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飞越疯人院
一辆运送精神病患者转院的车在途中爆胎，当司机换好轮胎时，发现车上关着的三个精神病人全部逃跑了。为了不承担责任，司机以免费搭车的方式骗了三个人上车，并一路直驱将这三个正常人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历经一个月的“折磨”之后，三人顺利获救。于是有记者分别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记者：“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你都采取了些什么方法试图出去？”
甲：“我想，如果要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病呀。于是我告诉他们：‘地球是圆的。’这是个真理，能说出真理的人总不能被当做是精神病吧。”
记者：“结果呢？”
甲：“结果当我说到第十四遍的时候，护理人员不由分说地在我屁股上扎了一针，然后说道：‘地球的确是圆的，这我们都知道，你有必要重复那么多遍吗？’于是，我只能乖乖地待在病房里了。”
记者：“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呢？”
乙：“我和甲一样，都是被丙救出去的。”
记者：“那当你误入精神病院，肯定试图出去，你都怎么做的呢？”
乙：“为了证明我是个正常人，于是我说出了很多正常的事情，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现在的美国总统是谁，英国元首是谁，德国总理是谁……不过没等我说完，他们就给我注射了一针镇静剂。”
记者：“那你知道丙是怎么走出去并救了你们两个的？”
乙：“知道。他进来以后，什么都没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到了看电视的时间，他就出去看电视。当护理人员给他倒水的时候，他回答谢谢。到了第28天，他们就将他放了出去。”
这个事件向我们阐述了一个道理，有时候，越是急于证明自己，就越是证明不了。因为没有人愿意跟着你的思路去思考问题。
然而，从精神病院的角度来看，是否接纳一个病人，在于这个病人的行为属于正常还是异常，而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到底是正常行为还是异常行为，则是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心理学上，根本无法制定一套完备的，近乎无偏差的测评机制来判断人的行为，心理学家们也只能将所有的行为分布于一个连续的“轴”上，以最两端为极端来进行判断。
为此，心理学家大卫·罗森汉恩专门针对精神病院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其中的一个实验非常有意思。
罗森汉恩招募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8个人来进行实验，实验的要求是让这8名被试伪装成精神病患者进入到精神病院，然后在里面以正常状态生活，其目的是想看看，这些混迹在精神病中的正常人能不能被院方发现，由此推断出，所谓的“精神鉴定者”，究竟是根据患者的行为来进行判断，还是根据患者所处的环境导致的行为来进行判断。
这8名被试由3女5男组成，其中有三个心理学家，一个精神病学家，一个画家，一个儿科医生，一个研究生以及一个家庭主妇。而目标精神病院共有12家，分别位于美国的东西海岸。
“游戏”正式开始了！每个人的开头都一样，他们打电话到目标医院预约医生，然后在医生面前报告说自己经常能听到“轰”“砰”“空”等声音，其他表现均正常。他们去问诊的时候，病历都是真实的，唯一做过手脚的是他们的职业和姓名。
8个人分别拜访了不同的医生，并且都被收入了不同的目标医院进行治疗，其中7个人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入院之后，被试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表现得正常，或者说，他们平时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就好了，因为他们本身精神没有什么问题，但需要配合一切的治疗，每天按时吃药（但不是真吃）。
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释放，因此8名被试都需要记录下自己在精神病院的一切，以便作为实验的真实数据。一开始，大家都掩藏起自己记日记的行为，并且试图在医护人员面前表现自己其实已经恢复了正常，但很快就发现这种掩藏毫无意义，在医护人员的眼里，偷偷记日记就是疾病的表现之一。
8名被试住院的时间从7天到52天不等，平均入院时间是19天，而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响应实验目的的一点是：8名被试无一人被识破，他们被放出来后，病历本上填的内容如出一辙：“精神病恢复期”。也就是说，这8个正常人，都被完完全全地当成了精神病患者。
而从他们带出来的日记中，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这是实验目的之外的收获。
事件一：其中有3名被试都阐述了类似的事情，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从没有怀疑过他们身份的真实性，但病友们反而不那么好“忽悠”，在3名被试所在医院的共118个真病人中，有35个对他们提出过质疑。他们讨论说：“你不是真病人，你一定是记者，潜伏进来要曝光精神病院状况的。”
事件二：被试在入院之前，已经得到指示，在精神病院要尽量地与医生和护士多接触，最好能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谈话，本来希望这样的行为，能更多地给予院方了解病人并及时判断出“假病人”的机会，谁知道结果却非常奇怪。
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明显地抗拒与病人进行正面的沟通，比如其中一名被试记录，当他见到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并迎上去，非常礼貌地问“医生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地球主人？”时，对方的反应是：“你好，戴夫，今天天气真不错，你感觉如何？”边说着，边径直往前走，根本没有丝毫要停下来聊聊的意思。
统计数据则更让人惊讶，有70%的精神病学家和接近90%的护士在与被试正面“交锋”的时候，都是充耳不闻继续前行，避免与病人有任何正面接触。能够有目光接触的精神病学家只占了23%，而能够停下来聊聊天的百分比只有2%。
事件三：与交流的严重匮乏成反比的是药物的丰富和充量。8名被试入院期间，共拿到了2100片药片，当然他们不会将这些药吃下去。而且几乎所有被试都发现，那些真病人，也有很多拒绝吃药，在医护人员走了之后，将药片扔到了马桶里。
事件四：还有一名被试记录了一件八卦的事情。有一天，一名负责值守活动区的护士的衣服没有穿好，于是她当着活动区几十个男病人的面扣胸罩的扣子并调整她的胸罩，完全不避讳男女有别。她这么做并不是放荡，而是在她眼中，这些人就不是什么正常的男人。
被试记录下的很多细节听起来都很有意思，甚至有些好笑，但深入思考，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如果这不是一个实验，如果这几个假病人真的是意外，或者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而进入到了精神病院，照这种状况，他们岂不是无辜地被贴上了“精神分裂症”的标签？
如果他们不是因为胸有成竹，知道自己在做实验，知道即便自己不能获得精神病院的正规释放，也会有相应机构来“解救”自己，他们还会不会那么淡定地表现得像一个正常人？如果一直没有得到释放，他们会不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情绪失控，最终变成一名精神病患者？
无怪乎一些影视作品会借鉴这样的题材了，将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很可能假戏真做地把人逼疯！
天才or疯子的烧脑逻辑
罗森汉恩的实验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哪怕是在国家公立的精神病院，正常人也无法与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区别开来。但他并没有将责任归咎于鉴定专家“学艺不精”，实际上，在过于强大的精神病机构中，医务人员对个体的判断很容易出现“思维定势”，即“既然来到这里，就一定是有病”。
这种“有病假设论”不但局限了鉴定专家们的思维，同时也局限了他们给出的治疗方法。先把一个人假设成为有病，再慢慢地通过治疗，缓解其病情，希望最后这个人能够康复。这是一条正常的治疗思路，可是他们都忘了，开头的笃定很容易让一些人“躺枪”。
记者：“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你都采取了些什么方法试图出去？”
甲：“我想，如果要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病呀。于是我告诉他们：‘地球是圆的。’这是个真理，能说出真理的人总不能被当做是精神病吧。”
记者：“结果呢？”
甲：“结果当我说到第十四遍的时候，护理人员不由分说地在我屁股上扎了一针，然后说道：‘地球的确是圆的，这我们都知道，你有必要重复那么多遍吗？’于是，我只能乖乖地待在病房里了。”
记者：“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呢？”
乙：“我和甲一样，都是被丙救出去的。”
记者：“那当你误入精神病院，肯定试图出去，你都怎么做的呢？”
乙：“为了证明我是个正常人，于是我说出了很多正常的事情，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现在的美国总统是谁，英国元首是谁，德国总理是谁……不过没等我说完，他们就给我注射了一针镇静剂。”
记者：“那你知道丙是怎么走出去并救了你们两个的？”
乙：“知道。他进来以后，什么都没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到了看电视的时间，他就出去看电视。当护理人员给他倒水的时候，他回答谢谢。到了第28天，他们就将他放了出去。”
这个事件向我们阐述了一个道理，有时候，越是急于证明自己，就越是证明不了。因为没有人愿意跟着你的思路去思考问题。
然而，从精神病院的角度来看，是否接纳一个病人，在于这个病人的行为属于正常还是异常，而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到底是正常行为还是异常行为，则是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心理学上，根本无法制定一套完备的，近乎无偏差的测评机制来判断人的行为，心理学家们也只能将所有的行为分布于一个连续的“轴”上，以最两端为极端来进行判断。
为此，心理学家大卫·罗森汉恩专门针对精神病院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其中的一个实验非常有意思。
罗森汉恩招募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8个人来进行实验，实验的要求是让这8名被试伪装成精神病患者进入到精神病院，然后在里面以正常状态生活，其目的是想看看，这些混迹在精神病中的正常人能不能被院方发现，由此推断出，所谓的“精神鉴定者”，究竟是根据患者的行为来进行判断，还是根据患者所处的环境导致的行为来进行判断。
这8名被试由3女5男组成，其中有三个心理学家，一个精神病学家，一个画家，一个儿科医生，一个研究生以及一个家庭主妇。而目标精神病院共有12家，分别位于美国的东西海岸。
“游戏”正式开始了！每个人的开头都一样，他们打电话到目标医院预约医生，然后在医生面前报告说自己经常能听到“轰”“砰”“空”等声音，其他表现均正常。他们去问诊的时候，病历都是真实的，唯一做过手脚的是他们的职业和姓名。
8个人分别拜访了不同的医生，并且都被收入了不同的目标医院进行治疗，其中7个人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入院之后，被试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表现得正常，或者说，他们平时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就好了，因为他们本身精神没有什么问题，但需要配合一切的治疗，每天按时吃药（但不是真吃）。
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释放，因此8名被试都需要记录下自己在精神病院的一切，以便作为实验的真实数据。一开始，大家都掩藏起自己记日记的行为，并且试图在医护人员面前表现自己其实已经恢复了正常，但很快就发现这种掩藏毫无意义，在医护人员的眼里，偷偷记日记就是疾病的表现之一。
8名被试住院的时间从7天到52天不等，平均入院时间是19天，而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响应实验目的的一点是：8名被试无一人被识破，他们被放出来后，病历本上填的内容如出一辙：“精神病恢复期”。也就是说，这8个正常人，都被完完全全地当成了精神病患者。
而从他们带出来的日记中，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这是实验目的之外的收获。
事件一：其中有3名被试都阐述了类似的事情，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从没有怀疑过他们身份的真实性，但病友们反而不那么好“忽悠”，在3名被试所在医院的共118个真病人中，有35个对他们提出过质疑。他们讨论说：“你不是真病人，你一定是记者，潜伏进来要曝光精神病院状况的。”
事件二：被试在入院之前，已经得到指示，在精神病院要尽量地与医生和护士多接触，最好能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谈话，本来希望这样的行为，能更多地给予院方了解病人并及时判断出“假病人”的机会，谁知道结果却非常奇怪。
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明显地抗拒与病人进行正面的沟通，比如其中一名被试记录，当他见到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并迎上去，非常礼貌地问“医生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地球主人？”时，对方的反应是：“你好，戴夫，今天天气真不错，你感觉如何？”边说着，边径直往前走，根本没有丝毫要停下来聊聊的意思。
统计数据则更让人惊讶，有70%的精神病学家和接近90%的护士在与被试正面“交锋”的时候，都是充耳不闻继续前行，避免与病人有任何正面接触。能够有目光接触的精神病学家只占了23%，而能够停下来聊聊天的百分比只有2%。
事件三：与交流的严重匮乏成反比的是药物的丰富和充量。8名被试入院期间，共拿到了2100片药片，当然他们不会将这些药吃下去。而且几乎所有被试都发现，那些真病人，也有很多拒绝吃药，在医护人员走了之后，将药片扔到了马桶里。
事件四：还有一名被试记录了一件八卦的事情。有一天，一名负责值守活动区的护士的衣服没有穿好，于是她当着活动区几十个男病人的面扣胸罩的扣子并调整她的胸罩，完全不避讳男女有别。她这么做并不是放荡，而是在她眼中，这些人就不是什么正常的男人。
被试记录下的很多细节听起来都很有意思，甚至有些好笑，但深入思考，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如果这不是一个实验，如果这几个假病人真的是意外，或者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而进入到了精神病院，照这种状况，他们岂不是无辜地被贴上了“精神分裂症”的标签？
如果他们不是因为胸有成竹，知道自己在做实验，知道即便自己不能获得精神病院的正规释放，也会有相应机构来“解救”自己，他们还会不会那么淡定地表现得像一个正常人？如果一直没有得到释放，他们会不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情绪失控，最终变成一名精神病患者？
无怪乎一些影视作品会借鉴这样的题材了，将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很可能假戏真做地把人逼疯！
天才or疯子的烧脑逻辑
罗森汉恩的实验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哪怕是在国家公立的精神病院，正常人也无法与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区别开来。但他并没有将责任归咎于鉴定专家“学艺不精”，实际上，在过于强大的精神病机构中，医务人员对个体的判断很容易出现“思维定势”，即“既然来到这里，就一定是有病”。
这种“有病假设论”不但局限了鉴定专家们的思维，同时也局限了他们给出的治疗方法。先把一个人假设成为有病，再慢慢地通过治疗，缓解其病情，希望最后这个人能够康复。这是一条正常的治疗思路，可是他们都忘了，开头的笃定很容易让一些人“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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