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四章
还有一种《宋太祖三下南唐》，又名《侠义奇女传》，叙演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南唐的故事，实际上是《飞龙全传》的续书。
书凡八卷五十三回，作者题“好古主人撰”，姓字生平不详。今有咸丰八年初刻本。
《飞龙全传》曾提及“后来赵太祖三下南唐，在寿州被困”事，本书当据此敷衍而来。
故事写宋太祖亲征南唐，被南唐护国军师余鸿困于寿州。
宋开国功臣之子郑印、高君保及北汉旧臣之女刘金锭、郁生香等救驾平唐，与余鸿等妖仙斗法摆阵，终获全胜。
小说仿照旧时英雄传奇杂糅神魔怪异的故套，人妖并存，情节相因，缺乏新意。
《英烈传》，又名《皇明开运英武传》、《云合奇踪》等，八十回。此书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十九年书林杨明峰刊本。
它的作者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认为是郭英之孙郭勋所作，待考。
《英烈传》写朱元璋和其他“开明英烈”反抗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故事。
从朱元璋幼年时代写起，到建立明王朝，“定山河庆贺唐虞”为止，反映了元末社会的动乱，以及朱元璋发迹变泰，由一个流浪青年演变为开国国君的过程。
比较完整地写出了明朝开国史，塑造了朱元璋和“开国元勋”徐达、常遇春、刘基等人的形象，在小说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这部小说所叙故事大都本于史传及杂著、野史。
人物形象不够鲜明，可读性较差。
中心人物朱元璋主要描写他当了统帅以后的战争生涯，个性不突出，这部小说虽然成就不高，但对戏曲、曲艺创作有较大影响。
《英烈传》问世后，又出现了《续英烈传》一书，五卷三十四回，题“空谷老人编次”，首有纪振伦序，署“秦淮墨客”，孙楷第先生认为它的作者大概就是纪振伦。
《续英烈传》是以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燕王靖难”为题材，故事从明太祖确立皇太孙朱允炆为继承人开始，至燕王朱棣夺取政权，登皇帝位，改元永乐，建文帝流亡为止。
小说所写基本符合史实，只是第五卷建文帝祝发为僧，云游各地过流亡生活，以及后来又“归国”的故事，是根据传说加以附会的。
“燕王靖难”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文艺作品里，大多数都是讨伐燕王的纂逆，表现忠与奸的斗争。
有的则在建文帝失去皇位这件事上，寄托亡国的哀思。
如李玉的《千钟禄》，但是《续英烈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场明代初年王室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
一方面是“仁慈之主”的建文帝，一方面是“英雄之主”的燕王，两人为争夺皇位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斗争。
作者并没有美化一方，丑化另一方，而是客观公允地写出这种斗争的残酷无情，撕开统治阶级所为纲纪伦常的虚伪面纱，揭示斗争的本来面目。
燕王为了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费尽心机，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各种谋略，充满了杀机，到夺取帝位之后，又屠戮建文旧臣，追捕建文，使当时的南京成了血雨腥风的世界。
而以“仁慈治天下”相标榜的建文帝，虽然口头宣扬仁义道德，但他为了保住皇位，必欲置诸叔于死地而后快，继位不上一年，周王、齐王、湘王尽皆废削。
又派人监视燕王，剥夺他的军权，甚至使反间计，策动燕王世子叛父等，手段也十分毒辣，哪有什么骨肉之情，仁爱孝慈之心。
作者客观地、真实地写出封建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夺权之争，这对认识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政治的本质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其他英雄传奇小说的话，还有《禅真逸史》八集四十回。
《禅真后史》十卷六十回，二书均题“清溪道人编次”，存明刊本。
清溪道人，即方汝浩，系明崇祯年间人，生平不详。
《禅真逸史》原书前面有徐良辅题辞和《凡例》八则。
书以南梁和东魏为背景，叙述东魏镇南大将军林时茂，因得罪权臣高欢之子高澄，惧祸出逃，在泽州向月庵出家，名太空，号澹然。
后入梁，被推荐为建康府妙相寺副主持。
正主持钟守净不守清规，与破落户沈全之妻黎赛玉通奸，澹然劝戒不从，钟守净反而在梁武帝面前诬陷他勾结东魏，澹然再次惧祸逃亡。
过张太公庄上，其子为狐精所惑，澹然为之除妖，又得到《天枢》、《地衡》、《人权》三册天书，能呼风唤雨，召神驱怪，自此在张家隐居修真。
十余年后，澹然得到孙伏威、薛举及张太公之孙善相为徒，传授武艺法术。
三人后来在孟门山与缪一麟、查讷共同起兵，夺城陷府，声威大振。
及齐纂位，齐都督大将军段韶出兵征讨，杜伏威、薛举、张善相等受招安，皆封侯，镇守西蜀。
澹然随三人至蜀，在峨眉山修炼。
朝代数易，至唐灭隋，澹然九十余岁，在山坐化，杜伏威等各传位与其子，弃家访师，后皆登仙界。
全书以“禅师坐化证菩提，三主云游成大道”作结。
《禅真后史》卷首有翠娱阁主人写于崇祯己巳年序和《源流》一篇。
《禅真后史》是《禅真逸史》的续集，与《逸史》源流相接。前二十回写儒生瞿天民为耿寡妇家塾师，品德高尚，与耿家、刘浣家结下深厚友情。
他学儒、从医、经商，几经波折，家境逐渐富裕，儿子先后娶亲。
其时正当唐太宗末年至武后以周代唐前后，天下动乱，人民饥馑流离，盗贼蜂起，上帝为了拯救苍生，派林澹然高徒之一的薛举，降生人世。
瞿天民之妾阿媚突然怀胎，生下一子，就是薛举转世，取名为琰。
瞿琰自幼得到林澹然传授仙术，报济困扶危之志，平暴灭妖，斩除奸佞，为国立功，深受武则天赏识，但他看到朝政日非，见机而退，弃名避世，归隐飞升，重返天界。
作者自视甚高，认为《禅真逸史》“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
主观意图是把歌颂英雄豪杰替天行道的《水浒》与匡扶汉室的《三国》糅合起来，创作出与二书并驾齐驱的杰作。
但是作者的思想境界、艺术才能远远不及此二者，所以《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只能属于三流作品。
首先，作者歌颂的英雄人物林澹然、瞿琰虽然武艺高强，法力非凡，也有扶困济危的壮举。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徒具英雄之躯壳，缺少英雄之灵魂，就是缺乏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叛精神，而是趋时避害，明哲保身，甚至消极退隐。
其次，从艺术上说，由于作者思想境界不高，对创作素材缺乏提炼和选择，因而平铺直叙，主次不分，甚至繁枝弱干，喧宾夺主。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想把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揉为一体。
同时，杂以神魔、人情小说的笔法，反映了明代末年各类小说发展之后，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趋势。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条规律，在其他小说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两部小说比较可取之处，在于对世情的描写。
作者生活在晚明，这是社会极为黑暗的时代，他对官府的黑暗，世风的颓败，深恶痛绝，借小说创作，抒发其愤懑之情。
他同情人民起义，认为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
当瞿琰听到羊雷等人造反时说:“草莽之中，岂无豪杰之士，可恨州县官吏恃才傲物，任性妄贪，不能抚恤英雄，必凌逼以致叛乱。”
这部作品反映了上自权豪势要，下及市井小民的生活，对吏治的腐败加以充分的揭露。
作品描写钟守净、华如刚等和尚骄奢淫逸，敲诈勒索，暴露了道观佛门藏污纳垢，使披着宗教外衣，作恶多端的和尚道士原形毕露。
作品描写瞿天民学儒、从医、经商的种种波折，反映了当时细民生活之艰难。
瞿天民家中二个媳妇合谋，预备害死小叔，独吞家产，瞿天民托人寻找坟地，地痞帮闲敲诈勒索，从中渔利等都活脱脱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
总的来说，《禅真逸史》与《禅真后史》相比，前者写英雄豪气为胜，后者以描写世情见长。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语言简洁明畅，自由活泼，铺事状物，绘声绘形。
尤其是使用方言俚语，受到了图貌传神的艺术效果。
方言俚语有“这叫竹管煨鳅——直死”、“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早死早托生，依然做后生”，“只图个醉饱，那管猪拖狗咬”，“懦夫生中寻死，好汉死里求活”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生活阅历和语言的功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没有民主。
封建法律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有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一面，也有调节与制约阶级矛盾的一面。
法律的正确执行，既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也可以防止超越法律许可程度的压迫与剥削，为的是防止广大人民起来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从而推翻统治者。
但是，在人民完全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法律的施行完全取决于官吏，官吏清廉，法律就执行得好一点;官吏贪酷，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
而且，统治阶级往往不满足法律所规定的种种特权，总要千方百计地谋取法外特权。
对于这些法外特权，敢不敢加以抑制以至制裁，也完全取决于官吏。
刚正不阿的官吏敢于制止法外特权，谄媚逢迎的官吏就会放纵恶霸豪绅横行不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屈打成招，冤狱遍地，成为封建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
尽管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呻吟，想清除这种沉重的迫害，但他们还未觉悟到必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希望执法如山的清官。
当清官难寻的情况下，又寄希望于民间的豪侠出来为他们伸冤。
这就是产生公案侠义小说的社会原因。
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立发展的两个流派，但到清代中叶以后，逐渐合流成为公案侠义小说，尔后又分为二支。
公案小说逐渐衰歇，而侠义小说在清代末年大为兴盛，发展为武侠小说，到了廿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又掀起高潮，不肖生、赵焕章、顾明道、李寿民、白羽等人的武侠小说风行一时。
到了五、六十年代，港台的新派武侠小说蔚为大观，金庸、梁羽生、古龙三大家影响颇大，虽已与清代武侠小说面貌不同，但也还留有古代武侠小说的痕迹。
公案小说，以清官断案折狱为主，歌颂刚正不阿、清明廉洁、执法如山、为民伸冤的清官。
《史记》中的循吏和酷吏列传就孕育着公案小说的种子。
魏晋南北朝小说，如《搜神记》里的“东海孝妇”勾勒了于公的清官形象。
记述狱讼事件的书，在五代时就出现了。
五代时和凝的《疑狱集》及其子的续作、宋郑克的《折狱龟鉴》和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都是。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将案件分门别类的编纂方法，对后世的公案小说有明显影响。
但是，赋予公案以文学性质，大概从南宋的“说公案”开始。宋元话本《错斩崔宁》、《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简帖和尚》等就是著名的公案小说。
与此同时，元代出现了大量清官戏，现在保留下来有完整剧本的还有十六、七种，其中写包公断案的有十一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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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凡八卷五十三回，作者题“好古主人撰”，姓字生平不详。今有咸丰八年初刻本。
《飞龙全传》曾提及“后来赵太祖三下南唐，在寿州被困”事，本书当据此敷衍而来。
故事写宋太祖亲征南唐，被南唐护国军师余鸿困于寿州。
宋开国功臣之子郑印、高君保及北汉旧臣之女刘金锭、郁生香等救驾平唐，与余鸿等妖仙斗法摆阵，终获全胜。
小说仿照旧时英雄传奇杂糅神魔怪异的故套，人妖并存，情节相因，缺乏新意。
《英烈传》，又名《皇明开运英武传》、《云合奇踪》等，八十回。此书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十九年书林杨明峰刊本。
它的作者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认为是郭英之孙郭勋所作，待考。
《英烈传》写朱元璋和其他“开明英烈”反抗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故事。
从朱元璋幼年时代写起，到建立明王朝，“定山河庆贺唐虞”为止，反映了元末社会的动乱，以及朱元璋发迹变泰，由一个流浪青年演变为开国国君的过程。
比较完整地写出了明朝开国史，塑造了朱元璋和“开国元勋”徐达、常遇春、刘基等人的形象，在小说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这部小说所叙故事大都本于史传及杂著、野史。
人物形象不够鲜明，可读性较差。
中心人物朱元璋主要描写他当了统帅以后的战争生涯，个性不突出，这部小说虽然成就不高，但对戏曲、曲艺创作有较大影响。
《英烈传》问世后，又出现了《续英烈传》一书，五卷三十四回，题“空谷老人编次”，首有纪振伦序，署“秦淮墨客”，孙楷第先生认为它的作者大概就是纪振伦。
《续英烈传》是以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燕王靖难”为题材，故事从明太祖确立皇太孙朱允炆为继承人开始，至燕王朱棣夺取政权，登皇帝位，改元永乐，建文帝流亡为止。
小说所写基本符合史实，只是第五卷建文帝祝发为僧，云游各地过流亡生活，以及后来又“归国”的故事，是根据传说加以附会的。
“燕王靖难”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文艺作品里，大多数都是讨伐燕王的纂逆，表现忠与奸的斗争。
有的则在建文帝失去皇位这件事上，寄托亡国的哀思。
如李玉的《千钟禄》，但是《续英烈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场明代初年王室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
一方面是“仁慈之主”的建文帝，一方面是“英雄之主”的燕王，两人为争夺皇位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斗争。
作者并没有美化一方，丑化另一方，而是客观公允地写出这种斗争的残酷无情，撕开统治阶级所为纲纪伦常的虚伪面纱，揭示斗争的本来面目。
燕王为了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费尽心机，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各种谋略，充满了杀机，到夺取帝位之后，又屠戮建文旧臣，追捕建文，使当时的南京成了血雨腥风的世界。
而以“仁慈治天下”相标榜的建文帝，虽然口头宣扬仁义道德，但他为了保住皇位，必欲置诸叔于死地而后快，继位不上一年，周王、齐王、湘王尽皆废削。
又派人监视燕王，剥夺他的军权，甚至使反间计，策动燕王世子叛父等，手段也十分毒辣，哪有什么骨肉之情，仁爱孝慈之心。
作者客观地、真实地写出封建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夺权之争，这对认识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政治的本质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其他英雄传奇小说的话，还有《禅真逸史》八集四十回。
《禅真后史》十卷六十回，二书均题“清溪道人编次”，存明刊本。
清溪道人，即方汝浩，系明崇祯年间人，生平不详。
《禅真逸史》原书前面有徐良辅题辞和《凡例》八则。
书以南梁和东魏为背景，叙述东魏镇南大将军林时茂，因得罪权臣高欢之子高澄，惧祸出逃，在泽州向月庵出家，名太空，号澹然。
后入梁，被推荐为建康府妙相寺副主持。
正主持钟守净不守清规，与破落户沈全之妻黎赛玉通奸，澹然劝戒不从，钟守净反而在梁武帝面前诬陷他勾结东魏，澹然再次惧祸逃亡。
过张太公庄上，其子为狐精所惑，澹然为之除妖，又得到《天枢》、《地衡》、《人权》三册天书，能呼风唤雨，召神驱怪，自此在张家隐居修真。
十余年后，澹然得到孙伏威、薛举及张太公之孙善相为徒，传授武艺法术。
三人后来在孟门山与缪一麟、查讷共同起兵，夺城陷府，声威大振。
及齐纂位，齐都督大将军段韶出兵征讨，杜伏威、薛举、张善相等受招安，皆封侯，镇守西蜀。
澹然随三人至蜀，在峨眉山修炼。
朝代数易，至唐灭隋，澹然九十余岁，在山坐化，杜伏威等各传位与其子，弃家访师，后皆登仙界。
全书以“禅师坐化证菩提，三主云游成大道”作结。
《禅真后史》卷首有翠娱阁主人写于崇祯己巳年序和《源流》一篇。
《禅真后史》是《禅真逸史》的续集，与《逸史》源流相接。前二十回写儒生瞿天民为耿寡妇家塾师，品德高尚，与耿家、刘浣家结下深厚友情。
他学儒、从医、经商，几经波折，家境逐渐富裕，儿子先后娶亲。
其时正当唐太宗末年至武后以周代唐前后，天下动乱，人民饥馑流离，盗贼蜂起，上帝为了拯救苍生，派林澹然高徒之一的薛举，降生人世。
瞿天民之妾阿媚突然怀胎，生下一子，就是薛举转世，取名为琰。
瞿琰自幼得到林澹然传授仙术，报济困扶危之志，平暴灭妖，斩除奸佞，为国立功，深受武则天赏识，但他看到朝政日非，见机而退，弃名避世，归隐飞升，重返天界。
作者自视甚高，认为《禅真逸史》“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
主观意图是把歌颂英雄豪杰替天行道的《水浒》与匡扶汉室的《三国》糅合起来，创作出与二书并驾齐驱的杰作。
但是作者的思想境界、艺术才能远远不及此二者，所以《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只能属于三流作品。
首先，作者歌颂的英雄人物林澹然、瞿琰虽然武艺高强，法力非凡，也有扶困济危的壮举。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徒具英雄之躯壳，缺少英雄之灵魂，就是缺乏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叛精神，而是趋时避害，明哲保身，甚至消极退隐。
其次，从艺术上说，由于作者思想境界不高，对创作素材缺乏提炼和选择，因而平铺直叙，主次不分，甚至繁枝弱干，喧宾夺主。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想把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揉为一体。
同时，杂以神魔、人情小说的笔法，反映了明代末年各类小说发展之后，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趋势。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条规律，在其他小说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两部小说比较可取之处，在于对世情的描写。
作者生活在晚明，这是社会极为黑暗的时代，他对官府的黑暗，世风的颓败，深恶痛绝，借小说创作，抒发其愤懑之情。
他同情人民起义，认为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
当瞿琰听到羊雷等人造反时说:“草莽之中，岂无豪杰之士，可恨州县官吏恃才傲物，任性妄贪，不能抚恤英雄，必凌逼以致叛乱。”
这部作品反映了上自权豪势要，下及市井小民的生活，对吏治的腐败加以充分的揭露。
作品描写钟守净、华如刚等和尚骄奢淫逸，敲诈勒索，暴露了道观佛门藏污纳垢，使披着宗教外衣，作恶多端的和尚道士原形毕露。
作品描写瞿天民学儒、从医、经商的种种波折，反映了当时细民生活之艰难。
瞿天民家中二个媳妇合谋，预备害死小叔，独吞家产，瞿天民托人寻找坟地，地痞帮闲敲诈勒索，从中渔利等都活脱脱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
总的来说，《禅真逸史》与《禅真后史》相比，前者写英雄豪气为胜，后者以描写世情见长。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语言简洁明畅，自由活泼，铺事状物，绘声绘形。
尤其是使用方言俚语，受到了图貌传神的艺术效果。
方言俚语有“这叫竹管煨鳅——直死”、“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早死早托生，依然做后生”，“只图个醉饱，那管猪拖狗咬”，“懦夫生中寻死，好汉死里求活”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生活阅历和语言的功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没有民主。
封建法律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有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一面，也有调节与制约阶级矛盾的一面。
法律的正确执行，既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也可以防止超越法律许可程度的压迫与剥削，为的是防止广大人民起来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从而推翻统治者。
但是，在人民完全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法律的施行完全取决于官吏，官吏清廉，法律就执行得好一点;官吏贪酷，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
而且，统治阶级往往不满足法律所规定的种种特权，总要千方百计地谋取法外特权。
对于这些法外特权，敢不敢加以抑制以至制裁，也完全取决于官吏。
刚正不阿的官吏敢于制止法外特权，谄媚逢迎的官吏就会放纵恶霸豪绅横行不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屈打成招，冤狱遍地，成为封建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
尽管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呻吟，想清除这种沉重的迫害，但他们还未觉悟到必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希望执法如山的清官。
当清官难寻的情况下，又寄希望于民间的豪侠出来为他们伸冤。
这就是产生公案侠义小说的社会原因。
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立发展的两个流派，但到清代中叶以后，逐渐合流成为公案侠义小说，尔后又分为二支。
公案小说逐渐衰歇，而侠义小说在清代末年大为兴盛，发展为武侠小说，到了廿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又掀起高潮，不肖生、赵焕章、顾明道、李寿民、白羽等人的武侠小说风行一时。
到了五、六十年代，港台的新派武侠小说蔚为大观，金庸、梁羽生、古龙三大家影响颇大，虽已与清代武侠小说面貌不同，但也还留有古代武侠小说的痕迹。
公案小说，以清官断案折狱为主，歌颂刚正不阿、清明廉洁、执法如山、为民伸冤的清官。
《史记》中的循吏和酷吏列传就孕育着公案小说的种子。
魏晋南北朝小说，如《搜神记》里的“东海孝妇”勾勒了于公的清官形象。
记述狱讼事件的书，在五代时就出现了。
五代时和凝的《疑狱集》及其子的续作、宋郑克的《折狱龟鉴》和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都是。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将案件分门别类的编纂方法，对后世的公案小说有明显影响。
但是，赋予公案以文学性质，大概从南宋的“说公案”开始。宋元话本《错斩崔宁》、《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简帖和尚》等就是著名的公案小说。
与此同时，元代出现了大量清官戏，现在保留下来有完整剧本的还有十六、七种，其中写包公断案的有十一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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