎晖从魔岩时代一个受到深远影响的摇滚青年，到现在摩登天空的负责人，这中间的历史故事恐怕只言片语是说不完的，而摩登天空对于沈黎晖来说，或许已经不只是当初的理想和爱好，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唱片业的领军者。“一个音乐厂牌的存在和价值，这不需要特定地去做什么，任何音乐厂牌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任何的传奇都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谈到厂牌的时候，他不再是清醒乐队的主唱，而是一个开拓者，这一面，他体现的是一种唱片业的专业。
在80年代末期，内地摇滚红火的是魔岩三杰，但是还有那么一批乐队也是保持清醒头脑做自己想要的音乐的，其中包括清醒乐队。在魔岩做出品牌之前，各个乐队已经经过了各自大约7、8年时间的沉淀。1994年，崔健、郑钧、唐朝、黑豹都相继出了自己的音乐作品，还有‘中国火’以及各类拼盘，无论如何，好几年的积淀使得品质都有了保证，而魔岩适时出现，所以中国摇滚乐的时机到了，魔岩这个导火线就此引爆内地音乐市场。“当时内地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音乐厂牌，他们是一个开创者。对我而言，中国摇滚就是从美院食堂的party开始的记忆。当时台上很乱，第一次见到吉他效果器，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一个新鲜和惊奇的事情。1986年的时候，工艺美校也有个摇滚乐队，翻唱U2和Sting，很神奇。魔岩成立，发行‘中国火’是台湾音乐人在内地做的仅有的几件正确的事情之一。当时内地只有音像出版社，魔岩来了之后，开启了一个造神运动。”
作为伯乐的唱片公司除了要发掘千里马，还要保持正常的运营。发展到现在的时代，如果还只是停留在做唱片的层面，估计非常困难，除非这是一张不可复制的唱片。魔岩本着以开放、创新的先锋姿态，永远与时代青年的独立创作者站在一起，以最具启发性和开创性反应时代的本能被大众所熟识，那么最后却步入没落，这是商业上的没落吗？沈黎晖说，“这不是魔岩的没落，而是唱片工业开始没落的前兆。而他们没有进化，仍旧停留在了那个年代。魔岩的确对中国摇滚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可是真正伟大的音乐家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其实不会想到钱。但对于投资音乐的人而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唱片工业将会并入到音乐工业，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所以，该干嘛干嘛。抱怨是没有用的。魔岩做的一切制造了摇滚神话，但这事儿本身并不是神话，而这些音乐人后来发现自己还生活在现实中。”
窦唯、何勇、张楚和唐朝乐队登上香港《号外》杂志封面，成为“中国摇滚巅峰”的写照
丁太升：魔岩很会造神，但中国摇滚缺少文化积淀
受访人介绍：丁太升（黑刀），摩登天空企宣总监
魔岩唱片是内地第一家以商业操作模式推广中国摇滚乐的唱片公司，这其中涉及到的企划宣传为它显赫的成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黑刀（丁太升）所说，张培仁的文案功夫相当了得，读完之后你如果不去听他所推荐的音乐，一定会觉得遗憾终生。而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摇滚乐唱片公司——摩登天空的宣传总监，黑刀正在做着跟张培仁当初相同的工作。热爱摇滚乐并以此为职业的他坦言自己受魔岩文化的影响深远，然而我们却无法预知，步入21世纪后的中国，中国摇滚乐是否会再掀波澜一如曾经那般灿烂年华，摩登天空是否会成为另一个“魔岩”。毕竟时代造英雄，但英雄却并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
作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音乐厂牌，魔岩无疑开创了中国摇滚的新纪元，之所以能做到，黑刀说这跟张培仁的独特眼光和大胆作风有关。“张培仁他本身的摇滚情结，和大公司背景，让他去做了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情，于是推动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当然，唐朝、黑豹和窦唯、张楚、何勇确实有他们独特的魅力和划时代的才华，魔岩所做的，就是大胆地把他们推了出来，并且取得了成功。”同样是从唱片公司的思考角度出发，黑刀已经非常明确自己在做什么，对他来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魔岩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国流行音乐产业的成分，虽然会让人刮目相看，但是大环境的垃圾音乐还是会大量存在。魔岩最擅长的大概是塑造英雄吧，通过英雄主义来塑造摇滚乐偶像，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但在其早期，确实推出了一定数量的好音乐。而且，魔岩的做法也确实对后来一些音乐人造成不小的影响，比如红星、摩登天空、嚎叫，这几家摇滚乐唱片公司很难说没有受到过魔岩的影响。”
隶属于超级唱片公司——滚石的魔岩唱片，在理念上，或许可以算是一家“独立”厂牌。在这个大炒Indie的年代，我们似乎不再敢轻易把这个词冠以称呼，一如黑刀所言，独立和和摇滚大概都需要一种姿态，如何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而他也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我可以理解什么是摇滚，但什么是独立音乐风格，我一直不太理解，而且indie这个词最近两年在中国好像被用滥了。可是，魔岩基本可以算是一个独立厂牌的，只不过，它必须还是要向滚石唱片负责，不能一直做赔本的买卖。”在那个年代，还是青春少年的黑刀听到了魔岩的歌曲，从此他走上一条摇滚的道路。“虽然现在从事唱片行业，也同样做摇滚乐企划和推广，但是对那个年代的历史实在没有高屋建瓴指手画脚的权利。当时听摇滚乐的大约都是和我一样的青春期的孩子吧，当然一些比我小的孩子对窦唯、张楚、何勇也是有感情的，可见对他们的影响之深。那时候做摇滚乐的人和现在的摇滚乐手虽然都同样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但还是有多区别的。读过姜昕写的《长发飞扬的日子》，那个小说对那时候的那些人有很清晰的介绍，张元的《BJ杂种》也很立体地记录下了那个年代的那些人。大浪淘沙，有些人可以留下，有些人会成为传奇，有些人最终会被遗忘。”
以摇滚乐队建立起的新音乐工业自1992年魔岩唱片的成立开始，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音乐浪潮。在魔岩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中国火”以在内地之前没有过的唱片公司商业模式运行，强烈地刺激了当时对于传统流行音乐温柔而保守的形式，以一种别开生面的热闹面貌呈现。黑刀说，这是魔岩对中国摇滚的贡献，而它在商业模式的推广就是使唐朝和魔岩三杰成为精神偶像，成为英雄。“张培仁善于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这些人的音乐，并通过大量主流媒体对这些音乐进行解读，放大，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这些独特的音乐，这些优秀的音乐人迅速成为了那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人）的偶像。魔岩的短暂辉煌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刺激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拔苗助长的负面作用。迅速而过度的商业化，使一些单纯的音乐人迷失了做音乐的初衷，甚至无所适从。”
尽管一直以开放、创新的姿态宣扬永远与时代青年的独立创作者站在一起，魔岩的确凭借最具启发性和开创性反应时代的本能，以先锋姿态被大众所熟识，但是最后却步入没落，的确，这应该是商业上的失败。“魔岩的没落，是商业上失败，也是文化上的失败。文化缺少积淀，过度开采，只能造成一瞬间的辉煌。毕竟当时中国摇滚乐刚刚起步，远不如张培仁在文案里面所宣扬的那么伟大和成熟。”
然而，摇滚乐的辉煌经过魔岩那个灿烂的时代后，一直有这样一群爱做梦，有理想并努力实践的人，他们在面对盗版猖獗、MP3泛滥的困难时，在中国唱片业前景暗淡的时候，依然爱摇滚乐，做摇滚乐。对于唱片业的未来，黑刀说：“摇滚乐这种艺术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定会存在，并且蓬勃发展。CD也好，MP3也好，只是介质的不同，人们总归会需要音乐，会消费音乐，只是消费的方式发生改变而已。唱片业或者音乐产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变革，如何发展，这需要整个产业人群共同面对和探讨。就摩登天空而言，我们仍会坚持制作好的音乐，也会加大力度发展现场音乐，我们认为这会是摇滚乐发展的一份方向。”
记者手记：魔岩三杰，你们还好吗？
（文/李小夕）我想再也没有一些人，能让你在每一次去看、去听，去想都感动到泪流满面。
最初知道的是张楚，喜欢他的质朴，从来没有听到一个歌手像他那样唱歌。还喜欢何勇的那股劲儿，似乎永远斗挥洒不尽，就是这么源源不断地喜欢聪慧的仿佛脑子里有无数想法的怪才。还有窦唯，他才华横溢，他自我，他不相信眼前这个绝对的世界，充满无穷魅力。那是魔岩三杰，他们留住了大部分人青春的记忆，也永久地以某个姿态留在了人们的光阴里。
谈到中国摇滚，张楚告诉我，那首奔走相告的《姐姐》或许正是跟改革开放的影响有着某种关系，这首歌表达了当时年轻人的一种对体制的不满，同时展现了他们对这种不满所要求改变的一种渴望。“当时其实很多人有这种感受，只是可能我先站出来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把那种感情诉求和高度理想化的东西用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在魔岩三杰鼎盛的时期，张楚的内心反而云淡风轻，“我当时没觉得是个鼎盛时期，就觉得是一个出发吧，一心想的是以后可以做得更成熟。那时候认为这会是自己音乐生涯中的一个改变，创造力方向可能会有一点改变，但那还是一个时代一个文化的一种表现，就现在的时代来说，创造力的方向已经不太一样了。”直到魔岩走向没落，整个音乐环境也大不相同，这时候张楚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开始明白做音乐要更开放，不能局限在一个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思维逻辑中。“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我要找到一种配合现实逻辑和自我认知的东西，这样做起来就会显得比较同步，整个人的感知和容纳的情况就会好起来。多了解中国实际的东西，也是对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比较积极的做法。这是让你去发现，而且真的是一个能力，还是需要时间的积淀吧。”
事实上，何勇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他直率的性格令人欣赏，可是他却告诉我，大家眼中的何勇是那个时代的，可啊现在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不同的时代不能用统一的标签。经历了他自己人生中的辉煌，也在魔岩灿烂一霎，现在何勇似乎更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现在回头看，感觉有点浪费，我觉得还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因为自己个性的原因和其他的原因拒绝了很多事情。”跟何勇聊天是让人感伤的，因为先前那个唱着《非洲梦》的单纯的快乐的同样也理想主义的他一直在脑海中萦绕。“如果只是我一个人不好，那就算了，如果全部都不好，这就证明有问题。我觉得我们当时可能走得太快，过去我们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经历了摇滚乐所谓的黄金期，但“黄金期”是表面的，我们都没有得到“黄金”。这个过程里你要去付出的实在太多，那种压力可以直接把你压垮。”
我不懂为什么只有人看到窦唯愤怒的一面，为什么这个天才的艺术家要展现自己最完美的一面时，总是不被看到。人们都在讨论他烧车，讨论他的私生活，我为窦唯抱不平！形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的窦唯说自己是在过老百姓的日子。“除了面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之外，满足于现状。知足常乐，同时降低点标准，我觉得自己现在还行，吃得饱穿得暖，咱也不开车。”那个意气风发的窦唯现在越走越远，让人读不懂他。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是他自己的，他只需要做自己。
王小峰：“魔岩”颠覆了内地审美也夸大了市场
受访人介绍：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在内地、香港和日本各类报刊上发表音乐类评论、访谈、随笔等文章近60余万字。
在90年代初期，对音乐并没有形成一个市场化概念的内地，实际上对音像制品的需求量非常庞大。普通的歌手可以保证自己销量在50、60万张，而稍优秀的歌手则能达到80万张乃至更多的好成绩，因此在当时的唱片业并不需要在宣传上计划费用，花，也是白花。王小峰真真切切地经历了那个时代，他看到了从磁带到CD的辉煌战绩，也看到了整个市场的经济复苏，音乐上的商业流程刺激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
“当时因为崔健的出现，港台开始关注内地的摇滚乐，他们很震撼，因为他们那里从来没有这样的音乐。”王小峰犀利地指出魔岩产生时台湾和内地的文化背景，“内地的听众则是习惯去听港台的歌曲，可90年代时已经开始出现台湾歌曲和内地歌曲的差别。必须承认当时内地的流行歌曲创作确实不如别人，但内地这个未开发的市场又急于要做，于是90年代初期，香港的大地唱片成为内地第一家唱片公司。”唱片公司的出现无疑是对以前所有的音像出版社套路进行了否定，国际音像、中国旅游音像等唱片发行公司渐渐被唱片公司食物链掉。王小峰告诉笔者，“台湾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他们过来发现了这个唱片界的不规范。于是他们过来挑选一些好的歌手来制作唱片，这个制作流程当然包括前期宣传、录音、后期推广。他们做这个宣传，他们知道怎么做。”为了诠释当时那种所谓的“不规范”，王小峰举例说，“音像出版社有一角色叫责任编辑，他们那时候定好一个选题（如同现在杂志编辑定好选题操作文章一样），然后找一些歌手围绕这个选题进行录音，然后一次性付完酬劳，从此再无瓜葛。”而台湾发现了内地这些唱片业的不规范，于是他们要来挑选一些好歌手做。
首先做起这件事情的就是魔岩。魔岩选择的口味和标准也全然颠覆了内地之前的审美，从一开始的唐朝、黑豹，再到魔岩三杰。一时间，中国摇滚乐被推到金字塔顶，一个个熠熠发光的名字炫耀在历史的舞台上。“在做‘中国火’的时候，魔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推广，然后促销。实际上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内地已经知道怎么做了，但内地不知道如何宣传，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时魔岩将‘中国火’做的很火。这其实就是商业，而所有的商业宣传都是噱头，台湾找到了一个很符合媒体宣传的计划，推广的案子必然就会成功。”
可是好景不长，时代变迁，音乐刺激了经济飞速发展，也会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盗版。
随着90年代的盗版出现，内地唱片市场在从前的操作模式不再受用。魔岩如此鼎盛的推广效应为何最终又走向了没落？王小峰从发展的市场说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商，如果投入一百万，回来十万，这就是赔，那么没有人会一直这么投下去。实际上，摇滚夸大了很多东西，并且这让人相信这个不存在的结果。何勇就是典型，他相信了这个结果，他觉得自己走到哪都能被人认出来，到哪都放他的歌，认为自己的音乐非常畅销，应该像王菲一样，但这是商业，必须要遵守规则。因为我当时也帮他们做过这些宣传，实际上，他们的三盘磁带，每个人的量都差不多是十五万盘，当时就是一个这样的市场。”王小峰说，在中国，崔健是一个特例，此外，黑豹因为当时有很多盗版，无法计算的销量让他们成为中国摇滚乐的两个例外。也就是说，其他的基本都是小众，放入市场，加上盗版的影响，也只能收获20、30多万盘的成绩。
1992年，中国才开始走上市场经济道路，转变就从这时候开始。过去是计划型的市场生产，由于国家制度的转变，开始转为市场型，唱片的生产量不再以固定量做，而是以市场估算决定。王小峰认为，这时候人们开始进入一个癫痫的市场经济时期，“中国从开始有唱片公司到现在，从来都没有一个好环境。在当时，所有的来保护唱片业发展的条件没有，中国的著作权法90年才开始颁布，在如何执行这个著作权法的细则，如何保护这方面就跟没有一样。”中国人都喜欢占小便宜，能花2块钱买盗版，绝不花20块钱买正版，无论如何，这样一些人对这个环境都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我们的时代直到互联网出现，盗版更是到达了最高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市场概念。80年代从事唱片业的工作者，他们脑子里都是计划公司，他们并不懂市场；然后到新的一批人，当他们知道怎么往市场做的时候，他们又没有操作经验，就是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但苦于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做。等他们慢慢学会了去总结这个经验，同时也准备做流行乐的时候又赶上了互联网。所以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音乐这一路走得非常艰辛，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唱片业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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