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上层建筑与民生之关联
集权的目的，是为了改革。
改革，并不只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去了解百姓需要什么，这个国家需要什么。
一个国家想要运转，终究离不开三个字，劳动力！
要搞明白这其中的奥秘，就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
劳动力从哪来？从百姓中来。
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很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发展国家，必须压榨百姓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主要用来做什么？
种地。
中国古代属于小农自然经济，总结起来就四个字‘男耕女织’。
因此，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
从奴隶时代的井田制，到封建社会的租佃制，都是为了从百姓身上压榨劳动力。
国家兴于土地，也亡于土地。
春秋战国开始，几乎每个朝代初的口号都是‘打地主分田地’，到后期却都是大肆搞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指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则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这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疾。大地主为了拥有更多的土地，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尤其是灾年，地主巧取豪夺让拥有土地的农民变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沦为佃农。
事实上，这么做无异于饮鸩止渴，自寻死路。
农耕时代的小农经济，土地是百姓生存的命脉所在，压榨的太狠了，百姓就没心思种地，躺平了。
而躺平的多了又会发生什么呢？就会触底反弹，就是造反。
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最后都是亡于此。
百姓活不下去了，只能推翻了重新洗牌。
《韩非子·显学》中说：“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
意思就是说官吏们征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而君主供奉的却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学士。对于种田的人征收重税，对于学士却给予厚赏，这样，再想督责民众努力耕作而少说空话，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就正应了那句话，天子当与百姓共天下，非与士大夫公天下！
不说远了，就拿元朝来说，《元史》卷154《郑温传》上说世祖赐郑温常州田三十倾；卷173《叶李传》说世祖赐叶李平江田四十倾；《元史》卷134《撒吉思传》，世祖赐撒吉思益都田千倾，《撒吉思传》译文：朝廷授撒吉思山东行省都督，后任命为经略、统军二使，兼益都路达鲁花赤（达鲁花赤相当于现代县、区、市、省等地方政府的党高官一职）。撒吉思辞谢，上书说：“山东是重要地方，应选派贵戚来镇守。”世祖不许，还赐他京城宅一区，益都田千顷。
要知道忽必烈时期，元朝版图是很大的，可就连撒吉思这样的封疆大吏，都才赐田千倾，可想而知元初对土地兼并的问题是比较抑制的。
可到了元武宗时期，赐田万顷已经不在少数，千顷或者五千顷更是数不胜数。武宗至大二年在江西地区，三品官职田的佃户有五百至七百户，下至九品小官，还占有佃户三十至五十户，苏天爵《滋溪文稿》卷9《元故太史院赠翰林学士齐文懿公神道碑》有言：“闽宪职田，每亩岁输米三石，民率破产偿之。”意思就是，福建的法令规定，每亩田每年要上缴三石，让百姓破产都偿还不起。如此苛重的地租，简直是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这就形成了“大家收粟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情景，有许多的农民也就因此而破产，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元朝后期的腐朽统治，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反映到民间，就是剧烈的土地兼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致使民不聊生，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
明朝呢，明朝其实和元朝的灭亡原因很相似，都是因为土地。这也不奇怪，毕竟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无外乎是争这一亩三分地。
明朝原本是有机会改变这一切的，太祖制定的《大明律》规范契约、言行、伦常、吏治、刑上大夫、严禁谄谀，相比于废话连篇的元律、刻板教条的宋律、不完善的唐律，《大明律》简直就是法制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大明律》出现以后，才让活在封建时代的老百姓意识到，这世道除了皇权之外，还有法理。
诚然，明代的初制，有一些也不完善，比如士绅不纳税，就是为后世所诟病之所在，可讨论问题，不能跳过问题出现的时代，而直接谈论结果。
明太祖朱元璋，一个人类历史上所有开国皇帝之中，出身最低的皇帝，他的正统性是毋庸置疑的。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到朝堂上的尔虞我诈。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一个个王侯公卿在他身前颤抖。
可他也只是人，并不是万能的神，毫无根基的他想要建立政权，只能和掌握着国家真正财力和资源的世家大族们做出一些妥协，这是当时的唯一办法。
这祸根，也由此埋下。
可治理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代发展，政策也要适当调整，比如这个士绅不纳税的规定，后来的皇帝，就应该要下狠心来改革掉。可惜最有希望改变的明（太宗）成祖朱棣，皇位是靠抢来的，本身就不够硬气，而且他还是个爱打仗的皇帝。为了减少自己处理政务的时间，他将皇帝的权利分了一部分出去，这部分权利的名字，叫做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而行使这部分权利的，便是内阁。
之后，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时候，他再次将一部分的皇权分割出去，这部分权利的名字，叫做批红。
批红，便是让人按照票拟的内容抄下来，代理皇帝行使批红的权力。行使这部分权利的人，便是司礼监。
自此，明朝皇帝的权利分成了三部分。
皇帝一部分，内阁一部分，司礼监一部分。
这看似平衡的权利布局，实则暗潮汹涌。
因为掌控这些的是人，而人就不能用平衡的观念来看待，因为人的意志和理念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也会天差地别。
同样的，也会造成难以改革的情况。
太祖时期的政令是皇权合一时代留下的，后世的皇帝们则只有三分之一的权利，怎么改？
纵览《元史》《明史》可以发现，明朝的灭亡，和元朝的灭亡原因不径相同。虽说蒙元人对汉人的剥削要远远比明末朝廷对百姓的剥削更严重，可结果都是一样，只是灭国的时间不同，你对百姓剥削的狠一点，那就亡得快一些，剥削得轻一点，就亡得慢一些。
想要稳住江山，必须减轻百姓负担。为此，就要想办法重新分配财富。
而想要完成这些，便需要集权。
集权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非常时期，必须行非常办法。
哪怕独断专行，也好过优柔寡断！
改革，并不只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去了解百姓需要什么，这个国家需要什么。
一个国家想要运转，终究离不开三个字，劳动力！
要搞明白这其中的奥秘，就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
劳动力从哪来？从百姓中来。
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很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发展国家，必须压榨百姓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主要用来做什么？
种地。
中国古代属于小农自然经济，总结起来就四个字‘男耕女织’。
因此，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
从奴隶时代的井田制，到封建社会的租佃制，都是为了从百姓身上压榨劳动力。
国家兴于土地，也亡于土地。
春秋战国开始，几乎每个朝代初的口号都是‘打地主分田地’，到后期却都是大肆搞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指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则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这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疾。大地主为了拥有更多的土地，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尤其是灾年，地主巧取豪夺让拥有土地的农民变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沦为佃农。
事实上，这么做无异于饮鸩止渴，自寻死路。
农耕时代的小农经济，土地是百姓生存的命脉所在，压榨的太狠了，百姓就没心思种地，躺平了。
而躺平的多了又会发生什么呢？就会触底反弹，就是造反。
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最后都是亡于此。
百姓活不下去了，只能推翻了重新洗牌。
《韩非子·显学》中说：“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
意思就是说官吏们征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而君主供奉的却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学士。对于种田的人征收重税，对于学士却给予厚赏，这样，再想督责民众努力耕作而少说空话，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就正应了那句话，天子当与百姓共天下，非与士大夫公天下！
不说远了，就拿元朝来说，《元史》卷154《郑温传》上说世祖赐郑温常州田三十倾；卷173《叶李传》说世祖赐叶李平江田四十倾；《元史》卷134《撒吉思传》，世祖赐撒吉思益都田千倾，《撒吉思传》译文：朝廷授撒吉思山东行省都督，后任命为经略、统军二使，兼益都路达鲁花赤（达鲁花赤相当于现代县、区、市、省等地方政府的党高官一职）。撒吉思辞谢，上书说：“山东是重要地方，应选派贵戚来镇守。”世祖不许，还赐他京城宅一区，益都田千顷。
要知道忽必烈时期，元朝版图是很大的，可就连撒吉思这样的封疆大吏，都才赐田千倾，可想而知元初对土地兼并的问题是比较抑制的。
可到了元武宗时期，赐田万顷已经不在少数，千顷或者五千顷更是数不胜数。武宗至大二年在江西地区，三品官职田的佃户有五百至七百户，下至九品小官，还占有佃户三十至五十户，苏天爵《滋溪文稿》卷9《元故太史院赠翰林学士齐文懿公神道碑》有言：“闽宪职田，每亩岁输米三石，民率破产偿之。”意思就是，福建的法令规定，每亩田每年要上缴三石，让百姓破产都偿还不起。如此苛重的地租，简直是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这就形成了“大家收粟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情景，有许多的农民也就因此而破产，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元朝后期的腐朽统治，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反映到民间，就是剧烈的土地兼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致使民不聊生，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
明朝呢，明朝其实和元朝的灭亡原因很相似，都是因为土地。这也不奇怪，毕竟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无外乎是争这一亩三分地。
明朝原本是有机会改变这一切的，太祖制定的《大明律》规范契约、言行、伦常、吏治、刑上大夫、严禁谄谀，相比于废话连篇的元律、刻板教条的宋律、不完善的唐律，《大明律》简直就是法制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大明律》出现以后，才让活在封建时代的老百姓意识到，这世道除了皇权之外，还有法理。
诚然，明代的初制，有一些也不完善，比如士绅不纳税，就是为后世所诟病之所在，可讨论问题，不能跳过问题出现的时代，而直接谈论结果。
明太祖朱元璋，一个人类历史上所有开国皇帝之中，出身最低的皇帝，他的正统性是毋庸置疑的。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到朝堂上的尔虞我诈。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一个个王侯公卿在他身前颤抖。
可他也只是人，并不是万能的神，毫无根基的他想要建立政权，只能和掌握着国家真正财力和资源的世家大族们做出一些妥协，这是当时的唯一办法。
这祸根，也由此埋下。
可治理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代发展，政策也要适当调整，比如这个士绅不纳税的规定，后来的皇帝，就应该要下狠心来改革掉。可惜最有希望改变的明（太宗）成祖朱棣，皇位是靠抢来的，本身就不够硬气，而且他还是个爱打仗的皇帝。为了减少自己处理政务的时间，他将皇帝的权利分了一部分出去，这部分权利的名字，叫做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而行使这部分权利的，便是内阁。
之后，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时候，他再次将一部分的皇权分割出去，这部分权利的名字，叫做批红。
批红，便是让人按照票拟的内容抄下来，代理皇帝行使批红的权力。行使这部分权利的人，便是司礼监。
自此，明朝皇帝的权利分成了三部分。
皇帝一部分，内阁一部分，司礼监一部分。
这看似平衡的权利布局，实则暗潮汹涌。
因为掌控这些的是人，而人就不能用平衡的观念来看待，因为人的意志和理念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也会天差地别。
同样的，也会造成难以改革的情况。
太祖时期的政令是皇权合一时代留下的，后世的皇帝们则只有三分之一的权利，怎么改？
纵览《元史》《明史》可以发现，明朝的灭亡，和元朝的灭亡原因不径相同。虽说蒙元人对汉人的剥削要远远比明末朝廷对百姓的剥削更严重，可结果都是一样，只是灭国的时间不同，你对百姓剥削的狠一点，那就亡得快一些，剥削得轻一点，就亡得慢一些。
想要稳住江山，必须减轻百姓负担。为此，就要想办法重新分配财富。
而想要完成这些，便需要集权。
集权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非常时期，必须行非常办法。
哪怕独断专行，也好过优柔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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