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我开始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往日固定的睡眠时间已经失效，我不得不服用安眠药。我像五年前失恋时那样焦虑地活着，脖子上套着一副看不见却异常沉重的枷锁。我不想讲话，却要扮作心情舒适的模样，否则就要经受春晓的安慰和感伤。她想在这一年元旦假期和她妈妈交割完户口问题从而彻底解决我的苦恼。她以为我的苦恼是一片浅滩，只需要渡过去就得救了。在我拿到律师资格证后的一个周日，凉风开始在云城的街头巷尾徘徊的时候，柴思榕打来电话约我在旧居所附近的咖啡馆见面。我没有理由乘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同她碰面，一切问题都能在电话里解决，可是我有一种想借机纾解灵魂痛苦的冲动。我们在咖啡馆里见面的时候，她已经等待了半个小时。她为《金秋》杂志上连续五个月登载我的诗作而疑惑。
“你应当把这些诗作交给我，由我们编辑部刊发。”柴思榕一点也不介意我的迟到，只是她的质问使我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接过女侍者递过来的甜咖啡，又撕开一袋黑砂糖。
“别具一格的作品。”她摇摇头，把杂志递给我。我摊开它们，从两个短篇小说之间找到了这些诗。的确是我写在笔记本上的诗，一字不差，即便其中一些修辞尚需雕琢。我困惑于这些诗到了谁手里，又如何登上了这本杂志。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名字。
“也许是某位读过那本笔记的朋友所发，我对这事一无所知。”在解答完她的疑惑后，我又同她热情地寒暄起来。是的，一切都好，除了已经顺利离婚。她自我解嘲着喝了半杯糖水。想必接下来她要谈一谈难解难分的婆媳矛盾以及那位总是置身事外的前夫，以向我证明也向她自己证明离婚的必要性。换作以往我只会敷衍着等她得出结论，而此刻我很想听听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话题会让我投入到一种对他人生活的观察和想象里，似乎我处在一种新型的忙碌当中。忙碌是一副良药还是毒药，谁知道呢。
“我感觉他在去年夏天就不对劲儿。”柴思榕换了一杯加奶油的甜咖啡，“去年夏天我们的孩子还在学习走路，可是他看我的眼神就越来越黯然了。女人对男人态度的转变向来敏感和准确。以往他下班回家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晚饭以后带孩子在楼下散散步，然后所有时间都交给电视机和手机。我们一天下来还有十句话可聊。去年夏天，也许从五月份就开始了，他热衷于沿着城东一条少人光顾的公路夜跑。那里有许多刚建好的楼房，虽然已经售空，但是还没有人入住。他在另一个条街上的一家健身馆办理了会员，每晚在那里消耗半个小时的时间。他的晚餐在附近一家便民餐厅解决。我起初认为他受够了我张罗的饭菜，我承认我没有烧菜的天赋，可是我张罗的饭菜不差，挑剔的婆婆都没有调理。后来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他有一百个理由晚回家，和同事聚餐、户外运动、垂钓、去歌厅等等，不久又借出差花城、朔月城、天津港的名义在外地逗留数日。他每天定时给我打一个电话，只为听一听孩子叫爸爸。他原本并不疼爱孩子，直到他发现孩子的样貌长得越来越像他。他回来以后对我的态度愈加冷淡，我们有时躺在一张床上，但大部分时候分居两室，他每晚十点半都准时在阳台接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时候阳台的门是关着的。他的手机从来不让我看，当然我也不会去看，我认为既然有了孩子，有再多委屈也要慢慢熬下去。婆婆在得知我生了女儿后就很少上门闹事，倒不是因为有了孙女以后良心发现，而是唯恐为我们带孩子，我只好找保姆来帮忙料理家务。我的丈夫，那个在婚礼上一板一眼说要照顾我一生的男人，在我和保姆哄着孩子睡下的时候正在给他的‘客户’打电话。”
“在那个夏夜，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他刚刚出差回来，在把背包和笔记本电脑放在书桌上以后，他就带着一身汗味去浴室冲澡了。那天下雨，七点半天色就暗下来。我照常打开他的背包，拿出需要换洗的短袖衫和牛仔裤。背包夹层里鼓鼓的，好奇心驱使我拉开夹层拉链。那是我有生以来犯过的最大错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祈祷它们不是我最初想到的那种东西。外面雨越下越大，我想是五年前还是六年前的那种暴雨，加速的心跳让我喘不过气，就像有人捂住你的口鼻不让你呼吸一样。我用颤抖的手从夹层里掏出它们。那是一摞情书。手写的工工整整的情书，还有两封打印的有他签名的求爱信。我想那是他未寄出的情书，也许是被退回来的情书。他从来没有这么浪漫地对我。把那可耻的浪漫分给我一点吧。时间紧迫，我只粗略看过最上面的一封。看上去我丈夫非常具有作家的天赋，他把对那个女同事的暗恋描绘得缠绵悱恻，仿佛他生来就为她而活，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只为了遇见和爱上她。他遇见了爱情，所以他在那个夏天脱胎换骨般的改变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他为引起她注意而锻炼身体，消除逐渐凸起的肚腩，使用名牌护肤品平复皱纹和眼袋，精心修剪头发并且使用麝香香水，还花时间阅读勃朗特姐妹的小说。要知道此前我曾多少次劝过他读点什么，他都无动于衷。我没有细看下去，因为我的心理防线已经崩塌了。我把那些情书塞回夹层，然后照常洗过那些衣服，照常把晚餐端到桌子上又哄着孩子入睡。照常在十点半听见他在阳台打电话，照常听他在打完电话以后跟我撒谎。半夜我开始低声哭，为自己的命，也为年幼的孩子。我交叉双手平躺在床上，像是一具被白布条包裹的木乃伊。那个晚上我想了许多未来的事情。我想过以后的人生该怎样走，以后会面临怎样艰难的日子，如何把孩子抚育成人并避免他遭受委屈和苛责，以及晚年在养老院或是随便什么地方告别人世。一整夜的苦思让我感觉自己老了十岁。在次日他夜跑回家前，我终于接受了惨淡的现实。不再有任何犹豫，我只想尽快摆脱这个让我感觉恶心和耻辱的男人。”
“你想象不到那个男人哭起来是什么模样。当我向他摊牌的时候，他居然向我哭诉和忏悔。他说他舍不得孩子。他说他的情书一封也没有寄出去，他们两个人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个女人甚至没有正眼瞧过他。他说在阳台的长谈来自于一名对他抱有好感的女客户，他疲于应对，却希望拿下这位女客户的订单。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一遍遍重复那些干枯的辩白。他为什么不强硬一点，不油滑一点，不像一个矢志不移的浪子一样爽快地答应离婚，然后说他终于自由了，终于可以追求期待已久的真正的爱情。他的惺惺作态的眼泪只会让我更加鄙夷他的人品。”她停了下来，手指搭在眉脚，“寻找一个好品格的男人，是不是一件麻烦事？”
“的确如此，我的人品就不怎么样。”我赞同她的观点。她一边抹眼泪一边露出笑容。
“他哀求我给他一次机会。他愿意断绝这场孽缘。在上次出差前他已经准备放弃这次暗恋了，她对他的殷勤视而不见，他们在办公室的互动仅限于讨论员工餐的种类。他说她也许并不像情书里描绘得那样完美，而他将那么多热情只是投入到一场一厢情愿的想象里。他向我强调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向我强调那些让他生活变得混乱无序的因素，多雨的天气、堵塞的交通、难缠的客户、不通人情的上司。我为他补充了一个因素，不够善解人意的妻子和咿呀学语的儿子。可是我看透了他，他苦苦挽留我是因为那女人不要他，我是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我想他从来没有爱过我。情书里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对我说过。他和我的结合只是特定情境下的选择，我接受了无爱的婚姻，以为只要两个人生活得够久就能产生依恋，某个时刻这种依恋会升华为炽热的爱情。但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如今我终于放下心理负担，不再为自己无法成为他心目中完美的妻子而心怀愧疚了。我们在旱季来临的时候办理了离婚手续，我赢得了孩子的监护权和房子的居住权，为了养育孩子和偿还房贷，我不得不从事两份工作，一边为编辑部整理书稿，一边翻译一些英语读物。希望你原谅，在过去一年里我几乎忘记了你的存在，直到我在这本读物上意外找到了你的名字。”
我仍然在她痛苦的婚姻之河里沉思。我在思索一场婚姻背后是否还有隐藏的情愫，在某个时候不断侵蚀婚姻的地基，而人们所能做的只是拖延这些情愫发生的时间，在这些情愫产生后装聋作哑以维系婚姻之舟继续航行。请吧，请上船。请在这里登上甲板，不要被甲板偶尔的摇晃所迷惑，洋流从这里到那里，像是一道细密的丝线，又像是定向飞舞的风筝。折叠的白帆上写着许多字，也许是一首诗，请不要念出来，在心里默念就好。
她再谈论那些诗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刚见面时的热情，她的热情在漫长的讲述里化为灰烬。她的情绪也变得飘忽不定，语气里带着失效的温和，我们的讨论逐渐变成对那次酒吧奇遇的道德定性。我只把奇遇的故事说了一半，以解释那些颓废的诗稿出现在杂志上的原因。但她的关注点却在春晓离开的时间里我为排解寂寞而买醉，并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带回了家。她必定有撩动人心的长处。柴思榕的眼睛像是洞悉了什么秘密一样看着我。我开始懊悔自己的莽撞，我应该把这件事连同整个童年一起丢进冰窟窿。但我仍旧没有学会适可而止。我告诉她，那个年长几岁的女人总是带着傲慢的表情，她随我而来只为了拍摄一部短片。
她追问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傲慢。
“像是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一样。”我在回答完这个问题后就离开了。我们约定下个月第二个星期日在这里再次碰面，我将向她提供一些精心修改的诗稿和短篇小说。作为回报，她声称愿意忽略我与陌生女人会面并度过整夜的道德污点。“即便这真的是道德污点，应该介意的似乎只有春晓。”我怏怏不乐地纠正她的说法。“从第一次拜访你的住处开始，我已经把你当做一位可靠的家人了。”她收拾过那几本杂志，在反复确认我对杂志和上面的诗毫无兴趣之后，她再次叮嘱我，“不要理会那个傲慢的人。”我憎恶一切无谓的叮嘱和告别，但唯独这句叮嘱让我心情舒畅。我和她拥抱告别。
我一边在闵浓协助同事整理诉讼文件，一边抽时间在笔记本上随便写点什么。事实上我的脑袋空空如也。我被一系列身边发生的麻烦所扰，又被春晓投来的眼神所伤。最近不断有人在伊尹小区附近出没，有时几个人有时一群人，他们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在交谈过后他们就在社区的小广场上闲逛，或者径直走进一栋居民楼。楼里的墙皮像是冬季皴裂的皮肤，通往地下室的台阶已经裸露出石头和钢筋，楼梯转弯处的采光窗户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无花果树叶从窗框处伸进来，树叶与墙皮的摩擦声像是蛇在捕食青蛙时发出的响动。楼下的老妇说那是城市东部的开发商，准备将伊尹小区改建为高档住房。“难道不该早点改建吗？现在的房子一天一个价格，现在改建我们还有利可图，而且可以让那些租户早点离开这里。”老妇跟一个带孩子的女人絮叨着。伊尹小区的确老旧，下水管道堵过又修、修过又堵，楼下的住户只好逐个另搭排水管；由于电线老化和电压不稳而频频出现停电的情况，南侧的单元楼还发生过漏电火灾，许多住户不得不从楼层之间打洞以通电线；网络掉线、输水管失压、太阳能热水器漏水等麻烦事让人疲于应对，似乎这个老社区真到了推倒重建的时刻。
面向北面的客厅窗户很少打开。深秋来临，屋里越来越冷。多雨的日子，我常坐在窗户前构思，徒劳无功的构思使我变得迟钝和情感淡漠。我在加速衰老。我害怕听到春晓和家人的通话，害怕她走进客厅又以那种惊讶的眼神打量我，或者直率地问我是不是生病了。她感觉或者没有感觉到我们正在不可避免地疏远彼此。我把写好的短篇小说和长诗发送给柴思榕。好像时间回到了四年前，回到了我热心创作的好年华。只是每一个句子都是苍老的，每一处转折都流露出哀伤的情绪。自从搬来伊尹小区以后，有许多过去的东西和习惯都被堆到了地下室。唱片机和碟片没有拆封，书架上的书落满灰尘。瓷砖地板无论刷洗多少遍都冒着尘土味。木门起初呜呜作响，后来吱吱扭扭，与狭窄的过道形成刺耳的共鸣。窗户的采光始终不好，白天在家的时候客厅里开着灯。春晓回家后就在阳台看乐谱，练习复杂的指法。我坐在书桌前写字，一行又一行，像是不断把石头推向山顶的西西弗斯。我们没有交流，她看我的时候像是换过一双眼睛。她的眼睛明亮深邃，像是一眼甘泉，又像一片神秘的湖。里面反射的光线总是温暖和煦的，像是春季的太阳，生活在那束眼光里会感觉自然和自由。只是这个时候那束眼光变了样。它依然是从神秘的湖里投射过来，带着阳光的味道，还掺着晚香玉的气息，只不过……只不过是深秋的阳光，温暖中蕴含着萧瑟之气。她极少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一块无法发光的笨拙的石头。由于没有暖气，到初冬来临时，我们不得不相拥取暖。寒风从窗户的缝隙里渗过来，又久久徘徊在空旷的客厅。阳台的推拉门始终关不严。为保证夜晚睡眠安稳，我们不得不在推拉门的缝隙处塞上薄薄的画册和字帖。在塞画册的时候，春晓发现了一本画册里夹着两张纸，一张是一个女人的速写，一张是未寄出的信。那是认识春晓前，我写给蓝楹的信，然而我分明记得所有写给她的信都寄出了。春晓打量了一眼，嘴里发出一声冷笑，又把叠好的两张纸夹在画册里。她终于找到了向我开火的理由。
她的眼神不再是秋季的阳光，而是呼号的寒风和深夜的冰冻。即便是寒潮来袭的夜里，她也拒绝靠近我。她像是失去了理智，忘记了那是我和蓝楹的爱情即将终结，而和她的相识还未发生的时候。我告诉过她，我和蓝楹的恋情，却从未透露过任何细节。我所告诉她的只是一个一心想成为大画家的女性轮廓。也许只用了三句话就勾勒出那副轮廓，用两句话介绍她的眼睛和面孔，用一句话描述两个人的相遇和分离。“那时你整夜呼喊她的名字？‘就像凭空坠入一个没有岩石地表的混沌的星球’？”春晓嘲讽道。已经过去好几年了，那本画册我从来没有翻开过。我想终结这个不愉快的话题。
因为你介意那段感情和那个人，所以再也没有打开？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打开它，也完全不清楚里面夹着一封什么信。我想那是我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下写的，如果上面尽是哀求之辞，我只会为自己感到遗憾。
你不是个诚实的人。你说你不介意她，可事实上你介意并且从未忘记她，瞧瞧你写的这些，多么忧伤、多么哀怜、肝肠寸断，倘若她看见这封信，也许会改变主意，她会找到你或者去车站接你，然后你们仍然是完美的一对！
我再次体会到锥心刺骨之痛，我觉得爱情即将触礁，一切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顷刻破灭了。沉默了一会儿我逐渐安静下来。我料想过她因为某个原因不可避免地离开我，比如因为她妈妈的劝说或者因为我没有丰厚的资财而无法购买那些庞然大物。寒冷的屋子容易让人脆弱，让人产生一种想要与过去决裂的冲动。可是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绝情的人，我曾以为自己是，在许多年里绝情地认定某种结合方式之外的任何联系都是无意义的，既然无意义就没有维系关系的必要，为此我不需要亲戚和朋友，早晨的咖啡和午后的烟卷带着点信仰的甜味，唱片机里传来的钢琴曲融化我的孤独感。但夜晚入眠以前，我总是无法抵御回忆和想象的伏击。他们从我的生命里出现过，并且怀着罕有的热忱帮助我，如今他们在某个地方徘徊。有时我能在梦里遇见他们。梦中我们在一栋旧楼房里合住，那种楼房在老电影或者老照片上见过。可是每次上下楼都要穿过一条条断开的楼梯和一部年久失修的电梯。每次联络就像一次涉险，我看见他们在呼唤我，可是我却无法翻越断开半截的楼梯，惟恐一不小心掉落到深渊里。大学毕业以后，我开始给失联许久的亲戚朋友写信。可是大部分信寄出去以后没有回音。也许他们只想留一个电话，因为我的一位表妹在回电里告诉我，她珍藏着我写的信，但她只需要我为她在大学的网站上投票，别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转达。然而我怯于表达，除非使用书信。直到那年晚些时候，我才收到一封高中语文老师的回信，他劝慰我生活中布满坎坷，而我的人生之路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可惜的是，你成熟得太晚。”
我们的冷战从这一晚开始。一场工人讨薪的仲裁案让我从感情崩塌的漩涡里获得喘息之机。尽管气温越来越低，但城南的楼房建设正如火如荼，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房地产市场会像股票市场那样出现什么意外波动。在冬季到来后，我意识到自己在春节以前攒不够购房的首付，随着房价不断升高，即便买房我也只能选择远离市区的偏远之地。夏季暴雨让城南的房价刺伤人们的眼睛。与楼房一同建设的还有公园和体育场。然而体育场的封顶工作一再被拖延，每次我下班路过那里，总会看到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聚集在电动伸缩门前议论纷纷。下午六点半左右，他们在工地大门外的空地上吃馒头和白菜。铁盆里的白菜清清亮亮，旁边有一支刚开启的啤酒瓶，寒风让他们的脸发红、嘴唇发白，皱纹在他们的眼角上铺平又绽开，脸上的愁容随着他们的翕动的嘴角摹写在冬季的空气里。我在第四天终于克制不住好奇心，上前询问他们每天下午聚集在这里的目的。
“夏天在这里集体用餐可以理解，可现在傍晚这么冷……”没等我说完，一名年轻点的工人告诉我，他们每天聚集在这里等工头派发薪水。倘若每天派发一次薪水，这样做倒是值得。
“我们有两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工头允诺这个月结清过去三个月的薪水，可是他再也没有露过面。开放商说他们已经把三个月的薪水交给了工头，却拿不出给付薪水的收据。我们只好在白天上工，晚上到他们经理这里要一个说法。”另外一个五十多岁的工人告诉我，脸上带着憨厚而苦涩的笑容。当我提到法律的时候，他们只是沉默摇头，嘴里咀嚼着白菜叶和辣椒。他们的指甲上带着浅白色的灰，那种灰我像是从哪里见到过。
“警察来过几次，他们说只要我们不闹事就万事大吉。我们每天都来，很多工友离开了这里，他们知道追不回这笔钱了。”一个中年人喝了一口啤酒。“再过一个半月就到春节，在这以前我们还是想拿到点什么。他们又招来一批民工，和我们一样的出身和处境，一样受他们摆布，也许用不了多久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他把一支烟递给我，我接过来点上后又给他点上。“有时你能在这里听见昆虫叫。结冰的天气居然有昆虫，它们准是饿得睡不着觉。我的住处只有一张床和一张矮桌子，上面是盆盆罐罐和热水壶，我用过火炭盆取暖，房东说那种火炭容易让人中毒。但这种冷天比夏天好得多，夏天在工地容易脱水晕倒，一旦救护车来，又是一笔不菲的开销。我们悉心攒着每一笔钱，胡子有时会把剃刀的刀刃崩掉，但钱不会烫到手指，劳劳碌碌大半年就期待这一点回报，如果真的拿不到，我们就只好跟他们拼命了。”他用力吸一口烟，我仿佛听见旁边的冬青丛里有窸窸窣窣的虫鸣声。也许是寒风吹过伸缩门的声响。
“我觉得是我的运气妨到他们了。”戴着棉耳罩的老工人走过来，向我递来一支烟，我示意自己的这支还没有抽完。“我在今年夏天开始走背运。先是儿子高考失利去另一所高中复读，然后家里的女人生病住院，在工地上丢了钱包和手机，末了工资还没有发下来。”他的说法引来其他人打趣的笑声，忧伤的情绪消散了一些，而愁云仍旧在渐浓的路灯光里摇荡。我跟他们攀谈了一会儿，告诉他们如何走劳动仲裁和寻求法律援助。
“我们问过劳动仲裁的程序，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况且他们还要我们准备劳动合同、工作牌、公司内部的文件、社保缴费记录等等。可是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我们签什么合同，没有人知会我们缴什么社会保险，公司文件也不会发到我们手里，工牌在上个月就被收回了，我们能证明在这里工作的证据只有夏季工作服、一堆白条和几把工地大门的钥匙。仲裁委员会的接待员告诉我们，这些证据不足以立案，他们要我们寻找一些更加可靠的证据……我认为，他们在帮他们而不是帮助我们。在三十个台阶上的办事大厅里纠缠是毫无意义的，开发商赌定我们消耗不起仲裁的时间，显而易见，我们确实消耗不起。”
我们消耗不起时间。我重复完他的话，却没有随他们一起摇头叹气。多找一点能当做证据的东西，只要明天上工，总会有找得到的东西。拍一些工作照、一些在工地工作的录像，闹出一些纠纷，制造一点响声，有机会的话到那位趾高气扬的经理的办公室里转一转。仲裁的申请书和流程工作由我们来解决，如果数额足够大，消耗两个月的程序时间也是值得的。如果不值得，你们等在这里、包围这里也没有意义，他们在做利益取舍的时候对你们的举动有心理预期。
我不确定自己的建议是否起作用，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劳动仲裁案的获胜方多数是劳动者，这种概率学上的心理优势使他们对搜集证据的工作感到乐观。由于报酬少，闵浓很少接这种仲裁案，律师只会象征性地收一些咨询费，然后催促劳动者在得到一定的赔偿后迅速结案。冷冰冰的法律机器在办公室里运转的声音有些刺耳，相比而言，室外的寒风会给人以暖冬的感觉。一位同事告诉我，事务所更偏向于为企业辩护，帮助企业裁员、股权激励和处理薪酬方面的纠纷，程序和时间越复杂回报越高，资方更愿意把补给工人的薪酬交给律师。
我对痛苦的反思逐渐产生耐受性。我开始担忧自己变成一架法律机器。只有同情心和好奇心还在撕扯我的灵魂。午夜我会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在梦中相聚。我睡得不够沉，呼号的北风时常把我从睡梦里唤醒。有时我会吃安眠药，但仍旧睡不沉，除了爱做梦以外，醒来时整个人都很疲惫。不久，我的短篇小说登载在柴思榕做编辑的《渴望》杂志上。但是那些诗迟迟没有消息。也许它们不像以前那样尖锐，所以才不会有人喜欢。我在家里的时候不被允许吸烟和喝酒。我和春晓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活着，彼此相对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她像是遭遇到一场巨大的失败，而失败的原因仅仅是那封信以及我冷漠的回应。我想我们需要在某一刻敞开心扉交谈或者谈判。但电话总是在某些不适宜的时候响起来，我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日。
吴奕卿第一次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仲裁委员会办事大厅和五名工人检查刚写好的仲裁申请书，在主张的赔偿数额上争论了一小会儿。那个烟草味的下午，我一直感觉到深深的倦意，偏头痛使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刺耳的来电铃声像一支箭射在我身上。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换了住址、换了工作单位还换了电话，是在逃避什么吗？”她冷漠又傲慢的语气没有任何改变。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我。我感到困惑。
“我没有经过你同意就把那些诗发在杂志上，我只想把稿酬还给你。”
不必了，假如你还有点仁慈之心。我无意识地拿着笔在草纸上涂涂画画。看着身旁的人们把申请表和复印好的材料交给工作人员后露出如释重负的笑。他们轻声同我道别，回工地等待命运的召唤。我在听她说对那些诗的理解。
“我爱上了那些诗，尤其爱你写李靖在吐谷浑的河谷之战的那段。每天早晨我都会读上几句。可是我没有把它发给杂志社。我要把它留在身边。它奇妙得像是一部法国电影《卡蜜儿·克劳岱尔》，一个诗句对应一个镜头，可惜直到夏天过完我才爱上它。”她说话的语气变得兴奋起来，像是刚喝过一整瓶威士忌。可是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写过将军征战的长诗。即便写过，也只是关于马援和赫克托尔的一板一眼的格律诗。记忆碎片像是一枚枚洁白的大理石块，探险家会把它们雕琢成路标，整齐摆放在路边的泥沟上，而多心的女人会把它们带回家里，打磨成受供奉的寄寓灵魂的神像。我不记得自己写过让人惊讶的玩意儿，我的记忆早已失真，况且我不能回到大学时代，不能从蓝楹和圃薇的眼睛里还原当初自己的形象。那是个干瘦的怪异的青年，与规矩的校园生活格格不入，时不时产生一些糟透了的念头，却又没有勇气践行它们。我懦弱地接受了规矩生活的戒尺，然后睁着血红的眼睛回过头瞧它。
当她的语气不再那么不可一世的时候，她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动听起来。我在听她说话的同时，也在记忆的碎片里寻找细致雕琢过的大理石。她谈到自己如何理解“青铜色鸬鹚”、“半夏的块茎”、“鬓霜的诅咒”等意象，谈到纠葛于女人、马匹与长矛的孤胆英雄，谈到诗歌对色彩表现和植物种类的近乎偏执的热情，还谈到蕴藏在长诗背后的叛逆、爱恨和恐惧。我没有认真听，我仍在画速写，可是不知道究竟在画什么。也许隔着玻璃的办事窗口，也许是一个战马槽子，也许是掉落在战场上的英雄铠甲。我躲在黑暗里窥视晦暗不明的交界线。我告诉她，我在窥视那条永远在移动的交界线，我等待了二十多年都没能等到它停下来的时刻。我所写的只为描绘它，描绘它的存在和影响，仅此而已。仿佛我生来只为看见它，我多么希望我是巴尔蒙特，太阳能从采光不好的客厅窗户上照射进来，并且恰好照在我的脸上。
我充满歉意，我并不是诗中赞颂的那样。那只是一个怯懦者的想象，一个做梦者的挣扎，一个处于晦暗之地的夜虫的低吟。寒风推搡着旋转门，扎紧的领带使我喘不过气，亨德尔的清唱曲从大厅深处的科林斯石柱和三十级台阶处徐徐而来，像是一阵被紫浆果染色的风。你所谈论的只是意象，它自从被创造出来就不再属于作者，他已经退场了出于羞愧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下雨天乡下的道路泥泞不堪，只有完全无法挪步的时候我才不会去看池塘里的水仙。干涸的井底沉睡着蛇和蚂蚁，杨树下面埋着红泥捏成的战车。这一切都只在灵感造访时浮现在脑海里，不久就悄然褪色，直到一道道的火车鸣音从远处传来，搅乱继续创作的热情。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理解乡下和稚嫩的过去，你会认同我的看法，那些诗中的描绘仅仅出自怯懦和悲凉，它们和我的生活一样无根飘摇，我耻于曾写出它们，好在此刻的我已经从中挣脱出来。
她对我意外的剖白深感意外。她的语气有些颤抖，像是被什么利器刺伤了，她或许在利用沉默的时间思考如何不失礼数地挂掉电话，因为急促的呼吸声从电话这头传到那头，又从那头传回这头。她的呼吸声让我想到蓝楹，有那么一瞬间我怀疑自己在跟蓝楹打电话。我为自己的念头感到羞耻，就匆匆结束了这番交谈。离开办事大厅时，我把那些速写画丢进了垃圾箱。
拆迁迟迟没有进一步行动。屋里的寒气使人无心做任何事情，我们缩在暖桌里吃橘子。电视里播放着网球比赛，对面住户家的喧闹声令人不悦，但萧瑟的气氛使我们表情严肃、相对无言。春晓在打量着乐谱，她的摄影爱好在某个月忽然停下来，尽管她寄往摄影杂志的两百幅作品中有三幅被采用，但她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她依然执迷于为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布景，仿佛室内的每一种物品都准备好成为独一无二的摄影素材，为此她偏执地要求我穿亮色调的家居服，在室内走动的时候，她会以不同的角度观察投射在墙上的落日余光。我们之间的话题从这一年夏季就用光了。也许更早，也许在她外婆的墓前我们的谈话就不再浓情蜜意。她妈妈的干扰不过是热情消退的借口，可是我的焦虑没有片刻削减，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让我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想我们该换一个地方生活，歌舞团附近有一些便宜的公寓。”她语气冷冷地跟我说，这是七天来她第一次主动和我交谈。我没有作声，像是没有听清她的话，直到手机铃声响起来，我才像是苏醒过来，走到阳台上接电话。
毫无意外，是吴奕卿打来的电话。她要求次日正午在美术馆门口见面。我对见面的地点怀有顾虑，就提议在美术馆对面的小商场里碰面。我为自己轻率地赞成这次无意义的见面而懊悔。
春晓看着我无精打采的眼睛问我，是否接受换一个地方住的建议。我别无选择地点点头。然后怪异的回忆从脑海灌注到眼睛里。我的视野里出现一幕幕正在上演的话剧，搬桌子和拉幕布的青年从我身边经过，我甚至能闻见一点点雪松木香味。我恨这个时候再响起什么音乐。扭捏作态的歌手以聒噪的嗓音赞颂虚无，赞颂世间不存在的东西。她又问我打来电话的人是谁。显然她觉察到了我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不自然。我说是一个去年结识的拍摄电影的女人。她没有追问下去，她意识到了自己语气的冰冷，就换了一种伪饰的温情的口吻，问我愿不愿意在歌舞团东面租一个住处。我没有理由拒绝，尤其是在无力购房的当下，我事实上早就被捆缚住了手脚，对生活问题不再有讨论的兴趣。
当我走进商场的时候，看见吴奕卿在一家果饮店的玻璃橱窗内坐着。她戴着深蓝色的线帽，身穿一件宽松的青色呢大衣，木桌上有一个盛满橙子和苹果瓣的果盘。她像一滴挂在点缀着圣诞节图案的玻璃上的彩色雨点。和上次见面有所不同，她的容貌发生了一些变化，栗色头发从线帽里露出来，锐利的眼睛反复打量着我，嘴角不再有轻蔑的笑容，隔着木桌我没有闻到雪松木香味。我们漫无目的地交谈，随心所欲地说话，像是面前的人根本不存在一样。“晚些时候我们去漫游者酒吧喝酒，威士忌和琴酒卖一样的价钱，还能在吧台前抽烟，瞧一瞧充满青春活力的男男女女。”她中断了自己提出的话题，也许她受够了我心不在焉的回应。出于礼貌，我必须坐在这里，等一杯甜得发腻的糖水，还要在规定时间返回冰雪谷大厦。使我惊讶的是，她曾经的蔑视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似我一年前在酒吧认识的女人是另外一个人。在关于短片拍摄的话题结束前，她还开了一两个玩笑。“我最终选择用动画片的方式讲述我在象棋小区的见闻，而没有使用你真实的脸，我忍受不了你眼睛里复杂的内容。”她以为我会发笑，因为气氛已经烘托到发笑的时刻，然而我认真地反问她那些复杂的内容还在哪里出现过。她认为我故意刁难她，认为我的表现充满敌意。可是我不是刻板的人，她清楚这一点，她所无法理解的是我的敌意缘何经久不消。
“你像个灵魂烧完了的骨架。”她低下头，避开我询问的眼睛。恐惧取代生活的热情占据了你的内心。她说话的时候仍旧在拨弄手里的剧本。我警觉地看着她的眼睛。那里有一眼泉水，手表指针在手背上一遍遍催促我，颤抖的手指推了推怯懦的圆框眼镜。“傍晚下班后再见面吧，如果你有时间。”我匆匆离开商场，砰砰的心跳声让我来不及细想正午交谈的内容。我记不起来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从她嘴里冒出来的两个字——恐惧。我逃回冰雪谷大厦的时候时间已过两点。我因迟到被罚款。同事们在电脑前一边打字一边讨论。我的脑子里仍然只有那两个字。我正在滑向蜕变成法律机器的路上。我在接客户电话的时候一遍遍暗示自己避开正义烈火的炙烤，避免提建议，尽一切可能将客户拉进会客室，哄他签下一份律师委托合同。我所做的工作不比多客更轻松更高尚。唯一不同的是，我不需要在几栋楼里兜兜转转寻找潜在客户。我接手的工作看起来无穷无尽，但它们并不是我恐惧的来源，因为某个时刻——今晚、明晚或者后天晚上我总会找到一种可行方案让事情出现转机。我像走钢丝一样处理手头的诉讼案，发生争论的时候我就全情投入到一个争论者的角色里，但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真实的模样，我不想做这种辩论表演。这个冬季的办公室里，人们不再讨论股市。股票暴涨的行情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之久，许多人经此腰缠万贯。到这年冬季，热闹的局面暂时冷却下来。细细回思，早在入秋的时候，办公室就不见有人讨论股票的事了，只有关于房价的讨论永远停歇不下来。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讨论，从办公位的过道里穿过，跟几名同事确认委托合同上的名字。
我们在漫游者酒吧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确认合同和开会耽搁了一些时间。吴奕卿没有等在吧台，而是坐在一间日式包厢里。酒桌上放着一瓶琴酒、一枚花瓶和两个酒杯。我对喧闹的酒吧有这样清幽的榻榻米包厢颇为意外。“你不是喜欢灯红酒绿吗，怎么坐在这里？”我把皮包和棉衣挂在衣架上，坐在她对面。做旧的木桌纹理反射着薄暮般的灯光，那柔和的橘光照在她脸上，渲染着她原本就有的醉意。她给我倒了半杯酒，苗条的女侍者端来一盘烟熏香肠和土豆泥。我没有和她交换眼神就吃了起来。土豆泥吃过一半，我开始慢慢饮酒，我皱着眉头咽下半杯后才观察她的表情。她就那样一直盯着我，既没有动筷子也没有倒酒，也许她早喝过几杯，在发起冲锋前布好作战阵型。我侧过脸瞧了瞧她的面容，所幸上面没有盘踞着傲慢的神色。我想要一份加丝瓜条的鱼肉，侍者说只有糖渍黄花鱼。“黄花鱼还能糖渍？”我饶有兴趣地问。侍者说是用黄桃罐头做配菜调制的，上面再撒上芝麻和罗勒。我点了一份，又倒上半杯酒。
“你不顾及娇嫩的胃了？”奕卿终于开口说话。我摇摇头，我试过无数种药物和食疗方案，也没能缓解胃病的折磨，喝一杯或者不喝都不影响晚间的疼痛。糖渍鱼的味道比我想象得要好。我在等奕卿说话，可是只有包厢外的喧闹声断断续续地传来。时间像是回到一年前，回到那些湿漉漉的阴冷夜晚。汽车溅起的污水洒在盲道上，推自行车的女人戴着黄头巾和我擦肩而过。那时我在深陷在美好婚姻的幻想里，我幻想春晓在毕业后会马上和我步入婚姻殿堂。幻想停留在原地，我敏锐地感觉到灿烂的美梦与我越来越远，说不清什么时候这些美梦将彻底消散。想到这里，我又喝完半杯。奕卿问我喝这么多酒的意义在哪里。我说没有意义。
“那么生活也没有意义，是吗？”她对我敷衍的回答有些恼火。我揉了揉额头，像是思考一道解法繁琐的数学题一样犯难。我绕开了她的问题，问她最近是否有拍好的影片。她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一部五十分钟时长的短片正在审核，过审以后可以在视频网站上看到。“一部描述街巷生活的没有矛盾冲突的短片。拍摄地点在都御史路附近的老巷子，紧靠着荷花潭，妇女们在荷花潭边洗衣服，光滑的石板路上总是湿淋淋的。我在那附近拍摄了一个多月，后来为补镜头又拍摄了半个月，杀青后将样片交给电影审查机构，很快就会有结果。”她拿起筷子尝了尝黄鱼，往杯子里倒了一点酒。我向她询问导演和拍摄影片的技巧。她说这需要一个系统的学习和实践过程，“最重要的是你要每时每刻做好对镜头语言的捕捉，每时每刻都把自己的眼睛当做摄像机，为有趣的镜头构思故事。”
“难道不是先想好一个故事，再组织拍摄工作吗？”我疑惑地问道。
“一般如此，但我先感受镜头的画面，再思索故事。”她拿起酒杯小酌一口，饶有兴趣地说，“早晨和晚上，世界呈现给人的画面最唯美。也许是早雾和含蓄的阳光能让人产生想象力，光影构图时能制造更丰富的层次感，适合成为一个趣味故事上演的舞台。雾霾散去的正午，太阳照在来来去去的人们身上，他们在街巷的角落里抒发悲喜，这作为故事的结尾再合适不过了。一幅值得记忆的生活场景，比如这间日式包厢。”沉睡的热情似乎被点燃了，她走到门前拉开玄关，一堵象牙色花边纸装饰的墙壁出现在眼前，墙上有一面两尺见方的小窗，在廊灯下倒映着玄关内的景物。她的眼睛里蕴藏着热火似的光芒，后退两步，坐在转过身的我的身前，“一个开阔的方框套着一个适中的方框，最后是一个窄小的黑暗的方框。光的层次感从我们身前到玄关，再到走廊和窗户，形成一种富有层次的叙事结构。一个百转千回的浪漫故事并以悲剧作为结尾尤为适合。”
“你喜欢悲剧吗？不是传统的悲剧，而是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悲剧，就像做梦者在自己的梦里遭受磨难却无法掌控不合逻辑的情节发展，醒来时将这些磨难遗忘，而在生活中重现摆脱不了的命运。我不精通命运，情愫和片刻的润泽会让人建造一个短暂的茧房，试图从纵情声色的幻觉里获取抵御悲剧发生的勇气，他们迷失在路上也陶醉在路上，迫使自己相信乐观主义者营造的胜利的错觉，只要茧房维系更长时间，这个错觉就能主导更多灵魂，即便悲剧如死亡一般不可避免地降临，人们仍然坚信自己生活在胜利的彼岸。”我低声喃喃道。
“我没有你这样悲观，不敢把生活定义为一场必然的悲剧。”她谨慎地坐回去，脸上带着不易察觉的笑容，“在我身上受主导的是新奇感和遗忘相叠加时的愉悦，你会收获新朋友、新画面和新故事，陈旧的东西逐渐从生活中隐去。有时需要一场仪式，展现叠加和隐去的过程，我无意论证这是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我在观察风物的时候必须摒弃逻辑的影响，美是超越逻辑的，有时无关逻辑和善恶。我不需要美的剪影和片段，我无法理解你对油画的钟爱。美必须是鲜活的，是一个被光晕赋予灵魂的流动的过程。”
悲观是我在二十多年生活的最真实的感受。生活总是向无序和衰老的方向流动，唯独不衰老的只有被赋予精神价值的静物。长满石榴树的河谷上长期停泊着一艘青色渔船。低沉的青色像是冬季傍晚的天空。我曾在那条无人的船上度过一个夜晚，我想逃离家乡，因为那里对我意味着陈腐、贫困和羞辱。我第二次出逃的年纪不大，不足以使我适应陌生的环境，况且没有通车的土路和旧年鬼怪的传闻也困扰着我。在船上的夜晚，我在船上欣赏夜景。河水有一种独特的枯叶味，野鸭子在河对岸拨水，星星完整无缺地挂在头顶上，只可惜没有光。那时我看见一团黝黑的景物在彼岸，晚风把木栅栏围着的月季花香一阵阵带到充满鱼腥味的船上。那时我还没有感受到饥饿和孤独的威胁，我只需要一点点灵感就能写出光彩夺目的诗篇。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水面上挂着一层浑浊的雾气，河对岸只有浅灰色的野草，羊群沿着河谷向南走，带来一股弥漫膻味的烟尘。我被饥饿困扰，可是仍然决定向南跋涉。南面有一条灰白色的石桥，曾在灌溉的季节被挖开过，倘若挖开我就不得不向西多绕十里路才能到达对面。在饥饿和疲倦交织的一整天里，我一直期待自己的苦行能带来一点报偿，哪怕是道德上的报偿也好。我相信自己的苦行是一次有意义的正义的行动。当我到达对岸并沿着坎坷的土路向南走了三十里，而我实在无法迈开腿脚的时候，天色终于黑了下来。我身边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村庄。我以为我走出这么远能抵达县城，然而我甚至没有看见一支路标、一条沥青公路。只有洁白的家庭信箱提醒我，我到了一个九石之外的村庄。我看见一座悬在高处的水库，周围有一群互相追逐的孩子。东面有一条通往河滩的路，尽头也许是另一个村庄。不再有河流的阻挡，可是景色越来越单调，棉花地、麦田、沙地、晒得发硬的淤泥。我向南走到夜晚，在夜色降临前吃了一些野菜充饥。我知道哪些野菜可以食用，即便如此我依然饿得头昏眼花，我迫不得已向另一个村庄的人求助，但他们以讶异的眼神看着我，就像看一头叫不出名字的小兽。屋子里的灯和煤油灯一样昏暗，也许仅仅只够分辨人和物品，懒洋洋的孩子躺在炕上摆弄蜡笔。我没有得到帮助。只有一个善良的女人给了我一瓢干净的水喝。夜间，在草垛上睡觉的我被一条狗驱赶到河沟里，幸好河沟里没有水。我在当夜沿着河滩的方向向北走。我想体验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如果有绝好的夜景或者亮光，至少能安抚我第二次离家出走未遂的消沉情绪。然而我往回走的一路，除了吃苦还是吃苦，毫无意义的吃苦，我本以为无论什么样的苦行总会带来良性的影响，但事实上我一无所得，反而背负上苦行的精神诅咒，仿佛不这样就要下地狱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生活的悲剧性的经历。这当然不可怕，我不过是遭受了一些斥责和皮肉之苦，可怕的是十天后，大我两岁的伙伴在西面的枯井中死去，他曾因恐惧他父亲的木棍而和我约定了下一次逃亡……
我在说这些故事的时候一直在喝酒，半口半口地往下咽，琴酒的药剂味一次次灼痛喉咙，使我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奕卿和我碰杯，以表达一种理解的情愫。她知道我不需要安慰，我本没有诉说的渴望和勇气，说出来只是追溯一种生活经验的来源。“我以为我能捍卫一种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哲学，使自己摆脱旧年沾染的恶习，然而事实上我没有生活得更体面。当我这样表述的时候我已经被困在这种世俗的荒诞的生活观念里。社会规则和生活环境迫使我顺从，如果我不想失去爱情和现代性生活的话。我使用‘现代性’来代替一种受我蔑视和批判的描述城市人群孤独生活的不想状态。当然这不只是利维坦和工业机器共同策划的结果。我不屑于讲述悲剧，这仿佛在向命运乞怜似的，我被生活的水浪推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我在青色渔船上睡觉和张望，如果不考虑流动的后来，那依然是值得回味的过去。可惜的是，那个年纪我什么都没有，背包里只有几枚玻璃弹珠和一把用来占卜的扑克牌，一本书都没有。那时我无从阅读福克纳、海明威和波拉尼奥，更别说里尔克和策兰了。”
“我从看见你的第一眼就知道你来自哪里。我知道这不是一种愉快的体验，况且那时候我并不喜欢你。你没有讨人喜欢的性格，也许有点神秘感，但它浅薄得像是一层……速写纸。你这样的人天然喜欢写诗，这不让人意外，你对‘现代性’格格不入也很正常，不过你居然会速写画，还对油画满怀热情。”她笑起来，这种笑容我在哪里见过，这使我深切地怀疑她的灵魂是否被置换过，那轻蔑的表情究竟去了哪里呢。
“你应当把这些诗作交给我，由我们编辑部刊发。”柴思榕一点也不介意我的迟到，只是她的质问使我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接过女侍者递过来的甜咖啡，又撕开一袋黑砂糖。
“别具一格的作品。”她摇摇头，把杂志递给我。我摊开它们，从两个短篇小说之间找到了这些诗。的确是我写在笔记本上的诗，一字不差，即便其中一些修辞尚需雕琢。我困惑于这些诗到了谁手里，又如何登上了这本杂志。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名字。
“也许是某位读过那本笔记的朋友所发，我对这事一无所知。”在解答完她的疑惑后，我又同她热情地寒暄起来。是的，一切都好，除了已经顺利离婚。她自我解嘲着喝了半杯糖水。想必接下来她要谈一谈难解难分的婆媳矛盾以及那位总是置身事外的前夫，以向我证明也向她自己证明离婚的必要性。换作以往我只会敷衍着等她得出结论，而此刻我很想听听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话题会让我投入到一种对他人生活的观察和想象里，似乎我处在一种新型的忙碌当中。忙碌是一副良药还是毒药，谁知道呢。
“我感觉他在去年夏天就不对劲儿。”柴思榕换了一杯加奶油的甜咖啡，“去年夏天我们的孩子还在学习走路，可是他看我的眼神就越来越黯然了。女人对男人态度的转变向来敏感和准确。以往他下班回家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晚饭以后带孩子在楼下散散步，然后所有时间都交给电视机和手机。我们一天下来还有十句话可聊。去年夏天，也许从五月份就开始了，他热衷于沿着城东一条少人光顾的公路夜跑。那里有许多刚建好的楼房，虽然已经售空，但是还没有人入住。他在另一个条街上的一家健身馆办理了会员，每晚在那里消耗半个小时的时间。他的晚餐在附近一家便民餐厅解决。我起初认为他受够了我张罗的饭菜，我承认我没有烧菜的天赋，可是我张罗的饭菜不差，挑剔的婆婆都没有调理。后来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他有一百个理由晚回家，和同事聚餐、户外运动、垂钓、去歌厅等等，不久又借出差花城、朔月城、天津港的名义在外地逗留数日。他每天定时给我打一个电话，只为听一听孩子叫爸爸。他原本并不疼爱孩子，直到他发现孩子的样貌长得越来越像他。他回来以后对我的态度愈加冷淡，我们有时躺在一张床上，但大部分时候分居两室，他每晚十点半都准时在阳台接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时候阳台的门是关着的。他的手机从来不让我看，当然我也不会去看，我认为既然有了孩子，有再多委屈也要慢慢熬下去。婆婆在得知我生了女儿后就很少上门闹事，倒不是因为有了孙女以后良心发现，而是唯恐为我们带孩子，我只好找保姆来帮忙料理家务。我的丈夫，那个在婚礼上一板一眼说要照顾我一生的男人，在我和保姆哄着孩子睡下的时候正在给他的‘客户’打电话。”
“在那个夏夜，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他刚刚出差回来，在把背包和笔记本电脑放在书桌上以后，他就带着一身汗味去浴室冲澡了。那天下雨，七点半天色就暗下来。我照常打开他的背包，拿出需要换洗的短袖衫和牛仔裤。背包夹层里鼓鼓的，好奇心驱使我拉开夹层拉链。那是我有生以来犯过的最大错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祈祷它们不是我最初想到的那种东西。外面雨越下越大，我想是五年前还是六年前的那种暴雨，加速的心跳让我喘不过气，就像有人捂住你的口鼻不让你呼吸一样。我用颤抖的手从夹层里掏出它们。那是一摞情书。手写的工工整整的情书，还有两封打印的有他签名的求爱信。我想那是他未寄出的情书，也许是被退回来的情书。他从来没有这么浪漫地对我。把那可耻的浪漫分给我一点吧。时间紧迫，我只粗略看过最上面的一封。看上去我丈夫非常具有作家的天赋，他把对那个女同事的暗恋描绘得缠绵悱恻，仿佛他生来就为她而活，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只为了遇见和爱上她。他遇见了爱情，所以他在那个夏天脱胎换骨般的改变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他为引起她注意而锻炼身体，消除逐渐凸起的肚腩，使用名牌护肤品平复皱纹和眼袋，精心修剪头发并且使用麝香香水，还花时间阅读勃朗特姐妹的小说。要知道此前我曾多少次劝过他读点什么，他都无动于衷。我没有细看下去，因为我的心理防线已经崩塌了。我把那些情书塞回夹层，然后照常洗过那些衣服，照常把晚餐端到桌子上又哄着孩子入睡。照常在十点半听见他在阳台打电话，照常听他在打完电话以后跟我撒谎。半夜我开始低声哭，为自己的命，也为年幼的孩子。我交叉双手平躺在床上，像是一具被白布条包裹的木乃伊。那个晚上我想了许多未来的事情。我想过以后的人生该怎样走，以后会面临怎样艰难的日子，如何把孩子抚育成人并避免他遭受委屈和苛责，以及晚年在养老院或是随便什么地方告别人世。一整夜的苦思让我感觉自己老了十岁。在次日他夜跑回家前，我终于接受了惨淡的现实。不再有任何犹豫，我只想尽快摆脱这个让我感觉恶心和耻辱的男人。”
“你想象不到那个男人哭起来是什么模样。当我向他摊牌的时候，他居然向我哭诉和忏悔。他说他舍不得孩子。他说他的情书一封也没有寄出去，他们两个人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个女人甚至没有正眼瞧过他。他说在阳台的长谈来自于一名对他抱有好感的女客户，他疲于应对，却希望拿下这位女客户的订单。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一遍遍重复那些干枯的辩白。他为什么不强硬一点，不油滑一点，不像一个矢志不移的浪子一样爽快地答应离婚，然后说他终于自由了，终于可以追求期待已久的真正的爱情。他的惺惺作态的眼泪只会让我更加鄙夷他的人品。”她停了下来，手指搭在眉脚，“寻找一个好品格的男人，是不是一件麻烦事？”
“的确如此，我的人品就不怎么样。”我赞同她的观点。她一边抹眼泪一边露出笑容。
“他哀求我给他一次机会。他愿意断绝这场孽缘。在上次出差前他已经准备放弃这次暗恋了，她对他的殷勤视而不见，他们在办公室的互动仅限于讨论员工餐的种类。他说她也许并不像情书里描绘得那样完美，而他将那么多热情只是投入到一场一厢情愿的想象里。他向我强调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向我强调那些让他生活变得混乱无序的因素，多雨的天气、堵塞的交通、难缠的客户、不通人情的上司。我为他补充了一个因素，不够善解人意的妻子和咿呀学语的儿子。可是我看透了他，他苦苦挽留我是因为那女人不要他，我是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我想他从来没有爱过我。情书里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对我说过。他和我的结合只是特定情境下的选择，我接受了无爱的婚姻，以为只要两个人生活得够久就能产生依恋，某个时刻这种依恋会升华为炽热的爱情。但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如今我终于放下心理负担，不再为自己无法成为他心目中完美的妻子而心怀愧疚了。我们在旱季来临的时候办理了离婚手续，我赢得了孩子的监护权和房子的居住权，为了养育孩子和偿还房贷，我不得不从事两份工作，一边为编辑部整理书稿，一边翻译一些英语读物。希望你原谅，在过去一年里我几乎忘记了你的存在，直到我在这本读物上意外找到了你的名字。”
我仍然在她痛苦的婚姻之河里沉思。我在思索一场婚姻背后是否还有隐藏的情愫，在某个时候不断侵蚀婚姻的地基，而人们所能做的只是拖延这些情愫发生的时间，在这些情愫产生后装聋作哑以维系婚姻之舟继续航行。请吧，请上船。请在这里登上甲板，不要被甲板偶尔的摇晃所迷惑，洋流从这里到那里，像是一道细密的丝线，又像是定向飞舞的风筝。折叠的白帆上写着许多字，也许是一首诗，请不要念出来，在心里默念就好。
她再谈论那些诗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刚见面时的热情，她的热情在漫长的讲述里化为灰烬。她的情绪也变得飘忽不定，语气里带着失效的温和，我们的讨论逐渐变成对那次酒吧奇遇的道德定性。我只把奇遇的故事说了一半，以解释那些颓废的诗稿出现在杂志上的原因。但她的关注点却在春晓离开的时间里我为排解寂寞而买醉，并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带回了家。她必定有撩动人心的长处。柴思榕的眼睛像是洞悉了什么秘密一样看着我。我开始懊悔自己的莽撞，我应该把这件事连同整个童年一起丢进冰窟窿。但我仍旧没有学会适可而止。我告诉她，那个年长几岁的女人总是带着傲慢的表情，她随我而来只为了拍摄一部短片。
她追问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傲慢。
“像是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一样。”我在回答完这个问题后就离开了。我们约定下个月第二个星期日在这里再次碰面，我将向她提供一些精心修改的诗稿和短篇小说。作为回报，她声称愿意忽略我与陌生女人会面并度过整夜的道德污点。“即便这真的是道德污点，应该介意的似乎只有春晓。”我怏怏不乐地纠正她的说法。“从第一次拜访你的住处开始，我已经把你当做一位可靠的家人了。”她收拾过那几本杂志，在反复确认我对杂志和上面的诗毫无兴趣之后，她再次叮嘱我，“不要理会那个傲慢的人。”我憎恶一切无谓的叮嘱和告别，但唯独这句叮嘱让我心情舒畅。我和她拥抱告别。
我一边在闵浓协助同事整理诉讼文件，一边抽时间在笔记本上随便写点什么。事实上我的脑袋空空如也。我被一系列身边发生的麻烦所扰，又被春晓投来的眼神所伤。最近不断有人在伊尹小区附近出没，有时几个人有时一群人，他们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在交谈过后他们就在社区的小广场上闲逛，或者径直走进一栋居民楼。楼里的墙皮像是冬季皴裂的皮肤，通往地下室的台阶已经裸露出石头和钢筋，楼梯转弯处的采光窗户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无花果树叶从窗框处伸进来，树叶与墙皮的摩擦声像是蛇在捕食青蛙时发出的响动。楼下的老妇说那是城市东部的开发商，准备将伊尹小区改建为高档住房。“难道不该早点改建吗？现在的房子一天一个价格，现在改建我们还有利可图，而且可以让那些租户早点离开这里。”老妇跟一个带孩子的女人絮叨着。伊尹小区的确老旧，下水管道堵过又修、修过又堵，楼下的住户只好逐个另搭排水管；由于电线老化和电压不稳而频频出现停电的情况，南侧的单元楼还发生过漏电火灾，许多住户不得不从楼层之间打洞以通电线；网络掉线、输水管失压、太阳能热水器漏水等麻烦事让人疲于应对，似乎这个老社区真到了推倒重建的时刻。
面向北面的客厅窗户很少打开。深秋来临，屋里越来越冷。多雨的日子，我常坐在窗户前构思，徒劳无功的构思使我变得迟钝和情感淡漠。我在加速衰老。我害怕听到春晓和家人的通话，害怕她走进客厅又以那种惊讶的眼神打量我，或者直率地问我是不是生病了。她感觉或者没有感觉到我们正在不可避免地疏远彼此。我把写好的短篇小说和长诗发送给柴思榕。好像时间回到了四年前，回到了我热心创作的好年华。只是每一个句子都是苍老的，每一处转折都流露出哀伤的情绪。自从搬来伊尹小区以后，有许多过去的东西和习惯都被堆到了地下室。唱片机和碟片没有拆封，书架上的书落满灰尘。瓷砖地板无论刷洗多少遍都冒着尘土味。木门起初呜呜作响，后来吱吱扭扭，与狭窄的过道形成刺耳的共鸣。窗户的采光始终不好，白天在家的时候客厅里开着灯。春晓回家后就在阳台看乐谱，练习复杂的指法。我坐在书桌前写字，一行又一行，像是不断把石头推向山顶的西西弗斯。我们没有交流，她看我的时候像是换过一双眼睛。她的眼睛明亮深邃，像是一眼甘泉，又像一片神秘的湖。里面反射的光线总是温暖和煦的，像是春季的太阳，生活在那束眼光里会感觉自然和自由。只是这个时候那束眼光变了样。它依然是从神秘的湖里投射过来，带着阳光的味道，还掺着晚香玉的气息，只不过……只不过是深秋的阳光，温暖中蕴含着萧瑟之气。她极少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一块无法发光的笨拙的石头。由于没有暖气，到初冬来临时，我们不得不相拥取暖。寒风从窗户的缝隙里渗过来，又久久徘徊在空旷的客厅。阳台的推拉门始终关不严。为保证夜晚睡眠安稳，我们不得不在推拉门的缝隙处塞上薄薄的画册和字帖。在塞画册的时候，春晓发现了一本画册里夹着两张纸，一张是一个女人的速写，一张是未寄出的信。那是认识春晓前，我写给蓝楹的信，然而我分明记得所有写给她的信都寄出了。春晓打量了一眼，嘴里发出一声冷笑，又把叠好的两张纸夹在画册里。她终于找到了向我开火的理由。
她的眼神不再是秋季的阳光，而是呼号的寒风和深夜的冰冻。即便是寒潮来袭的夜里，她也拒绝靠近我。她像是失去了理智，忘记了那是我和蓝楹的爱情即将终结，而和她的相识还未发生的时候。我告诉过她，我和蓝楹的恋情，却从未透露过任何细节。我所告诉她的只是一个一心想成为大画家的女性轮廓。也许只用了三句话就勾勒出那副轮廓，用两句话介绍她的眼睛和面孔，用一句话描述两个人的相遇和分离。“那时你整夜呼喊她的名字？‘就像凭空坠入一个没有岩石地表的混沌的星球’？”春晓嘲讽道。已经过去好几年了，那本画册我从来没有翻开过。我想终结这个不愉快的话题。
因为你介意那段感情和那个人，所以再也没有打开？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打开它，也完全不清楚里面夹着一封什么信。我想那是我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下写的，如果上面尽是哀求之辞，我只会为自己感到遗憾。
你不是个诚实的人。你说你不介意她，可事实上你介意并且从未忘记她，瞧瞧你写的这些，多么忧伤、多么哀怜、肝肠寸断，倘若她看见这封信，也许会改变主意，她会找到你或者去车站接你，然后你们仍然是完美的一对！
我再次体会到锥心刺骨之痛，我觉得爱情即将触礁，一切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顷刻破灭了。沉默了一会儿我逐渐安静下来。我料想过她因为某个原因不可避免地离开我，比如因为她妈妈的劝说或者因为我没有丰厚的资财而无法购买那些庞然大物。寒冷的屋子容易让人脆弱，让人产生一种想要与过去决裂的冲动。可是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绝情的人，我曾以为自己是，在许多年里绝情地认定某种结合方式之外的任何联系都是无意义的，既然无意义就没有维系关系的必要，为此我不需要亲戚和朋友，早晨的咖啡和午后的烟卷带着点信仰的甜味，唱片机里传来的钢琴曲融化我的孤独感。但夜晚入眠以前，我总是无法抵御回忆和想象的伏击。他们从我的生命里出现过，并且怀着罕有的热忱帮助我，如今他们在某个地方徘徊。有时我能在梦里遇见他们。梦中我们在一栋旧楼房里合住，那种楼房在老电影或者老照片上见过。可是每次上下楼都要穿过一条条断开的楼梯和一部年久失修的电梯。每次联络就像一次涉险，我看见他们在呼唤我，可是我却无法翻越断开半截的楼梯，惟恐一不小心掉落到深渊里。大学毕业以后，我开始给失联许久的亲戚朋友写信。可是大部分信寄出去以后没有回音。也许他们只想留一个电话，因为我的一位表妹在回电里告诉我，她珍藏着我写的信，但她只需要我为她在大学的网站上投票，别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转达。然而我怯于表达，除非使用书信。直到那年晚些时候，我才收到一封高中语文老师的回信，他劝慰我生活中布满坎坷，而我的人生之路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可惜的是，你成熟得太晚。”
我们的冷战从这一晚开始。一场工人讨薪的仲裁案让我从感情崩塌的漩涡里获得喘息之机。尽管气温越来越低，但城南的楼房建设正如火如荼，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房地产市场会像股票市场那样出现什么意外波动。在冬季到来后，我意识到自己在春节以前攒不够购房的首付，随着房价不断升高，即便买房我也只能选择远离市区的偏远之地。夏季暴雨让城南的房价刺伤人们的眼睛。与楼房一同建设的还有公园和体育场。然而体育场的封顶工作一再被拖延，每次我下班路过那里，总会看到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聚集在电动伸缩门前议论纷纷。下午六点半左右，他们在工地大门外的空地上吃馒头和白菜。铁盆里的白菜清清亮亮，旁边有一支刚开启的啤酒瓶，寒风让他们的脸发红、嘴唇发白，皱纹在他们的眼角上铺平又绽开，脸上的愁容随着他们的翕动的嘴角摹写在冬季的空气里。我在第四天终于克制不住好奇心，上前询问他们每天下午聚集在这里的目的。
“夏天在这里集体用餐可以理解，可现在傍晚这么冷……”没等我说完，一名年轻点的工人告诉我，他们每天聚集在这里等工头派发薪水。倘若每天派发一次薪水，这样做倒是值得。
“我们有两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工头允诺这个月结清过去三个月的薪水，可是他再也没有露过面。开放商说他们已经把三个月的薪水交给了工头，却拿不出给付薪水的收据。我们只好在白天上工，晚上到他们经理这里要一个说法。”另外一个五十多岁的工人告诉我，脸上带着憨厚而苦涩的笑容。当我提到法律的时候，他们只是沉默摇头，嘴里咀嚼着白菜叶和辣椒。他们的指甲上带着浅白色的灰，那种灰我像是从哪里见到过。
“警察来过几次，他们说只要我们不闹事就万事大吉。我们每天都来，很多工友离开了这里，他们知道追不回这笔钱了。”一个中年人喝了一口啤酒。“再过一个半月就到春节，在这以前我们还是想拿到点什么。他们又招来一批民工，和我们一样的出身和处境，一样受他们摆布，也许用不了多久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他把一支烟递给我，我接过来点上后又给他点上。“有时你能在这里听见昆虫叫。结冰的天气居然有昆虫，它们准是饿得睡不着觉。我的住处只有一张床和一张矮桌子，上面是盆盆罐罐和热水壶，我用过火炭盆取暖，房东说那种火炭容易让人中毒。但这种冷天比夏天好得多，夏天在工地容易脱水晕倒，一旦救护车来，又是一笔不菲的开销。我们悉心攒着每一笔钱，胡子有时会把剃刀的刀刃崩掉，但钱不会烫到手指，劳劳碌碌大半年就期待这一点回报，如果真的拿不到，我们就只好跟他们拼命了。”他用力吸一口烟，我仿佛听见旁边的冬青丛里有窸窸窣窣的虫鸣声。也许是寒风吹过伸缩门的声响。
“我觉得是我的运气妨到他们了。”戴着棉耳罩的老工人走过来，向我递来一支烟，我示意自己的这支还没有抽完。“我在今年夏天开始走背运。先是儿子高考失利去另一所高中复读，然后家里的女人生病住院，在工地上丢了钱包和手机，末了工资还没有发下来。”他的说法引来其他人打趣的笑声，忧伤的情绪消散了一些，而愁云仍旧在渐浓的路灯光里摇荡。我跟他们攀谈了一会儿，告诉他们如何走劳动仲裁和寻求法律援助。
“我们问过劳动仲裁的程序，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况且他们还要我们准备劳动合同、工作牌、公司内部的文件、社保缴费记录等等。可是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我们签什么合同，没有人知会我们缴什么社会保险，公司文件也不会发到我们手里，工牌在上个月就被收回了，我们能证明在这里工作的证据只有夏季工作服、一堆白条和几把工地大门的钥匙。仲裁委员会的接待员告诉我们，这些证据不足以立案，他们要我们寻找一些更加可靠的证据……我认为，他们在帮他们而不是帮助我们。在三十个台阶上的办事大厅里纠缠是毫无意义的，开发商赌定我们消耗不起仲裁的时间，显而易见，我们确实消耗不起。”
我们消耗不起时间。我重复完他的话，却没有随他们一起摇头叹气。多找一点能当做证据的东西，只要明天上工，总会有找得到的东西。拍一些工作照、一些在工地工作的录像，闹出一些纠纷，制造一点响声，有机会的话到那位趾高气扬的经理的办公室里转一转。仲裁的申请书和流程工作由我们来解决，如果数额足够大，消耗两个月的程序时间也是值得的。如果不值得，你们等在这里、包围这里也没有意义，他们在做利益取舍的时候对你们的举动有心理预期。
我不确定自己的建议是否起作用，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劳动仲裁案的获胜方多数是劳动者，这种概率学上的心理优势使他们对搜集证据的工作感到乐观。由于报酬少，闵浓很少接这种仲裁案，律师只会象征性地收一些咨询费，然后催促劳动者在得到一定的赔偿后迅速结案。冷冰冰的法律机器在办公室里运转的声音有些刺耳，相比而言，室外的寒风会给人以暖冬的感觉。一位同事告诉我，事务所更偏向于为企业辩护，帮助企业裁员、股权激励和处理薪酬方面的纠纷，程序和时间越复杂回报越高，资方更愿意把补给工人的薪酬交给律师。
我对痛苦的反思逐渐产生耐受性。我开始担忧自己变成一架法律机器。只有同情心和好奇心还在撕扯我的灵魂。午夜我会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在梦中相聚。我睡得不够沉，呼号的北风时常把我从睡梦里唤醒。有时我会吃安眠药，但仍旧睡不沉，除了爱做梦以外，醒来时整个人都很疲惫。不久，我的短篇小说登载在柴思榕做编辑的《渴望》杂志上。但是那些诗迟迟没有消息。也许它们不像以前那样尖锐，所以才不会有人喜欢。我在家里的时候不被允许吸烟和喝酒。我和春晓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活着，彼此相对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她像是遭遇到一场巨大的失败，而失败的原因仅仅是那封信以及我冷漠的回应。我想我们需要在某一刻敞开心扉交谈或者谈判。但电话总是在某些不适宜的时候响起来，我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日。
吴奕卿第一次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仲裁委员会办事大厅和五名工人检查刚写好的仲裁申请书，在主张的赔偿数额上争论了一小会儿。那个烟草味的下午，我一直感觉到深深的倦意，偏头痛使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刺耳的来电铃声像一支箭射在我身上。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换了住址、换了工作单位还换了电话，是在逃避什么吗？”她冷漠又傲慢的语气没有任何改变。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我。我感到困惑。
“我没有经过你同意就把那些诗发在杂志上，我只想把稿酬还给你。”
不必了，假如你还有点仁慈之心。我无意识地拿着笔在草纸上涂涂画画。看着身旁的人们把申请表和复印好的材料交给工作人员后露出如释重负的笑。他们轻声同我道别，回工地等待命运的召唤。我在听她说对那些诗的理解。
“我爱上了那些诗，尤其爱你写李靖在吐谷浑的河谷之战的那段。每天早晨我都会读上几句。可是我没有把它发给杂志社。我要把它留在身边。它奇妙得像是一部法国电影《卡蜜儿·克劳岱尔》，一个诗句对应一个镜头，可惜直到夏天过完我才爱上它。”她说话的语气变得兴奋起来，像是刚喝过一整瓶威士忌。可是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写过将军征战的长诗。即便写过，也只是关于马援和赫克托尔的一板一眼的格律诗。记忆碎片像是一枚枚洁白的大理石块，探险家会把它们雕琢成路标，整齐摆放在路边的泥沟上，而多心的女人会把它们带回家里，打磨成受供奉的寄寓灵魂的神像。我不记得自己写过让人惊讶的玩意儿，我的记忆早已失真，况且我不能回到大学时代，不能从蓝楹和圃薇的眼睛里还原当初自己的形象。那是个干瘦的怪异的青年，与规矩的校园生活格格不入，时不时产生一些糟透了的念头，却又没有勇气践行它们。我懦弱地接受了规矩生活的戒尺，然后睁着血红的眼睛回过头瞧它。
当她的语气不再那么不可一世的时候，她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动听起来。我在听她说话的同时，也在记忆的碎片里寻找细致雕琢过的大理石。她谈到自己如何理解“青铜色鸬鹚”、“半夏的块茎”、“鬓霜的诅咒”等意象，谈到纠葛于女人、马匹与长矛的孤胆英雄，谈到诗歌对色彩表现和植物种类的近乎偏执的热情，还谈到蕴藏在长诗背后的叛逆、爱恨和恐惧。我没有认真听，我仍在画速写，可是不知道究竟在画什么。也许隔着玻璃的办事窗口，也许是一个战马槽子，也许是掉落在战场上的英雄铠甲。我躲在黑暗里窥视晦暗不明的交界线。我告诉她，我在窥视那条永远在移动的交界线，我等待了二十多年都没能等到它停下来的时刻。我所写的只为描绘它，描绘它的存在和影响，仅此而已。仿佛我生来只为看见它，我多么希望我是巴尔蒙特，太阳能从采光不好的客厅窗户上照射进来，并且恰好照在我的脸上。
我充满歉意，我并不是诗中赞颂的那样。那只是一个怯懦者的想象，一个做梦者的挣扎，一个处于晦暗之地的夜虫的低吟。寒风推搡着旋转门，扎紧的领带使我喘不过气，亨德尔的清唱曲从大厅深处的科林斯石柱和三十级台阶处徐徐而来，像是一阵被紫浆果染色的风。你所谈论的只是意象，它自从被创造出来就不再属于作者，他已经退场了出于羞愧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下雨天乡下的道路泥泞不堪，只有完全无法挪步的时候我才不会去看池塘里的水仙。干涸的井底沉睡着蛇和蚂蚁，杨树下面埋着红泥捏成的战车。这一切都只在灵感造访时浮现在脑海里，不久就悄然褪色，直到一道道的火车鸣音从远处传来，搅乱继续创作的热情。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理解乡下和稚嫩的过去，你会认同我的看法，那些诗中的描绘仅仅出自怯懦和悲凉，它们和我的生活一样无根飘摇，我耻于曾写出它们，好在此刻的我已经从中挣脱出来。
她对我意外的剖白深感意外。她的语气有些颤抖，像是被什么利器刺伤了，她或许在利用沉默的时间思考如何不失礼数地挂掉电话，因为急促的呼吸声从电话这头传到那头，又从那头传回这头。她的呼吸声让我想到蓝楹，有那么一瞬间我怀疑自己在跟蓝楹打电话。我为自己的念头感到羞耻，就匆匆结束了这番交谈。离开办事大厅时，我把那些速写画丢进了垃圾箱。
拆迁迟迟没有进一步行动。屋里的寒气使人无心做任何事情，我们缩在暖桌里吃橘子。电视里播放着网球比赛，对面住户家的喧闹声令人不悦，但萧瑟的气氛使我们表情严肃、相对无言。春晓在打量着乐谱，她的摄影爱好在某个月忽然停下来，尽管她寄往摄影杂志的两百幅作品中有三幅被采用，但她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她依然执迷于为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布景，仿佛室内的每一种物品都准备好成为独一无二的摄影素材，为此她偏执地要求我穿亮色调的家居服，在室内走动的时候，她会以不同的角度观察投射在墙上的落日余光。我们之间的话题从这一年夏季就用光了。也许更早，也许在她外婆的墓前我们的谈话就不再浓情蜜意。她妈妈的干扰不过是热情消退的借口，可是我的焦虑没有片刻削减，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让我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想我们该换一个地方生活，歌舞团附近有一些便宜的公寓。”她语气冷冷地跟我说，这是七天来她第一次主动和我交谈。我没有作声，像是没有听清她的话，直到手机铃声响起来，我才像是苏醒过来，走到阳台上接电话。
毫无意外，是吴奕卿打来的电话。她要求次日正午在美术馆门口见面。我对见面的地点怀有顾虑，就提议在美术馆对面的小商场里碰面。我为自己轻率地赞成这次无意义的见面而懊悔。
春晓看着我无精打采的眼睛问我，是否接受换一个地方住的建议。我别无选择地点点头。然后怪异的回忆从脑海灌注到眼睛里。我的视野里出现一幕幕正在上演的话剧，搬桌子和拉幕布的青年从我身边经过，我甚至能闻见一点点雪松木香味。我恨这个时候再响起什么音乐。扭捏作态的歌手以聒噪的嗓音赞颂虚无，赞颂世间不存在的东西。她又问我打来电话的人是谁。显然她觉察到了我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不自然。我说是一个去年结识的拍摄电影的女人。她没有追问下去，她意识到了自己语气的冰冷，就换了一种伪饰的温情的口吻，问我愿不愿意在歌舞团东面租一个住处。我没有理由拒绝，尤其是在无力购房的当下，我事实上早就被捆缚住了手脚，对生活问题不再有讨论的兴趣。
当我走进商场的时候，看见吴奕卿在一家果饮店的玻璃橱窗内坐着。她戴着深蓝色的线帽，身穿一件宽松的青色呢大衣，木桌上有一个盛满橙子和苹果瓣的果盘。她像一滴挂在点缀着圣诞节图案的玻璃上的彩色雨点。和上次见面有所不同，她的容貌发生了一些变化，栗色头发从线帽里露出来，锐利的眼睛反复打量着我，嘴角不再有轻蔑的笑容，隔着木桌我没有闻到雪松木香味。我们漫无目的地交谈，随心所欲地说话，像是面前的人根本不存在一样。“晚些时候我们去漫游者酒吧喝酒，威士忌和琴酒卖一样的价钱，还能在吧台前抽烟，瞧一瞧充满青春活力的男男女女。”她中断了自己提出的话题，也许她受够了我心不在焉的回应。出于礼貌，我必须坐在这里，等一杯甜得发腻的糖水，还要在规定时间返回冰雪谷大厦。使我惊讶的是，她曾经的蔑视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似我一年前在酒吧认识的女人是另外一个人。在关于短片拍摄的话题结束前，她还开了一两个玩笑。“我最终选择用动画片的方式讲述我在象棋小区的见闻，而没有使用你真实的脸，我忍受不了你眼睛里复杂的内容。”她以为我会发笑，因为气氛已经烘托到发笑的时刻，然而我认真地反问她那些复杂的内容还在哪里出现过。她认为我故意刁难她，认为我的表现充满敌意。可是我不是刻板的人，她清楚这一点，她所无法理解的是我的敌意缘何经久不消。
“你像个灵魂烧完了的骨架。”她低下头，避开我询问的眼睛。恐惧取代生活的热情占据了你的内心。她说话的时候仍旧在拨弄手里的剧本。我警觉地看着她的眼睛。那里有一眼泉水，手表指针在手背上一遍遍催促我，颤抖的手指推了推怯懦的圆框眼镜。“傍晚下班后再见面吧，如果你有时间。”我匆匆离开商场，砰砰的心跳声让我来不及细想正午交谈的内容。我记不起来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从她嘴里冒出来的两个字——恐惧。我逃回冰雪谷大厦的时候时间已过两点。我因迟到被罚款。同事们在电脑前一边打字一边讨论。我的脑子里仍然只有那两个字。我正在滑向蜕变成法律机器的路上。我在接客户电话的时候一遍遍暗示自己避开正义烈火的炙烤，避免提建议，尽一切可能将客户拉进会客室，哄他签下一份律师委托合同。我所做的工作不比多客更轻松更高尚。唯一不同的是，我不需要在几栋楼里兜兜转转寻找潜在客户。我接手的工作看起来无穷无尽，但它们并不是我恐惧的来源，因为某个时刻——今晚、明晚或者后天晚上我总会找到一种可行方案让事情出现转机。我像走钢丝一样处理手头的诉讼案，发生争论的时候我就全情投入到一个争论者的角色里，但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真实的模样，我不想做这种辩论表演。这个冬季的办公室里，人们不再讨论股市。股票暴涨的行情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之久，许多人经此腰缠万贯。到这年冬季，热闹的局面暂时冷却下来。细细回思，早在入秋的时候，办公室就不见有人讨论股票的事了，只有关于房价的讨论永远停歇不下来。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讨论，从办公位的过道里穿过，跟几名同事确认委托合同上的名字。
我们在漫游者酒吧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确认合同和开会耽搁了一些时间。吴奕卿没有等在吧台，而是坐在一间日式包厢里。酒桌上放着一瓶琴酒、一枚花瓶和两个酒杯。我对喧闹的酒吧有这样清幽的榻榻米包厢颇为意外。“你不是喜欢灯红酒绿吗，怎么坐在这里？”我把皮包和棉衣挂在衣架上，坐在她对面。做旧的木桌纹理反射着薄暮般的灯光，那柔和的橘光照在她脸上，渲染着她原本就有的醉意。她给我倒了半杯酒，苗条的女侍者端来一盘烟熏香肠和土豆泥。我没有和她交换眼神就吃了起来。土豆泥吃过一半，我开始慢慢饮酒，我皱着眉头咽下半杯后才观察她的表情。她就那样一直盯着我，既没有动筷子也没有倒酒，也许她早喝过几杯，在发起冲锋前布好作战阵型。我侧过脸瞧了瞧她的面容，所幸上面没有盘踞着傲慢的神色。我想要一份加丝瓜条的鱼肉，侍者说只有糖渍黄花鱼。“黄花鱼还能糖渍？”我饶有兴趣地问。侍者说是用黄桃罐头做配菜调制的，上面再撒上芝麻和罗勒。我点了一份，又倒上半杯酒。
“你不顾及娇嫩的胃了？”奕卿终于开口说话。我摇摇头，我试过无数种药物和食疗方案，也没能缓解胃病的折磨，喝一杯或者不喝都不影响晚间的疼痛。糖渍鱼的味道比我想象得要好。我在等奕卿说话，可是只有包厢外的喧闹声断断续续地传来。时间像是回到一年前，回到那些湿漉漉的阴冷夜晚。汽车溅起的污水洒在盲道上，推自行车的女人戴着黄头巾和我擦肩而过。那时我在深陷在美好婚姻的幻想里，我幻想春晓在毕业后会马上和我步入婚姻殿堂。幻想停留在原地，我敏锐地感觉到灿烂的美梦与我越来越远，说不清什么时候这些美梦将彻底消散。想到这里，我又喝完半杯。奕卿问我喝这么多酒的意义在哪里。我说没有意义。
“那么生活也没有意义，是吗？”她对我敷衍的回答有些恼火。我揉了揉额头，像是思考一道解法繁琐的数学题一样犯难。我绕开了她的问题，问她最近是否有拍好的影片。她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一部五十分钟时长的短片正在审核，过审以后可以在视频网站上看到。“一部描述街巷生活的没有矛盾冲突的短片。拍摄地点在都御史路附近的老巷子，紧靠着荷花潭，妇女们在荷花潭边洗衣服，光滑的石板路上总是湿淋淋的。我在那附近拍摄了一个多月，后来为补镜头又拍摄了半个月，杀青后将样片交给电影审查机构，很快就会有结果。”她拿起筷子尝了尝黄鱼，往杯子里倒了一点酒。我向她询问导演和拍摄影片的技巧。她说这需要一个系统的学习和实践过程，“最重要的是你要每时每刻做好对镜头语言的捕捉，每时每刻都把自己的眼睛当做摄像机，为有趣的镜头构思故事。”
“难道不是先想好一个故事，再组织拍摄工作吗？”我疑惑地问道。
“一般如此，但我先感受镜头的画面，再思索故事。”她拿起酒杯小酌一口，饶有兴趣地说，“早晨和晚上，世界呈现给人的画面最唯美。也许是早雾和含蓄的阳光能让人产生想象力，光影构图时能制造更丰富的层次感，适合成为一个趣味故事上演的舞台。雾霾散去的正午，太阳照在来来去去的人们身上，他们在街巷的角落里抒发悲喜，这作为故事的结尾再合适不过了。一幅值得记忆的生活场景，比如这间日式包厢。”沉睡的热情似乎被点燃了，她走到门前拉开玄关，一堵象牙色花边纸装饰的墙壁出现在眼前，墙上有一面两尺见方的小窗，在廊灯下倒映着玄关内的景物。她的眼睛里蕴藏着热火似的光芒，后退两步，坐在转过身的我的身前，“一个开阔的方框套着一个适中的方框，最后是一个窄小的黑暗的方框。光的层次感从我们身前到玄关，再到走廊和窗户，形成一种富有层次的叙事结构。一个百转千回的浪漫故事并以悲剧作为结尾尤为适合。”
“你喜欢悲剧吗？不是传统的悲剧，而是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悲剧，就像做梦者在自己的梦里遭受磨难却无法掌控不合逻辑的情节发展，醒来时将这些磨难遗忘，而在生活中重现摆脱不了的命运。我不精通命运，情愫和片刻的润泽会让人建造一个短暂的茧房，试图从纵情声色的幻觉里获取抵御悲剧发生的勇气，他们迷失在路上也陶醉在路上，迫使自己相信乐观主义者营造的胜利的错觉，只要茧房维系更长时间，这个错觉就能主导更多灵魂，即便悲剧如死亡一般不可避免地降临，人们仍然坚信自己生活在胜利的彼岸。”我低声喃喃道。
“我没有你这样悲观，不敢把生活定义为一场必然的悲剧。”她谨慎地坐回去，脸上带着不易察觉的笑容，“在我身上受主导的是新奇感和遗忘相叠加时的愉悦，你会收获新朋友、新画面和新故事，陈旧的东西逐渐从生活中隐去。有时需要一场仪式，展现叠加和隐去的过程，我无意论证这是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我在观察风物的时候必须摒弃逻辑的影响，美是超越逻辑的，有时无关逻辑和善恶。我不需要美的剪影和片段，我无法理解你对油画的钟爱。美必须是鲜活的，是一个被光晕赋予灵魂的流动的过程。”
悲观是我在二十多年生活的最真实的感受。生活总是向无序和衰老的方向流动，唯独不衰老的只有被赋予精神价值的静物。长满石榴树的河谷上长期停泊着一艘青色渔船。低沉的青色像是冬季傍晚的天空。我曾在那条无人的船上度过一个夜晚，我想逃离家乡，因为那里对我意味着陈腐、贫困和羞辱。我第二次出逃的年纪不大，不足以使我适应陌生的环境，况且没有通车的土路和旧年鬼怪的传闻也困扰着我。在船上的夜晚，我在船上欣赏夜景。河水有一种独特的枯叶味，野鸭子在河对岸拨水，星星完整无缺地挂在头顶上，只可惜没有光。那时我看见一团黝黑的景物在彼岸，晚风把木栅栏围着的月季花香一阵阵带到充满鱼腥味的船上。那时我还没有感受到饥饿和孤独的威胁，我只需要一点点灵感就能写出光彩夺目的诗篇。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水面上挂着一层浑浊的雾气，河对岸只有浅灰色的野草，羊群沿着河谷向南走，带来一股弥漫膻味的烟尘。我被饥饿困扰，可是仍然决定向南跋涉。南面有一条灰白色的石桥，曾在灌溉的季节被挖开过，倘若挖开我就不得不向西多绕十里路才能到达对面。在饥饿和疲倦交织的一整天里，我一直期待自己的苦行能带来一点报偿，哪怕是道德上的报偿也好。我相信自己的苦行是一次有意义的正义的行动。当我到达对岸并沿着坎坷的土路向南走了三十里，而我实在无法迈开腿脚的时候，天色终于黑了下来。我身边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村庄。我以为我走出这么远能抵达县城，然而我甚至没有看见一支路标、一条沥青公路。只有洁白的家庭信箱提醒我，我到了一个九石之外的村庄。我看见一座悬在高处的水库，周围有一群互相追逐的孩子。东面有一条通往河滩的路，尽头也许是另一个村庄。不再有河流的阻挡，可是景色越来越单调，棉花地、麦田、沙地、晒得发硬的淤泥。我向南走到夜晚，在夜色降临前吃了一些野菜充饥。我知道哪些野菜可以食用，即便如此我依然饿得头昏眼花，我迫不得已向另一个村庄的人求助，但他们以讶异的眼神看着我，就像看一头叫不出名字的小兽。屋子里的灯和煤油灯一样昏暗，也许仅仅只够分辨人和物品，懒洋洋的孩子躺在炕上摆弄蜡笔。我没有得到帮助。只有一个善良的女人给了我一瓢干净的水喝。夜间，在草垛上睡觉的我被一条狗驱赶到河沟里，幸好河沟里没有水。我在当夜沿着河滩的方向向北走。我想体验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如果有绝好的夜景或者亮光，至少能安抚我第二次离家出走未遂的消沉情绪。然而我往回走的一路，除了吃苦还是吃苦，毫无意义的吃苦，我本以为无论什么样的苦行总会带来良性的影响，但事实上我一无所得，反而背负上苦行的精神诅咒，仿佛不这样就要下地狱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生活的悲剧性的经历。这当然不可怕，我不过是遭受了一些斥责和皮肉之苦，可怕的是十天后，大我两岁的伙伴在西面的枯井中死去，他曾因恐惧他父亲的木棍而和我约定了下一次逃亡……
我在说这些故事的时候一直在喝酒，半口半口地往下咽，琴酒的药剂味一次次灼痛喉咙，使我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奕卿和我碰杯，以表达一种理解的情愫。她知道我不需要安慰，我本没有诉说的渴望和勇气，说出来只是追溯一种生活经验的来源。“我以为我能捍卫一种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哲学，使自己摆脱旧年沾染的恶习，然而事实上我没有生活得更体面。当我这样表述的时候我已经被困在这种世俗的荒诞的生活观念里。社会规则和生活环境迫使我顺从，如果我不想失去爱情和现代性生活的话。我使用‘现代性’来代替一种受我蔑视和批判的描述城市人群孤独生活的不想状态。当然这不只是利维坦和工业机器共同策划的结果。我不屑于讲述悲剧，这仿佛在向命运乞怜似的，我被生活的水浪推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我在青色渔船上睡觉和张望，如果不考虑流动的后来，那依然是值得回味的过去。可惜的是，那个年纪我什么都没有，背包里只有几枚玻璃弹珠和一把用来占卜的扑克牌，一本书都没有。那时我无从阅读福克纳、海明威和波拉尼奥，更别说里尔克和策兰了。”
“我从看见你的第一眼就知道你来自哪里。我知道这不是一种愉快的体验，况且那时候我并不喜欢你。你没有讨人喜欢的性格，也许有点神秘感，但它浅薄得像是一层……速写纸。你这样的人天然喜欢写诗，这不让人意外，你对‘现代性’格格不入也很正常，不过你居然会速写画，还对油画满怀热情。”她笑起来，这种笑容我在哪里见过，这使我深切地怀疑她的灵魂是否被置换过，那轻蔑的表情究竟去了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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