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五章 体味死亡的证明
“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
这那里是怪，分明是作者于纷乱俗世中顿彻人生，在幻想王国里实现了自身内心狂欢的再现。
这狂欢中，有处世的荒唐、坐标的失陷，更有生存意义的幻灭、生存价值的否定。
最终于心灵涤荡下的感思只是“生虽可乐”而“死必不伤”这一人生之“大丑”境界。
这是个“怪”的死亡，却道出了人的悲剧性。个个精怪皆畸形，处处怪行皆鄙陋。
污秽、畸表、鄙陋、卑劣充斥故事的字里行间，彰显着人生的悲苦、境遇的荒诞。
文中“得镜”、“失镜”攸忽之间，更给人一种命运无法把握之感，人生皆是丑恶之叹！
佚名的《补江总白猿传》描写南朝梁将欧纥寻找被大白猿盗取的妻子，众人设计，最终杀猿救妻。
这篇小说虽以欧纥为主要人物，写寻妻、救妻事。
但从审丑眼光来审视小说，此文章闪光之处则在于：成功地刻画了“大白猿”这一精怪“丑”形象。
它不但面貌丑“遍体皆如铁”，“旦盥洗蓍帽，加百袷，被素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
而且行为鄙劣，“饮食无常，喜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夜就抢掠妇人三十多人，诸床嬲戏”。
这样一个形貌丑陋、行为鄙劣的丑怪，世人皆欲杀之而后快。于是欧阳纥利用其弱点缚而杀之。
然而通读文章之后，并没有给读者一种除患得妻的快感与欢娱，留下更多的则是一种审丑后的复杂情感。
猿怪有气节，当它被刺脐，血射如注时，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这是一种在命运面前不屈不折的气魄。
它藐视刽子手，渺视死亡，流露一种死而不惧、畅然休味生死的痛快。
它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丑怪，在即将死去的时刻，它仅乞求仇敌“妇已孕，勿杀其子”。
文章末尾留下的是一股萧萧然的苦涩味道。
妇人回忆猿怪生前的感慨：“今岁木落之初，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
“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若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
这是一种命运的悖论，一种在已知命运面前企图避免而终究无法回避的悲剧。
文章以“丑”开始，以“丑”终结，通篇文章给人一种既丑更悲、既让人鄙夷又惹人崇敬、既滑稽可笑又悲痛苦楚的深刻而又复杂的审丑感受。
李复言《定婚店》是一篇有关“月下老人”的小说。“月下老人”在后世的演变发展中，渐被编入神系，然而在早期，他却是一个“幽吏”，操“幽冥之书”，“掌人生之事”。
《定婚店》便是最早记载此传说的小说。
这个持幽冥之书的老人告诉韦固，他的妻子是“店北卖菜陈婆女”。
韦固看到未来的妻子竟是“三岁女，弊陋亦甚”后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天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骂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妇必敌。
苟不能娶，即声妓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妪之陋女。”于是顾奴仆杀彼女。“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
多年后，韦固终娶貌美十六七女子，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其妻却正是当年那三岁陋女。
整篇小说，以“倚布囊”、“向月检书”、缠青年男女脚裸而配婚的老人、觅妻、杀陋女，最终韦固逃不脱婚定而娶陋女的线索，编织了幽默、滑稽而又温清神秘的故事情节。
它揶揄了世人意欲抗逆命运而做的种种丑恶行为，更彰显了“宿命”这个肆意践踏人、不容反抗之人生“大丑”。
《聊斋志异·画皮》：这篇小说写狞鬼画皮，伪装美女，王生贪色，遂遭挖心之祸，后来道士收鬼、疯颠乞人使之起死回生的故事。
小说中，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
铺人皮于榻上，执采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对于贪色的王生，“坏寝门而入”“裂生腹，掬生心而去”。
这是一个面目丑陋的恶鬼，更是一个不讲情义的厉鬼，视之让人心生恐惧。
然而，作者刻画这样一个鬼形象，并不是着意于让人害怕，而是告诫世人如何明辨是非真伪。
美貌如花的女子实为取人性命的恶鬼，形容丑陋的乞丐则是救人活命的真人。
“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世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
丑的并非必为恶，善者也不必要皆为美！
至于中国古代鬼怪小说的审丑意义的话
首先，鬼怪小说，完善主体感性之必需。
比如高小康先生在分析雨果的“卡西摩多”和罗丹雕塑中的老妓女“欧米哀尔”时指出。
潜藏在这两个在道德意义上完全相反的人物背后，有一种共同的意蕴：“对一切人命运的普遍关怀。”
“当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人道主义精神深入艺术观念时，审美趣味便同传统的‘美’产生了分歧。”
“我们知道，传统的‘美’被认为是合目的性的表象，这意味着‘美’具有道德上的理想性，一个‘美’的形象应当包涵着‘善’的意蕴。”
“而近代人道主义所关怀的恰恰不是理想的、完美的人性，而是普遍的、不完美的人性。”
“卡西摩多作为‘心灵美’的象征时，他的外貌的丑陋便成为无意义的偶然：好人未必都是丑八怪。”
“但他作为普遍的人性关怀意蕴的表现时，所具有的是一种必然性：他和欧米哀尔一样，都是通过丑陋的形象显出对一切人的普遍关怀。”
“在这个意义上，‘丑’没有转化为‘美’而是替代、涵盖了‘美’——艺术家通过这些丑陋的形象告诉人们，只爱美的人性是不完整的人性。”
的确，人不仅需要“美”，更需要“丑”，没有“丑”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美”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追求美、感受美是人的感性能力的一面，如果缺失了感性的另一面——审丑，人的感性天平就会倾倒。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讲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书法艺术中则有草书一派，到明清时，艺术甚至以“病、漏、老、瘦、丑”为上乘之境，这都说明人潜意识中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需要审丑的。
鬼怪小说是人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展现，所写的现实的不完整、人性的不完善、生存的有限性都在警示着人们：所生存的世界难免有“丑恶”一面。
人确实不能否认世界有不完整的一面，丑的存在是对尽善尽美的幻想的否定。
人间诚然有美好的爱情、至深的亲情、温暖的友情，同时又不免会有丑陋的面容、恶毒的想法、卑劣的行为、痛苦的体验、死亡的归宿。
质言之，世界是复杂多样的复合体，一切现实地存在之物，都有其存在之缘由。
人是崇实而求真的存在者，艺术是真理的感性显现，只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不会否认丑、恶现象有存在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多篇幅的鬼怪小说，就以艺术实践的形式诉说着这样一个真理：完整的人的感性心理，如若只能审美而不能审丑无疑是不完善的！
康德说：“理想的美”应当是一种于人无利害关系的事物。
然而，在实际的审美活动中，人们却总是倾向于把于自己有利的，善的东西称之“美”。
比如：象征着人的生命力的东西被认为是美的；能够体现人于自然面前强大、自信的东西也被认为是美的而于人无利的甚至是有害的东西，显现了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事物统统被认为是丑的。
这与康德关于“理想的美”的说法是不相符合的。因此我认为，人一直想要企及的理想境界不宜于称之为“最高的美”，而应当叫做“感性的神妙之境”。
这“感性的灵妙之境”理当为美与丑的历时性辩证统一与共时性情感呈现。
然而，历代的西方美学家们，所强调的多半是对“美”的一味追求，“丑”的现实存在与艺术表现则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遮蔽了。
而实际上，人们在感性要求完整的内驱力推动下，还是每每不自觉地对“丑”予以关注、审视乃至于苦思之和表现之。
美学史上每一次突破了传统审美标准的艺术怪相、非理性美学思潮，都或多或少是审“丑”意识的一种涌动，就中国古代的鬼怪小说来说，一个个作品所呈现的就是某种“本真启蔽的灵境”。
向死而生，体验悲苦意识
从“丑即生命的消蚀”说到鬼怪小说的审丑的意义
“人从呱呱落地之日起，就套上了时间的紧箍咒，人生的变化是从死亡的地平线上展开。因而丑也是死亡本身的象征，是死亡可憎的面孔，是人之大限或迟或速的预告。从这个角度讲，丑的本质也是人类秉性中终极的标志之一，而且是人类精华之一种。”
然而，由古及今，对于人类而言，“衰老”和“死亡”都是可怕、丑恶和鄙陋的。
人们宁愿通过一切方式来让内心暂时忘却它，每一个为了某种信念而生存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在实践活动中遵循着趋利弊害、趋生弊死、趋善弊恶、趋美弊丑的潜准则。
作为人类精神食粮的“艺术”当然更是承担此重任，成了一位惯唱赞美诗的和善使者。
然而，随着人类心智的成熟、社会现实的影响，尤其是近几个世纪来多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人逐渐意识到了一味的“善”、“美”。
并不是人类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人类在惯常的美善温暖安乐窝里竟越来越脆弱，在面对现实生存中不可避免的灾难时越来越缺乏内心抗害的免疫力。
于是，重视人在现世的“丑恶体验”、“死亡体验”的艺术与哲学出现并流行起来了，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尼采、萨特、加谬、弗洛伊德、福柯等人的哲学以及标榜混乱、丑恶、虚无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成了主流。
我国文界、学界亦对此作出呼应，以体验悲苦意识为主的文潮、思潮一时间成了热点。
在这种盲目的回应中，似乎很少有人回头寻根，找寻我们民族自身文化积淀中早已蕴涵的类似文化潜质。
事实上，我们“华夏”这个早熟的民族，在多灾多难的历史磨砺中早已体认到了这一点。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对于“衰老”、“死亡”的体验。
最突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对时光流逝的感伤。
纵览古典诗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诗人感怀光阴稍纵即逝、生命短暂无常之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便传达了这样一种无限惋惜与莫名恐惧的情感。
然而要更全面地寻味中国古人对“死亡”的体验与感悟，则需要进入到古代的小说中去了。
黄应全先生认为：“中国文人心灵过于敏感并因而过于脆弱，承受时光流逝的绵绵愁绪已经勉为其难，让他们直接面对纯粹的虚无，将会使他们肝肠寸断，不复为人，因而他们往往本能地逃避死亡体验。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中，很难找到直接描写作者死亡体验以及由之而来的人生震颤的例子。”
当然，作者菌认为，这看法有点绝对了，因为中国古代鬼怪小说的存在就是一个“文人有意体味死亡”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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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那里是怪，分明是作者于纷乱俗世中顿彻人生，在幻想王国里实现了自身内心狂欢的再现。
这狂欢中，有处世的荒唐、坐标的失陷，更有生存意义的幻灭、生存价值的否定。
最终于心灵涤荡下的感思只是“生虽可乐”而“死必不伤”这一人生之“大丑”境界。
这是个“怪”的死亡，却道出了人的悲剧性。个个精怪皆畸形，处处怪行皆鄙陋。
污秽、畸表、鄙陋、卑劣充斥故事的字里行间，彰显着人生的悲苦、境遇的荒诞。
文中“得镜”、“失镜”攸忽之间，更给人一种命运无法把握之感，人生皆是丑恶之叹！
佚名的《补江总白猿传》描写南朝梁将欧纥寻找被大白猿盗取的妻子，众人设计，最终杀猿救妻。
这篇小说虽以欧纥为主要人物，写寻妻、救妻事。
但从审丑眼光来审视小说，此文章闪光之处则在于：成功地刻画了“大白猿”这一精怪“丑”形象。
它不但面貌丑“遍体皆如铁”，“旦盥洗蓍帽，加百袷，被素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
而且行为鄙劣，“饮食无常，喜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夜就抢掠妇人三十多人，诸床嬲戏”。
这样一个形貌丑陋、行为鄙劣的丑怪，世人皆欲杀之而后快。于是欧阳纥利用其弱点缚而杀之。
然而通读文章之后，并没有给读者一种除患得妻的快感与欢娱，留下更多的则是一种审丑后的复杂情感。
猿怪有气节，当它被刺脐，血射如注时，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这是一种在命运面前不屈不折的气魄。
它藐视刽子手，渺视死亡，流露一种死而不惧、畅然休味生死的痛快。
它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丑怪，在即将死去的时刻，它仅乞求仇敌“妇已孕，勿杀其子”。
文章末尾留下的是一股萧萧然的苦涩味道。
妇人回忆猿怪生前的感慨：“今岁木落之初，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
“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若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
这是一种命运的悖论，一种在已知命运面前企图避免而终究无法回避的悲剧。
文章以“丑”开始，以“丑”终结，通篇文章给人一种既丑更悲、既让人鄙夷又惹人崇敬、既滑稽可笑又悲痛苦楚的深刻而又复杂的审丑感受。
李复言《定婚店》是一篇有关“月下老人”的小说。“月下老人”在后世的演变发展中，渐被编入神系，然而在早期，他却是一个“幽吏”，操“幽冥之书”，“掌人生之事”。
《定婚店》便是最早记载此传说的小说。
这个持幽冥之书的老人告诉韦固，他的妻子是“店北卖菜陈婆女”。
韦固看到未来的妻子竟是“三岁女，弊陋亦甚”后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天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骂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妇必敌。
苟不能娶，即声妓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妪之陋女。”于是顾奴仆杀彼女。“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
多年后，韦固终娶貌美十六七女子，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其妻却正是当年那三岁陋女。
整篇小说，以“倚布囊”、“向月检书”、缠青年男女脚裸而配婚的老人、觅妻、杀陋女，最终韦固逃不脱婚定而娶陋女的线索，编织了幽默、滑稽而又温清神秘的故事情节。
它揶揄了世人意欲抗逆命运而做的种种丑恶行为，更彰显了“宿命”这个肆意践踏人、不容反抗之人生“大丑”。
《聊斋志异·画皮》：这篇小说写狞鬼画皮，伪装美女，王生贪色，遂遭挖心之祸，后来道士收鬼、疯颠乞人使之起死回生的故事。
小说中，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
铺人皮于榻上，执采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对于贪色的王生，“坏寝门而入”“裂生腹，掬生心而去”。
这是一个面目丑陋的恶鬼，更是一个不讲情义的厉鬼，视之让人心生恐惧。
然而，作者刻画这样一个鬼形象，并不是着意于让人害怕，而是告诫世人如何明辨是非真伪。
美貌如花的女子实为取人性命的恶鬼，形容丑陋的乞丐则是救人活命的真人。
“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世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
丑的并非必为恶，善者也不必要皆为美！
至于中国古代鬼怪小说的审丑意义的话
首先，鬼怪小说，完善主体感性之必需。
比如高小康先生在分析雨果的“卡西摩多”和罗丹雕塑中的老妓女“欧米哀尔”时指出。
潜藏在这两个在道德意义上完全相反的人物背后，有一种共同的意蕴：“对一切人命运的普遍关怀。”
“当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人道主义精神深入艺术观念时，审美趣味便同传统的‘美’产生了分歧。”
“我们知道，传统的‘美’被认为是合目的性的表象，这意味着‘美’具有道德上的理想性，一个‘美’的形象应当包涵着‘善’的意蕴。”
“而近代人道主义所关怀的恰恰不是理想的、完美的人性，而是普遍的、不完美的人性。”
“卡西摩多作为‘心灵美’的象征时，他的外貌的丑陋便成为无意义的偶然：好人未必都是丑八怪。”
“但他作为普遍的人性关怀意蕴的表现时，所具有的是一种必然性：他和欧米哀尔一样，都是通过丑陋的形象显出对一切人的普遍关怀。”
“在这个意义上，‘丑’没有转化为‘美’而是替代、涵盖了‘美’——艺术家通过这些丑陋的形象告诉人们，只爱美的人性是不完整的人性。”
的确，人不仅需要“美”，更需要“丑”，没有“丑”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美”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追求美、感受美是人的感性能力的一面，如果缺失了感性的另一面——审丑，人的感性天平就会倾倒。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讲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书法艺术中则有草书一派，到明清时，艺术甚至以“病、漏、老、瘦、丑”为上乘之境，这都说明人潜意识中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需要审丑的。
鬼怪小说是人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展现，所写的现实的不完整、人性的不完善、生存的有限性都在警示着人们：所生存的世界难免有“丑恶”一面。
人确实不能否认世界有不完整的一面，丑的存在是对尽善尽美的幻想的否定。
人间诚然有美好的爱情、至深的亲情、温暖的友情，同时又不免会有丑陋的面容、恶毒的想法、卑劣的行为、痛苦的体验、死亡的归宿。
质言之，世界是复杂多样的复合体，一切现实地存在之物，都有其存在之缘由。
人是崇实而求真的存在者，艺术是真理的感性显现，只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不会否认丑、恶现象有存在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多篇幅的鬼怪小说，就以艺术实践的形式诉说着这样一个真理：完整的人的感性心理，如若只能审美而不能审丑无疑是不完善的！
康德说：“理想的美”应当是一种于人无利害关系的事物。
然而，在实际的审美活动中，人们却总是倾向于把于自己有利的，善的东西称之“美”。
比如：象征着人的生命力的东西被认为是美的；能够体现人于自然面前强大、自信的东西也被认为是美的而于人无利的甚至是有害的东西，显现了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事物统统被认为是丑的。
这与康德关于“理想的美”的说法是不相符合的。因此我认为，人一直想要企及的理想境界不宜于称之为“最高的美”，而应当叫做“感性的神妙之境”。
这“感性的灵妙之境”理当为美与丑的历时性辩证统一与共时性情感呈现。
然而，历代的西方美学家们，所强调的多半是对“美”的一味追求，“丑”的现实存在与艺术表现则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遮蔽了。
而实际上，人们在感性要求完整的内驱力推动下，还是每每不自觉地对“丑”予以关注、审视乃至于苦思之和表现之。
美学史上每一次突破了传统审美标准的艺术怪相、非理性美学思潮，都或多或少是审“丑”意识的一种涌动，就中国古代的鬼怪小说来说，一个个作品所呈现的就是某种“本真启蔽的灵境”。
向死而生，体验悲苦意识
从“丑即生命的消蚀”说到鬼怪小说的审丑的意义
“人从呱呱落地之日起，就套上了时间的紧箍咒，人生的变化是从死亡的地平线上展开。因而丑也是死亡本身的象征，是死亡可憎的面孔，是人之大限或迟或速的预告。从这个角度讲，丑的本质也是人类秉性中终极的标志之一，而且是人类精华之一种。”
然而，由古及今，对于人类而言，“衰老”和“死亡”都是可怕、丑恶和鄙陋的。
人们宁愿通过一切方式来让内心暂时忘却它，每一个为了某种信念而生存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在实践活动中遵循着趋利弊害、趋生弊死、趋善弊恶、趋美弊丑的潜准则。
作为人类精神食粮的“艺术”当然更是承担此重任，成了一位惯唱赞美诗的和善使者。
然而，随着人类心智的成熟、社会现实的影响，尤其是近几个世纪来多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人逐渐意识到了一味的“善”、“美”。
并不是人类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人类在惯常的美善温暖安乐窝里竟越来越脆弱，在面对现实生存中不可避免的灾难时越来越缺乏内心抗害的免疫力。
于是，重视人在现世的“丑恶体验”、“死亡体验”的艺术与哲学出现并流行起来了，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尼采、萨特、加谬、弗洛伊德、福柯等人的哲学以及标榜混乱、丑恶、虚无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成了主流。
我国文界、学界亦对此作出呼应，以体验悲苦意识为主的文潮、思潮一时间成了热点。
在这种盲目的回应中，似乎很少有人回头寻根，找寻我们民族自身文化积淀中早已蕴涵的类似文化潜质。
事实上，我们“华夏”这个早熟的民族，在多灾多难的历史磨砺中早已体认到了这一点。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对于“衰老”、“死亡”的体验。
最突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对时光流逝的感伤。
纵览古典诗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诗人感怀光阴稍纵即逝、生命短暂无常之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便传达了这样一种无限惋惜与莫名恐惧的情感。
然而要更全面地寻味中国古人对“死亡”的体验与感悟，则需要进入到古代的小说中去了。
黄应全先生认为：“中国文人心灵过于敏感并因而过于脆弱，承受时光流逝的绵绵愁绪已经勉为其难，让他们直接面对纯粹的虚无，将会使他们肝肠寸断，不复为人，因而他们往往本能地逃避死亡体验。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中，很难找到直接描写作者死亡体验以及由之而来的人生震颤的例子。”
当然，作者菌认为，这看法有点绝对了，因为中国古代鬼怪小说的存在就是一个“文人有意体味死亡”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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