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六章
并且小说通过现实和超现实两条线索的互相勾连、互相映衬，展现的是一个披着道袍、步履云端、初入仙境的神仙，无时无刻不注视着人间社会。
他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画符念咒、土遁缩地，斩除自然界的妖魔鬼怪，同时也惩治人世间的“妖魔鬼怪”。
从而向人们提供了虚幻的希望和理想，这当然是作者的世界观的局限。
小说用漫画式的勾勒和圆雕式的皴染来塑造人物形象。
作者塑造了一个卖身投靠严府的走狗罗龙文，罗龙文初见冷于冰这个穷书生，傲气十足，只收了晚生帖，回拜时也只问了几句话，吃了两口茶便走了。
过了两天，罗龙文满面笑容来见，对冷于冰又是作揖，又是下跪，又是拍手大笑，又是挪椅并坐，晚生帖硬是被换成了兄弟帖，傲气变成了奴气。
还向冷于冰低声表白自己极力保举之意。
这一切都是因为冷于冰的寿文受到严嵩的赏识。
后来冷于冰被严嵩接见回来，罗龙文更是丑态毕露，一幅市侩势利小人相:“只见罗龙文张着口，没命的从相府跑出来，问道:‘事体有成无成，’于冰将严嵩的话说了一遍，龙文将手一拍:‘如何，人生在世，全要活动，我时常向尊总们说你家这老爷气魄举动断非等闲人，今日果然就扒到天上去了。”
当他得知冷于冰与严嵩闹翻而忿然出府时:“只见龙文入来，也不作揖举手，满面怒容，拉过把椅子来坐下，手里拿着把扇子乱摇。”
坐了一会儿，将冷于冰训斥了一顿，冷于冰惹急了冷笑道:“有那没天良的太师，就有你这样丧天良的走狗～”
这下罗龙文怒气冲冲地跳了起来，要冷于冰他们滚出去。
作者一层一层、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这个大官僚的帮闲和爪牙的奴才嘴脸和肮脏灵魂。
还有就是人情小说的研究。
所谓的人情小说是指以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中长篇小说。
也有人把这类小说称之为“世情小说”。
还是人情小说更为确切，突出了它是通过恋爱婚姻、家庭生活来描写社会世态这个特点，不仅可以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公案侠义等类小说明显区分开来，而且也与同样描写人情世态的讽刺小说区别开来。
因为讽刺小说是以社会官场为讽刺中心，而人情小说则是以婚姻家庭为主要题材。
而且需要说明，中国古代小说早就有写人情的传统。
在魏晋小说中，虽然主体是“记怪异”，但也有些故事“渐近于人性”，表现恋爱婚姻的理想，如《吴王小女》、《韩凭夫妇》、《庞阿》、《河间男女》等。
到了基本上以“记人事”为主的传奇里，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
《莺莺传》、《霍小玉传》、《柳氏传》等是其杰出的代表。
在这些小说里，才子佳人的恋情，悲欢离合的结构，爱情与世态描写的融合，都说明这些作品具有人情小说的基本特征。
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中也有对市民阶层爱情婚姻的描写，明清人情小说正是在唐传奇，尤其是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吸收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的创作经验而发展起来的。
明清人情小说的繁荣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原因。
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一次大繁荣是宋元话本的出现。
继之而来的明代初年，出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辉煌巨着，似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又一次高潮。
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是经过民间长期积累而完成的，它们的基本轮廓在元代已经具备了，实际上它们是宋元小说繁荣的产物。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活跃，市民阶层的壮大，在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启蒙思潮。
以李贽、三袁、冯梦龙为代表的思想家、文学家怀疑程朱理学，要求尊重人的个性，肯定人情和人欲的合理性，要求在戏曲、小说和诗文里反对复古、反对模仿抄袭，要求表现“童心”，“独抒性灵”、歌颂真情。
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中，“三言”等反映市民意识的白话短篇小说，《金瓶梅》等人情小说，歌颂“至情”的汤显祖的剧作同时出现，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们都是以人情、人性、人欲为内容，强烈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心态。
在前人艺术积累的基础上，人情小说大发展、大繁荣，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创造出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最高成就的作品。
人情小说是纵跨明清两代、具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流派，在它的内部拥有几种分明不同的的风格。
从《金瓶梅》到《青楼梦》，人情小说大致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着重描写家庭内部的矛盾和纷争，可以称为家庭小说。
它们大多不涉及恋爱问题而是写家庭内部的问题，用以反映世态人情。
暴露黑暗和丑恶是作品的主要倾向。作者多是北方人，文风粗犷有力。
2、以《玉娇梨》、《平山冷燕》、《定情人》、《金云翘传》等为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
这类作品有的侧重恋爱婚姻，反映社会动乱;有的则通过恋爱婚姻，歌颂爱情的美好理想。
但它们大多以恋爱问题为题材，才子佳人不管经过多少磨难和波折，最终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姻美满。
作品写到洞房花烛就嘎然而止，至于他们婚后的家庭生活，作者就不去管它了。
它们是恋爱小说而不是家庭小说。歌颂进步的爱情理想是其主要倾向，作者多是南方人，文字秀丽而又典雅。
3、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人情小说，把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结合起来，把暴露丑恶和歌颂理想结合起来，是人情小说的最高典范。
4、以清末《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为代表的狭邪小说，它们既没有描写正常的恋爱婚姻，也没有揭示家庭内部的矛盾。
而是写才子与娼妓、优伶的所谓“恋爱”，也就是写非正常的婚姻生活。
正象鲁迅说的:“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它们多表现理想的幻灭，文笔空灵凄婉。
《品花宝鉴》，又名《怡情佚史》，亦题《群花宝鉴》，六十回。
作者陈森，字少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江苏常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生活在道光年间。
清乾隆以来，达官名士、公子王孙招伶陪酒助乐之风甚盛，扮演旦角的优伶被呼为相公，又称做“花”。
这些伶人虽为男性，却被视为妓女般的玩物。
《品花宝鉴》即以此为题材，以青年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神交钟情、相思相恋为线索。
写了象梅、杜这样的“情之正者”，他们认知己而不及乱，绝无狎意。
并且称颂杜琴言、苏惠芳等梨园名旦“出污泥而不滓，随狂流而不下”的不俗气质，同时还写了商贾市井、纨绔子弟之流的“情之淫者”。
以及嘲讽那些“狐媚迎人，娥眉善妒，视钱财为性命，以衣服作交情”的黑相公，作者以优伶为佳人，狎客为才子，写得情意缠绵，悱恻动人。
最后诸名旦脱离梨园，当着众名士熔化钗钿，焚弃衣裙，结局纯是作者个人的理想。
《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缘》，五十二回，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阅。
眠鹤主人就是魏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福建闽侯人。
《花月痕》是作者在太原知府保眠琴家处馆时所作，光绪十四年刊刻问世。
书中描写韦痴珠、刘秋痕和韩荷生、杜采秋两对才子、妓女相恋的故事，叙述他们穷通升沉的不同遭遇。
韦风流文采，卓绝一时，然时运不济，既不能自展其才，也未能救其所爱，以至困顿终身，落魄而亡，秋痕亦殉情而死。
韩则高见卓识，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终致飞黄腾达，累迁官至封侯，成为中兴名臣，其所狎妓杜采秋亦封一品夫人。
最后以痴珠的儿子小珠高中进士，作了钦差使，奉旨前往江东犒劳大军，赈恤难民，事后到并州护送痴珠和秋痕的棺木归里作结。
《青楼梦》，又名《倚红小史》，六十四回，成书于清光绪四年，作者俞达。
《青楼梦》以狎妓为题材，写所谓“风流才子”的生活理想。主人公金挹香以其风流才情得到了三十六妓女的青睐，与他们朝夕往来，结为知己。
又不忘“努力诗书”，成就功名，后科考及第，为养亲而捐了官，授余杭知府，纳五妓为妻妾。
不久，父母都在府衙中跨鹤仙去，挹香亦入山修道，又归家度其妻妾，原来以前所识的三十六妓，都是散花苑主坐下司花的仙女，今皆尘缘已满，重入仙班，于是，离散于人间的才子佳人遂欢聚于仙界。
对于以上这几部狭邪小说的思想评价，一般都认为这些作品是作者追求功名利禄、赞赏腐朽堕落生活、抒发颓废没落情绪的思想表现。
这当然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不过如果结合作者、作品、时代及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的话，还是可以看出一定的认识价值。
首先，在反应封建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的同时，肯定赞扬了她们的追求和才华。
《花月痕》中的刘秋痕。《青楼梦》中的钮爱卿是封建时代妇女中的最不幸者，生活对她们是最无情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屈从人，强颜欢笑，她们被糟蹋，被侮辱，如同漂泊不定的浮萍，无依无靠，一钱不值，所以她们期待着在生活中遇上一个知音，使疲惫的生命之舟能够停在宁静的港湾。
刘秋痕之于韦痴珠，钮爱卿之于金挹香，他们的情与爱是强烈真诚的，她们的灵与肉是合于一体的。
她们不考虑社会舆论，不计较妻妾地位，不管年纪大小，不嫌清贫孤介，敢爱敢恨，只要能得到真心的爱，“衣带渐宽终不悔”，作者对她们这种真情的价值是肯定的。
第二，在反映逛妓狎伶社会风尚的同时，表现了封建文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变异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倘若耽于闺房之乐，便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表现。这样，男性的功名事业之心侵袭了他们的情欲，当功名失意的时候，他们的情欲似乎才苏醒过来。
于是便往往走向纵情声色的另一个极端。
狎妓有的纯粹是为了得到情欲的满足，有的则是希望在风月场中得到一种慰藉的抚爱。
有人认为魏秀仁的《花月痕》是描绘他自己在太原知府家坐馆期间那“华天月地“的冶游生活的，俞达的《青楼梦》写了一名多情公子如何得到三十六名妓女的青睐、爱戴以及他们的爱情纠葛，虽然他没有视妓女为玩物，能够以平等的“人”来对待妓女，但这只能说是一种变态的爱情生活。
这种反映在爱欲与事业对立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变异心态，并不值得肯定，但具有认识价值。
第三，在表现“风流才子”的生活向往的同时，表现了晚清封建文人的双重理想人格。
在古代文学中有两种理想人格，一种是依赖型的人格，即人的个性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
一种是自尊型的人格，具有近代型的自由人格。
作为处在封建时代与近代之间的晚清文人，他们追求的理想人格必然同时烙着新与旧的印记。
魏子安在《花月痕》中塑造了韩荷生这一理想形象，前面写他不阿附权贵，只寄情风月、留连诗酒，是一个洒脱的名士形象。
后面则写他功成名就，赐爵升官，极力表现他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与追求，这确实使形象出现不一致性，但正是这一点表现了晚清封建文人的双重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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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画符念咒、土遁缩地，斩除自然界的妖魔鬼怪，同时也惩治人世间的“妖魔鬼怪”。
从而向人们提供了虚幻的希望和理想，这当然是作者的世界观的局限。
小说用漫画式的勾勒和圆雕式的皴染来塑造人物形象。
作者塑造了一个卖身投靠严府的走狗罗龙文，罗龙文初见冷于冰这个穷书生，傲气十足，只收了晚生帖，回拜时也只问了几句话，吃了两口茶便走了。
过了两天，罗龙文满面笑容来见，对冷于冰又是作揖，又是下跪，又是拍手大笑，又是挪椅并坐，晚生帖硬是被换成了兄弟帖，傲气变成了奴气。
还向冷于冰低声表白自己极力保举之意。
这一切都是因为冷于冰的寿文受到严嵩的赏识。
后来冷于冰被严嵩接见回来，罗龙文更是丑态毕露，一幅市侩势利小人相:“只见罗龙文张着口，没命的从相府跑出来，问道:‘事体有成无成，’于冰将严嵩的话说了一遍，龙文将手一拍:‘如何，人生在世，全要活动，我时常向尊总们说你家这老爷气魄举动断非等闲人，今日果然就扒到天上去了。”
当他得知冷于冰与严嵩闹翻而忿然出府时:“只见龙文入来，也不作揖举手，满面怒容，拉过把椅子来坐下，手里拿着把扇子乱摇。”
坐了一会儿，将冷于冰训斥了一顿，冷于冰惹急了冷笑道:“有那没天良的太师，就有你这样丧天良的走狗～”
这下罗龙文怒气冲冲地跳了起来，要冷于冰他们滚出去。
作者一层一层、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这个大官僚的帮闲和爪牙的奴才嘴脸和肮脏灵魂。
还有就是人情小说的研究。
所谓的人情小说是指以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中长篇小说。
也有人把这类小说称之为“世情小说”。
还是人情小说更为确切，突出了它是通过恋爱婚姻、家庭生活来描写社会世态这个特点，不仅可以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公案侠义等类小说明显区分开来，而且也与同样描写人情世态的讽刺小说区别开来。
因为讽刺小说是以社会官场为讽刺中心，而人情小说则是以婚姻家庭为主要题材。
而且需要说明，中国古代小说早就有写人情的传统。
在魏晋小说中，虽然主体是“记怪异”，但也有些故事“渐近于人性”，表现恋爱婚姻的理想，如《吴王小女》、《韩凭夫妇》、《庞阿》、《河间男女》等。
到了基本上以“记人事”为主的传奇里，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
《莺莺传》、《霍小玉传》、《柳氏传》等是其杰出的代表。
在这些小说里，才子佳人的恋情，悲欢离合的结构，爱情与世态描写的融合，都说明这些作品具有人情小说的基本特征。
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中也有对市民阶层爱情婚姻的描写，明清人情小说正是在唐传奇，尤其是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吸收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的创作经验而发展起来的。
明清人情小说的繁荣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原因。
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一次大繁荣是宋元话本的出现。
继之而来的明代初年，出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辉煌巨着，似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又一次高潮。
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是经过民间长期积累而完成的，它们的基本轮廓在元代已经具备了，实际上它们是宋元小说繁荣的产物。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活跃，市民阶层的壮大，在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启蒙思潮。
以李贽、三袁、冯梦龙为代表的思想家、文学家怀疑程朱理学，要求尊重人的个性，肯定人情和人欲的合理性，要求在戏曲、小说和诗文里反对复古、反对模仿抄袭，要求表现“童心”，“独抒性灵”、歌颂真情。
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中，“三言”等反映市民意识的白话短篇小说，《金瓶梅》等人情小说，歌颂“至情”的汤显祖的剧作同时出现，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们都是以人情、人性、人欲为内容，强烈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心态。
在前人艺术积累的基础上，人情小说大发展、大繁荣，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创造出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最高成就的作品。
人情小说是纵跨明清两代、具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流派，在它的内部拥有几种分明不同的的风格。
从《金瓶梅》到《青楼梦》，人情小说大致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着重描写家庭内部的矛盾和纷争，可以称为家庭小说。
它们大多不涉及恋爱问题而是写家庭内部的问题，用以反映世态人情。
暴露黑暗和丑恶是作品的主要倾向。作者多是北方人，文风粗犷有力。
2、以《玉娇梨》、《平山冷燕》、《定情人》、《金云翘传》等为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
这类作品有的侧重恋爱婚姻，反映社会动乱;有的则通过恋爱婚姻，歌颂爱情的美好理想。
但它们大多以恋爱问题为题材，才子佳人不管经过多少磨难和波折，最终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姻美满。
作品写到洞房花烛就嘎然而止，至于他们婚后的家庭生活，作者就不去管它了。
它们是恋爱小说而不是家庭小说。歌颂进步的爱情理想是其主要倾向，作者多是南方人，文字秀丽而又典雅。
3、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人情小说，把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结合起来，把暴露丑恶和歌颂理想结合起来，是人情小说的最高典范。
4、以清末《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为代表的狭邪小说，它们既没有描写正常的恋爱婚姻，也没有揭示家庭内部的矛盾。
而是写才子与娼妓、优伶的所谓“恋爱”，也就是写非正常的婚姻生活。
正象鲁迅说的:“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它们多表现理想的幻灭，文笔空灵凄婉。
《品花宝鉴》，又名《怡情佚史》，亦题《群花宝鉴》，六十回。
作者陈森，字少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江苏常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生活在道光年间。
清乾隆以来，达官名士、公子王孙招伶陪酒助乐之风甚盛，扮演旦角的优伶被呼为相公，又称做“花”。
这些伶人虽为男性，却被视为妓女般的玩物。
《品花宝鉴》即以此为题材，以青年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神交钟情、相思相恋为线索。
写了象梅、杜这样的“情之正者”，他们认知己而不及乱，绝无狎意。
并且称颂杜琴言、苏惠芳等梨园名旦“出污泥而不滓，随狂流而不下”的不俗气质，同时还写了商贾市井、纨绔子弟之流的“情之淫者”。
以及嘲讽那些“狐媚迎人，娥眉善妒，视钱财为性命，以衣服作交情”的黑相公，作者以优伶为佳人，狎客为才子，写得情意缠绵，悱恻动人。
最后诸名旦脱离梨园，当着众名士熔化钗钿，焚弃衣裙，结局纯是作者个人的理想。
《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缘》，五十二回，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阅。
眠鹤主人就是魏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福建闽侯人。
《花月痕》是作者在太原知府保眠琴家处馆时所作，光绪十四年刊刻问世。
书中描写韦痴珠、刘秋痕和韩荷生、杜采秋两对才子、妓女相恋的故事，叙述他们穷通升沉的不同遭遇。
韦风流文采，卓绝一时，然时运不济，既不能自展其才，也未能救其所爱，以至困顿终身，落魄而亡，秋痕亦殉情而死。
韩则高见卓识，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终致飞黄腾达，累迁官至封侯，成为中兴名臣，其所狎妓杜采秋亦封一品夫人。
最后以痴珠的儿子小珠高中进士，作了钦差使，奉旨前往江东犒劳大军，赈恤难民，事后到并州护送痴珠和秋痕的棺木归里作结。
《青楼梦》，又名《倚红小史》，六十四回，成书于清光绪四年，作者俞达。
《青楼梦》以狎妓为题材，写所谓“风流才子”的生活理想。主人公金挹香以其风流才情得到了三十六妓女的青睐，与他们朝夕往来，结为知己。
又不忘“努力诗书”，成就功名，后科考及第，为养亲而捐了官，授余杭知府，纳五妓为妻妾。
不久，父母都在府衙中跨鹤仙去，挹香亦入山修道，又归家度其妻妾，原来以前所识的三十六妓，都是散花苑主坐下司花的仙女，今皆尘缘已满，重入仙班，于是，离散于人间的才子佳人遂欢聚于仙界。
对于以上这几部狭邪小说的思想评价，一般都认为这些作品是作者追求功名利禄、赞赏腐朽堕落生活、抒发颓废没落情绪的思想表现。
这当然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不过如果结合作者、作品、时代及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的话，还是可以看出一定的认识价值。
首先，在反应封建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的同时，肯定赞扬了她们的追求和才华。
《花月痕》中的刘秋痕。《青楼梦》中的钮爱卿是封建时代妇女中的最不幸者，生活对她们是最无情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屈从人，强颜欢笑，她们被糟蹋，被侮辱，如同漂泊不定的浮萍，无依无靠，一钱不值，所以她们期待着在生活中遇上一个知音，使疲惫的生命之舟能够停在宁静的港湾。
刘秋痕之于韦痴珠，钮爱卿之于金挹香，他们的情与爱是强烈真诚的，她们的灵与肉是合于一体的。
她们不考虑社会舆论，不计较妻妾地位，不管年纪大小，不嫌清贫孤介，敢爱敢恨，只要能得到真心的爱，“衣带渐宽终不悔”，作者对她们这种真情的价值是肯定的。
第二，在反映逛妓狎伶社会风尚的同时，表现了封建文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变异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倘若耽于闺房之乐，便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表现。这样，男性的功名事业之心侵袭了他们的情欲，当功名失意的时候，他们的情欲似乎才苏醒过来。
于是便往往走向纵情声色的另一个极端。
狎妓有的纯粹是为了得到情欲的满足，有的则是希望在风月场中得到一种慰藉的抚爱。
有人认为魏秀仁的《花月痕》是描绘他自己在太原知府家坐馆期间那“华天月地“的冶游生活的，俞达的《青楼梦》写了一名多情公子如何得到三十六名妓女的青睐、爱戴以及他们的爱情纠葛，虽然他没有视妓女为玩物，能够以平等的“人”来对待妓女，但这只能说是一种变态的爱情生活。
这种反映在爱欲与事业对立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变异心态，并不值得肯定，但具有认识价值。
第三，在表现“风流才子”的生活向往的同时，表现了晚清封建文人的双重理想人格。
在古代文学中有两种理想人格，一种是依赖型的人格，即人的个性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
一种是自尊型的人格，具有近代型的自由人格。
作为处在封建时代与近代之间的晚清文人，他们追求的理想人格必然同时烙着新与旧的印记。
魏子安在《花月痕》中塑造了韩荷生这一理想形象，前面写他不阿附权贵，只寄情风月、留连诗酒，是一个洒脱的名士形象。
后面则写他功成名就，赐爵升官，极力表现他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与追求，这确实使形象出现不一致性，但正是这一点表现了晚清封建文人的双重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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