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夷陵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日报》是当时国民政府在华中的喉舌，受国民政府中宣部直接领导，被迫西迁宜昌。
曼群利用担任报社主编积累的政界关系，拿到了当时千金难求的船票，在惶惶不安之中，一家四口乘坐民生轮船公司的客轮，离开武汉，溯江而上，逃亡宜昌。
从江汉路泰宁街至大南门码头路程并不太远，江朝抱着一岁多的小女儿楚原，曼群牵着五岁多的汝起，站在码头举目四望。江面雾霭萦绕，曼群不由心里黙吟：“常恐归时，眼中物是，日边人远。望隋河一带，伤心霭雾，遣离魂断。”
码头棚屋挤满了等待乘船的旅客，携带的各种行李四处散落。军警维持秩序的呵斥声、旅客的咒骂声、妇孺的哭声交织汇集，随同江雾一同回旋升腾。
码头沙坝上的库房边上则是不断穿梭往返装卸货物的工人，宽阔的江面上，各式船舶好似慌乱地挤成一团，随时有可能擦挂碰撞。
江水涨落，码头石阶有些湿滑，曼群一家人艰难冲破人流，经过江边趸船，终于登上了汉口轮。
去往宜昌的船分为南船和川河船，南船主要航行于长江下游一带，川河船则要溯江过三峡到四川。
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特别是川江段的泡水、漩水、夹堰水、回流、扫弯水、横流等水流的不正常状态，造成螺旋桨的推力和舵压力控制力下降，可以使船舶突然发生偏转而离开原有航路，甚至使车舵失效引发事故。
凭栏回望，曼群感觉曾经熟悉的武汉城在雾霭中变得陌生。
三天后，抵达宜昌，只见城内军人不断涌入、百姓不断涌出。这座混乱之城仿佛变成了一条由人流构成的奇异大河，泾渭分明，反向流动、日夜不息。
南京、武汉的相继陷落，国民政府被迫决定在平汉、粤汉线以西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西南、西北建立抗战大后方。
为此，一日日，内迁转移的学校、政府机关、工厂，连同源源不断涌入的各地难民，将不大的宜昌城塞得满满当当。
白天人潮如织，人头攒动。在晚上，这滨江小城弥漫着一种虚假的安宁气氛，犹如江面雾霭，密密蒙蒙，隐藏了痛苦和残酷。
宜昌，古称夷陵，“蜀道三千，峡路一线”，“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宜昌港则自然成为华中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和转运站。
川盐运往湖北、湖南，主要是走水路，必经宜昌。
抗战开始，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全国产盐量减少一半。而且，东南沿海战火蔓延，运输瘫痪，原本依靠海盐的湖南、湖北等地，食盐奇缺。在这种形势下，川盐再次担当起“济楚”的大任。
“川盐济楚”使得宜昌码头逐步兴盛。川盐品质好，口感不错，在湖北、湖南深受欢迎。故而，川盐的私盐贩运、贩卖屡禁不止。
和平时期，从西坝、镇川门到宝塔河，江岸皆是码头，只见连樯接舳，衔尾不绝。舟船以千计，桡夫以万计。当时，宜昌江岸显现出“日有千人拱手（摇橹），夜有万盏明灯（桅灯）”的盛况。宜昌沿江尽是泊船码头，沿码头多有商贸货栈交易市场。
紫云宫以榨油坊居多，油籽船就停在三江江边交易；板桥河街都是水果市场、青果行；镇川门、中水门江边泊着煤船、砖船，上下搬运工人来年宜昌码头递漂（不能靠岸的轮船，由木划子送客递货）；杨泗庙为米市专用码头；一马路至大公桥的沿江沙坝上，多有板屋、草棚，形成河畔市场……茶坊酒馆，江湖杂耍，热闹非凡，成为宜昌码头一景。
运输的重要物资中，吊诡的是当时宜昌成为全国鸦片的主要集散中心长达数十年，土鸦片出川，洋鸦片入川，码头运输“繁忙”。
运鸦片主要依靠木船，有时轮船也参与进来，每月至少由汉口-宜昌-重庆往返两次，专营鸦片。
长期鸦片贩运，给宜昌码头带来虚幻的繁荣——沿江码头上的酒楼、戏院、茶馆、妓院不断增加。同时，鸦片交易也对宜昌人民祸害甚深，常年吸鸦片成瘾的“烟客”数以千计。据1936年3月《HUB省禁烟概况一览》统计：宜昌城内烟馆408家，烟民3675人（这些烟民在解放初期，绝大多数被政府强制戒了鸦片）。
曼群是报社主编，在到达宜昌后，与报社同仁一到积极筹划《武汉日报》复刊。国民党党内派系纷争，因为是cc支持的报纸，陈诚与cc长期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对于《武汉日报》的复刊持消极打压态度。复刊变得遥遥无期。
还好有生活的亮光，这年十月，在三里畈租住的房屋里，曼群与江朝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曼群望着窗外街道坐满了逃荒、逃难的人群，此起彼伏的是各种悲惨的长叹短嘘和几近绝望的哀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家国破碎、客死他乡。
自己则是报纸办不成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兵荒马乱、命运困顿，茫然四顾。
“是沉沦还是奋起？”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实属不幸，而在无法逆转的现实中，不甘沉沦，不言放弃、拼尽全力走下去、去抗争这个时代的不幸、际遇的不公和命运的残酷。
望着怀里的新生儿，新生命赋予的希冀和初为人父的责任，让曼群开始变得坚定和激越，他喃喃说到：“儿子，给你取名汝起吧，不管身处何时何地，希望你永远保持奋起的生命姿态！”
《武汉日报》复刊的多方掣肘的状况，已引起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关注而出面干涉协调了，复刊工作终于艰难起步。
生活还得继续，孩子嗷嗷待哺，加之小弟慈很小就从AH老家出来，跟着自己一起生活，还有保姆这些五六张吃饭的嘴。活下去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目标。
湖广熟，天下足。
湖北的资源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四季分明，既有山区丘陵，又有平原湖区，适宜种养的动植物品种繁多，品质优异，其中水稻是HUB省第一大粮食作物。
即便是宜昌号称“华中粮仓”，在战时也是物资奇缺，大米成了紧俏商品。大米价格日日攀升。
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后，当局大肆印钞，直接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持续不断的战事，进一步加剧了货品紧缺。1938年，广州和汉口两个通商口岸沦陷，进口商品价格飙升了72%。1939年南宁沦陷后，进口品价格又在此基础上再翻一倍。等到1942年重要的运输线滇缅公路瘫痪后，货物进口量骤降，仅为1937年的6%，供需严重失衡，物价坐火箭般一路上涨。
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种地的人没了，地荒了，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也开启了疯狂上涨的模式。1940年，农产品的产量比1939年下降了10%，等到1941年的时候，农产品的产量再次下降了13%。
粮食严重不足，当局决定征收田赋时必须实缴粮食，进一步导致了流入市场的粮食减少。人们纷纷把储蓄的法币拿出来换成实物，有些地方干脆重回以物易物的原始模式。
物价疯涨，粮食短缺，许多公务员也每天只吃得起一顿饭，还得晚上兼职拉洋车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曼群也是一样，报社在筹备复刊期间，所谓薪资也就是象征性的生活补贴。顾不了曾经的西装革履，生逢乱世，首要的即是活下去，他开始四处寻找兼职工作。
各种战时夜校在这座小城如春笋出现。
这天夜里，曼群穿过一条条散布着大大小小夜校班的小街弄堂，内心涌动着莫名的兴奋，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他既感到了一种民族生生不息的振奋，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不仅能做一个好报社主编，也能当一个夜校好教员，就如成为一个掌灯人，在这漫漫长夜，给昏黄灯光下渴求知识进步的同胞，和这沉沉的黑夜带去微光。
曼群利用担任报社主编积累的政界关系，拿到了当时千金难求的船票，在惶惶不安之中，一家四口乘坐民生轮船公司的客轮，离开武汉，溯江而上，逃亡宜昌。
从江汉路泰宁街至大南门码头路程并不太远，江朝抱着一岁多的小女儿楚原，曼群牵着五岁多的汝起，站在码头举目四望。江面雾霭萦绕，曼群不由心里黙吟：“常恐归时，眼中物是，日边人远。望隋河一带，伤心霭雾，遣离魂断。”
码头棚屋挤满了等待乘船的旅客，携带的各种行李四处散落。军警维持秩序的呵斥声、旅客的咒骂声、妇孺的哭声交织汇集，随同江雾一同回旋升腾。
码头沙坝上的库房边上则是不断穿梭往返装卸货物的工人，宽阔的江面上，各式船舶好似慌乱地挤成一团，随时有可能擦挂碰撞。
江水涨落，码头石阶有些湿滑，曼群一家人艰难冲破人流，经过江边趸船，终于登上了汉口轮。
去往宜昌的船分为南船和川河船，南船主要航行于长江下游一带，川河船则要溯江过三峡到四川。
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特别是川江段的泡水、漩水、夹堰水、回流、扫弯水、横流等水流的不正常状态，造成螺旋桨的推力和舵压力控制力下降，可以使船舶突然发生偏转而离开原有航路，甚至使车舵失效引发事故。
凭栏回望，曼群感觉曾经熟悉的武汉城在雾霭中变得陌生。
三天后，抵达宜昌，只见城内军人不断涌入、百姓不断涌出。这座混乱之城仿佛变成了一条由人流构成的奇异大河，泾渭分明，反向流动、日夜不息。
南京、武汉的相继陷落，国民政府被迫决定在平汉、粤汉线以西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西南、西北建立抗战大后方。
为此，一日日，内迁转移的学校、政府机关、工厂，连同源源不断涌入的各地难民，将不大的宜昌城塞得满满当当。
白天人潮如织，人头攒动。在晚上，这滨江小城弥漫着一种虚假的安宁气氛，犹如江面雾霭，密密蒙蒙，隐藏了痛苦和残酷。
宜昌，古称夷陵，“蜀道三千，峡路一线”，“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宜昌港则自然成为华中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和转运站。
川盐运往湖北、湖南，主要是走水路，必经宜昌。
抗战开始，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全国产盐量减少一半。而且，东南沿海战火蔓延，运输瘫痪，原本依靠海盐的湖南、湖北等地，食盐奇缺。在这种形势下，川盐再次担当起“济楚”的大任。
“川盐济楚”使得宜昌码头逐步兴盛。川盐品质好，口感不错，在湖北、湖南深受欢迎。故而，川盐的私盐贩运、贩卖屡禁不止。
和平时期，从西坝、镇川门到宝塔河，江岸皆是码头，只见连樯接舳，衔尾不绝。舟船以千计，桡夫以万计。当时，宜昌江岸显现出“日有千人拱手（摇橹），夜有万盏明灯（桅灯）”的盛况。宜昌沿江尽是泊船码头，沿码头多有商贸货栈交易市场。
紫云宫以榨油坊居多，油籽船就停在三江江边交易；板桥河街都是水果市场、青果行；镇川门、中水门江边泊着煤船、砖船，上下搬运工人来年宜昌码头递漂（不能靠岸的轮船，由木划子送客递货）；杨泗庙为米市专用码头；一马路至大公桥的沿江沙坝上，多有板屋、草棚，形成河畔市场……茶坊酒馆，江湖杂耍，热闹非凡，成为宜昌码头一景。
运输的重要物资中，吊诡的是当时宜昌成为全国鸦片的主要集散中心长达数十年，土鸦片出川，洋鸦片入川，码头运输“繁忙”。
运鸦片主要依靠木船，有时轮船也参与进来，每月至少由汉口-宜昌-重庆往返两次，专营鸦片。
长期鸦片贩运，给宜昌码头带来虚幻的繁荣——沿江码头上的酒楼、戏院、茶馆、妓院不断增加。同时，鸦片交易也对宜昌人民祸害甚深，常年吸鸦片成瘾的“烟客”数以千计。据1936年3月《HUB省禁烟概况一览》统计：宜昌城内烟馆408家，烟民3675人（这些烟民在解放初期，绝大多数被政府强制戒了鸦片）。
曼群是报社主编，在到达宜昌后，与报社同仁一到积极筹划《武汉日报》复刊。国民党党内派系纷争，因为是cc支持的报纸，陈诚与cc长期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对于《武汉日报》的复刊持消极打压态度。复刊变得遥遥无期。
还好有生活的亮光，这年十月，在三里畈租住的房屋里，曼群与江朝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曼群望着窗外街道坐满了逃荒、逃难的人群，此起彼伏的是各种悲惨的长叹短嘘和几近绝望的哀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家国破碎、客死他乡。
自己则是报纸办不成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兵荒马乱、命运困顿，茫然四顾。
“是沉沦还是奋起？”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实属不幸，而在无法逆转的现实中，不甘沉沦，不言放弃、拼尽全力走下去、去抗争这个时代的不幸、际遇的不公和命运的残酷。
望着怀里的新生儿，新生命赋予的希冀和初为人父的责任，让曼群开始变得坚定和激越，他喃喃说到：“儿子，给你取名汝起吧，不管身处何时何地，希望你永远保持奋起的生命姿态！”
《武汉日报》复刊的多方掣肘的状况，已引起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关注而出面干涉协调了，复刊工作终于艰难起步。
生活还得继续，孩子嗷嗷待哺，加之小弟慈很小就从AH老家出来，跟着自己一起生活，还有保姆这些五六张吃饭的嘴。活下去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目标。
湖广熟，天下足。
湖北的资源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四季分明，既有山区丘陵，又有平原湖区，适宜种养的动植物品种繁多，品质优异，其中水稻是HUB省第一大粮食作物。
即便是宜昌号称“华中粮仓”，在战时也是物资奇缺，大米成了紧俏商品。大米价格日日攀升。
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后，当局大肆印钞，直接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持续不断的战事，进一步加剧了货品紧缺。1938年，广州和汉口两个通商口岸沦陷，进口商品价格飙升了72%。1939年南宁沦陷后，进口品价格又在此基础上再翻一倍。等到1942年重要的运输线滇缅公路瘫痪后，货物进口量骤降，仅为1937年的6%，供需严重失衡，物价坐火箭般一路上涨。
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种地的人没了，地荒了，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也开启了疯狂上涨的模式。1940年，农产品的产量比1939年下降了10%，等到1941年的时候，农产品的产量再次下降了13%。
粮食严重不足，当局决定征收田赋时必须实缴粮食，进一步导致了流入市场的粮食减少。人们纷纷把储蓄的法币拿出来换成实物，有些地方干脆重回以物易物的原始模式。
物价疯涨，粮食短缺，许多公务员也每天只吃得起一顿饭，还得晚上兼职拉洋车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曼群也是一样，报社在筹备复刊期间，所谓薪资也就是象征性的生活补贴。顾不了曾经的西装革履，生逢乱世，首要的即是活下去，他开始四处寻找兼职工作。
各种战时夜校在这座小城如春笋出现。
这天夜里，曼群穿过一条条散布着大大小小夜校班的小街弄堂，内心涌动着莫名的兴奋，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他既感到了一种民族生生不息的振奋，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不仅能做一个好报社主编，也能当一个夜校好教员，就如成为一个掌灯人，在这漫漫长夜，给昏黄灯光下渴求知识进步的同胞，和这沉沉的黑夜带去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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