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种黄瓜
那年夏天，孙鸿晨家的后院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从国内带过来的黄瓜种子“天优一号”，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一株株黄瓜幼苗茁壮成长。孙鸿晨请人帮忙搭建了十几排比人还高的架子，我们在架子上牵满了绳子，让黄瓜蔓藤向上攀爬。七月上旬，蔓藤爬满了整个架子，黄瓜地就像是一片小树林，茂盛的绿叶里夹着星星点点的小黄花，在微风中翩翩起舞，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每天上午，我穿着长袖长裤，涂上高倍防晒霜，戴上遮阳帽、太阳镜和手套，全副武装完毕后，就到后院给黄瓜、香椿树、西红柿等蔬菜浇水。孙鸿晨再三提醒：“你浇水的时候，千万别把黄瓜藤上的小黄花弄掉了，一朵花就是一根黄瓜。”他还给我做浇水的示范。
后院成了我们最喜欢呆的地方，每天下午，他一回到家里，就立即带上草帽和手套，到后院黄瓜地里去拔草、施肥，把掉下来的蔓藤缠绕在架子上。我是一个好帮手，眼明手快动作利索，他干活的时候，我会给他递农具，还会用毛巾把他身边的蚊子赶走。休息的时候，他坐下喝茶，我就在草坪上起舞，《北风吹》、《我为亲人熬鸡汤》、《快乐的小战士》。
他边看边说：“妹妹要是能像你一样跳舞，那该多好。”
我说：“放心吧，我会慢慢教她的。”
那时，我们总是在后院里忙忙碌碌，就像回到了男耕女织的时代。我想，做农民这游戏是不错，可是只有当它是游戏的时候才会有趣，一旦成为日常生活，成为义务和责任，乐趣就消失了。我虽然当过两年知青，但是，有一年多的时间我都在县城中学当代课老师，还参加县里的宣传队排练和演出，很少下地干活，所以，许多农活我都不会干。
孙鸿晨说：“我的小母知青，你在农村那两年算是白干了，现在就到我这个小农场来好好学吧。”他接着说：“快给我讲讲你是怎样当知青的，有没有男生追你。”我们坐在后院的椅子上，听我回忆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我高中毕业后，就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幸好从那一年开始，国家下达了新政策，知青不再去边远落后的山区落户，而是到离家就近的农村接受再教育。建立知识青年集体农场，由城里的单位派带队干部，与农民代表共同管理知青农场，这个新政策避免了知青单独落户到边远山区带来的诸多问题。
我从小就没有离开过父母，如今我要从一个跳芭蕾、弹钢琴的女孩，转变成一名下乡的知识青年，这是我和我的家庭在短期内都无法接受的。我是白家的长女，父母即使有万般不舍，我们也得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我跟着我父亲机关单位的二十多位子女，到重庆巴县红卫区红卫公社落户，从SPB到那里需要乘车、转车、过长江，虽然车船费不到一元钱，但路途也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记得我们出发那天，二十多个知青和部分送行的家长在机关大院门口集合，单位的带队干部点名之后，大家就依次爬上一辆大货车，车的两侧拉着大红色条幅标语，左边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右边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汽车发动的那一刹那，车上车下的人全都哭了起来，我把头埋在母亲的肩上不愿往外看，在那片杂乱的噪声中，我听到了白洁和白云哭声，脑海里浮现出父亲向我挥手告别的身影。
当时，我们知青农场的集体宿舍还在修建中，大队部就把知青临时分配到农民家里暂住几个月。我被分到团山堡生产队的一个姓钟的木匠家里，钟家除了老两口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生产队中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我和母亲跟在迎接我们的钟家人后面，他们家的大儿子是一个体型高大的壮汉，眼睛有点斜视，他轻而易举地挑起我那几大箱行李，走在最前面。二女儿钟琪琳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大，中学毕业后就回家务农了，小妹妹钟琪玉正在读小学，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
我母亲问道：“你大哥是做什么的？”
钟琪琳回答：“他跟着我父亲学木匠。”
到达钟家后，我母亲与钟伯伯和钟妈在院坝里拉家常，我和琪琳同住，她带我走进那间屋，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口大棺材，我吓得拔腿就往外跑。
母亲见我面色苍白，忙问：“发生了什么事。”
“屋里有——有——棺材，我害怕。”我已经被吓得口齿不清了。
钟妈忙解释：“那棺材是我们为自己打的，里面装的全是粮食，你不要害怕。”
我朝着母亲直摇头，无论如何不愿意住进那间屋。
钟伯伯说：“我们不晓得城里知青怕棺材，那就把它放大哥屋里去就是了。”
我在钟家安顿下来，把政府供应给知青的粮食和从家里带来的副食品全部都交给了钟妈。每天早上，我和琪琳一起去生产队里挣工分，下午收工回到家里，钟妈已经为我烧好了洗澡水。晚饭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碗里是干饭，里面还有一个荷包蛋，而钟家人吃的是稀饭，顿时感到不好意思。
“钟妈，今后别再为我单独做饭了，我也跟你们吃一样的。”我说。
“这可不行，你把粮食交给我，总不能让你吃亏吧。”钟妈说。
后来我听白洁说，母亲送我到钟家之后，回家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全家人的心情都很低落。当天夜里，母亲放下张家大小姐的尊严，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位多年不往来的远房表弟。他叫张大明，当时是巴县副县长且分管知青工作。他以前是外公家的长工，因聪明勤快，干活利落，所以外婆很喜欢他，于是让他在银楼里跟着师傅学习制作金银首饰，外婆还教他记账算账，外公有空时也教他写毛笔字，练就了一手好书法。后来张家没落，张大明只得自谋出路，由于他家庭出身贫农，根红苗正，还有能写会算等技能，因此得到当地政府的重用，从此前途一片光明。
张大明很快就回了信，母亲从信中得知，几十年来，他从未忘记过张家的大恩大德。后来张副县长就来到我们公社视察工作，不久我就被派到巴县第十中学当代课老师。两年之后，我们知青场获得了第一批回城的两个名额，我是其中之一，我也明白，这都是我父亲和大明表舅共同努力的结果。
孙鸿晨感叹道：“你们家外公外婆积的德，回报到了你的身上。”
我说：“就是呀，我们都要行善积德，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情。”
盛夏，我们种的黄瓜丰收啦，平均每天就要摘一百多根黄瓜，孙鸿晨开心得合不拢嘴。周末孩子们回来，最喜欢到后院的黄瓜地里转悠，没有一根黄瓜能逃得过他们的法眼。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到地里摘黄瓜，然后用水将它们冲洗干净。我在电脑上做了一张表格，记录下七八两个月每天摘黄瓜的数量，那一串数字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这一天，孙鸿晨从黄瓜地里回来，双手背在身后，神秘兮兮地看着我，那表情有些古怪。
“你手里拿的啥东西？”我问。
他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作为前奏，摇身一变，一个超级大黄瓜出现在我眼前，它居然有胳膊那么粗大。
我大吃一惊：“你在哪儿找到的，这黄瓜居然躲过了我每天的巡查。”
他哈哈大笑，说道：“是呀，你简直是眼大漏神，勺大漏盆。”
如今，这个家随着我的到来充满了欢乐，生活的状态前所未有地呈现出一种清明、饱满、丰盈的景象，孙鸿晨不敢相信这一切的真实性。
他在自己的手背上使劲一掐，问道：“这是真的吗？”
“疼吗？”我问。
“疼！”他点头。
“哈哈哈！”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每天上午，我忙完农活之后，我就在后院平台上泡一壶红茶，手机里播放出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就躺在逍遥椅上，一边享受日光浴，一边欣赏这片我们亲手播种和浇灌的田园。黄瓜是最好的美容护肤品，我把黄瓜刮成薄片，贴在脸上当面膜，体验自己的劳动成果。孙鸿晨每天都会带上一大包黄瓜，分享给诊所的雇员和病人们。国内“天优一号”黄瓜与加拿大的品种不一样，这种黄瓜顶花带刺、香脆甘甜、入口即化，确实太好吃了。朋友们聚会，孙鸿晨家里的黄瓜是最受欢迎的。
后院成了我们最喜欢呆的地方，每天下午，他一回到家里，就立即带上草帽和手套，到后院黄瓜地里去拔草、施肥，把掉下来的蔓藤缠绕在架子上。我是一个好帮手，眼明手快动作利索，他干活的时候，我会给他递农具，还会用毛巾把他身边的蚊子赶走。休息的时候，他坐下喝茶，我就在草坪上起舞，《北风吹》、《我为亲人熬鸡汤》、《快乐的小战士》。
他边看边说：“妹妹要是能像你一样跳舞，那该多好。”
我说：“放心吧，我会慢慢教她的。”
那时，我们总是在后院里忙忙碌碌，就像回到了男耕女织的时代。我想，做农民这游戏是不错，可是只有当它是游戏的时候才会有趣，一旦成为日常生活，成为义务和责任，乐趣就消失了。我虽然当过两年知青，但是，有一年多的时间我都在县城中学当代课老师，还参加县里的宣传队排练和演出，很少下地干活，所以，许多农活我都不会干。
孙鸿晨说：“我的小母知青，你在农村那两年算是白干了，现在就到我这个小农场来好好学吧。”他接着说：“快给我讲讲你是怎样当知青的，有没有男生追你。”我们坐在后院的椅子上，听我回忆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我高中毕业后，就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幸好从那一年开始，国家下达了新政策，知青不再去边远落后的山区落户，而是到离家就近的农村接受再教育。建立知识青年集体农场，由城里的单位派带队干部，与农民代表共同管理知青农场，这个新政策避免了知青单独落户到边远山区带来的诸多问题。
我从小就没有离开过父母，如今我要从一个跳芭蕾、弹钢琴的女孩，转变成一名下乡的知识青年，这是我和我的家庭在短期内都无法接受的。我是白家的长女，父母即使有万般不舍，我们也得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我跟着我父亲机关单位的二十多位子女，到重庆巴县红卫区红卫公社落户，从SPB到那里需要乘车、转车、过长江，虽然车船费不到一元钱，但路途也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记得我们出发那天，二十多个知青和部分送行的家长在机关大院门口集合，单位的带队干部点名之后，大家就依次爬上一辆大货车，车的两侧拉着大红色条幅标语，左边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右边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汽车发动的那一刹那，车上车下的人全都哭了起来，我把头埋在母亲的肩上不愿往外看，在那片杂乱的噪声中，我听到了白洁和白云哭声，脑海里浮现出父亲向我挥手告别的身影。
当时，我们知青农场的集体宿舍还在修建中，大队部就把知青临时分配到农民家里暂住几个月。我被分到团山堡生产队的一个姓钟的木匠家里，钟家除了老两口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生产队中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我和母亲跟在迎接我们的钟家人后面，他们家的大儿子是一个体型高大的壮汉，眼睛有点斜视，他轻而易举地挑起我那几大箱行李，走在最前面。二女儿钟琪琳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大，中学毕业后就回家务农了，小妹妹钟琪玉正在读小学，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
我母亲问道：“你大哥是做什么的？”
钟琪琳回答：“他跟着我父亲学木匠。”
到达钟家后，我母亲与钟伯伯和钟妈在院坝里拉家常，我和琪琳同住，她带我走进那间屋，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口大棺材，我吓得拔腿就往外跑。
母亲见我面色苍白，忙问：“发生了什么事。”
“屋里有——有——棺材，我害怕。”我已经被吓得口齿不清了。
钟妈忙解释：“那棺材是我们为自己打的，里面装的全是粮食，你不要害怕。”
我朝着母亲直摇头，无论如何不愿意住进那间屋。
钟伯伯说：“我们不晓得城里知青怕棺材，那就把它放大哥屋里去就是了。”
我在钟家安顿下来，把政府供应给知青的粮食和从家里带来的副食品全部都交给了钟妈。每天早上，我和琪琳一起去生产队里挣工分，下午收工回到家里，钟妈已经为我烧好了洗澡水。晚饭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碗里是干饭，里面还有一个荷包蛋，而钟家人吃的是稀饭，顿时感到不好意思。
“钟妈，今后别再为我单独做饭了，我也跟你们吃一样的。”我说。
“这可不行，你把粮食交给我，总不能让你吃亏吧。”钟妈说。
后来我听白洁说，母亲送我到钟家之后，回家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全家人的心情都很低落。当天夜里，母亲放下张家大小姐的尊严，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位多年不往来的远房表弟。他叫张大明，当时是巴县副县长且分管知青工作。他以前是外公家的长工，因聪明勤快，干活利落，所以外婆很喜欢他，于是让他在银楼里跟着师傅学习制作金银首饰，外婆还教他记账算账，外公有空时也教他写毛笔字，练就了一手好书法。后来张家没落，张大明只得自谋出路，由于他家庭出身贫农，根红苗正，还有能写会算等技能，因此得到当地政府的重用，从此前途一片光明。
张大明很快就回了信，母亲从信中得知，几十年来，他从未忘记过张家的大恩大德。后来张副县长就来到我们公社视察工作，不久我就被派到巴县第十中学当代课老师。两年之后，我们知青场获得了第一批回城的两个名额，我是其中之一，我也明白，这都是我父亲和大明表舅共同努力的结果。
孙鸿晨感叹道：“你们家外公外婆积的德，回报到了你的身上。”
我说：“就是呀，我们都要行善积德，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情。”
盛夏，我们种的黄瓜丰收啦，平均每天就要摘一百多根黄瓜，孙鸿晨开心得合不拢嘴。周末孩子们回来，最喜欢到后院的黄瓜地里转悠，没有一根黄瓜能逃得过他们的法眼。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到地里摘黄瓜，然后用水将它们冲洗干净。我在电脑上做了一张表格，记录下七八两个月每天摘黄瓜的数量，那一串数字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这一天，孙鸿晨从黄瓜地里回来，双手背在身后，神秘兮兮地看着我，那表情有些古怪。
“你手里拿的啥东西？”我问。
他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作为前奏，摇身一变，一个超级大黄瓜出现在我眼前，它居然有胳膊那么粗大。
我大吃一惊：“你在哪儿找到的，这黄瓜居然躲过了我每天的巡查。”
他哈哈大笑，说道：“是呀，你简直是眼大漏神，勺大漏盆。”
如今，这个家随着我的到来充满了欢乐，生活的状态前所未有地呈现出一种清明、饱满、丰盈的景象，孙鸿晨不敢相信这一切的真实性。
他在自己的手背上使劲一掐，问道：“这是真的吗？”
“疼吗？”我问。
“疼！”他点头。
“哈哈哈！”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每天上午，我忙完农活之后，我就在后院平台上泡一壶红茶，手机里播放出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就躺在逍遥椅上，一边享受日光浴，一边欣赏这片我们亲手播种和浇灌的田园。黄瓜是最好的美容护肤品，我把黄瓜刮成薄片，贴在脸上当面膜，体验自己的劳动成果。孙鸿晨每天都会带上一大包黄瓜，分享给诊所的雇员和病人们。国内“天优一号”黄瓜与加拿大的品种不一样，这种黄瓜顶花带刺、香脆甘甜、入口即化，确实太好吃了。朋友们聚会，孙鸿晨家里的黄瓜是最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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