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薛冬生有了这种想法，就开始思考他的行动，姚红正好和他一个班，周日人少，是值班的最后一天，是个机会，更何况，最近男朋友给姚红提出了分手，姚红正处于失恋的旋涡中，他想利用这个时机动手杀掉姚红，再伪装成自杀的样子，别人还以为是失恋后自杀。真是天赐良机！
可是，用什么方法呢？下毒？在她的面前怎么下？怎么可能会有机会下呀？又怎么能劝她喝下去呀？这根本不符合平时的习惯和心理，生硬的言行都会让她生疑的。所以这种方法好是好，但却不现实，难以实施。看过哪部电影，听说有一种迷药，倒在手巾上，捂住人的嘴一会就会昏迷，然后再给她喝药，可在捂嘴的时候她会反抗，头会来回转动，会在嘴的周围和脸上留下不少的伤，公安局肯定会怀疑的。怎么办呢？他蓦地想起以前有人上吊自杀的，那就先趁其不备，在其背后将其勒死，然后再把她吊起来，公安上的人来看也会认为是自杀呀！对！对！这个办法可以。
主意已定，他就买了一条绳子。暖气管是去年刚按的，每间房屋里都有，他先在自己屋
里的暖气管上作了试验，觉得完全可以承受住自己的重量，便准备开始作案。可就在这时，
他心里有个声音好像在说：那天深夜光线不好，你又蒙的很严实，她就绝对能认出你吗？是
呀！会不会她根本就没有认出是我呀！我不能作贼心虚，庸人自扰。
可既然她没有认出我，为什么当时她没有喊人、事后又没有报告呢？这不符合姚红的性
格。我只有以工作之名让她开门，先行试探，若感到那天晚上她没有认出我，就把工作上的事情简单一说就马上离开，如果感到她认出我了，那就一不作，二不休，坚决折除这颗‘炸弹’！
7号晚上，正好对门的饭店开业演电影，薛冬生先去看了一会电影，就返回办公室，又把整个作案思路想了一遍，就准备开始行动。这时，他突然想到：如果姚红听出是我叫门，不开门怎么办呢？那就充分说明5号晚上她认出了我，必须择机再想办法除掉她。周日是我值班、也是她值班的最后一天了，我不能错过这个良机。
他想好了敲门叫她的理由，科室一般周一上午开例会，各单位都要在会上简单通报上周的工作情况和一些主要数字，领导会简要对下周作一安排。周六，姚红已经把这些材料给了他，他便以数字有几处不准，需要再校对一下为由，骗她开门，应该问题不大。
9点多，薛冬生先到洗水间，顺窗户跳出跳入，从洗手间出来，又回到宿舍，拎着装着绳子和手套的公文包，上了北五楼。
来到了姚红的门前，薛冬生轻轻的敲门，姚红问：“谁？”
“我，有几个数字问你一下。”他简短的答。
“好。”姚红听出是薛冬生的声音，好像没有犹豫就开了门。
他进了姚红的房间，顺手就带上了门。看到姚红正在抄写古诗，便问道：‘这是谁的诗，陆游好像有一首诗也是这种格式。’
姚红笑了一下说：“对，陆游有一首钗头凤就是这种格式，这是他的前妻回应他那首钗头凤而写的。”薛冬生一看她抄的还是类似于失恋的诗，心头一喜：这桌上还放着自己抄写的一首痛苦的失恋诗，自杀的理由不是更充分了吗？他心里这样想，嘴上却说：“姚红，可不能沉湎在失恋的痛苦中呀！”。
姚红低声说：“总是要过一阵子的，情绪需要有个调整期。”
从姚红的回话里，始终看不出她有什么异样的表情，薛冬生想：难道她没有看出是我？认成了别人？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准确的判断呀！如果这时候退出屋外，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明智和美好呀！可他却昏了头，画蛇添足的问道：“听说你前天晚上碰到什么人了？”
姚红马上显得非常紧张，动作开始不自然起来。她可能在想：他怎么知道此事，我可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对谷小霞也没说出来，他怎么会知道？那唯一的解释，就是5号晚上因夜色暗淡、情绪紧张我看错了人，那个‘鬼’不是姚成彬，而是他！-----薛冬生！----此刻就站在我身边的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这使她不寒而栗，眼神中开始带着疑虑、恐慌和愤怒，想尽快撵‘鬼’出门，语气也明显变得冷淡了：‘你怎么知道？你听谁说的？’这和薛冬生刚进屋时的表情判若两人，这些言行的剧变，也使薛冬生敏锐的感觉到：她5号夜里并没有认出自己，她也没有给任何人说过此事，只是我这一问，使她顿生疑窦，或转念确认是我了。
是呀！正是这一问，让薛冬生无法收场。
薛冬生强装平静地说：‘没事，道听途说。’
我又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你去哪道听途说？这让姚红更加厌恶，她强力控制着情绪，冷冷地说：‘经理，你不是说问数字吗？’她催促着薛冬生。
‘噢，对，你坐下，把这几个数字再校对一下。’姚红坐了下来，薛冬生从包里掏出报表，摊在桌子上，指着几个数字。薛冬生知道姚红在急速的核对着，想尽快让他走出这个房间。就趁这个时候，薛冬生转到姚红的身后，迅速掏出绳索，绕到她脖子上，背向着姚红，狠拉着两边的绳索，把她背了起来，她把凳子踢倒了，鞋也踢掉了，后来就渐渐的不动了。这时，薛冬生把手套戴上，把房门锁绊好，把绳子系成活动扣将姚红的脖子拴好，把绳的另一端扔过暖气管道，把她拉了起来，站在凳子上系好绳子。系好后，把凳上自己的鞋印擦掉，看到姚红的鞋掉在地上，就用手拿着鞋，在凳面上摁了两个鞋印，把鞋给她穿上。之后，薛冬生到处寻找，怕她这两天会在哪里写有什么，在拉开她的抽屉后，发现了一个红色小日记本，他想看最后的两篇，可是，因为戴着手套，加上心慌，就是翻不到，心里特别着急，越急越翻不到。于时，就干脆脱下了右手的手套———留下了那枚重要的指纹———他是大意失荆州啊！
翻到了最后一篇，是12月7号的日记，看后，令薛冬生后悔不已：姚红的日记上写的清清楚楚，她在5号晚上错把我看成了姚成彬！所以没有高喊，所以才没有上报呀！啊！对不起！对不起呀姚红！薛冬生向姚红跪倒在地，给她低下头喃喃道：“姚红，我拿什么拯救你呀？宽怨我吧。我会永远怀着一颗负罪的心祭奠你！”
之后，薛冬生又小心的戴上了手套，本想把日记本放在桌子正中，可转念一想，太明显了反而不好，就放在抽屉里公安上应该能发现的。就在这时，他又突发奇想：我把姚红的日记本拿走，如果公安局来看现场后认为是自杀，姚红风平浪静地被埋葬，那就万事大吉。如果公安局确认是他杀，我就移花接木，找个适当时机，把这个日记本放到姚成彬的屋------办公室或宿舍都行，我可以举报姚成彬，我也不提日记本。公安局的人接到举报，也一定会搜查他的屋，那就一定能找到这个日记本。有死者在日记本上的指认，更重要的是日记本就在他的屋子里，还有何可言？什么叫证据？这就是铁的证据呀！那姚成彬就死定了！
想到这里，薛冬生感到非常的得意，他甚至有点欣赏自己。他就把日记本装进衣兜，拿起靠在墙角的拖把，倒着走，把房间的地面全部拖了一遍，把拖把靠在桌边的墙上，关掉了房灯，听听外面没有什么动静，便退出了房间，轻轻地锁住了房门。
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薛冬生就起了床，他看外面没人，就把门前的走廊扫了一遍。然后，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大街，车后座上夹了一个袋子，里边装着两双球鞋、手套、帽子、B超片还有剪掉的绳子，准备找个地方扔掉，毁灭证据。他看到在街道的一个小吃摊前，停着一辆外地拉白菜的大货车，司机好像正在吃饭，他就趁司机不注意，把袋子扔到了大车的后车箱里。
第二天中午开饭时，薛冬生就带着日记本来到了姚成彬的办公室门前，可是，门是锁着的，他瞬间感到这是拿了个烫手的山芋。他想：这日记本放在姚红的桌子上就很不错了，公安局的人在勘查现场时一定能发现，然后，顺理成章，姚成彬就已经是重点怀疑对象了，我这是不是又一个画蛇添足呀！他感到很是懊恼。可只能面对现实，如果没有机会放到姚的办公室，我只能用下策------放到我科室------姚红的办公桌上的一堆资料报纸里了。
又一天下午，薛冬生趁姚成彬在齐行长的屋里开会的时候，把日记本装进裤兜，匆匆来到姚成彬的办公室，屋门正好没锁，屋里没有人，他就把日记本放到了桌子上最下边的那本《十月》杂志里。在拿放日记本的时候，他还都小心翼翼地戴着手套。
之后，薛成彬便不失时机时写了举报信，深夜塞进了指挥部的门缝里。
审讯仍在继续，薛冬生好像不甘心地问道：“我很想问个问题，你们怎么知道她是被人杀害的呀？”
晋明正和欧阳剑微笑着互相对视一下，示意欧阳剑回答。
欧阳剑说道：“能证明他杀的现象很多，我只简单的对你说三点：一是你勒死姚红后倒着走拖地时，把全部的鞋印都拖没有了，包括死者的鞋印。你想想：如果姚红是自杀，她把地拖完后，再回到管道下边的绳子跟前时，不也得留下鞋印吗。可现场除了抢救人的鞋印外，竟然没有一个人的鞋印，那只能说明是另一个人拖了地；二是你拖地毁灭物证的同时，又把真相告诉了我们：绳在和暖气管道磨擦时，会自然的掉落下一些细麻丝，你把这些细麻丝拖走了。姚红若是自杀，她总不会吊上自杀后再下来拖地，把这些细麻丝拖走吧？更重要的是尸体检验特征，自缢和勒死后吊起是大不一样的。当然还有，有的还涉及到侦查机密，我就不说了。”
“啊！我太自信了，我哪能想到这些、想到这些细节？我自以为就能瞒天过海了。”他悔恨不已，叹息不止。
“聪明误人。”晋副大队长道。
“那死者的日记本，放在姚成彬办公桌的杂志里，姚红在日记上又明明写着那天晚上看到的就是姚成彬，可你们不把他定成罪犯，怎么还是找到了我。”
晋明正和欧阳剑笑着对视了一下说道：“科学无情，事实无情。”
“这样也好。这作罢案虽然只有几天，我感到是过了几年，苦思瞑想、心惊胆战、恶梦连连、食之无味、悔恨交加等种种痛苦的滋味，每分钟我都在受着折磨。现在好了，我交待了，思想上没有包袱了，也就放松了。”
“说吧，作案后，你是如何想的？”晋明正接着问。
“我太粗心了，假如我把镙丝刀——这个该死的家伙也扔了，假如我7号晚上不取下手套，结局也许不会是这样。”
“还有当副行长的希望，是吧？薛冬生，假如7号晚上，在感觉姚红没有怀疑你时你就走出她的房间；假如你不去找姚红；假若你不去盗窃；假如你不心存妄想和不轨；假如你不戴着放大镜去看副行长这个位置......在每一个环节上你都有缩手的机会，你却都让欲望引领着放弃。”
“唉！这时候，我才想到了《红楼梦》里智通寺山门上的一副对联：眼前有路忘缩手，身后无径思回头。”
“一个人要按正常的努力工作去换取进步，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只有走光明大道，心无旁骛，才能走的长远，歪门邪道取得的利益总是暂时的、有时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晋副大队长说。
欧阳剑接着说：“你现在后悔没扔镙丝刀、取下了手套是吧。我告诉你：一个人，只要犯罪，他就得进入一定的空间，为实现他的犯罪目的，而又必须实施一系列的行为，这都会有意无意在现场留下蛛丝马迹，从而留下自己独有的印记。就你作的这三起案件，不仅是镙丝刀和你的指纹，还有一些科学的依据，能从多个侧面对你的犯罪进行印证，况且你在六天内作了三起大案呢？”
“薛冬生，你从始到终就是被副行长的位置迷惑了你的心灵，作了一系列害人害已的事，可至今你仍执迷不悟。你真可怜，看来你只有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或许那里还有一个银行副行长的空缺，带走！”晋明正说。
薛冬生已经交待完了，案件至此似乎已经全部破获。可还有重要的一环没有落实，那就是，他供述的匿藏赃款赃物的地址是否属实呢？
可是，用什么方法呢？下毒？在她的面前怎么下？怎么可能会有机会下呀？又怎么能劝她喝下去呀？这根本不符合平时的习惯和心理，生硬的言行都会让她生疑的。所以这种方法好是好，但却不现实，难以实施。看过哪部电影，听说有一种迷药，倒在手巾上，捂住人的嘴一会就会昏迷，然后再给她喝药，可在捂嘴的时候她会反抗，头会来回转动，会在嘴的周围和脸上留下不少的伤，公安局肯定会怀疑的。怎么办呢？他蓦地想起以前有人上吊自杀的，那就先趁其不备，在其背后将其勒死，然后再把她吊起来，公安上的人来看也会认为是自杀呀！对！对！这个办法可以。
主意已定，他就买了一条绳子。暖气管是去年刚按的，每间房屋里都有，他先在自己屋
里的暖气管上作了试验，觉得完全可以承受住自己的重量，便准备开始作案。可就在这时，
他心里有个声音好像在说：那天深夜光线不好，你又蒙的很严实，她就绝对能认出你吗？是
呀！会不会她根本就没有认出是我呀！我不能作贼心虚，庸人自扰。
可既然她没有认出我，为什么当时她没有喊人、事后又没有报告呢？这不符合姚红的性
格。我只有以工作之名让她开门，先行试探，若感到那天晚上她没有认出我，就把工作上的事情简单一说就马上离开，如果感到她认出我了，那就一不作，二不休，坚决折除这颗‘炸弹’！
7号晚上，正好对门的饭店开业演电影，薛冬生先去看了一会电影，就返回办公室，又把整个作案思路想了一遍，就准备开始行动。这时，他突然想到：如果姚红听出是我叫门，不开门怎么办呢？那就充分说明5号晚上她认出了我，必须择机再想办法除掉她。周日是我值班、也是她值班的最后一天了，我不能错过这个良机。
他想好了敲门叫她的理由，科室一般周一上午开例会，各单位都要在会上简单通报上周的工作情况和一些主要数字，领导会简要对下周作一安排。周六，姚红已经把这些材料给了他，他便以数字有几处不准，需要再校对一下为由，骗她开门，应该问题不大。
9点多，薛冬生先到洗水间，顺窗户跳出跳入，从洗手间出来，又回到宿舍，拎着装着绳子和手套的公文包，上了北五楼。
来到了姚红的门前，薛冬生轻轻的敲门，姚红问：“谁？”
“我，有几个数字问你一下。”他简短的答。
“好。”姚红听出是薛冬生的声音，好像没有犹豫就开了门。
他进了姚红的房间，顺手就带上了门。看到姚红正在抄写古诗，便问道：‘这是谁的诗，陆游好像有一首诗也是这种格式。’
姚红笑了一下说：“对，陆游有一首钗头凤就是这种格式，这是他的前妻回应他那首钗头凤而写的。”薛冬生一看她抄的还是类似于失恋的诗，心头一喜：这桌上还放着自己抄写的一首痛苦的失恋诗，自杀的理由不是更充分了吗？他心里这样想，嘴上却说：“姚红，可不能沉湎在失恋的痛苦中呀！”。
姚红低声说：“总是要过一阵子的，情绪需要有个调整期。”
从姚红的回话里，始终看不出她有什么异样的表情，薛冬生想：难道她没有看出是我？认成了别人？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准确的判断呀！如果这时候退出屋外，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明智和美好呀！可他却昏了头，画蛇添足的问道：“听说你前天晚上碰到什么人了？”
姚红马上显得非常紧张，动作开始不自然起来。她可能在想：他怎么知道此事，我可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对谷小霞也没说出来，他怎么会知道？那唯一的解释，就是5号晚上因夜色暗淡、情绪紧张我看错了人，那个‘鬼’不是姚成彬，而是他！-----薛冬生！----此刻就站在我身边的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这使她不寒而栗，眼神中开始带着疑虑、恐慌和愤怒，想尽快撵‘鬼’出门，语气也明显变得冷淡了：‘你怎么知道？你听谁说的？’这和薛冬生刚进屋时的表情判若两人，这些言行的剧变，也使薛冬生敏锐的感觉到：她5号夜里并没有认出自己，她也没有给任何人说过此事，只是我这一问，使她顿生疑窦，或转念确认是我了。
是呀！正是这一问，让薛冬生无法收场。
薛冬生强装平静地说：‘没事，道听途说。’
我又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你去哪道听途说？这让姚红更加厌恶，她强力控制着情绪，冷冷地说：‘经理，你不是说问数字吗？’她催促着薛冬生。
‘噢，对，你坐下，把这几个数字再校对一下。’姚红坐了下来，薛冬生从包里掏出报表，摊在桌子上，指着几个数字。薛冬生知道姚红在急速的核对着，想尽快让他走出这个房间。就趁这个时候，薛冬生转到姚红的身后，迅速掏出绳索，绕到她脖子上，背向着姚红，狠拉着两边的绳索，把她背了起来，她把凳子踢倒了，鞋也踢掉了，后来就渐渐的不动了。这时，薛冬生把手套戴上，把房门锁绊好，把绳子系成活动扣将姚红的脖子拴好，把绳的另一端扔过暖气管道，把她拉了起来，站在凳子上系好绳子。系好后，把凳上自己的鞋印擦掉，看到姚红的鞋掉在地上，就用手拿着鞋，在凳面上摁了两个鞋印，把鞋给她穿上。之后，薛冬生到处寻找，怕她这两天会在哪里写有什么，在拉开她的抽屉后，发现了一个红色小日记本，他想看最后的两篇，可是，因为戴着手套，加上心慌，就是翻不到，心里特别着急，越急越翻不到。于时，就干脆脱下了右手的手套———留下了那枚重要的指纹———他是大意失荆州啊！
翻到了最后一篇，是12月7号的日记，看后，令薛冬生后悔不已：姚红的日记上写的清清楚楚，她在5号晚上错把我看成了姚成彬！所以没有高喊，所以才没有上报呀！啊！对不起！对不起呀姚红！薛冬生向姚红跪倒在地，给她低下头喃喃道：“姚红，我拿什么拯救你呀？宽怨我吧。我会永远怀着一颗负罪的心祭奠你！”
之后，薛冬生又小心的戴上了手套，本想把日记本放在桌子正中，可转念一想，太明显了反而不好，就放在抽屉里公安上应该能发现的。就在这时，他又突发奇想：我把姚红的日记本拿走，如果公安局来看现场后认为是自杀，姚红风平浪静地被埋葬，那就万事大吉。如果公安局确认是他杀，我就移花接木，找个适当时机，把这个日记本放到姚成彬的屋------办公室或宿舍都行，我可以举报姚成彬，我也不提日记本。公安局的人接到举报，也一定会搜查他的屋，那就一定能找到这个日记本。有死者在日记本上的指认，更重要的是日记本就在他的屋子里，还有何可言？什么叫证据？这就是铁的证据呀！那姚成彬就死定了！
想到这里，薛冬生感到非常的得意，他甚至有点欣赏自己。他就把日记本装进衣兜，拿起靠在墙角的拖把，倒着走，把房间的地面全部拖了一遍，把拖把靠在桌边的墙上，关掉了房灯，听听外面没有什么动静，便退出了房间，轻轻地锁住了房门。
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薛冬生就起了床，他看外面没人，就把门前的走廊扫了一遍。然后，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大街，车后座上夹了一个袋子，里边装着两双球鞋、手套、帽子、B超片还有剪掉的绳子，准备找个地方扔掉，毁灭证据。他看到在街道的一个小吃摊前，停着一辆外地拉白菜的大货车，司机好像正在吃饭，他就趁司机不注意，把袋子扔到了大车的后车箱里。
第二天中午开饭时，薛冬生就带着日记本来到了姚成彬的办公室门前，可是，门是锁着的，他瞬间感到这是拿了个烫手的山芋。他想：这日记本放在姚红的桌子上就很不错了，公安局的人在勘查现场时一定能发现，然后，顺理成章，姚成彬就已经是重点怀疑对象了，我这是不是又一个画蛇添足呀！他感到很是懊恼。可只能面对现实，如果没有机会放到姚的办公室，我只能用下策------放到我科室------姚红的办公桌上的一堆资料报纸里了。
又一天下午，薛冬生趁姚成彬在齐行长的屋里开会的时候，把日记本装进裤兜，匆匆来到姚成彬的办公室，屋门正好没锁，屋里没有人，他就把日记本放到了桌子上最下边的那本《十月》杂志里。在拿放日记本的时候，他还都小心翼翼地戴着手套。
之后，薛成彬便不失时机时写了举报信，深夜塞进了指挥部的门缝里。
审讯仍在继续，薛冬生好像不甘心地问道：“我很想问个问题，你们怎么知道她是被人杀害的呀？”
晋明正和欧阳剑微笑着互相对视一下，示意欧阳剑回答。
欧阳剑说道：“能证明他杀的现象很多，我只简单的对你说三点：一是你勒死姚红后倒着走拖地时，把全部的鞋印都拖没有了，包括死者的鞋印。你想想：如果姚红是自杀，她把地拖完后，再回到管道下边的绳子跟前时，不也得留下鞋印吗。可现场除了抢救人的鞋印外，竟然没有一个人的鞋印，那只能说明是另一个人拖了地；二是你拖地毁灭物证的同时，又把真相告诉了我们：绳在和暖气管道磨擦时，会自然的掉落下一些细麻丝，你把这些细麻丝拖走了。姚红若是自杀，她总不会吊上自杀后再下来拖地，把这些细麻丝拖走吧？更重要的是尸体检验特征，自缢和勒死后吊起是大不一样的。当然还有，有的还涉及到侦查机密，我就不说了。”
“啊！我太自信了，我哪能想到这些、想到这些细节？我自以为就能瞒天过海了。”他悔恨不已，叹息不止。
“聪明误人。”晋副大队长道。
“那死者的日记本，放在姚成彬办公桌的杂志里，姚红在日记上又明明写着那天晚上看到的就是姚成彬，可你们不把他定成罪犯，怎么还是找到了我。”
晋明正和欧阳剑笑着对视了一下说道：“科学无情，事实无情。”
“这样也好。这作罢案虽然只有几天，我感到是过了几年，苦思瞑想、心惊胆战、恶梦连连、食之无味、悔恨交加等种种痛苦的滋味，每分钟我都在受着折磨。现在好了，我交待了，思想上没有包袱了，也就放松了。”
“说吧，作案后，你是如何想的？”晋明正接着问。
“我太粗心了，假如我把镙丝刀——这个该死的家伙也扔了，假如我7号晚上不取下手套，结局也许不会是这样。”
“还有当副行长的希望，是吧？薛冬生，假如7号晚上，在感觉姚红没有怀疑你时你就走出她的房间；假如你不去找姚红；假若你不去盗窃；假如你不心存妄想和不轨；假如你不戴着放大镜去看副行长这个位置......在每一个环节上你都有缩手的机会，你却都让欲望引领着放弃。”
“唉！这时候，我才想到了《红楼梦》里智通寺山门上的一副对联：眼前有路忘缩手，身后无径思回头。”
“一个人要按正常的努力工作去换取进步，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只有走光明大道，心无旁骛，才能走的长远，歪门邪道取得的利益总是暂时的、有时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晋副大队长说。
欧阳剑接着说：“你现在后悔没扔镙丝刀、取下了手套是吧。我告诉你：一个人，只要犯罪，他就得进入一定的空间，为实现他的犯罪目的，而又必须实施一系列的行为，这都会有意无意在现场留下蛛丝马迹，从而留下自己独有的印记。就你作的这三起案件，不仅是镙丝刀和你的指纹，还有一些科学的依据，能从多个侧面对你的犯罪进行印证，况且你在六天内作了三起大案呢？”
“薛冬生，你从始到终就是被副行长的位置迷惑了你的心灵，作了一系列害人害已的事，可至今你仍执迷不悟。你真可怜，看来你只有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或许那里还有一个银行副行长的空缺，带走！”晋明正说。
薛冬生已经交待完了，案件至此似乎已经全部破获。可还有重要的一环没有落实，那就是，他供述的匿藏赃款赃物的地址是否属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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