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三剑客
三剑客
明清两代长达五百四十多年，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走了一条下行的路，文化气氛一直比较郁闷。
在郁闷的气氛下，文化人格的整体水平会急剧下降，不少文化人会沦为犬儒、文痞、文渣，多数文化人会成为得过且过、装模作样、吟风弄月的平庸雅士。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越能出现一种特别闪亮的人格典型。这有点像伦勃朗的油画，背景越黑，人物形象越是鲜明。
回想在明清两代之前，那些在屠刀边上的魏晋名士，那些在安史之乱中的唐代诗人，那些在南宋战火中的不屈灵魂，全都敢于站在生死血泊前高声咏唱，而且都一唱而成为千年大家。正是这种集体人格的奇迹，让我一次次为中国文化自豪。
现在，又忍不住要介绍在郁闷时代三个非常了不起的典型了，我先不说他们的名字，只说他们的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他们都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作出了特别深刻的反思；
第二，他们都在改朝换代之际亲自参与了实际战斗；
第三，他们都是博通古今的顶级大学者，成为后世学术的开启者；
第四，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长期奔波在山川大地之间。
这四个特征，拥有其中一项就极不容易，要四项俱备，那实在是凤毛麟角了。但是，在中国的十七世纪，居然同时出现了三位，这实在会让古今中外都叹为观止。
更特别的是，他们彼此的年龄十分接近，相差不超过十岁。
相同的年龄使他们遇到了相同的历史悖论。大明王朝已经气息奄奄，而造成这个结果的祸根，却是远远超越明朝的千年弊病。因此，几乎同时，他们拔出了佩在腰间的精神长剑。
这实在是出现在中国文化黄昏地平线上的“三剑客”，斗篷飘飘，拂动着万里天光。
现在我可以公布他们的名字了。那就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社会上对他们还有一些习惯称呼，黄宗羲又叫黄梨洲；顾炎武又叫顾亭林；王夫之又叫王船山。
先说黄宗羲，因为他稍稍年长一点，比顾炎武大三岁，比王夫之大九岁。
黄宗羲不到二十岁就已经名震朝野，不是因为科举诗文，而是因为他在北京公堂上的一个暴力行动。或者说，一个复仇行动。
原来，在黄宗羲十七岁那年，他父亲黄尊素被朝廷中的魏忠贤奸党所害，死得很惨，他祖父就在他经常出入的地方写下莫忘勾践的句子贴在那里，提醒他不能忘了复仇。第二年，冤案平反，奸党受审，黄宗羲来到刑部的会审现场，拿出藏在身上的锥子，向着罪大恶极的官吏许纯显、崔应元等猛刺，血流满地。这个情景把在场的审判官员都吓坏了，但他们并没有立即阻止，可见那些被刺的官吏实在是朝野共愤。而那个首先被刺的许纯显，还是万历皇后的外甥。当堂行刺之后，黄宗羲连那些直接对父亲施虐的狱卒也没有放过。做完这些事情，他又召集其他当年屈死忠魂的子女，举行祭奠父辈的仪式。凄厉的哭声传入宫廷，把皇帝都感动了。
据历史记载，这件事情之后，“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为什么说是“姚江黄孝子”呢？因为，他也与王阳明先生一样，都是我小小的家乡余姚人。
家乡的地理位置，证明他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文人”。但是，他在北京朝堂之上的举动，太不像人们对“江南文人”的印象了。这似乎应该是“燕赵猛士”、“关西大汉”、“齐鲁英豪”所做的事，但做得最透彻的却是他。大家还记得他祖父贴在墙上的字吗，要他莫忘勾践，而勾践，恰恰让那一带成了历史上最经典的“报仇雪恨之乡”。因此，大家实在应该改变一下传统印象。
黄宗羲并没有停留在为父报仇的义举上，后来还曾亲身参加过反清战斗。面对浩荡南下的清军，他曾与两个弟弟一起，毁弃家产，集合了家乡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义军，与其他反清武装一起战斗，黄宗羲还指挥过“火攻营”。兵败后率残部五百余人进入四明山，后又失败，遭到通缉。直到南明政权覆亡，黄宗羲才转向著作和讲学。
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从五十四岁一直延续到七十岁，创建了赫赫有名的浙东学派，一反学术文化界流行的空谈学风，主张“经世致用”，培养出了一大批在经学、史学、文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等领域的大学者。我曾在《姚江文化史》的序言中写道，从王阳明到黄宗羲，再到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等一代大师，当时小小姚江所承载的文化浓度，已经超过了黄河、长江。
他的学说，严厉批判君主专制体制是天下唯一之大害，是世人之“寇仇”，主张以“天下之法”来代替。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还重新梳理了宋、元、明三代的思想文化流脉，学术精深，气魄宏伟。这还不算，在七十岁之后，他停止讲学，专门著书立说。结果，他毕生的著作可谓经天纬地。例如大家都知道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文案》、《雷南文案》、《今水经》、《勾股图说》、《测圆要义》等等，后面三种，已属于自然科学著作。总计起来，他的著作多达一千三百多卷，两千万字以上。如果用当时木刻版的线装本一函一函地叠放在一起，简直是一个庞大的著作林。很难想象，这是由一个单独的生命完成的。
这么一位大学者，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重视。康熙皇帝当然知道他曾经组织武装反清，还遭到通缉，但康熙皇帝毕竟是康熙皇帝，只看重他作为大学者的身份，以及他背后的汉文化，完全不在乎他与朝廷对立的往事。康熙皇帝搜集黄宗羲的著作，读得很认真。
黄宗羲作为中国文化的顶级代表，一直活到八十五岁高龄。这在当时，算是罕见的长寿了。就在临死前四天，他给自己的孙女婿写了一段告别人世、迎接死亡的话，很有趣味。我发现别的书里很少提及，就把它翻译成了现代白话。黄宗羲说——
总之，可以死了。
第一，年龄到了，可以死了。
第二，回顾一生，说不上什么大善，却也没有劣迹，因此，可以死了。
第三，面对前辈，当然还可以做点什么，却也没有任何抱歉，因此，可以死了。
第四，一生著作，虽然不一定每本都会流传，却也不在任何古代名家之下，因此，可以死了。
有了这四个“可以死了”的理由，死，也就不苦了。
可见，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思维还非常清晰，并由清晰走向了超脱。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能亲笔留下这么一篇自我了断的文字，实在让人羡慕。
他说自己一生的著作不在任何古代名家之下，好像口气有点大，但仔细一想，历史上有哪几位古代学者既拥有如此浩大的著作量又全都达到高峰的呢？可以一比的，是两位“司马”，也就是司马迁和司马光。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的整体地位高于黄宗羲，但是，黄宗羲对历史的横向断代分析和纵向专题分析，却并不输于他们。
黄宗羲在临终前悄悄告诉孙辈的这段话，不想发表，只是默默自语。这情景，在我看来就像一座寂寞的孤峰向身边的一朵白云轻声笑了一下。他自信，山坡可以更换季节，但高度不会失去。
“三剑客”的第二名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昆山本来有一个亭林湖，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现在昆山有一个亭林公园，那就完全是纪念他的了。他具体的家乡，在昆山一个叫“千灯”的地方。千灯，似乎是在一片黑夜中的遍地星斗，这是多么有诗意的地名。那里有他的故居和坟墓，大家旅行时如果到了昆山、苏州、周庄，可以弯过去看一看。
顾炎武对黄宗羲评价很高，他在读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后曾写信给黄宗羲，说您的书我读之再三，才知道天下并非无人，才知道中国可以在历朝的阴影中复兴。他又告诉黄宗羲，自己著了《日知录》一书，其中观点，与您不谋而合的至少有六七成。
顾炎武虽然那么高地评价了黄宗羲，但在我看来，他却有三方面，超越了黄宗羲。
第一方面，他在信中提到的《日知录》，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书中所说的几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的文化界人人皆知，并在民间广泛传扬，简直可以与孔子、孟子的格言等量齐观。相比之下包括黄宗羲在内的其他学者，都没有留下这种感染全社会、激励普天下的格言、警句。
第二方面，他在《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等著作中，对历史、典制、政治、哲学、文学、天文、地理、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创见，全都言必有据、疏通源流、朴实无华，成为后来乾嘉学者建立考据学的源头。乾嘉考据学也就是“朴学”，使中国历史文化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纠错、疏通，功劳很大，而顾炎武应荣居首位，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代一批批饱学之士的虔诚敬仰。
第三方面，他的路，比黄宗羲走得更远。他化了名，带着两匹马、两匹骡，驮着一些书籍，走遍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一边寻找自己未读之书，一边考察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他还特意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询问退休的老兵，探索宋代以来的兵阵结构以及败亡的原因。这也是当时其他优秀知识分子所未曾做到的。
与黄宗羲一样，顾炎武早年有抗清的背景。家乡昆山在抗清时，死难四万余人。顾炎武的两个弟弟被杀，生母重伤，养母绝食而死。顾炎武一直与反清武装保持着秘密联系，因此遭人告发，被拘留，被击伤。直到目睹反清无望，才投身于旅行考察和学术研究。
我本人对顾炎武最为迷醉的，是他在长途苦旅时的生命状态。他骑在马背上，一直由沿途所见所闻对比着古代经典。他记性好，很多经典都能默诵出来。有时几句话忘了，就下马，从那匹骡子驮着的书袋中找到原文来核查。这种在山川半道上核查书籍的情景，令我十分神往。他有一句诗，很早就打动我的心，叫作“常将汉书挂牛角”。把一部《汉书》挂在牛角上，这牛也就成了一个移动图书馆，这人也就成了一个没有终点的旅行者。那么，此时此刻的中国文化，正与一个伟大灵魂一起，在山川间流浪。
记得二十年前香港凤凰卫视的台长王纪言先生找到我，希望由我任嘉宾主持，来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我要面对一个个陌生的遗址，天天在镜头前讲述。王台长说，我们准备在国内为你设立一个由一群博士生组成的资料秘书组，每天通过网络电讯传送你所需要的当地材料。我立即拒绝了，说“最重要的是现场发现”。
我在说这话的时候，想到的就是顾炎武，他身后也没有秘书班子。他不是用书来证明路，而是让路来反证书。我因为走到了全世界最荒昧的地区，更是无书可寻，因此，只要有人问我书和路的关系，我总是说没有关系，因为我的路，就是我的书。
顾炎武最后在山西曲沃骑马时失足坠地而结束生命。这真是一个毕生的旅行者，连死都死在半路，死在马下。
我去昆山的顾炎武故居，总会默默地念叨，这正是你万里行途天天思念的地方，但是，你已命定，只能把人生的句点，划在遥远的半路上。我在他的故居里突然想起了他的那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顺着感叹一句：“天下无涯，匹夫有家。”
“三剑客”的第三名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他与黄宗羲、顾炎武一样，一直在改朝换代之际寻找着抗清复明的机会，屡屡碰壁，满心郁愤。他一次次长途奔走，例如在酷暑中到湘阴，调解反清武装力量内部的矛盾，后来又向辰溪、沅陵一带出发，试图参加反清队伍，只不过没走通。他甚至在清政权建立后参加过“衡山起义”，溃败而脱逃。后来，他看到反清复明已经无望，而反清的队伍内部又矛盾重重，就改名换衣，自称瑶人，独自讲学和著作。
王夫之对社会历史的批判，与黄宗羲、顾炎武很接近，例如他提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因此要论天下，“必循天下之公”，这也同样是对专制君主制提出了明确否定。在批判儒家的理学和心学上，他可能比黄宗羲和顾炎武更彻底。
但是，我的这篇文章已经写得太长了，大大突破了原先只想写一篇短文的计划。因此只能委屈这第三位剑客，点到为止了。以后再专门写写他，特别是他关于“气”高于“理”的观点，就深合我意，能写出一篇长文来。
王夫之遇到的致命障碍，也与“三剑客”里的其他两位一样。
第一，他们为社会看病、把脉，把病情说得很准，但找不到医病的药方。他们也开了一些药方，却不知道药从哪里找，怎么配，怎么吃。
第二，他们承担了启蒙的责任，但找不到真正的“被启蒙者”。他们也有不少读者，但与全社会的整体启蒙，还有漫长的距离。
前不久，王夫之的家乡湖南衡阳，要建造一幢高大壮丽的楼宇来纪念他，当地很多文人学者选来选去，选中我为“夫之楼”题名。我在接到邀请的三天之内，就写了“夫之楼”三字送去。很快就有照片传来，夫之楼确实造得非常雄伟，中间牌匾上刻着的，正是我的那三个字。这也就让我表达了对这位杰出思想家三百五十年后的崇拜。
我由夫之楼产生一个小小的联想，山西和陕西的朋友，能不能再考证一下，找到顾炎武跌马而亡的地方，为他立一个塑像？塑像上，可以刻下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因为胸怀天下，才远离故乡死在这里。
记得在欧洲，但丁的家乡佛罗伦萨一直想把但丁的墓从他的逝世地迁回。逝世地在哪里？在佛罗伦萨东北部的城市拉文纳。但是，拉文纳坚决不同意把但丁墓迁走，只允许故乡佛罗伦萨在墓前点一盏长明灯，灯油由佛罗伦萨提供，来表示故乡对于没有留住这位大师的抱歉。因此我建议，只要是中国文化第一流巨人留下脚印的地方，都应该用一种纪念性的物象让人敬仰，这样他们的漫漫苦旅也就变成中国文化的一线景观。
在这“三剑客”之后，中国的精神思想领域，就很难找到这样的血性男儿了。在他们身后，清代出现过“康雍乾盛世”，后来又必然地陷入了衰世。但是，即便是那个“盛世”，也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模样。“文字狱”变本加厉，言论自由被全面扼杀，再有学问的文人学士，也只能投身在考据学中整理古籍，或者参与国家级的“文化盛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修。这种文化工程当然也很有意义，但在整体文化走向上，已陷入“以保守取代创新”、“以国粹对峙世界”的迷途。结果，在“三剑客”相继谢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直到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千年败局终于横亘在眼前的时候，我想，九天之上的历历英魂都在悲呼长啸。“三剑客”身上的佩剑还未生锈，佩剑边上的披风还在翻卷。
“三剑客”的余风，投射到这场历史性灾难的前后，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名字，例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他们的诗句和著作振聋发聩，甚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中国朝野，基本上没有接受他们。他们苍凉的呼吁，飘散在混乱的枪炮声中。
再过半个世纪，人们才又关注到精神思想领域的另一些响亮名字，那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胡适。这是一群新的文化剑客，他们拼尽全力，要把中国拔离出陈腐、专制的老路。他们秉持独立而又自由的思想人格，焕发着纵横天下的壮士之风，今天想来还由衷敬佩。
明清两代长达五百四十多年，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走了一条下行的路，文化气氛一直比较郁闷。
在郁闷的气氛下，文化人格的整体水平会急剧下降，不少文化人会沦为犬儒、文痞、文渣，多数文化人会成为得过且过、装模作样、吟风弄月的平庸雅士。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越能出现一种特别闪亮的人格典型。这有点像伦勃朗的油画，背景越黑，人物形象越是鲜明。
回想在明清两代之前，那些在屠刀边上的魏晋名士，那些在安史之乱中的唐代诗人，那些在南宋战火中的不屈灵魂，全都敢于站在生死血泊前高声咏唱，而且都一唱而成为千年大家。正是这种集体人格的奇迹，让我一次次为中国文化自豪。
现在，又忍不住要介绍在郁闷时代三个非常了不起的典型了，我先不说他们的名字，只说他们的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他们都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作出了特别深刻的反思；
第二，他们都在改朝换代之际亲自参与了实际战斗；
第三，他们都是博通古今的顶级大学者，成为后世学术的开启者；
第四，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长期奔波在山川大地之间。
这四个特征，拥有其中一项就极不容易，要四项俱备，那实在是凤毛麟角了。但是，在中国的十七世纪，居然同时出现了三位，这实在会让古今中外都叹为观止。
更特别的是，他们彼此的年龄十分接近，相差不超过十岁。
相同的年龄使他们遇到了相同的历史悖论。大明王朝已经气息奄奄，而造成这个结果的祸根，却是远远超越明朝的千年弊病。因此，几乎同时，他们拔出了佩在腰间的精神长剑。
这实在是出现在中国文化黄昏地平线上的“三剑客”，斗篷飘飘，拂动着万里天光。
现在我可以公布他们的名字了。那就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社会上对他们还有一些习惯称呼，黄宗羲又叫黄梨洲；顾炎武又叫顾亭林；王夫之又叫王船山。
先说黄宗羲，因为他稍稍年长一点，比顾炎武大三岁，比王夫之大九岁。
黄宗羲不到二十岁就已经名震朝野，不是因为科举诗文，而是因为他在北京公堂上的一个暴力行动。或者说，一个复仇行动。
原来，在黄宗羲十七岁那年，他父亲黄尊素被朝廷中的魏忠贤奸党所害，死得很惨，他祖父就在他经常出入的地方写下莫忘勾践的句子贴在那里，提醒他不能忘了复仇。第二年，冤案平反，奸党受审，黄宗羲来到刑部的会审现场，拿出藏在身上的锥子，向着罪大恶极的官吏许纯显、崔应元等猛刺，血流满地。这个情景把在场的审判官员都吓坏了，但他们并没有立即阻止，可见那些被刺的官吏实在是朝野共愤。而那个首先被刺的许纯显，还是万历皇后的外甥。当堂行刺之后，黄宗羲连那些直接对父亲施虐的狱卒也没有放过。做完这些事情，他又召集其他当年屈死忠魂的子女，举行祭奠父辈的仪式。凄厉的哭声传入宫廷，把皇帝都感动了。
据历史记载，这件事情之后，“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为什么说是“姚江黄孝子”呢？因为，他也与王阳明先生一样，都是我小小的家乡余姚人。
家乡的地理位置，证明他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文人”。但是，他在北京朝堂之上的举动，太不像人们对“江南文人”的印象了。这似乎应该是“燕赵猛士”、“关西大汉”、“齐鲁英豪”所做的事，但做得最透彻的却是他。大家还记得他祖父贴在墙上的字吗，要他莫忘勾践，而勾践，恰恰让那一带成了历史上最经典的“报仇雪恨之乡”。因此，大家实在应该改变一下传统印象。
黄宗羲并没有停留在为父报仇的义举上，后来还曾亲身参加过反清战斗。面对浩荡南下的清军，他曾与两个弟弟一起，毁弃家产，集合了家乡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义军，与其他反清武装一起战斗，黄宗羲还指挥过“火攻营”。兵败后率残部五百余人进入四明山，后又失败，遭到通缉。直到南明政权覆亡，黄宗羲才转向著作和讲学。
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从五十四岁一直延续到七十岁，创建了赫赫有名的浙东学派，一反学术文化界流行的空谈学风，主张“经世致用”，培养出了一大批在经学、史学、文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等领域的大学者。我曾在《姚江文化史》的序言中写道，从王阳明到黄宗羲，再到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等一代大师，当时小小姚江所承载的文化浓度，已经超过了黄河、长江。
他的学说，严厉批判君主专制体制是天下唯一之大害，是世人之“寇仇”，主张以“天下之法”来代替。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还重新梳理了宋、元、明三代的思想文化流脉，学术精深，气魄宏伟。这还不算，在七十岁之后，他停止讲学，专门著书立说。结果，他毕生的著作可谓经天纬地。例如大家都知道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文案》、《雷南文案》、《今水经》、《勾股图说》、《测圆要义》等等，后面三种，已属于自然科学著作。总计起来，他的著作多达一千三百多卷，两千万字以上。如果用当时木刻版的线装本一函一函地叠放在一起，简直是一个庞大的著作林。很难想象，这是由一个单独的生命完成的。
这么一位大学者，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重视。康熙皇帝当然知道他曾经组织武装反清，还遭到通缉，但康熙皇帝毕竟是康熙皇帝，只看重他作为大学者的身份，以及他背后的汉文化，完全不在乎他与朝廷对立的往事。康熙皇帝搜集黄宗羲的著作，读得很认真。
黄宗羲作为中国文化的顶级代表，一直活到八十五岁高龄。这在当时，算是罕见的长寿了。就在临死前四天，他给自己的孙女婿写了一段告别人世、迎接死亡的话，很有趣味。我发现别的书里很少提及，就把它翻译成了现代白话。黄宗羲说——
总之，可以死了。
第一，年龄到了，可以死了。
第二，回顾一生，说不上什么大善，却也没有劣迹，因此，可以死了。
第三，面对前辈，当然还可以做点什么，却也没有任何抱歉，因此，可以死了。
第四，一生著作，虽然不一定每本都会流传，却也不在任何古代名家之下，因此，可以死了。
有了这四个“可以死了”的理由，死，也就不苦了。
可见，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思维还非常清晰，并由清晰走向了超脱。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能亲笔留下这么一篇自我了断的文字，实在让人羡慕。
他说自己一生的著作不在任何古代名家之下，好像口气有点大，但仔细一想，历史上有哪几位古代学者既拥有如此浩大的著作量又全都达到高峰的呢？可以一比的，是两位“司马”，也就是司马迁和司马光。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的整体地位高于黄宗羲，但是，黄宗羲对历史的横向断代分析和纵向专题分析，却并不输于他们。
黄宗羲在临终前悄悄告诉孙辈的这段话，不想发表，只是默默自语。这情景，在我看来就像一座寂寞的孤峰向身边的一朵白云轻声笑了一下。他自信，山坡可以更换季节，但高度不会失去。
“三剑客”的第二名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昆山本来有一个亭林湖，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现在昆山有一个亭林公园，那就完全是纪念他的了。他具体的家乡，在昆山一个叫“千灯”的地方。千灯，似乎是在一片黑夜中的遍地星斗，这是多么有诗意的地名。那里有他的故居和坟墓，大家旅行时如果到了昆山、苏州、周庄，可以弯过去看一看。
顾炎武对黄宗羲评价很高，他在读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后曾写信给黄宗羲，说您的书我读之再三，才知道天下并非无人，才知道中国可以在历朝的阴影中复兴。他又告诉黄宗羲，自己著了《日知录》一书，其中观点，与您不谋而合的至少有六七成。
顾炎武虽然那么高地评价了黄宗羲，但在我看来，他却有三方面，超越了黄宗羲。
第一方面，他在信中提到的《日知录》，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书中所说的几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的文化界人人皆知，并在民间广泛传扬，简直可以与孔子、孟子的格言等量齐观。相比之下包括黄宗羲在内的其他学者，都没有留下这种感染全社会、激励普天下的格言、警句。
第二方面，他在《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等著作中，对历史、典制、政治、哲学、文学、天文、地理、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创见，全都言必有据、疏通源流、朴实无华，成为后来乾嘉学者建立考据学的源头。乾嘉考据学也就是“朴学”，使中国历史文化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纠错、疏通，功劳很大，而顾炎武应荣居首位，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代一批批饱学之士的虔诚敬仰。
第三方面，他的路，比黄宗羲走得更远。他化了名，带着两匹马、两匹骡，驮着一些书籍，走遍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一边寻找自己未读之书，一边考察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他还特意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询问退休的老兵，探索宋代以来的兵阵结构以及败亡的原因。这也是当时其他优秀知识分子所未曾做到的。
与黄宗羲一样，顾炎武早年有抗清的背景。家乡昆山在抗清时，死难四万余人。顾炎武的两个弟弟被杀，生母重伤，养母绝食而死。顾炎武一直与反清武装保持着秘密联系，因此遭人告发，被拘留，被击伤。直到目睹反清无望，才投身于旅行考察和学术研究。
我本人对顾炎武最为迷醉的，是他在长途苦旅时的生命状态。他骑在马背上，一直由沿途所见所闻对比着古代经典。他记性好，很多经典都能默诵出来。有时几句话忘了，就下马，从那匹骡子驮着的书袋中找到原文来核查。这种在山川半道上核查书籍的情景，令我十分神往。他有一句诗，很早就打动我的心，叫作“常将汉书挂牛角”。把一部《汉书》挂在牛角上，这牛也就成了一个移动图书馆，这人也就成了一个没有终点的旅行者。那么，此时此刻的中国文化，正与一个伟大灵魂一起，在山川间流浪。
记得二十年前香港凤凰卫视的台长王纪言先生找到我，希望由我任嘉宾主持，来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我要面对一个个陌生的遗址，天天在镜头前讲述。王台长说，我们准备在国内为你设立一个由一群博士生组成的资料秘书组，每天通过网络电讯传送你所需要的当地材料。我立即拒绝了，说“最重要的是现场发现”。
我在说这话的时候，想到的就是顾炎武，他身后也没有秘书班子。他不是用书来证明路，而是让路来反证书。我因为走到了全世界最荒昧的地区，更是无书可寻，因此，只要有人问我书和路的关系，我总是说没有关系，因为我的路，就是我的书。
顾炎武最后在山西曲沃骑马时失足坠地而结束生命。这真是一个毕生的旅行者，连死都死在半路，死在马下。
我去昆山的顾炎武故居，总会默默地念叨，这正是你万里行途天天思念的地方，但是，你已命定，只能把人生的句点，划在遥远的半路上。我在他的故居里突然想起了他的那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顺着感叹一句：“天下无涯，匹夫有家。”
“三剑客”的第三名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他与黄宗羲、顾炎武一样，一直在改朝换代之际寻找着抗清复明的机会，屡屡碰壁，满心郁愤。他一次次长途奔走，例如在酷暑中到湘阴，调解反清武装力量内部的矛盾，后来又向辰溪、沅陵一带出发，试图参加反清队伍，只不过没走通。他甚至在清政权建立后参加过“衡山起义”，溃败而脱逃。后来，他看到反清复明已经无望，而反清的队伍内部又矛盾重重，就改名换衣，自称瑶人，独自讲学和著作。
王夫之对社会历史的批判，与黄宗羲、顾炎武很接近，例如他提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因此要论天下，“必循天下之公”，这也同样是对专制君主制提出了明确否定。在批判儒家的理学和心学上，他可能比黄宗羲和顾炎武更彻底。
但是，我的这篇文章已经写得太长了，大大突破了原先只想写一篇短文的计划。因此只能委屈这第三位剑客，点到为止了。以后再专门写写他，特别是他关于“气”高于“理”的观点，就深合我意，能写出一篇长文来。
王夫之遇到的致命障碍，也与“三剑客”里的其他两位一样。
第一，他们为社会看病、把脉，把病情说得很准，但找不到医病的药方。他们也开了一些药方，却不知道药从哪里找，怎么配，怎么吃。
第二，他们承担了启蒙的责任，但找不到真正的“被启蒙者”。他们也有不少读者，但与全社会的整体启蒙，还有漫长的距离。
前不久，王夫之的家乡湖南衡阳，要建造一幢高大壮丽的楼宇来纪念他，当地很多文人学者选来选去，选中我为“夫之楼”题名。我在接到邀请的三天之内，就写了“夫之楼”三字送去。很快就有照片传来，夫之楼确实造得非常雄伟，中间牌匾上刻着的，正是我的那三个字。这也就让我表达了对这位杰出思想家三百五十年后的崇拜。
我由夫之楼产生一个小小的联想，山西和陕西的朋友，能不能再考证一下，找到顾炎武跌马而亡的地方，为他立一个塑像？塑像上，可以刻下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因为胸怀天下，才远离故乡死在这里。
记得在欧洲，但丁的家乡佛罗伦萨一直想把但丁的墓从他的逝世地迁回。逝世地在哪里？在佛罗伦萨东北部的城市拉文纳。但是，拉文纳坚决不同意把但丁墓迁走，只允许故乡佛罗伦萨在墓前点一盏长明灯，灯油由佛罗伦萨提供，来表示故乡对于没有留住这位大师的抱歉。因此我建议，只要是中国文化第一流巨人留下脚印的地方，都应该用一种纪念性的物象让人敬仰，这样他们的漫漫苦旅也就变成中国文化的一线景观。
在这“三剑客”之后，中国的精神思想领域，就很难找到这样的血性男儿了。在他们身后，清代出现过“康雍乾盛世”，后来又必然地陷入了衰世。但是，即便是那个“盛世”，也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模样。“文字狱”变本加厉，言论自由被全面扼杀，再有学问的文人学士，也只能投身在考据学中整理古籍，或者参与国家级的“文化盛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修。这种文化工程当然也很有意义，但在整体文化走向上，已陷入“以保守取代创新”、“以国粹对峙世界”的迷途。结果，在“三剑客”相继谢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直到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千年败局终于横亘在眼前的时候，我想，九天之上的历历英魂都在悲呼长啸。“三剑客”身上的佩剑还未生锈，佩剑边上的披风还在翻卷。
“三剑客”的余风，投射到这场历史性灾难的前后，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名字，例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他们的诗句和著作振聋发聩，甚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中国朝野，基本上没有接受他们。他们苍凉的呼吁，飘散在混乱的枪炮声中。
再过半个世纪，人们才又关注到精神思想领域的另一些响亮名字，那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胡适。这是一群新的文化剑客，他们拼尽全力，要把中国拔离出陈腐、专制的老路。他们秉持独立而又自由的思想人格，焕发着纵横天下的壮士之风，今天想来还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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