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近五年来，我曾先后收到过海外几所大学中文系的三篇博士论文，都是研究我的。研究的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在论文的后半部分留下了一个共同的难点，那就是无法索解我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诽谤。那几篇论文都一一反驳了诽谤的内容，却不能判断诽谤的成因。论文的作者都希望我本人能提示几句。
我的回答一定会使他们哑然失笑，那就是五个字：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得出这五字回答？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很多猜测，走过很多弯路，每一条都没有走通，直到今天。我向论文的作者们预告，自己可能会写一篇短文说说这件事情。眼下，就是这篇短文。
我并不重要，不值得因为遭受诽谤专门写一篇文章。但又觉得这毕竟是延续了二十年的大事件，构成了古往今来对一个独立文化人最大规模的诽谤。而且，这个独立文化人最没有被诽谤的理由。究竟是一彪什么样的神秘权势，加上一哨什么样的散兵游勇，能够锲而不舍地在传媒间发威？实在令人好奇。由于悬案至今未破，好奇也越来越深，有时甚至让人联想到《达·芬奇密码》。
也许，我的这篇短文，能够对后来的研究者们带来一些启发，使他们继续追踪或放弃追踪。
一
最早，我判断这场诽谤的发起者，是“文革”残余势力。
理由是，他们说来说去，都把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后期主持的教育抢救行动（复课、编教材、办学报等等）说成是“文革写作”，贼喊捉贼。而且，《南方周末》和《文学报》集中打理的攻击者，确实就是上海那个姓孙的人，我们当年的老对手。而且有趣的是，呼应他诽谤的那些文章，全都呈现出当年文化暴徒们的语言方式。因此，我把那场诽谤判断为“文革遗响”。
但是，我后来渐渐对这个判断产生了动摇。因为那个姓孙的人在发起攻击之后再也不说一句话，好像已经害怕把事情闹大之后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而且，与他同病相怜的鼓噪者们年龄也都已老迈，不可能再有当年反复冲杀的劲头。但是，传媒间诽谤的声势并没有减弱，证明主角已经不再是他们。再看所有的诽谤，都绕开了具体问题，只表现出一种幽幽之恨。这幽幽之恨来自何处？于是便把诽谤的起因引向第二种可能。
二
第二种可能，是我当年担任上海市中文学科教授评审组组长时，被我否决的那些落选者，联合起来了，对我进行报复。被我否决的落选者，占全部申请者的二分之一，因此数量很大，而且年龄不等，完全有能力维持诽谤的持久战。据统计，参与这场诽谤最猛烈的报刊在广州、北京、天津、长沙，但作者却大多出自上海。那就似乎更能证实我的这一判断了。
能“证实”吗？几年后我又产生了怀疑。因为上海五十几所高校中那些被我否决的落选者，是一种散落无序的存在，如果没有人组织，他们怎么知道要向广州、北京、天津、长沙的报刊投稿？而那些报刊，也早已在经济大潮中脱胎换骨，兴趣全在商业炒作，几乎不会去拆阅一封封“自然投稿”。这也就是说，上海高校中的落选者们即使要采取如此一致的诽谤行动，背后必须有策划者和组织者。而且根据当时的风气，这种策划者和组织者又必须对各方面作出经济上的许诺。这会是谁呢？
让我更进一步产生怀疑的是，上海高校中那些被我否决的落选者，在我辞职之后，都已一一获得晋升，他们早已从落选者变成入选者，甚至变成了评选者，幽幽之恨已经不浓，即使还偶尔参与诽谤，也只是因为背后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据北京一位熟悉出版行业的资深记者何先生告诉我，策划者和组织者，是几个盗版集团。盗版集团财大气粗，对于一切诽谤我的文章，愿意支付三倍的稿酬在他们指定的媒体上发表。
盗版集团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何先生说，他们深知我是全国被盗版最严重的第一人，已经发表反盗版声明，而且应邀作为唯一的个人会员参与了北京的反盗版联盟。他们断定我会采取一系列法律行动来对付盗版，有可能使盗版这个行当受到打击，因此决定用“名誉事件”来掩盖盗版事件，其实也就是用民事案件来掩盖刑事案件。
在他们的设计中，我如果被一系列诽谤攻击得焦头烂额，必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那就不会有心思来追缉盗版了。即使追缉到了，也很难成为另一个社会焦点。
我一听，觉得确实有迹可循。我曾经当面拒绝过从广州来的两个携巨款的“调解人”，那儿一直是我的书籍的盗版中心，现在又成了诽谤我的中心。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广州与我关系最浅，几乎没怎么去过，为什么全国诽谤我的文章有一大半在那个城市的报刊上集中发表？这事我一直百思不解，现在似乎找到了答案，原来，是两个“中心”的贴合。
有广州的报刊作了示范，全国很多地方的报刊也都纷纷效尤。这些报刊在体制上都属于官方，平时只需守住政治底线即可，而绝对不会因为诽谤了我这样无职无权的人来认错。于是那些写诽谤文章的人有恃无恐，又有盗版集团的资助，队伍也就越来越大。有一批人，则把诽谤和盗版一起做，一边偷印着我的书，一边写着骂我的文章，左右逢源，双重收入，又非常安全。据我所知，其中至少有十几个，由此而成了拥有几处花园别墅的富豪。其实出版界的同行都说得出他们的名字。
这样大约闹腾了十年左右，后来随着网上阅读的兴起、版权法制的强化，盗版的嚣张势头过去了。因此，最近这些年，我已经很难指证，那些诽谤者背后，有盗版集团在资助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诽谤并未因此而减少。只不过，把诽谤的主场转移到网络上来了。
于是，我又要为诽谤寻找另外的原因了。
三
你看，并不完全是因为“文革”残余势力，并不完全是因为评审落选者，并不完全是因为盗版集团，那么，形成最大规模诽谤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很多朋友为了安慰我，找了这样一个原因：诽谤者就是嫉妒者。
虽然在安慰我，却也把责任推给了我。因为中国古代一直习惯于把责任归之于受害者，叫作“招妒引谤”。
但是，对此我必须为自己声辩：我实在没有太多引起他人嫉妒的理由。
一切真正的嫉妒，来自于竞争性对比。
我没有在任何一个问题上，足以与别人构成竞争性对比。
我想，大概谁也不能否认以下这些事实吧——
一、我在二十八年前辞职后，没有再去谋取过任何官职。其实我当初因几度民意测验第一而被任命为院长，也是一再推拒，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丝毫竞争。
二、几十年来，我不是人大代表，不是政协委员，不参加作家协会，不参加文联，因此也不会在“社团性名誉”上与任何人发生丝毫竞争。
三、我因万里考察和专心著作，从不参加一切会议、接见、座谈、研讨，因此也不可能在排名先后和“受重视程度”上与任何人发生丝毫竞争。
四、我的全球历险，我的写作路数，我的文字风格，从来不与任何人重叠、交叉，因此也不可能发生丝毫竞争。
五、我的学术著作，从“文革”灾难期冒险写出的《世界戏剧学》，到几十年后写出的《中国文脉》、《君子之道》、《极品美学》等等，在选题上始终独一无二，不可能与任何人发生丝毫竞争。
六、我完成了几十部著作，但从来没有申领过一元钱的研究基金、项目经费、学术津贴、考察专款、创作补助、资料经费，因此也不可能在这些方面与任何人发生丝毫竞争。
……
仅仅这六条，大概已经可以证明，我没有留下一丝缝隙，能让别人产生竞争性嫉妒。因此，也没有理由因嫉妒而产生诽谤。
四
既然嫉妒也不是诽谤的理由，那么，还有诽谤的别种起因吗？
不熟悉我的人也许会问：“你是不是在态度上过于刻板，过于冷漠，过于居高临下，招致别人的不悦？”
这不必由我自己回答，一切稍稍熟悉我的朋友都会哈哈大笑，予以否定。他们常说，我的随和、热忱、同情、腼腆，已经到了“必须硬一硬心肠的地步”。但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很难改。
据杨长勋教授统计，在全国浩浩荡荡的诽谤我的名单中，曾经与我有过一点浅浅接触的，只有两人。
可见，诽谤我，与我待人接物的态度关系不大。
五
既然什么原因也没有找到，我为什么会遭受“古往今来针对一个独立文化人的最大规模诽谤”呢？
确实很难想象。直到有一次，妻子马兰说：“这事可能与我有关。”
我虽然不能完全同意，却开拓了另一种思路。
妻子的经历我不想复述了。我曾经用“惊天大逆转”来形容她突然被停止工作的怪事。
一个在“艺术喜爱度”全国民意测验中多次名列第一的著名艺术家，一个唯一囊括全国舞台剧和电视剧全部最高奖项的表演艺术家，一个荣获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和纽约市文化局颁发的“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中国艺术家，居然在三十八岁的黄金年龄上被停止工作。由于外省没有相同剧种，她只能失业，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突然之间，马兰的一切社会职位和艺术职位都被撤除，逼她全面让位。直到今天，从马兰本人到她的每一个同事、每一个观众，都不明白官员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大家只能胡乱猜测。也许是马兰几度婉拒参加欢迎北京官员的联欢会？也许是她从来不向省里的官员“汇报思想”？也许是更高的官员塞进了替代的名单？……都有可能。
其实，我是故意把这件事情说轻了。
马兰与我一样，不是政治人物，也没有任何经济上和人际关系上的毛病，完全找不到把她撤除的丝毫理由，却不顾一切地把她撤除了。这个举动必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这会斫伐掉一个省在全国文化界和亚洲艺术界的地位而几乎不会有恢复的可能，随之又可能会引发专家和观众的抗议。真不知哪几个官员有天大的胆子和天大的手腕，居然把事情摆平了。我一直不相信省里有什么官员敢于这么做，却也不愿去推测其他背景。但是毫无疑问，省里的官员和他们的背景最担心的风险，是我。
他们知道我擅于写作，擅于演讲，在海内外拥有大量的读者和听众，又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一定会为我深爱的妻子奔命呼号。他们从我的经历明白，我不会接受威胁和恐吓，因此唯一能做的事，是组织密集的诽谤把我紧紧围困住，让读者失去对我的信任，使我失去话语权。他们又知道，一时的围困对我无用，我稍有可能又会大声疾呼。于是他们也就不敢停下诽谤，一拨又一拨，一轮又一轮。从他们能够调度广州、北京、天津、长沙的报刊，能够指挥上海的文痞，就知道背景之深了。
在这个关键之处，我们应该加入一点想象。这么大的工程，需要一种何等绵长而又强烈的力量来维系啊，但这样的力量一定不是缘于集体，只能缘于个人，因为只有个人才能出于某种怪异原因而力敌万钧。这么一想，我妻子的被撤除，我本人的被诽谤，一定能在远处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很可能是一个不顾天陷地塌、不顾海倾山崩的动人故事。但是，故事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就不知道了。
你看，说了那么多，结果还是本文标题的五个字：我也不知道。
世事真是蹊跷，明明是给我们带来大半辈子灾难，最后还是一个谜。而且，没有破解的可能。
人生，就是一个不可破解的大谜。
能破解的，都只是一些常规小事。因此，大家再也不要为常规小事而烦恼了，因为真正的大谜我们连烦恼也烦恼不过来。
说到这里，我已触及佛教的精髓。
其实也就顺便说明了，我们夫妻两人遭此几十年大难仍能保持安详、愉悦的原因。
既然不知道就不必知道；既然不必知道就不必烦恼。于是，一切都会很好。我们眼前，始终有如来和观音的微笑。
近五年来，我曾先后收到过海外几所大学中文系的三篇博士论文，都是研究我的。研究的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在论文的后半部分留下了一个共同的难点，那就是无法索解我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诽谤。那几篇论文都一一反驳了诽谤的内容，却不能判断诽谤的成因。论文的作者都希望我本人能提示几句。
我的回答一定会使他们哑然失笑，那就是五个字：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得出这五字回答？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很多猜测，走过很多弯路，每一条都没有走通，直到今天。我向论文的作者们预告，自己可能会写一篇短文说说这件事情。眼下，就是这篇短文。
我并不重要，不值得因为遭受诽谤专门写一篇文章。但又觉得这毕竟是延续了二十年的大事件，构成了古往今来对一个独立文化人最大规模的诽谤。而且，这个独立文化人最没有被诽谤的理由。究竟是一彪什么样的神秘权势，加上一哨什么样的散兵游勇，能够锲而不舍地在传媒间发威？实在令人好奇。由于悬案至今未破，好奇也越来越深，有时甚至让人联想到《达·芬奇密码》。
也许，我的这篇短文，能够对后来的研究者们带来一些启发，使他们继续追踪或放弃追踪。
一
最早，我判断这场诽谤的发起者，是“文革”残余势力。
理由是，他们说来说去，都把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后期主持的教育抢救行动（复课、编教材、办学报等等）说成是“文革写作”，贼喊捉贼。而且，《南方周末》和《文学报》集中打理的攻击者，确实就是上海那个姓孙的人，我们当年的老对手。而且有趣的是，呼应他诽谤的那些文章，全都呈现出当年文化暴徒们的语言方式。因此，我把那场诽谤判断为“文革遗响”。
但是，我后来渐渐对这个判断产生了动摇。因为那个姓孙的人在发起攻击之后再也不说一句话，好像已经害怕把事情闹大之后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而且，与他同病相怜的鼓噪者们年龄也都已老迈，不可能再有当年反复冲杀的劲头。但是，传媒间诽谤的声势并没有减弱，证明主角已经不再是他们。再看所有的诽谤，都绕开了具体问题，只表现出一种幽幽之恨。这幽幽之恨来自何处？于是便把诽谤的起因引向第二种可能。
二
第二种可能，是我当年担任上海市中文学科教授评审组组长时，被我否决的那些落选者，联合起来了，对我进行报复。被我否决的落选者，占全部申请者的二分之一，因此数量很大，而且年龄不等，完全有能力维持诽谤的持久战。据统计，参与这场诽谤最猛烈的报刊在广州、北京、天津、长沙，但作者却大多出自上海。那就似乎更能证实我的这一判断了。
能“证实”吗？几年后我又产生了怀疑。因为上海五十几所高校中那些被我否决的落选者，是一种散落无序的存在，如果没有人组织，他们怎么知道要向广州、北京、天津、长沙的报刊投稿？而那些报刊，也早已在经济大潮中脱胎换骨，兴趣全在商业炒作，几乎不会去拆阅一封封“自然投稿”。这也就是说，上海高校中的落选者们即使要采取如此一致的诽谤行动，背后必须有策划者和组织者。而且根据当时的风气，这种策划者和组织者又必须对各方面作出经济上的许诺。这会是谁呢？
让我更进一步产生怀疑的是，上海高校中那些被我否决的落选者，在我辞职之后，都已一一获得晋升，他们早已从落选者变成入选者，甚至变成了评选者，幽幽之恨已经不浓，即使还偶尔参与诽谤，也只是因为背后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据北京一位熟悉出版行业的资深记者何先生告诉我，策划者和组织者，是几个盗版集团。盗版集团财大气粗，对于一切诽谤我的文章，愿意支付三倍的稿酬在他们指定的媒体上发表。
盗版集团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何先生说，他们深知我是全国被盗版最严重的第一人，已经发表反盗版声明，而且应邀作为唯一的个人会员参与了北京的反盗版联盟。他们断定我会采取一系列法律行动来对付盗版，有可能使盗版这个行当受到打击，因此决定用“名誉事件”来掩盖盗版事件，其实也就是用民事案件来掩盖刑事案件。
在他们的设计中，我如果被一系列诽谤攻击得焦头烂额，必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那就不会有心思来追缉盗版了。即使追缉到了，也很难成为另一个社会焦点。
我一听，觉得确实有迹可循。我曾经当面拒绝过从广州来的两个携巨款的“调解人”，那儿一直是我的书籍的盗版中心，现在又成了诽谤我的中心。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广州与我关系最浅，几乎没怎么去过，为什么全国诽谤我的文章有一大半在那个城市的报刊上集中发表？这事我一直百思不解，现在似乎找到了答案，原来，是两个“中心”的贴合。
有广州的报刊作了示范，全国很多地方的报刊也都纷纷效尤。这些报刊在体制上都属于官方，平时只需守住政治底线即可，而绝对不会因为诽谤了我这样无职无权的人来认错。于是那些写诽谤文章的人有恃无恐，又有盗版集团的资助，队伍也就越来越大。有一批人，则把诽谤和盗版一起做，一边偷印着我的书，一边写着骂我的文章，左右逢源，双重收入，又非常安全。据我所知，其中至少有十几个，由此而成了拥有几处花园别墅的富豪。其实出版界的同行都说得出他们的名字。
这样大约闹腾了十年左右，后来随着网上阅读的兴起、版权法制的强化，盗版的嚣张势头过去了。因此，最近这些年，我已经很难指证，那些诽谤者背后，有盗版集团在资助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诽谤并未因此而减少。只不过，把诽谤的主场转移到网络上来了。
于是，我又要为诽谤寻找另外的原因了。
三
你看，并不完全是因为“文革”残余势力，并不完全是因为评审落选者，并不完全是因为盗版集团，那么，形成最大规模诽谤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很多朋友为了安慰我，找了这样一个原因：诽谤者就是嫉妒者。
虽然在安慰我，却也把责任推给了我。因为中国古代一直习惯于把责任归之于受害者，叫作“招妒引谤”。
但是，对此我必须为自己声辩：我实在没有太多引起他人嫉妒的理由。
一切真正的嫉妒，来自于竞争性对比。
我没有在任何一个问题上，足以与别人构成竞争性对比。
我想，大概谁也不能否认以下这些事实吧——
一、我在二十八年前辞职后，没有再去谋取过任何官职。其实我当初因几度民意测验第一而被任命为院长，也是一再推拒，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丝毫竞争。
二、几十年来，我不是人大代表，不是政协委员，不参加作家协会，不参加文联，因此也不会在“社团性名誉”上与任何人发生丝毫竞争。
三、我因万里考察和专心著作，从不参加一切会议、接见、座谈、研讨，因此也不可能在排名先后和“受重视程度”上与任何人发生丝毫竞争。
四、我的全球历险，我的写作路数，我的文字风格，从来不与任何人重叠、交叉，因此也不可能发生丝毫竞争。
五、我的学术著作，从“文革”灾难期冒险写出的《世界戏剧学》，到几十年后写出的《中国文脉》、《君子之道》、《极品美学》等等，在选题上始终独一无二，不可能与任何人发生丝毫竞争。
六、我完成了几十部著作，但从来没有申领过一元钱的研究基金、项目经费、学术津贴、考察专款、创作补助、资料经费，因此也不可能在这些方面与任何人发生丝毫竞争。
……
仅仅这六条，大概已经可以证明，我没有留下一丝缝隙，能让别人产生竞争性嫉妒。因此，也没有理由因嫉妒而产生诽谤。
四
既然嫉妒也不是诽谤的理由，那么，还有诽谤的别种起因吗？
不熟悉我的人也许会问：“你是不是在态度上过于刻板，过于冷漠，过于居高临下，招致别人的不悦？”
这不必由我自己回答，一切稍稍熟悉我的朋友都会哈哈大笑，予以否定。他们常说，我的随和、热忱、同情、腼腆，已经到了“必须硬一硬心肠的地步”。但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很难改。
据杨长勋教授统计，在全国浩浩荡荡的诽谤我的名单中，曾经与我有过一点浅浅接触的，只有两人。
可见，诽谤我，与我待人接物的态度关系不大。
五
既然什么原因也没有找到，我为什么会遭受“古往今来针对一个独立文化人的最大规模诽谤”呢？
确实很难想象。直到有一次，妻子马兰说：“这事可能与我有关。”
我虽然不能完全同意，却开拓了另一种思路。
妻子的经历我不想复述了。我曾经用“惊天大逆转”来形容她突然被停止工作的怪事。
一个在“艺术喜爱度”全国民意测验中多次名列第一的著名艺术家，一个唯一囊括全国舞台剧和电视剧全部最高奖项的表演艺术家，一个荣获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和纽约市文化局颁发的“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中国艺术家，居然在三十八岁的黄金年龄上被停止工作。由于外省没有相同剧种，她只能失业，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突然之间，马兰的一切社会职位和艺术职位都被撤除，逼她全面让位。直到今天，从马兰本人到她的每一个同事、每一个观众，都不明白官员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大家只能胡乱猜测。也许是马兰几度婉拒参加欢迎北京官员的联欢会？也许是她从来不向省里的官员“汇报思想”？也许是更高的官员塞进了替代的名单？……都有可能。
其实，我是故意把这件事情说轻了。
马兰与我一样，不是政治人物，也没有任何经济上和人际关系上的毛病，完全找不到把她撤除的丝毫理由，却不顾一切地把她撤除了。这个举动必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这会斫伐掉一个省在全国文化界和亚洲艺术界的地位而几乎不会有恢复的可能，随之又可能会引发专家和观众的抗议。真不知哪几个官员有天大的胆子和天大的手腕，居然把事情摆平了。我一直不相信省里有什么官员敢于这么做，却也不愿去推测其他背景。但是毫无疑问，省里的官员和他们的背景最担心的风险，是我。
他们知道我擅于写作，擅于演讲，在海内外拥有大量的读者和听众，又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一定会为我深爱的妻子奔命呼号。他们从我的经历明白，我不会接受威胁和恐吓，因此唯一能做的事，是组织密集的诽谤把我紧紧围困住，让读者失去对我的信任，使我失去话语权。他们又知道，一时的围困对我无用，我稍有可能又会大声疾呼。于是他们也就不敢停下诽谤，一拨又一拨，一轮又一轮。从他们能够调度广州、北京、天津、长沙的报刊，能够指挥上海的文痞，就知道背景之深了。
在这个关键之处，我们应该加入一点想象。这么大的工程，需要一种何等绵长而又强烈的力量来维系啊，但这样的力量一定不是缘于集体，只能缘于个人，因为只有个人才能出于某种怪异原因而力敌万钧。这么一想，我妻子的被撤除，我本人的被诽谤，一定能在远处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很可能是一个不顾天陷地塌、不顾海倾山崩的动人故事。但是，故事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就不知道了。
你看，说了那么多，结果还是本文标题的五个字：我也不知道。
世事真是蹊跷，明明是给我们带来大半辈子灾难，最后还是一个谜。而且，没有破解的可能。
人生，就是一个不可破解的大谜。
能破解的，都只是一些常规小事。因此，大家再也不要为常规小事而烦恼了，因为真正的大谜我们连烦恼也烦恼不过来。
说到这里，我已触及佛教的精髓。
其实也就顺便说明了，我们夫妻两人遭此几十年大难仍能保持安详、愉悦的原因。
既然不知道就不必知道；既然不必知道就不必烦恼。于是，一切都会很好。我们眼前，始终有如来和观音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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