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章
而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及其版本流变的话，这里也可以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首先是《水浒传》的作者，需要说明，这个其实是众说纷纭，但大抵不出罗贯中、施耐庵二人。
像是明高儒《百川书志》所录《水浒传》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而今所见明本，有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撰修”的，有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的。
由此可见，《水浒传》作者或者单署罗贯中，或者施、罗并署。
罗贯中生平已见《三国演义》一书，施耐庵生平资料极少，关于施耐庵，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托名说。
这是二十年代胡适先生提出的:“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
包括鲁迅先生也认为可能是托名。
不过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明嘉靖武定侯郭勋门客的托名。
而是宋末元初《靖康稗史》的编者“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
三是元末明初江苏白驹场人施彦端是《水浒传》的作者。
从陆续发现的《施氏族谱》和淮安王道生撰的《施耐庵墓志铭》等材料和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氏家薄谱》等文物勾勒施耐庵的生平如下。
施耐庵系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
祖居扬州兴化，后来迁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避朱元璋征而去淮安，卒，骨殖后来迁葬白驹施家桥。
当然了，还是需要说明，关于以上推测学术界尚有争议。
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中，《水浒传》版本最为复杂，可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
繁本又可以分为百回本，百廿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
容与堂本是现存最完整的百回繁本，百廿回本有明袁无涯刊本，百廿回本是在百回本基础上，增加了据简本改写的征田虎、王庆故事而成。
七十回繁本是金圣叹用百回繁本作底本的修改删节本，仅取前七十回，并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写为“梁山泊英雄惊恶梦”结束全书。
简本系统较为重要的有明刊本《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残本。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本，还有雄飞馆“英雄谱”本，“汉宋奇书”本等。
回目不一，有一百二十回、一百十五回、一百二十四回等，均有征田虎、王庆故事。
而长期以来，关于简本、繁本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一是简先繁后，认为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一是繁先简后，认为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
一是简本和繁本是两个系统，两者同时发展而并存。
并且我们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施耐庵是它的第一作者，简本在前，繁本在后。
水浒故事从流传到《水浒传》成书，到各种版本的出现，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民间艺人、专业作家都参与了创造;各种社会思潮、文艺思潮都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留下了印记。
可以说《水浒传》是民间文学与作家创作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思想与艺术水平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像是《水浒传》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有深厚的民间文学，像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等故事都是早就在民间流传，它们正是《水浒传》中最精彩、最成功的部分。
由此可见施耐庵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对水浒故事的加工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不仅选择和保留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而且对民间故事作了加工、提高，使英雄人物更加光彩夺目。
如《水浒传》描写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子，这本来是常见的恶霸调戏妇女的社会问题，但作者把这件事与残酷的****，与林冲性格的发展联系起来，展示了林冲“逼上梁山”的过程。
以及《水浒传》中宋江杀阎婆惜的故事与私放晁盖联系在一起，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就变成了具有严肃政治斗争内容的故事。
施耐庵把高俅发迹故事放在全书开端，深刻揭示了“乱自上作”的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先写英雄人物的个人反抗，然后逐步联合，形成一支强大的梁山义军，客观上反映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的历史进程。
并且在《水浒传》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既有说话艺人、戏曲作家的精心创造，又有封建文人的润色渲染，这造成了它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包括在思想艺术上也具有不平衡性。
众所周知，《水浒传》由短篇话本联缀而成，因而结构比较松散，一些情节安排不合理。
如要用宋江、李逵将一些独立的故事连在一起，就让宋江、李逵下山接父亲或母亲，其他头领家眷都是小喽罗接上山的，这就不合情理了。
此外李逵每次下山都要约三事，情节多有重复。
还有就是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也有三种说法:一是农民起义说，二是市民说，三是忠奸斗争说。
这三个观点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水浒传》是反映农民起义的，它所刻画的宋江起义有历史事实为依据，作者把这一历史上并不出色的农民起义写得波澜壮阔，高潮迭起，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家喻户晓的农民起义。
在小说中，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革命的社会根源，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强烈愿望和理想。
以打鱼为生的阮氏三兄弟，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因此他们痛恨那些搜刮地皮的封建官吏:“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
所以吴用说出劫生辰纲的谋划，他们立刻响应:“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李逵、朱贵等提出“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的口号，要晁盖做“大宋皇帝”，宋江做“小宋皇帝”。
这表现了农民起义者对推翻封建王朝、夺取政权的向往。
同时《水浒传》还反映了农民革命“星火燎原”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古代农民战争的基本形式和规律。
因为小说首先描写了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人的个人反抗，他们虽然英勇无比，但是这种分散的自发的反抗行动都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能招来封建统治者更加残酷的压迫。
于是他们纷纷投身革命洪流，与统治者展开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农民起义与江湖绿林好汉反抗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以梁山泊为根据地。
不过他们不管是攻打青州、大名府等袭击行动，还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反围剿行动，最后他们打一块丢一块，固守梁山泊，没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是我国农民革命中常见的弱点。
《水浒传》塑造了一些农民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最后梁山英雄受诏安，被利用去征方腊，遭到残酷镇压的命运，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失败的悲剧。
从以上分析来看，《水浒传》的确是一曲农民革命的颂歌。
水浒故事长期在城市流传，市民群众和艺人是水浒故事的主要创作者，他们并不熟悉农村生活，也并不真正了解农民，他们是用市井细民的眼光来观察农民起义的。
因此，在他们的渲染与修饰下，梁山义军虽然还保留着某些农民起义的特点，但它实际上是被市民观点改造过的一次农民起义，小说中更多的是对市民生活的描写，也多少反映了市民的心声。
《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广大农村而是市井社会，不见田野庄稼，不见农业耕作，而只有酒楼妓院，瓦舍勾栏;不见地主恶霸的地租剥削和高利盘剥，而是衙吏猖獗，地痞流氓横行。
《水浒传》里的官逼民反，官是封建官僚，民是市井细民，另外，书吏宣扬的是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
表现为见义勇为、扶困济危、刚强义烈、恩怨分明、受恩必报的道德原则。
所以《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英雄颂歌。
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小说作者并没有把梁山泊起义理解为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看作“善与恶”，“义与不义”，“忠与奸”的斗争。
因此，小说以“忠奸斗争”为线索把一个个水浒故事串联起来，在书中竭力歌颂忠义思想。
所以，志在推翻朝廷的方腊被视为十恶不赦，而受招安的宋江被称为“一生忠义”;对于水浒英雄受招安作者是作为“普天同庆”的盛事来描写的，梁山义军接受招安既是“顺天”又是“护国”而不是投降。
最后，作者把“奸臣误国”作为许多水浒英雄被陷害的原因，作者一方面清醒地看到奸臣未除，忠臣义士仍然没有前途，写了悲剧结局。
可是另一方面，又不违背忠君思想，宋江明知被毒害，却视死如归，忠心不改，皇帝也为他封侯建祠，留下一条虚幻的光明的尾巴。
可以说水浒故事既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闪光，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最后加工者把它们联缀成长篇巨制时，又用忠奸斗争的思想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
因而《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呈现了多元融合的趋势。
而且《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它成功地塑造了神态各异、光彩夺目的英雄群像。
《水浒传》以“众虎同心归水泊”为轴线，描写英雄人物经历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百川入海，汇集到梁山泊。
他们上梁山的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奔上梁山、逼上梁山和拖上梁山。
第一类是性格豪爽的草莽英雄。
他们大多出身在社会底层，对黑暗社会早已满腔怒火，一触即发，只要遇到适当的机会，以一些突发事件为导火线，点燃他们心中的怒火，便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奔上梁山。
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李逵、鲁智深、阮氏三雄等。
第二类是如宋江、林冲、杨志、武松、柴进等人，他们虽然对统治阶级有不满，同情被压迫人民。
但或因出身高贵，顾念“清白”身世，不肯落草;或有较好的地位，留恋小康生活，不愿铤而走险。
或因“忠孝”思想束缚，不肯“犯上作乱”，因此一定要被统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而且还要经过一番严重的思想斗争，才被动地被逼上梁山。
第三类人物，或是出身大地主、大富豪之家，或是身居要职，是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以消灭农民义军为己任，但是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搏斗中被打败、被俘虏，被客观形势逼得无路可走，又为宋江等人的“义气”感动，只好“暂居水泊，等待招安”。
他们是被拖上梁山的。他们加入义军，一方面壮大了义军声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消极因素，加速了这个英雄群体的解体。
如卢俊义、秦明、关胜、呼延灼等。
但还是要说明，《水浒传》继承宋元话本的优良传统，以平民百姓为作品的主人公，小说虽然仍是歌颂英雄，叙写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
但与《三国演义》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它把出身农民、渔民、城市平民的下层人物作为英雄来歌颂，把他们放在主人公的位置，即使出身高贵的柴进、花荣等人，也把他们平民化了。
《水浒传》包罗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渔民屠夫，和尚道士，小贩小偷，市井无赖，妓女虔婆等，人物角色比《三国演义》要丰富得多。
而且《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是古代英雄人物与农民、市民阶层理想人物相结合的产物。
《水浒传》所描写的草莽英雄，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英雄勇和力的象征，不过他们征服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的奸贼。他们具有蔑视统治阶级权威，蔑视敌人的武力，具有战胜敌人的豪迈气概。
另一方面，他们体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道德理想。
他们性格直率、真诚。
总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个性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不受敌人的威胁利诱，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
对统治阶级无所畏惧，甚至对皇帝也说些大不敬的话，对自己的领袖也不曲意逢迎而敢于直率批评，性格豪爽，不为礼节所拘。
他们“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体现了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童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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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水浒传》的作者，需要说明，这个其实是众说纷纭，但大抵不出罗贯中、施耐庵二人。
像是明高儒《百川书志》所录《水浒传》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而今所见明本，有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撰修”的，有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的。
由此可见，《水浒传》作者或者单署罗贯中，或者施、罗并署。
罗贯中生平已见《三国演义》一书，施耐庵生平资料极少，关于施耐庵，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托名说。
这是二十年代胡适先生提出的:“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
包括鲁迅先生也认为可能是托名。
不过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明嘉靖武定侯郭勋门客的托名。
而是宋末元初《靖康稗史》的编者“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
三是元末明初江苏白驹场人施彦端是《水浒传》的作者。
从陆续发现的《施氏族谱》和淮安王道生撰的《施耐庵墓志铭》等材料和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氏家薄谱》等文物勾勒施耐庵的生平如下。
施耐庵系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
祖居扬州兴化，后来迁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避朱元璋征而去淮安，卒，骨殖后来迁葬白驹施家桥。
当然了，还是需要说明，关于以上推测学术界尚有争议。
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中，《水浒传》版本最为复杂，可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
繁本又可以分为百回本，百廿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
容与堂本是现存最完整的百回繁本，百廿回本有明袁无涯刊本，百廿回本是在百回本基础上，增加了据简本改写的征田虎、王庆故事而成。
七十回繁本是金圣叹用百回繁本作底本的修改删节本，仅取前七十回，并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写为“梁山泊英雄惊恶梦”结束全书。
简本系统较为重要的有明刊本《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残本。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本，还有雄飞馆“英雄谱”本，“汉宋奇书”本等。
回目不一，有一百二十回、一百十五回、一百二十四回等，均有征田虎、王庆故事。
而长期以来，关于简本、繁本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一是简先繁后，认为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一是繁先简后，认为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
一是简本和繁本是两个系统，两者同时发展而并存。
并且我们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施耐庵是它的第一作者，简本在前，繁本在后。
水浒故事从流传到《水浒传》成书，到各种版本的出现，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民间艺人、专业作家都参与了创造;各种社会思潮、文艺思潮都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留下了印记。
可以说《水浒传》是民间文学与作家创作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思想与艺术水平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像是《水浒传》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有深厚的民间文学，像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等故事都是早就在民间流传，它们正是《水浒传》中最精彩、最成功的部分。
由此可见施耐庵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对水浒故事的加工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不仅选择和保留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而且对民间故事作了加工、提高，使英雄人物更加光彩夺目。
如《水浒传》描写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子，这本来是常见的恶霸调戏妇女的社会问题，但作者把这件事与残酷的****，与林冲性格的发展联系起来，展示了林冲“逼上梁山”的过程。
以及《水浒传》中宋江杀阎婆惜的故事与私放晁盖联系在一起，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就变成了具有严肃政治斗争内容的故事。
施耐庵把高俅发迹故事放在全书开端，深刻揭示了“乱自上作”的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先写英雄人物的个人反抗，然后逐步联合，形成一支强大的梁山义军，客观上反映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的历史进程。
并且在《水浒传》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既有说话艺人、戏曲作家的精心创造，又有封建文人的润色渲染，这造成了它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包括在思想艺术上也具有不平衡性。
众所周知，《水浒传》由短篇话本联缀而成，因而结构比较松散，一些情节安排不合理。
如要用宋江、李逵将一些独立的故事连在一起，就让宋江、李逵下山接父亲或母亲，其他头领家眷都是小喽罗接上山的，这就不合情理了。
此外李逵每次下山都要约三事，情节多有重复。
还有就是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也有三种说法:一是农民起义说，二是市民说，三是忠奸斗争说。
这三个观点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水浒传》是反映农民起义的，它所刻画的宋江起义有历史事实为依据，作者把这一历史上并不出色的农民起义写得波澜壮阔，高潮迭起，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家喻户晓的农民起义。
在小说中，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革命的社会根源，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强烈愿望和理想。
以打鱼为生的阮氏三兄弟，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因此他们痛恨那些搜刮地皮的封建官吏:“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
所以吴用说出劫生辰纲的谋划，他们立刻响应:“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李逵、朱贵等提出“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的口号，要晁盖做“大宋皇帝”，宋江做“小宋皇帝”。
这表现了农民起义者对推翻封建王朝、夺取政权的向往。
同时《水浒传》还反映了农民革命“星火燎原”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古代农民战争的基本形式和规律。
因为小说首先描写了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人的个人反抗，他们虽然英勇无比，但是这种分散的自发的反抗行动都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能招来封建统治者更加残酷的压迫。
于是他们纷纷投身革命洪流，与统治者展开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农民起义与江湖绿林好汉反抗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以梁山泊为根据地。
不过他们不管是攻打青州、大名府等袭击行动，还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反围剿行动，最后他们打一块丢一块，固守梁山泊，没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是我国农民革命中常见的弱点。
《水浒传》塑造了一些农民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最后梁山英雄受诏安，被利用去征方腊，遭到残酷镇压的命运，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失败的悲剧。
从以上分析来看，《水浒传》的确是一曲农民革命的颂歌。
水浒故事长期在城市流传，市民群众和艺人是水浒故事的主要创作者，他们并不熟悉农村生活，也并不真正了解农民，他们是用市井细民的眼光来观察农民起义的。
因此，在他们的渲染与修饰下，梁山义军虽然还保留着某些农民起义的特点，但它实际上是被市民观点改造过的一次农民起义，小说中更多的是对市民生活的描写，也多少反映了市民的心声。
《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广大农村而是市井社会，不见田野庄稼，不见农业耕作，而只有酒楼妓院，瓦舍勾栏;不见地主恶霸的地租剥削和高利盘剥，而是衙吏猖獗，地痞流氓横行。
《水浒传》里的官逼民反，官是封建官僚，民是市井细民，另外，书吏宣扬的是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
表现为见义勇为、扶困济危、刚强义烈、恩怨分明、受恩必报的道德原则。
所以《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英雄颂歌。
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小说作者并没有把梁山泊起义理解为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看作“善与恶”，“义与不义”，“忠与奸”的斗争。
因此，小说以“忠奸斗争”为线索把一个个水浒故事串联起来，在书中竭力歌颂忠义思想。
所以，志在推翻朝廷的方腊被视为十恶不赦，而受招安的宋江被称为“一生忠义”;对于水浒英雄受招安作者是作为“普天同庆”的盛事来描写的，梁山义军接受招安既是“顺天”又是“护国”而不是投降。
最后，作者把“奸臣误国”作为许多水浒英雄被陷害的原因，作者一方面清醒地看到奸臣未除，忠臣义士仍然没有前途，写了悲剧结局。
可是另一方面，又不违背忠君思想，宋江明知被毒害，却视死如归，忠心不改，皇帝也为他封侯建祠，留下一条虚幻的光明的尾巴。
可以说水浒故事既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闪光，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最后加工者把它们联缀成长篇巨制时，又用忠奸斗争的思想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
因而《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呈现了多元融合的趋势。
而且《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它成功地塑造了神态各异、光彩夺目的英雄群像。
《水浒传》以“众虎同心归水泊”为轴线，描写英雄人物经历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百川入海，汇集到梁山泊。
他们上梁山的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奔上梁山、逼上梁山和拖上梁山。
第一类是性格豪爽的草莽英雄。
他们大多出身在社会底层，对黑暗社会早已满腔怒火，一触即发，只要遇到适当的机会，以一些突发事件为导火线，点燃他们心中的怒火，便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奔上梁山。
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李逵、鲁智深、阮氏三雄等。
第二类是如宋江、林冲、杨志、武松、柴进等人，他们虽然对统治阶级有不满，同情被压迫人民。
但或因出身高贵，顾念“清白”身世，不肯落草;或有较好的地位，留恋小康生活，不愿铤而走险。
或因“忠孝”思想束缚，不肯“犯上作乱”，因此一定要被统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而且还要经过一番严重的思想斗争，才被动地被逼上梁山。
第三类人物，或是出身大地主、大富豪之家，或是身居要职，是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以消灭农民义军为己任，但是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搏斗中被打败、被俘虏，被客观形势逼得无路可走，又为宋江等人的“义气”感动，只好“暂居水泊，等待招安”。
他们是被拖上梁山的。他们加入义军，一方面壮大了义军声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消极因素，加速了这个英雄群体的解体。
如卢俊义、秦明、关胜、呼延灼等。
但还是要说明，《水浒传》继承宋元话本的优良传统，以平民百姓为作品的主人公，小说虽然仍是歌颂英雄，叙写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
但与《三国演义》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它把出身农民、渔民、城市平民的下层人物作为英雄来歌颂，把他们放在主人公的位置，即使出身高贵的柴进、花荣等人，也把他们平民化了。
《水浒传》包罗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渔民屠夫，和尚道士，小贩小偷，市井无赖，妓女虔婆等，人物角色比《三国演义》要丰富得多。
而且《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是古代英雄人物与农民、市民阶层理想人物相结合的产物。
《水浒传》所描写的草莽英雄，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英雄勇和力的象征，不过他们征服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的奸贼。他们具有蔑视统治阶级权威，蔑视敌人的武力，具有战胜敌人的豪迈气概。
另一方面，他们体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道德理想。
他们性格直率、真诚。
总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个性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不受敌人的威胁利诱，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
对统治阶级无所畏惧，甚至对皇帝也说些大不敬的话，对自己的领袖也不曲意逢迎而敢于直率批评，性格豪爽，不为礼节所拘。
他们“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体现了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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