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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奇葩的娶亲风俗

    《梦粱录》里记载:“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

    新郎见状,赶忙请人代念《答拦门诗》:“从来君子不怀金,此意追寻意转深。欲望诸亲聊阔略,毋烦介绍久劳心。”

    同时一边念诗,一边散发红包,还一边将谷子、豆子、糖果、铜钱这些撒到门外,让围观的小朋友争抢。

    这一风俗至今还有所保留,只不过大部分转移到了男方这边而已。

    新娘过门,新郎撒豆谷,见于宋人高承编写的《事物纪原》。

    据说成婚当天,门口会有三煞拦阻新娘。

    具体是哪三煞呢

    答案就是乌鸡、青羊、青牛,三种动物变成的神煞。

    鸡吃五谷,牛羊吃草,汉唐古人娶亲,撒的是谷物和草料。谷物尚可,草料就太寒酸了,所以宋人改撒豆谷、糖果和铜钱,就像现在婚礼上撒喜糖一样。

    新娘花轿抬进门,傧相念诗,执事放鞭炮,吹鼓手滴滴答答奏起曲子,媒婆搀扶新娘下轿。

    按照北宋时中原地区的风俗,新娘双脚不能沾地,要踩着青色的地毯走进新房,坐在床上,等待婚礼仪式的到来。

    姑嫂、小孩和邻居老太太涌进新房围观,指手画脚品评新娘的坐姿。

    但是她们看不到新娘的长相,因为新娘的头脸一直被红盖头蒙着,只有在拜过天地以后才会被新郎揭开。

    拜天地没什么可说的,无非是新郎新娘披红挂彩,手里挽着同心结,在男女傧相的引导下一拜家庙,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拜家庙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列祖列宗的尊重,女傧相会用一根秤杆轻轻挑起新娘的盖头,让死去已久的祖宗们得以瞧见新媳妇的面容。

    拜完天地,新娘在新房里等着,新郎还要出来答谢宾客,参加婚宴,向长辈、亲友和女方宾客敬酒。

    欧阳修《归田录》提到一个非常好玩的风俗:“当婚之夕,以两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座。”

    婚宴上的新郎座位很特别,是两张背靠背的椅子,上面搭一张马鞍,让新郎跨坐在马鞍上喝三杯酒,完了还要经过女方宾客的三次邀请,新郎才可以下来。

    马鞍平搭在椅背上,寓意“平安”,新郎高高地跨在椅背上,寓意“高升”。

    事实上,寓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好玩,热闹,大伙捉弄捉弄新郎,婚宴气氛会变得很活跃很喜庆。

    这跟现代婚礼上司仪提一根细线,线尾拴一个苹果,让新郎新娘一起去咬,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

    同时,也不得不说,宋朝的婚姻观念也很有意思,因为唐宋之际,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发生了巨大变迁,所以有此带来了大家婚姻观念的转变。

    比如当时的宋人郑樵发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牒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宋代之前,士庶不通婚,社会等级的壁垒森严,入宋之后,士庶之间的界线已被突破,庶民可以通过科举晋身为士绅,通婚更不在话下了,“婚姻不问阀阅”乃是大势所趋。

    同时,宋代兴起的商品经济热潮,也正在重塑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从另一个方向推动了宋人婚姻观念的转变:不问阀阅,只问赀财。

    这一现象宋人也观察到了,例如当时的蔡襄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随其贫富。”

    同时代的郑至道也说,“今之世俗,将娶妇惟问资装之厚薄,而不问其女之贤否。”这种择偶观念,已经跟今天有点接近。

    不仅民间的婚姻风气如此势利,官员也未能免俗。

    如宋神宗元丰年间,屯田郎中刘宗古“规孀妇李财产,与同居”。

    更奇葩的是发生在真宗朝咸平五年的一桩事:两位当朝宰相向敏中和张齐贤,为争娶一位姓柴的寡妇,居然闹上公堂,打起了官司。

    原来这柴寡妇家产雄厚,向敏中和张齐贤之所以争破头,用程颐的话来说,无非“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

    要知道这在其他朝代,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大家以为宋朝人的生活观念守旧拘谨,但实际上他们开放得让人目瞪口呆。

    而这个事件的结局是,因为闹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所以两个宰相双双被降职,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张齐贤罢为太常卿。

    同时,在宋代最受女孩们欢迎的小哥哥,就是文举生了,这是其他朝代远不能比拟的,因此甚至衍生出了一种当时独特的风俗,那就是榜下捉婿。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举制度发展到宋代已经变得十分完善和严密。

    作为一种选拔官员的重要制度,也受到了统治阶层的空前重视。

    虽然在宋代,科举还并未成为进入仕途的惟一途径,但是想要在官场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考取功名就绝对是必要的了。

    不过,科举考试在宋代所起到的主要是积极作用,选拔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参与到官僚队伍中,而它的种种弊端则是明以后开始占据主导的。

    不过这不是本文探究的确,我们所要说的是,宋代的及第举人一旦中举后,可是能获得相当多的优越条件。

    例如一旦金榜题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马上接踵而至了。

    要知道,在唐代,取得功名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合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的,可到了宋代,完全不用,只要你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

    所以,宋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了压倒优势。就拿北宋时期的正、副宰相来说,科举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可以说,宋代士人在经过“十年寒窗”的艰苦努力之后,一旦科举登第,得到的将会是精神、物质两方面的超值回报。

    因此考取功名的士人在宋代社会中所受到的重视和推崇也是空前的。

    宋朝人评价一个家族的兴盛程度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家族有几个考中科举的男子和几个嫁给科举出身者的女子。

    虽然前一个标准是主要的,但是后者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文举生是当时最受女孩子们欢迎的职业。

    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女性出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走进另一个家庭,也不仅仅是个人角色从女儿到妻子的转变,她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担当联系两个家族的纽带。

    这一作用在当时人眼中是更加被重视的,宋代自然也不例外。

    因而为女儿选择理想的婚配对象常常是使父母伤脑筋的大事。

    不过,所谓的理想对象既不是女儿的个人意愿,也不是从女儿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亲从维系、发展家族的角度来考虑的。

    正因为上述原因,考中科举的士人就成了豪富之家选择佳婿的“抢手货”,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真的是“十年勤苦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

    其中“榜下捉婿”就是最为生动的例子。

    宋代在由皇帝担任主考官的殿试结束后,就要举行唱名仪式,此时便是“金榜”之上的“题名”见分晓的时刻。

    而且其间会赐予袍、笏,这叫做“释褐”,表示已经脱离平民,步入仕途,正所谓“前日秀才,今日官人”。

    唱名结束后,便是“期集”,也就是新及第举人的宴会活动。

    不过,唱名和期集不在一处,这就为“择婿”者提供了条件。

    从唱名地点到期集所这段路程就成了“择婿”的地点,豪家贵邸竞相在此观望这些新及第的士人,从中挑选自己满意的人选,行情好时,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

    宋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可谓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在当时就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笑谈。

    甚至在科场选婿者,不乏“饥不择食”者,将习俗所重视的阴阳吉凶、家世背景等都抛之脑后,甚至是这位新及第进士是否还是单身都来不及考虑。

    曾有一个新及第的年轻举人,体貌亦不凡,为一权势之家看中,其家便派出十多个壮丁将青年簇拥至其家,该青年既不拒绝,也不逃避,而是欣然而往。

    不多时,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来到青年面前,问道:“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丑陋,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

    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辞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怎么样?”

    围观众人见状哄堂大笑,随即散去。

    有时年龄也是可以不考虑的。有一个叫韩南老的人,考中了进士,很快便有人来向他提亲,他并未拒绝,而是作了一首绝句“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现实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而且“捉婿”成功者不少是政府中的高官。

    宋真宗时,范令孙登甲科,当时的宰相王旦立刻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即使品质有问题也是可以忽略的。

    还是真宗时,有一个叫高清的进士,人品和声誉都很差,但是他刚登科,宰相寇准就马上把兄弟的女儿嫁给了他。

    不仅如此,这位寇氏死后,宰相李沆又以自己的女儿做了高清的继室。

    当时就有人形容这些既登科又娶宰相女的人是“天子门生宰相婿”。

    不过,宋代的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少不媚权势者。高宗时着名的“六贼”之一的蔡京就曾在“榜下捉婿”方面受挫,他曾想把女儿嫁给刚登进士第的傅察,傅察却以沉默来抗拒。

    为了笼络住自己中意的对象,有权势、家财丰厚者还会以钱财或仕途前景作诱饵来引诱士人上钩。

    宋仁宗时,颇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叔父张尧佐看中了刚及第的冯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并冒称是皇帝的旨意,还摆出了丰厚的嫁妆,而冯京只是“笑不视,力辞”。

    “六贼”中的另一位朱勔在洪皓等待第三轮考试——殿试时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洪皓谢绝了他。

    登第后,朱勔再次向洪皓请婚,而且送给他大量的钱财,并许以显官,不过洪皓依旧是坚决拒绝了这门婚事。

    当时还流行一种给男方的所谓的“系捉钱”,为钓到“进士婿”,有的富商甚至会拿出千余缗的“系捉钱”来诱惑,自愿上钩者亦有不少。

    当时就有官员严厉地批评这种“论财娶妻”的登科进士道“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名挂仕版,身被命服,不顾廉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

    并进而论断这种人是“天资悲陋,标置不高”,而且指出刚及第释褐就做出此种“污行”,以后踏上仕旅肯定也会是贪赃枉法之徒。

    “榜下捉婿”其实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宋代的婚姻观念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从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于门阀制度盛行,婚姻对象的选择是有着严格的门第限制的。

    到唐中后期门开始衰落,经历五代,到宋代,门第观念已经淡薄。

    上述故事中提到两个择婚的标准,一个是个人才能,一个就是钱财,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则与宋代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因而,对于宋代此种婚姻观念的评价应该辩证地看,较之前代的门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不过对于后世的论财婚而言也可谓是一种滥觞。

    好了,对于咱们来说,什么榜下捉婿和争寡妇,不过都是笑料而已,因为都早已过去了,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付之一笑,咱们还是继续正文,说唐三藏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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