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人文精神”这个词，大家都挂在嘴上，但对它的含义却比较模糊，我也一样。我稍微认真地想了想，有了一个思路，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
和“人文精神”有关的另一个词是humanities或humanestudies，通常译作人文科学。在西方，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把学科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部分。其中，人文科学是研究人或人性的学科，可以笼统地称作人学或人性学。在德国，人文科学叫diegeistigeWissenschaft，即精神科学。究竟哪些学科属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各国的划分有出入，但大致都包括文学、语言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法学等。一般来说，在人文科学中，价值观点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其他科学则更注重事实（现象）和逻辑。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人文价值观点也常常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用于其他学科。
根据以上分析，我把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确定为三个层次：一、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是广义的宗教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尊重精神价值）。
一、人性：尊重人的价值
人文精神的起点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确认人是宇宙间的最高价值。这一方面是相对于物而言的，人永远比物宝贵；另一方面是相对于神而言的，不能以神的名义压制人。
从这一点出发，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尘世幸福，认为人生的价值应在现世实现，人有权追求尘世的幸福，不能把幸福推延到天国或不可见的未来。其中也包括肯定感官的快乐，反对禁欲主义。
但是，和人的生物性欲求相比，人文精神更看重人的精神性品格，认为后者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也就是说，对人来说，尊严高于幸福。关于这一点，康德的解说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人一方面属于现象界，具有感性，受制于自然法则，追求快乐（幸福）；另一方面属于本体界，具有理性，能够为自己建立道德法则，“人的尊严就在于这个能够做普遍律的立法者的资格”，它证明人是自由的。正是在人的尊严之意义上，他进一步提出：人是目的，永远不可把人用作手段。
我对康德这个观点的理解是：所谓人是目的，就是要把人当作精神性存在加以尊重。这分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个人要把自己当作精神性存在、当作独立人格加以尊重，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丧失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现在有些人为了物质利益而丧失人格，他们实际上就是不把自己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了，是把自己当作了谋取物质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每个人也要把他人当作精神性存在、当作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加以尊重，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侮辱他人的人格，贬损他人作为人的尊严。我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一向缺少人的尊严这个极其重要的观念。比如说，现在人们普遍痛感诚信的缺乏，都在呼吁诚信。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缺乏诚信呢？其实根源就在缺乏人的尊严之意识。一个人之能够诚实守信，基础是自尊，他仿佛如此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一个人之能够信任他人，基础是尊重他人，他仿佛如此说：我要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并相信你会对它负责。可见诚信是以双方共有的人的尊严之意识为基础的。没有这样的意识，就会互相之间把自己也把对方看作工具，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哪有诚信可言。
尊重人的价值不能流于空泛，必须落实到尊重每一个个人。因此，个人主义也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传统。我们常把个人主义当作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同义词，理解未免太偏太窄。西方思想家也会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一词，在肯定的意义上，这个词是指对个性、个人独特性的推崇。作为一种伦理思想，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的生命（和灵魂）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必须予以尊重。每个人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充分实现自己的个性和人生价值。同样，每个人对他人也应该如此看待。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应该有助于一切个人的自由发展。
在个人主义伦理思想和自然法传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传统。其实，自然法传统也与个人主义密切相关，其基本主张是：个人拥有天赋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政府和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可归结为两点：
第一，个人自由原则。在涉及自己的行为上，个人拥有完全的自由，不受他人（和政府）的强制。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每个人对他人的关系，任何人不得对他人实施强制。在为这个原则辩护时，一般举出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个性本身即是价值。如同约翰·穆勒所说：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则指出：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个人的能力及潜力的先天差异性使每一个人都“具有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的素质”，是自由理想和个人价值理想的生物学依据。另一方面，个人自由有益于社会，包括在物质上，如同亚当·斯密所说，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能够形成最合理的经济秩序。也包括在精神上（思想、言论、信仰），个人自由能够最有效地促进思想发展和文化繁荣。
第二，法治原则。为防阻强制的发生，保障个人自由，需要法律和政府。但是，政府一旦存在，就有了政府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因此，法治原则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旨在保证政府依据法律治理。其要点为：一、法律的目的仅在于保护个人自由，防阻强制的发生，有悖于此的虽由立法机关颁布亦为非法。二、法律是普遍性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法律至上，政府必须受法律支配，而这意味着政府除了防阻强制之外，不得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四、立宪政治，关键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真正分离，以保证法律的制定不受行政干预和监督政府对法律的遵守。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中的若干重要传统，包括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从尊重人的价值的立场出发，围绕着保证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之实现这个目的而形成的，彼此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二、理性：头脑的认真
人文精神之尊重人的价值，不只是把人当作一种生命存在，更是把人当作一种精神存在。关心精神生活，尊重精神价值，是人文精神更深刻的方面。从人文精神的立场看，人的肉体生存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物质生活有其不应贬低的价值，在此前提下，精神生活又具有独立于物质生活甚至比物质生活更高的价值，不可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精神生活是人的高级天性的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之所在，人真正高于动物之处。动物有肉体生活，有某种程度的社会生活，但肯定没有精神生活。精神禀赋是人的最可贵禀赋，它的自由发展本身即有价值，而且是最高的价值。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也在此，而不在物质上的贫富、社会方面的境遇，是内在的精神素质把人分出了伟大和渺小、优秀和平庸。对一切精神伟人来说，精神的独立价值和神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证明的公理。
精神生活可相对区分为智力生活和心灵生活。前者面向世界，探寻世界的奥秘，体现了人的理性；后者面向人生，探寻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的超越性。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为了解说方便，我把理性（智力生活）归纳为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好奇心。好奇心是智力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爱因斯坦称之为“神圣的好奇心”。为什么好奇心是“神圣”的呢？也许是因为，好奇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特征，动物只注意与生存有关的事情，人超出生存而对世界万物感兴趣；它甚至使人接近于神，受好奇心驱使，人仿佛想知道创世的秘密，在自己的头脑中把世界重新创造一遍。无论在人类，还是在个人，好奇心都是理性能力觉醒的征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惊疑。其实，科学也是这样，好奇心是科学探索的原动力。惊奇是一种伟大的能力，表明一个人意识到了未知原因的存在，并且渴望把它找出来。爱因斯坦谈到，他五岁时看见指南针在未被触动的情形下转动，便感到异常惊奇，意识到在事物中藏着某种秘密。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很可能是他日后走上科学研究之路的最初动因。然而，“神圣的好奇心”有许多敌人，主要敌人有二。一是习惯，所谓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孩子往往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一般规律是随着年龄增长，好奇心递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家是那种不受这个规律支配、始终保持着好奇心的人。二是功利心，凡事都问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不再感兴趣。如果说好奇心是神圣的，那么，功利心恰恰是最世俗的，它是好奇心的死敌，在它的支配下，科学探索的原动力必定枯竭，眼光必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当今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受功利原则支配，其中也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态极其普遍，以马上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为教育和受教育的唯一目标。所以，我把现在的教育看作好奇心的最大敌人。爱因斯坦早已发出惊叹：现代教育没有把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奇迹。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往往也只是着眼于增加课外知识，扩大灌输范围，仍以有用和功利为准则，而不是鼓励和保护好奇心。依我看，要真正改变应试教育，就必须废除高考，把竞争和淘汰推迟到大学阶段，在大学里也着重考查独立研究的能力而非书本知识。
第二，头脑的认真。好奇心是对未知之物的强烈兴趣，它理应引向把未知变成已知的认真的求知过程。有的人似乎有广泛的好奇心，但事事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只能说明他的好奇心仍不够强烈，因而缺乏推动的力量。真正强烈的好奇心必然会推动人去探根究底。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对自己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做系统的探究。因此，好奇心可以广泛，智力兴趣必须定向。许多大科学家、大思想家都在青年时期形成了自己的问题领域和研究方向，那可能是引起他们最大好奇心的问题，或他们发现的以往知识体系中最可疑的环节。头脑的认真归根到底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认识是否真理，一定要追问其根据。所谓根据，一是判断是否符合经验事实，二是推理是否合乎逻辑，人的理性能力就体现在运用逻辑对经验材料进行整理。但是，人的理性能力本身是否可靠呢？如果它不可靠，它所确认的根据就成了问题。在西方哲学中，这种担忧一直存在，促使人们由追问知识的根据进而追问人类知识形成方式的根据，对知识形成的各个环节做仔细审查。因此，知识论成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代以来更成了主题。其中贯穿着一种努力，便是想把人类知识建立在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一向不重视知识论，知识论是最薄弱的环节。相对而言，宋、明算是最重视的，但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所讨论的知识主要指道德认识，即所谓“德性之知”。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苏格拉底所主张的“知识即德行”是西方哲学家的普遍信念，中国哲学家正相反，信奉的是“德行即知识”。由于把知识本身看作目的性价值，因此，西方多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最容易产生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缺少这样的氛围，所以不容易出大师。
第三，从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图画的渴望。好奇心和头脑的认真面对整个世界，就会追问整个世界存在的根据，因而必然把人引向哲学的沉思或宗教的体悟。爱因斯坦把这种渴望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并认为它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动机。到了这一步，头脑与灵魂便相通了，科学与哲学、艺术、宗教便相通了。事实上，大科学家都不满足于纯粹经验研究，他们都是怀着揭示宇宙最高秘密的心愿度过实验室里的日日夜夜的。
以上所述可统称为广义的科学精神，其实质是对非功利性的纯粹智力生活的热爱。这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超越性：灵魂的认真
超越性指人对超出生存以上的意义之寻求。与理性相比，超越性更是人所特有的本质。动物有某种为生存服务的认识能力（低级理性），但绝不可能有超越的追求，不可能有哲学、宗教、艺术。理性的产生也许可以用进化论解释，但进化论肯定解释不了灵魂即对意义的追求之来源。
和理性的解说相对应，我把超越性（心灵生活）也归纳为三个要素：
第一，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这是心灵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它根源于对生命的爱。因为这爱，不愿生命流逝，便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发展出丰富的内心生活。也因为这爱，不愿生命虚度，便要寻求生命的意义，对人生进行思考。每个人在世上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重新活一次；如果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安慰你。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些，对自己的人生怎么会不产生出最严重的责任心呢？我把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看作人生在世最根本的责任心，因为其他的责任可以分担或转让，唯有这不能，必须完全靠自己承担。然而，具备这种责任心极不容易，因为人们往往受习俗和时尚支配。约翰·穆勒指出：在仅关自己的事情上，人们从不问什么合于我的性格和气质，或者什么能让我身上最好和最崇高的东西得到发挥的机会。所问的是什么合于我的地位，别人通常是怎么做的。他们还不是在合乎习俗与合乎自己意向两种情形相比之下，舍后者而取前者，他们根本是除了趋向合乎习俗的事情外便别无任何意向。由于他们不许依循其本性，结果就没有本性可以依循了。尼采也指出：人们躲藏在习俗和舆论背后，随大流地思考和行动，而不是快快乐乐地做自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怯懦，怕邻人指责，更是因为懒惰，怕真诚可能加重他们的负担。事实上，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确是沉重的责任，最需要毅力和勇气，而跟随习俗和时尚则最轻松，但前者的收获是拥有自己的灵魂，后者的代价是失去灵魂，究竟哪一种生活更值得一过，应该是清楚的。
第二，灵魂的认真，即在人生的根据问题上认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必然会引向对人生意义、根据、价值的追问，要自己来为自己寻求一种人生信仰，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从总体上看，我们中国人也比较缺乏灵魂的认真，缺乏超越性的追求，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形而上学哲学和本土宗教便是明证。我们的人生哲学注重的是道德，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往往回避对人生进行追根究底的探究。在一定意义上，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是中西哲学传统的始祖，他们两人都重视人生哲学。但是，他们的嫡传弟子便显出了显著差别，孟子走向了更典型的道德论，柏拉图却走向了本体论。这种分殊肯定已发端于他们的老师，在这方面做一比较研究一定很有意思。
第三，在精神上与某种宇宙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认真追问生命的意义，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渴望与之建立某种联系。这就是信仰的本来含义。
以上所述可视为广义的宗教精神，其实质是对个人内在的心灵生活的无比关注，将其看得比外在生活更重要。这是人文精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是否具有这种广义的宗教精神，与他是否宗教徒或属于什么教派完全无关。
总之，在我看来，人文精神的基本含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对个人来说，就是要有自己的人格，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认真负责。对社会来说，就是要为此创造一个相宜的环境。
最后，我想特别对青年人说几句话，谈一谈拥有心智生活的问题。
心智生活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心灵生活（头脑、理性）和智力生活（灵魂、超越性）的合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生活。心智生活的特点是内在性和非功利性。它是一种内在生活，而不像肉体（物质）生活、社会生活那样是外在生活。它是没有功利目的的，心智的运用、真理的探究本身就是目的，并且能够从中获得最大快乐。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当然都是需要的。只有外在生活，生活的全部内容是谋生（挣钱+消费）和交际，这样的人是十足的庸人。只有内在生活的人极少，往往是某一类天才，同时往往也是世人眼中的或真正病理意义上的疯子，例如荷尔德林、尼采。有两者皆优的天才，如歌德、拿破仑。真正的伟人必有伟大的心智（内在生活），心智不伟大者不可能有伟大的事功（外在生活），但心智伟大者未必有伟大的成功。
是否拥有心智生活，与职业无关。并非只有科学家、学者才能过智力生活，只有诗人、哲学家、宗教家才能过心灵生活。事实上，大学和研究机关里许多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只是在做死学问，或谋生谋利。职业化的弊病是：精神活动往往蜕变为功利活动；行业规矩束缚了真才之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精神探索者有意从事一种普通职业，而只在业余时间从事精神探索。
我们时代的特点是，人们普遍沉沦于功利性的外在生活，很少有人真正过内在的心智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青年人保持清醒，认识到心智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价值。心智生活能使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自由和充实。一个人唯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灵魂去追求，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才是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同时，如果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便在自己身上有了人生快乐的最大源泉。心智生活还能使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宁静，仿佛有了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自己的外在遭遇保持一个距离，不完全受其支配，并能与外部世界建立恰当的关系，不会沉沦其中，也不会去凑热闹。这就是所谓定力。现在学界有一些人，自以为是指导时代的风云人物，但没有内在的心智生活，因而就没有一贯的学术志趣和精神立场。自己没有灵魂的人，怎么能充当拯救别人灵魂的导师呢？
人们常常叹息，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大作曲家、大科学家等等。据我看，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现在的开放是一个契机，我希望我们不要只看到经济上的挑战，更深刻长远的挑战是在文化上。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我恳切地希望，现在的青年人能为此做出贡献。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
“人文精神”这个词，大家都挂在嘴上，但对它的含义却比较模糊，我也一样。我稍微认真地想了想，有了一个思路，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
和“人文精神”有关的另一个词是humanities或humanestudies，通常译作人文科学。在西方，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把学科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部分。其中，人文科学是研究人或人性的学科，可以笼统地称作人学或人性学。在德国，人文科学叫diegeistigeWissenschaft，即精神科学。究竟哪些学科属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各国的划分有出入，但大致都包括文学、语言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法学等。一般来说，在人文科学中，价值观点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其他科学则更注重事实（现象）和逻辑。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人文价值观点也常常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用于其他学科。
根据以上分析，我把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确定为三个层次：一、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是广义的宗教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尊重精神价值）。
一、人性：尊重人的价值
人文精神的起点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确认人是宇宙间的最高价值。这一方面是相对于物而言的，人永远比物宝贵；另一方面是相对于神而言的，不能以神的名义压制人。
从这一点出发，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尘世幸福，认为人生的价值应在现世实现，人有权追求尘世的幸福，不能把幸福推延到天国或不可见的未来。其中也包括肯定感官的快乐，反对禁欲主义。
但是，和人的生物性欲求相比，人文精神更看重人的精神性品格，认为后者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也就是说，对人来说，尊严高于幸福。关于这一点，康德的解说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人一方面属于现象界，具有感性，受制于自然法则，追求快乐（幸福）；另一方面属于本体界，具有理性，能够为自己建立道德法则，“人的尊严就在于这个能够做普遍律的立法者的资格”，它证明人是自由的。正是在人的尊严之意义上，他进一步提出：人是目的，永远不可把人用作手段。
我对康德这个观点的理解是：所谓人是目的，就是要把人当作精神性存在加以尊重。这分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个人要把自己当作精神性存在、当作独立人格加以尊重，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丧失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现在有些人为了物质利益而丧失人格，他们实际上就是不把自己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了，是把自己当作了谋取物质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每个人也要把他人当作精神性存在、当作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加以尊重，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侮辱他人的人格，贬损他人作为人的尊严。我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一向缺少人的尊严这个极其重要的观念。比如说，现在人们普遍痛感诚信的缺乏，都在呼吁诚信。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缺乏诚信呢？其实根源就在缺乏人的尊严之意识。一个人之能够诚实守信，基础是自尊，他仿佛如此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一个人之能够信任他人，基础是尊重他人，他仿佛如此说：我要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并相信你会对它负责。可见诚信是以双方共有的人的尊严之意识为基础的。没有这样的意识，就会互相之间把自己也把对方看作工具，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哪有诚信可言。
尊重人的价值不能流于空泛，必须落实到尊重每一个个人。因此，个人主义也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传统。我们常把个人主义当作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同义词，理解未免太偏太窄。西方思想家也会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一词，在肯定的意义上，这个词是指对个性、个人独特性的推崇。作为一种伦理思想，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的生命（和灵魂）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必须予以尊重。每个人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充分实现自己的个性和人生价值。同样，每个人对他人也应该如此看待。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应该有助于一切个人的自由发展。
在个人主义伦理思想和自然法传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传统。其实，自然法传统也与个人主义密切相关，其基本主张是：个人拥有天赋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政府和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可归结为两点：
第一，个人自由原则。在涉及自己的行为上，个人拥有完全的自由，不受他人（和政府）的强制。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每个人对他人的关系，任何人不得对他人实施强制。在为这个原则辩护时，一般举出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个性本身即是价值。如同约翰·穆勒所说：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则指出：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个人的能力及潜力的先天差异性使每一个人都“具有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的素质”，是自由理想和个人价值理想的生物学依据。另一方面，个人自由有益于社会，包括在物质上，如同亚当·斯密所说，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能够形成最合理的经济秩序。也包括在精神上（思想、言论、信仰），个人自由能够最有效地促进思想发展和文化繁荣。
第二，法治原则。为防阻强制的发生，保障个人自由，需要法律和政府。但是，政府一旦存在，就有了政府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因此，法治原则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旨在保证政府依据法律治理。其要点为：一、法律的目的仅在于保护个人自由，防阻强制的发生，有悖于此的虽由立法机关颁布亦为非法。二、法律是普遍性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法律至上，政府必须受法律支配，而这意味着政府除了防阻强制之外，不得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四、立宪政治，关键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真正分离，以保证法律的制定不受行政干预和监督政府对法律的遵守。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中的若干重要传统，包括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从尊重人的价值的立场出发，围绕着保证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之实现这个目的而形成的，彼此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二、理性：头脑的认真
人文精神之尊重人的价值，不只是把人当作一种生命存在，更是把人当作一种精神存在。关心精神生活，尊重精神价值，是人文精神更深刻的方面。从人文精神的立场看，人的肉体生存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物质生活有其不应贬低的价值，在此前提下，精神生活又具有独立于物质生活甚至比物质生活更高的价值，不可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精神生活是人的高级天性的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之所在，人真正高于动物之处。动物有肉体生活，有某种程度的社会生活，但肯定没有精神生活。精神禀赋是人的最可贵禀赋，它的自由发展本身即有价值，而且是最高的价值。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也在此，而不在物质上的贫富、社会方面的境遇，是内在的精神素质把人分出了伟大和渺小、优秀和平庸。对一切精神伟人来说，精神的独立价值和神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证明的公理。
精神生活可相对区分为智力生活和心灵生活。前者面向世界，探寻世界的奥秘，体现了人的理性；后者面向人生，探寻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的超越性。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为了解说方便，我把理性（智力生活）归纳为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好奇心。好奇心是智力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爱因斯坦称之为“神圣的好奇心”。为什么好奇心是“神圣”的呢？也许是因为，好奇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特征，动物只注意与生存有关的事情，人超出生存而对世界万物感兴趣；它甚至使人接近于神，受好奇心驱使，人仿佛想知道创世的秘密，在自己的头脑中把世界重新创造一遍。无论在人类，还是在个人，好奇心都是理性能力觉醒的征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惊疑。其实，科学也是这样，好奇心是科学探索的原动力。惊奇是一种伟大的能力，表明一个人意识到了未知原因的存在，并且渴望把它找出来。爱因斯坦谈到，他五岁时看见指南针在未被触动的情形下转动，便感到异常惊奇，意识到在事物中藏着某种秘密。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很可能是他日后走上科学研究之路的最初动因。然而，“神圣的好奇心”有许多敌人，主要敌人有二。一是习惯，所谓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孩子往往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一般规律是随着年龄增长，好奇心递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家是那种不受这个规律支配、始终保持着好奇心的人。二是功利心，凡事都问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不再感兴趣。如果说好奇心是神圣的，那么，功利心恰恰是最世俗的，它是好奇心的死敌，在它的支配下，科学探索的原动力必定枯竭，眼光必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当今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受功利原则支配，其中也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态极其普遍，以马上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为教育和受教育的唯一目标。所以，我把现在的教育看作好奇心的最大敌人。爱因斯坦早已发出惊叹：现代教育没有把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奇迹。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往往也只是着眼于增加课外知识，扩大灌输范围，仍以有用和功利为准则，而不是鼓励和保护好奇心。依我看，要真正改变应试教育，就必须废除高考，把竞争和淘汰推迟到大学阶段，在大学里也着重考查独立研究的能力而非书本知识。
第二，头脑的认真。好奇心是对未知之物的强烈兴趣，它理应引向把未知变成已知的认真的求知过程。有的人似乎有广泛的好奇心，但事事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只能说明他的好奇心仍不够强烈，因而缺乏推动的力量。真正强烈的好奇心必然会推动人去探根究底。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对自己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做系统的探究。因此，好奇心可以广泛，智力兴趣必须定向。许多大科学家、大思想家都在青年时期形成了自己的问题领域和研究方向，那可能是引起他们最大好奇心的问题，或他们发现的以往知识体系中最可疑的环节。头脑的认真归根到底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认识是否真理，一定要追问其根据。所谓根据，一是判断是否符合经验事实，二是推理是否合乎逻辑，人的理性能力就体现在运用逻辑对经验材料进行整理。但是，人的理性能力本身是否可靠呢？如果它不可靠，它所确认的根据就成了问题。在西方哲学中，这种担忧一直存在，促使人们由追问知识的根据进而追问人类知识形成方式的根据，对知识形成的各个环节做仔细审查。因此，知识论成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代以来更成了主题。其中贯穿着一种努力，便是想把人类知识建立在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一向不重视知识论，知识论是最薄弱的环节。相对而言，宋、明算是最重视的，但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所讨论的知识主要指道德认识，即所谓“德性之知”。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苏格拉底所主张的“知识即德行”是西方哲学家的普遍信念，中国哲学家正相反，信奉的是“德行即知识”。由于把知识本身看作目的性价值，因此，西方多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最容易产生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缺少这样的氛围，所以不容易出大师。
第三，从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图画的渴望。好奇心和头脑的认真面对整个世界，就会追问整个世界存在的根据，因而必然把人引向哲学的沉思或宗教的体悟。爱因斯坦把这种渴望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并认为它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动机。到了这一步，头脑与灵魂便相通了，科学与哲学、艺术、宗教便相通了。事实上，大科学家都不满足于纯粹经验研究，他们都是怀着揭示宇宙最高秘密的心愿度过实验室里的日日夜夜的。
以上所述可统称为广义的科学精神，其实质是对非功利性的纯粹智力生活的热爱。这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超越性：灵魂的认真
超越性指人对超出生存以上的意义之寻求。与理性相比，超越性更是人所特有的本质。动物有某种为生存服务的认识能力（低级理性），但绝不可能有超越的追求，不可能有哲学、宗教、艺术。理性的产生也许可以用进化论解释，但进化论肯定解释不了灵魂即对意义的追求之来源。
和理性的解说相对应，我把超越性（心灵生活）也归纳为三个要素：
第一，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这是心灵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它根源于对生命的爱。因为这爱，不愿生命流逝，便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发展出丰富的内心生活。也因为这爱，不愿生命虚度，便要寻求生命的意义，对人生进行思考。每个人在世上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重新活一次；如果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安慰你。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些，对自己的人生怎么会不产生出最严重的责任心呢？我把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看作人生在世最根本的责任心，因为其他的责任可以分担或转让，唯有这不能，必须完全靠自己承担。然而，具备这种责任心极不容易，因为人们往往受习俗和时尚支配。约翰·穆勒指出：在仅关自己的事情上，人们从不问什么合于我的性格和气质，或者什么能让我身上最好和最崇高的东西得到发挥的机会。所问的是什么合于我的地位，别人通常是怎么做的。他们还不是在合乎习俗与合乎自己意向两种情形相比之下，舍后者而取前者，他们根本是除了趋向合乎习俗的事情外便别无任何意向。由于他们不许依循其本性，结果就没有本性可以依循了。尼采也指出：人们躲藏在习俗和舆论背后，随大流地思考和行动，而不是快快乐乐地做自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怯懦，怕邻人指责，更是因为懒惰，怕真诚可能加重他们的负担。事实上，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确是沉重的责任，最需要毅力和勇气，而跟随习俗和时尚则最轻松，但前者的收获是拥有自己的灵魂，后者的代价是失去灵魂，究竟哪一种生活更值得一过，应该是清楚的。
第二，灵魂的认真，即在人生的根据问题上认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必然会引向对人生意义、根据、价值的追问，要自己来为自己寻求一种人生信仰，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从总体上看，我们中国人也比较缺乏灵魂的认真，缺乏超越性的追求，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形而上学哲学和本土宗教便是明证。我们的人生哲学注重的是道德，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往往回避对人生进行追根究底的探究。在一定意义上，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是中西哲学传统的始祖，他们两人都重视人生哲学。但是，他们的嫡传弟子便显出了显著差别，孟子走向了更典型的道德论，柏拉图却走向了本体论。这种分殊肯定已发端于他们的老师，在这方面做一比较研究一定很有意思。
第三，在精神上与某种宇宙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认真追问生命的意义，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渴望与之建立某种联系。这就是信仰的本来含义。
以上所述可视为广义的宗教精神，其实质是对个人内在的心灵生活的无比关注，将其看得比外在生活更重要。这是人文精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是否具有这种广义的宗教精神，与他是否宗教徒或属于什么教派完全无关。
总之，在我看来，人文精神的基本含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对个人来说，就是要有自己的人格，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认真负责。对社会来说，就是要为此创造一个相宜的环境。
最后，我想特别对青年人说几句话，谈一谈拥有心智生活的问题。
心智生活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心灵生活（头脑、理性）和智力生活（灵魂、超越性）的合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生活。心智生活的特点是内在性和非功利性。它是一种内在生活，而不像肉体（物质）生活、社会生活那样是外在生活。它是没有功利目的的，心智的运用、真理的探究本身就是目的，并且能够从中获得最大快乐。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当然都是需要的。只有外在生活，生活的全部内容是谋生（挣钱+消费）和交际，这样的人是十足的庸人。只有内在生活的人极少，往往是某一类天才，同时往往也是世人眼中的或真正病理意义上的疯子，例如荷尔德林、尼采。有两者皆优的天才，如歌德、拿破仑。真正的伟人必有伟大的心智（内在生活），心智不伟大者不可能有伟大的事功（外在生活），但心智伟大者未必有伟大的成功。
是否拥有心智生活，与职业无关。并非只有科学家、学者才能过智力生活，只有诗人、哲学家、宗教家才能过心灵生活。事实上，大学和研究机关里许多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只是在做死学问，或谋生谋利。职业化的弊病是：精神活动往往蜕变为功利活动；行业规矩束缚了真才之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精神探索者有意从事一种普通职业，而只在业余时间从事精神探索。
我们时代的特点是，人们普遍沉沦于功利性的外在生活，很少有人真正过内在的心智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青年人保持清醒，认识到心智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价值。心智生活能使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自由和充实。一个人唯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灵魂去追求，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才是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同时，如果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便在自己身上有了人生快乐的最大源泉。心智生活还能使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宁静，仿佛有了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自己的外在遭遇保持一个距离，不完全受其支配，并能与外部世界建立恰当的关系，不会沉沦其中，也不会去凑热闹。这就是所谓定力。现在学界有一些人，自以为是指导时代的风云人物，但没有内在的心智生活，因而就没有一贯的学术志趣和精神立场。自己没有灵魂的人，怎么能充当拯救别人灵魂的导师呢？
人们常常叹息，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大作曲家、大科学家等等。据我看，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现在的开放是一个契机，我希望我们不要只看到经济上的挑战，更深刻长远的挑战是在文化上。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我恳切地希望，现在的青年人能为此做出贡献。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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