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六十

    廷杖，即是在朝廷上行杖打人，是对朝中的官吏实行的一种惩罚，最早始于东汉明帝，又一说是北周宣帝，在金朝与元朝普遍实施，明代则实施得最著名。明代往往由厂卫行之。成化以前，凡廷杖者王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毰迭帊，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刘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

    廷杖最早始于东汉明帝，《后汉纪》曰:明帝时，政事严峻，故卿皆鞭杖“。(《太平御览》卷605·刑法部·16杖条)，明朝时成为一种制度。廷杖一般是由栗木制成，击人的一端削成槌状，且包有铁皮，铁皮上还有倒勾，一棒击下去，行刑人再顺势一扯，尖利的倒勾就会把受刑人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来。如果行刑人不手下留情，不用说六十下，就是三十下，受刑人的皮肉连击连抓，就会被撕得一片稀烂。不少受刑官员，就死在廷杖之下。即便不死，十之八九的人，也会落下终身残废。廷杖最高的数目是一百，但这已无实际意义，打到七八十下，人已死了。廷杖一百的人，极少有存活的记录。廷杖八十，意味着双脚已迈进了阎王爷的门槛。

    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至于采取何种打法由监刑官按皇帝的密令决定，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那么就是“着实打“，可能会导致残废，而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么就是“用心打“，则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大宦官刘瑾就曾在午门杖死过23个大臣。

    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但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最后万历被激怒了，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才对)被拖到午门外廷杖60。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喙的大臣们最主要的手段了。明黄道周《节寰袁公(袁可立)传》:“及在御史台，值他御史触上怒，将廷杖，诸御史诣政府乞伸救，辅臣以上意为辞。“

    “国本之争“前后争吵达15年，使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直到福王赴洛阳就藩才算告一段落，但万历悲痛欲绝，他感到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

    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因此，不管朝廷讨论的事情是对是错，纯为反对而反对，而冒险骗取廷杖的也大有人在。

    明代的廷杖始于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多为不法，罪有应得，但朱元璋却开了廷杖大臣的先例。此后明成祖永乐时期废此不行，但朱棣死后十几年，明英宗就恢复了廷杖。

    被廷杖的大多是一两个人，但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皇极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一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而廷杖的缘由也是无所不有。劾严嵩，论妖僧，谏万贵妃干政，要廷杖;谏元夕观灯，谏武宗南巡，谏嘉靖勿服金丹，也要廷杖。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上一本的杖三十，上两本的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杖完，人就死了。

    1519年，群臣劝说朱厚照皇帝不要到江南游玩，惹得皇帝大发雷霆，对劝阻的146名大臣加以杖责，结果打死了11人。

    万历五年，张居正丁忧，万历皇帝命其夺情。张居正门生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先后上疏劝居正回籍守制，奏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馋曰:“居正父子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吁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曰:'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遽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万历大怒，命廷杖吴、赵二公各六十。吴中行受杖后，已毙复苏，因中书舍人秦柱挟医至，投药一匕乃苏，封腐肉十脔，一肢一遂空，赵用贤体素肥，肉溃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以示子孙。同时受杖除名的还有艾穆和沈思孝，每人八十。艾穆创重不省人事，几毙乃苏，遂往戍所。

    圈禁，读音quānjìn，汉语词语，意思是清刑制名。宗室犯罪，应枷及徒以至军流地，都折以板责，圈禁于空房。枷罪﹑徒罪为拘禁，军流罪则锁禁。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令条例，由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

    《大明律》在中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它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明代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还开启了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

    《大明律》适应形势的发展，变通了体例，调整了刑名，肯定了明初人身地位的变化，注重了经济立法，在体例上表现了各部门法的相对独立性，并扩大了民法的范围，同时在“礼“与“法“的结合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

    《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阶级内部的诉讼，后者主要指对谋反、大逆等民变的严厉措施。不准“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揽权、交结党援的集权思想。

    在刑法上，《大明律》渊源于《唐律》，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即所谓正刑，其它如律例内的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为明代所创。所谓廷杖就是朱元璋开始实行的，其它《大明律》未规定的酷法漤刑也层出不穷。至于锦衣卫的“诏狱“杀人最惨，为害最甚。其后又有东厂、西厂、内厂相继设立，酷刑峻法，愈演愈烈，直到明亡。

    明代比较重视法制的建设与实践，其中历经三次大规模修订的《大明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大明律》在中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它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明代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还开启了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大明律》在明代实施的过程中，虽然也不断受到“朕言即法“的干扰，但这些干扰始终未能影响它的正统法典的地位。

    大明律制定过程是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议定律令。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

    次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於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他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

    由於朱元璋严禁嗣君“变乱成法“﹐此次重颁《大明律》后﹐终明之世未再修订。有变通之处﹐则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辅律而行。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此后律﹑例并行。

    基本内容包括﹕《名例律》一卷﹐四十七条﹐是全律的纲领。名例是刑名和法例的简称。它规定了对不同等级﹑不同犯罪行为论罪判刑的基本原则。其中“五刑“条规定刑有五种﹐即笞﹐杖﹑徒﹑流﹑死﹔在“六律“的具体条款中又有凌迟处死﹑边远充军﹑迁徒﹑刺字等刑罚﹔“十恶“条规定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所谓“常赦所不原“的重罪﹐集中地表明了明律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的阶级实质。

    “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爵一品及文武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确定了皇族﹑贵戚﹑官绅的法律特权。这八种人犯罪﹐法司皆不许擅自鞫问﹐须实封奏闻﹐取自上裁。但《明律》“八议“中文武官员的特权与前代比较有所下降。

    《吏律》包括《职制》﹑《公式》二卷﹐三十三条。主要规定文武官吏应该遵循的职司法规及公务职责。其中“大臣专擅选官“﹑“文官封公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交结近侍官员“﹑“擅为更改变乱成法“等死罪条款为明律所特有﹐反映出明代君权及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日趋强化的历史特点。

    《户律》分为《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七卷﹐共九十五条。此律是人口﹑户籍﹑宗族﹑田土﹑赋税﹑徭役﹑婚姻﹑钞法﹑库藏﹑盐法﹑茶法﹑矾法﹑商税﹑外贸﹑借贷﹑市场等有关社会经济﹑人身关系及婚姻民事内容的立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大为增加﹐《课程》﹑《钱债》﹑《市廛》专篇﹐反映出明代封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宗法关系等方面也有时代特点。不限制私人土地拥有量﹐但严禁“欺隐田粮“﹔允许土地买卖﹐但规定典卖田宅必须税契﹑过割﹐并严禁正常土地买卖之外的土地兼并。有关钱粮等事明律科罪较唐律重﹐但“脱漏户口“﹑“商嫡子违法“﹑“别籍异财“﹑“居丧嫁娶“﹑“良贱为婚“等科罪却较轻。另外﹐还规定庶民不准蓄奴﹐田主不得随意役使佃客抬轿﹑佃户对田主只行“以少事长“(即以弟事兄)之礼。

    《礼律》分《祭祀》﹑《仪制》二卷﹐二十六条。此律是对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种礼仪的法律规定。律中除“留难朝见官员“﹑“阻挡上书陈言“﹑“假降邪神惑众“等直接侵犯皇权的行为外﹐对其馀“亏礼废节“行为(有的尚属“十恶“)的科罪大都较轻﹐“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坚固“等﹐尽管属“十恶“范围﹐但仅定杖罪。“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亦属“十恶“﹐仅为徒罪。

    《兵律》分《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五卷﹐共七十五条﹐此律是有关军戎兵事的立法。对军人犯法科罪较重﹐除在《名例律》中增立“军官有犯“﹑“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等律条外﹐复设此专篇。

    《刑律》分为《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十一卷﹐共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了对刑事犯罪的论罪定刑及诉讼﹑追捕﹑审判的原则﹐是全律的重点。

    其中对“谋反“﹑“大逆“﹑“造妖书妖言“﹑“犟盗“﹑“官吏受赃“以及“犟奸“等论罪均较重。如“谋反大逆“罪﹐唐律规定本人处斩﹐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绞﹔明律规定本人“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上皆斩﹔“犟盗“罪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官吏受赃“罪﹐明之死罪起点比唐低得多﹐此举意在加重制裁直接触犯封建统治的犯罪﹐与此同时﹐对“子孙违犯教令“﹑“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和奸“以及雇工人殴﹑骂﹑奸﹑告家主等间接危害封建名教的罪罚则有所减轻。

    《工律》分《营造》﹑《河防》二卷﹐十三条﹐是关於工程营建﹑官局造作以及河防﹑道路﹑桥梁方面的立法。工律设置专篇为明代所独有。

    此外﹐又有丧服图和五刑图。

    主要特点《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大明律》是其一生中“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是他经过反复修改﹐“凡七誊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他视其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朱元璋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二十一年又颁赐《大诰武臣》﹐令全国官吏军民诵习。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服从封建统治。

    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成立以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的立法机构，着手制定法律。他还钦定了此次修法的原则: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

    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于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它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由于朱元璋严禁嗣君“变乱成法“，此次重颁《大明律》后，终明之世未再修订。有变通之处，则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辅律而行。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此后律﹑例并行。

    《大明律》的修订是明代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代统治者，很注重法律规范的修订。在《大明律》颁布以前，朱元璋很早就开始了系统的立法活动。“太祖初渡江，颇有重典，……命(李善长)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明史·刑法志》)，“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明史·李善长传》)。可以看出，朱元璋在渡江占据金陵时，就已开始了法律的制订工作，而在吴元年，更是系统地制订了“律令“。是年“甲寅，律令成，命颁行之“(《明太祖实录》)。但这时所颁布的“律“、“令“还不是后来所说的《大明律》，而是分“律“和“令“两个互不相属的法律规范。其“律“是由元律衍化而成的刑事法规，而“令“则是调整各行政部门的行政法规。虽然吴元年“律“的详细内容今天难以窥见全貌，但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这部吴元年“律“对于《大明律》的修定，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它是《大明律》的直接渊源。但这部吴元年“律“是一部“有乖中典“的峻法。这也许是明“太祖惩元纵驰之后，刑用重典“的缘故。到太祖洪武初年，朱元璋已注意到了它的“轻重失宜“，因此随着大局的稳定，于洪武元年八月开始了修订《大明律》的酝酿阶段。

    朱元璋大规模修订《大明律》共进行了三次。第一次开始于洪武六年十一月，次年二月书成进上，名曰《大明律》，篇目仿《唐律》，分“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十二门。这部洪武七年《大明律》就体例来看，完全是《唐律》的翻版，就内容来说，则由四部分组成:一是采用吴元年“旧律“，二是“续律“，三是吴元年“旧令“上升为律，四是立国以来法律实践中的“因事制律“。体例虽旧，但律条内容为据明初社会状况因时而设，且较“吴元年律“有很大的进步。比如，有鉴于“吴元年律“量刑过重给社会稳定带来的不良影响，七年《大明律》对此有所救弊，摒去了一些较为严酷的条文，整体上科罪量刑远较《唐律》等著名法典严峻。

    七年《大明律》颁行以后，又经历了两次局部的修订。到洪武二十二年，由于朱元璋因事制例的习惯，七年《大明律》逐年增多的“条例“已经发展到了影响明律条文正确、实用的程度。因此刑部上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朱元璋采纳刑部建议，决定以七年《大明律》为基础，对《大明律》作大手术。二十二年《大明律》使隋唐以来沿袭了八百多年的中国古代法典体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二十二年《大明律》的典型特点。但就科罪量刑方面来说，二十二年《大明律》中依然保留了许多“畸重“的条款，即仍体现着朱元璋“刑用重典“的立法精神。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孙朱允炆立，并开始参预政事。据史书记载，太孙生性宽仁，深感二十二年《大明律》用刑苛重，乃请于朱元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屈法以伸情。“朱元璋深然其说，命他捡出二十二年《大明律》中刑重条文凡七十条款改定之。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最后定本刊行。几经修改，三十年《大明律》在刑罚方面明显较前有所减轻。朱元璋为了纠补这种刑轻现象，贯彻其以“刚猛治国“的既定方针，在三十年《大明律》刊布时，特将其另行制订的《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后，并申令:“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因此，律、诰并行，以诰补律，是三十年《大明律》的典型特色。

    经过洪武七年、二十二年、三十年三次大规模修订，到三十年《大明律》正式颁布实施，明代大张旗鼓的修订《大明律》活动可以说基本结束。正如《明史·刑法志》总结的那样:“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订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这里所说的“一代法始定“，其意是作为明代根本法典的《大明律》正式完成。该法典在洪武三十年最后颁布以后，由于朱元璋严令“定律不可轻改“，“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因此洪武以后的君臣们对《大明律》“历代相承，无敢轻改“。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大明律》是其一生中“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是他经过反复修改，“凡七誊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他视其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朱元璋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二十一年又颁赐《大诰武臣》，令全国官吏军民诵习。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服从封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