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4节
怀庆药栈让人砸了，霍元甲明白是冲着他来的。
“农先生！你看我连累你了。”
“不见得吧。再说了，和英雄交朋友也得有别于普通人吧！那么多人跟着你，为啥不跟着我？那是英雄众望所归！”
霍元甲觉得农劲荪说话不和庄稼人一样，自个干的那些事儿，就是打个抱不平。与农劲荪交往后，经常充耳英雄这英雄那。霍元甲说了句：
“我净绐你帮倒忙！”
农劲荪说：
“你救了那么多人命，我坏这点东西算个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明天你带人去买新的吧。”
马田说：
“这会儿时兴铜元，买这些东西得花不少钱。”
农劲荪说：
“买的起、买的起……前几年八国联军把天津抢了个净光，袁世凯来了弄出铜元来充市，天津的经济彻底完了。”
沈帐房说：
“听官府哩人私底下说，铸铜元让袁世凯赚大了，铜里掺进铅，都快成铅元了，成本很低，一块银元换一百块铜元，总铸币的利润袁世凯就赚了一半多。”
晚清经济史料显示：袁世凯接手天津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的哥哥袁世敦及袁世敦的妻弟张镇方二人，借袁世凯大权的荫蔽，在天津弄了个“筹款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一斤烟、酒征税十八文，一斤盐加价六文，只这两项，在天津一年就刮了二百万两白银。除这两项之外，还有在史料中没查到具体征收数据的“户口捐”、“自治捐”、“学堂捐”，“印花税”、“硝税”、“渔业税”等，这些名目到底收了多少钱，那就只有袁大人和他的兄弟们知道了。
社会的美妙是人的精彩演绎，像地方戏一样，各个地方都有，但不会相同，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江湖，那就更是不同了。
袁世凯兄弟鼓捣的这些苛捐杂税是咋收上来的，涉及各行各业，各种营商形式。列强开办的工矿企业除外，国人的商行、店铺、妓馆，小到地摊买卖，游走小贩，在天津，看看混混儿在袁大人的兄弟绐他们搭的这个戏台上，是咋着上演的吧。
霍元甲最初在天津城让人记住他的，正是与混混儿打的这种交道。
农民作家晨曲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小南河人，他写过《霍元甲》小说，对霍元甲的身世很了解，他在解释霍元甲的真实经历时，这样记叙道：
“光绪二十年(1894年)腊月，年关将近，霍元甲为了兑换点过年的钱，一连几天，他挑着柴火到天津卫去卖。那时，卫南洼的庄稼人日子过的很苦，农忙时种地，冬天农闲时，便弄一些农产品去天津卫变卖，以补充生活。卖柴是很多人都干的事，天津卫人口多，做饭取暖基本上都烧柴火，需要量很大。霍元甲挑着柴火，到天津卫西门外的西头弯子去卖。生意还未开张，便有几个混混儿前来干涉，向他要‘过肩钱’、‘地皮钱’。两个人没说上几句，就口角起来，一个强要，一个不给。混混儿习惯了欺人耍横，哪愿忍下这口气，骂骂咧咧地脱掉羊皮袄，朝霍元甲扑去，想用混混儿的看家本领——拼命，吓唬这个庄稼人。霍元甲见混混儿扑来，一搓步，闪在一旁，对方扑空，摔了个嘴啃泥。混混儿弄巧成拙，当众出丑，更加恼怒，飞起一脚朝霍元甲胸膛踢去。霍元甲纹丝不动，一伸手，便抓住了混混儿的脚脖子，往前一拉，向后一推，一撒手，混混儿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个混混儿爬起来，二话不说，一溜烟跑了。不大功夫，他找来了一帮同类，有十几个，各自拿着刀枪棍棒，前来报复。霍元甲见此阵势，抽出他挑柴的扁担，马步一站，等到那十几个人围上来，他左突右捅，前扫后抡，只听见一阵风声乎乎，混混儿手里的刀枪棍棒被打飞了不少。混混儿不敌霍元甲，又去叫人，一会，来了四十多名混混儿，把霍元甲团团围住，霍元甲把扁担往膝盖上一磕，折为两截，一手拿一截，迎战混混儿……”
这是甲午战争赔款、《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庚子赔款、袁世凯没来天津之前的事。时过境迁，此时，混混儿再收费，可不是收霍元甲那个时候的数目、价目了。
生意人来到天津这个大买卖场掏金，脚踏入后，不是被防不胜防的荆棘扎到，就是被脚下的揽绳绊倒。都是混混儿给他们制造的麻烦。混混儿随意加价加码乱收钱，他们有尚方宝剑，又有衙门这张大旗作虎皮。他们甚至成了名符其实的“官人”，替政府“执法”。
甲午战争后，大清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给列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这是洋人玩转的国际江湖；袁世凯主政天津后，他弄的铜元，他兄弟们弄的“筹款局”，这是大清国的江湖；混混儿堂而皇之的收钱，这是天津的江湖。江湖演绎的目的，其落脚点简单又明了，就是金钱、权利。钱与权这两个东西，是夫妻档，交合在一起，无法分离，闹离婚是钱权的平衡失常了，双方会去找更心仪的人，再交合在一起。双方对对方需求的强烈欲望永远无法分开，只能交合地越来越紧，最终变成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操纵江湖的把柄。社会再精彩粉呈、眼花缭乱，仍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幕后钱权合一的手柄操纵的。
常人看得见的是，快饿死的人卖孩子的钱，混混儿盖虎、陈七要拿去将近一半。常人看不见的是，盖虎、陈七拿去一半快饿死的人卖孩子的钱后，交到脚行，脚行再把混混儿收的快饿死的人卖孩子的钱一半上交到袁世凯兄弟的“筹款局”，一半自个闷下。
非常人都看不见的是，盖虎、陈七拿了人家快饿死的人卖孩子一半的钱，不交给脚行，自个拿着钱交到“蓝扇子”里找洋娘们去了。这就是江湖的玩法，看谁玩的精彩。这种精彩里头，让盖虎弄得与“黄面虎”扯上了。
混混儿的手一伸，不管你是谁，干的啥买卖，就得把钱交上，不交？要命还是要钱，自个看着办吧。
盖虎朝思暮想的“蓝扇子”，他向老鸨收钱吗，只可惜“蓝扇子”不在他的地盘上。
“筹款局”搁在天津，算是找对了地方，有混混儿这把好帮手，钱赶得他们像上紧了法条的偶人，没日没黑的奔着想着收钱。
袁世凯在天津刮了多少钱，史料上找不到答案，但从他在老家购买的土地来看，可略知一二。HEN省彰德府、汲县、辉县等地，袁世凯拥有良田四十多万亩，那才真叫田连阡陌！
眼下，农劲荪感到生意越来越难做，经营药栈还是按他父亲先前的套路干，从山区及江南运来中药材，在天津这个水旱码头向外批发，日复一日的这样做，获利很大。霍元甲的后人提起往事，都说霍元甲在天津讨生活时，在大药材商农劲荪那里干的时间较长。一句大药材商，道出了农劲荪生意的规模。但是，这种仅靠资本周转，买进卖出的生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是可以持续的，此时，大清的天已经变了。农劲荪是民族资本家，他的处境只能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袁世凯一类代表封建强权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个时候，农劲荪再像他父亲那样经商，不对路了。不想维持现状，要么投靠洋人，要么依附官僚。农劲荪是同盟会的人，他不会那样干，但生意还得做，这是一份家业，也是他在北方干革命的落脚点。农劲荪直接感到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压迫。这就不得不说说大清国的天是咋变的了。
“农先生！你看我连累你了。”
“不见得吧。再说了，和英雄交朋友也得有别于普通人吧！那么多人跟着你，为啥不跟着我？那是英雄众望所归！”
霍元甲觉得农劲荪说话不和庄稼人一样，自个干的那些事儿，就是打个抱不平。与农劲荪交往后，经常充耳英雄这英雄那。霍元甲说了句：
“我净绐你帮倒忙！”
农劲荪说：
“你救了那么多人命，我坏这点东西算个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明天你带人去买新的吧。”
马田说：
“这会儿时兴铜元，买这些东西得花不少钱。”
农劲荪说：
“买的起、买的起……前几年八国联军把天津抢了个净光，袁世凯来了弄出铜元来充市，天津的经济彻底完了。”
沈帐房说：
“听官府哩人私底下说，铸铜元让袁世凯赚大了，铜里掺进铅，都快成铅元了，成本很低，一块银元换一百块铜元，总铸币的利润袁世凯就赚了一半多。”
晚清经济史料显示：袁世凯接手天津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的哥哥袁世敦及袁世敦的妻弟张镇方二人，借袁世凯大权的荫蔽，在天津弄了个“筹款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一斤烟、酒征税十八文，一斤盐加价六文，只这两项，在天津一年就刮了二百万两白银。除这两项之外，还有在史料中没查到具体征收数据的“户口捐”、“自治捐”、“学堂捐”，“印花税”、“硝税”、“渔业税”等，这些名目到底收了多少钱，那就只有袁大人和他的兄弟们知道了。
社会的美妙是人的精彩演绎，像地方戏一样，各个地方都有，但不会相同，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江湖，那就更是不同了。
袁世凯兄弟鼓捣的这些苛捐杂税是咋收上来的，涉及各行各业，各种营商形式。列强开办的工矿企业除外，国人的商行、店铺、妓馆，小到地摊买卖，游走小贩，在天津，看看混混儿在袁大人的兄弟绐他们搭的这个戏台上，是咋着上演的吧。
霍元甲最初在天津城让人记住他的，正是与混混儿打的这种交道。
农民作家晨曲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小南河人，他写过《霍元甲》小说，对霍元甲的身世很了解，他在解释霍元甲的真实经历时，这样记叙道：
“光绪二十年(1894年)腊月，年关将近，霍元甲为了兑换点过年的钱，一连几天，他挑着柴火到天津卫去卖。那时，卫南洼的庄稼人日子过的很苦，农忙时种地，冬天农闲时，便弄一些农产品去天津卫变卖，以补充生活。卖柴是很多人都干的事，天津卫人口多，做饭取暖基本上都烧柴火，需要量很大。霍元甲挑着柴火，到天津卫西门外的西头弯子去卖。生意还未开张，便有几个混混儿前来干涉，向他要‘过肩钱’、‘地皮钱’。两个人没说上几句，就口角起来，一个强要，一个不给。混混儿习惯了欺人耍横，哪愿忍下这口气，骂骂咧咧地脱掉羊皮袄，朝霍元甲扑去，想用混混儿的看家本领——拼命，吓唬这个庄稼人。霍元甲见混混儿扑来，一搓步，闪在一旁，对方扑空，摔了个嘴啃泥。混混儿弄巧成拙，当众出丑，更加恼怒，飞起一脚朝霍元甲胸膛踢去。霍元甲纹丝不动，一伸手，便抓住了混混儿的脚脖子，往前一拉，向后一推，一撒手，混混儿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个混混儿爬起来，二话不说，一溜烟跑了。不大功夫，他找来了一帮同类，有十几个，各自拿着刀枪棍棒，前来报复。霍元甲见此阵势，抽出他挑柴的扁担，马步一站，等到那十几个人围上来，他左突右捅，前扫后抡，只听见一阵风声乎乎，混混儿手里的刀枪棍棒被打飞了不少。混混儿不敌霍元甲，又去叫人，一会，来了四十多名混混儿，把霍元甲团团围住，霍元甲把扁担往膝盖上一磕，折为两截，一手拿一截，迎战混混儿……”
这是甲午战争赔款、《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庚子赔款、袁世凯没来天津之前的事。时过境迁，此时，混混儿再收费，可不是收霍元甲那个时候的数目、价目了。
生意人来到天津这个大买卖场掏金，脚踏入后，不是被防不胜防的荆棘扎到，就是被脚下的揽绳绊倒。都是混混儿给他们制造的麻烦。混混儿随意加价加码乱收钱，他们有尚方宝剑，又有衙门这张大旗作虎皮。他们甚至成了名符其实的“官人”，替政府“执法”。
甲午战争后，大清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给列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这是洋人玩转的国际江湖；袁世凯主政天津后，他弄的铜元，他兄弟们弄的“筹款局”，这是大清国的江湖；混混儿堂而皇之的收钱，这是天津的江湖。江湖演绎的目的，其落脚点简单又明了，就是金钱、权利。钱与权这两个东西，是夫妻档，交合在一起，无法分离，闹离婚是钱权的平衡失常了，双方会去找更心仪的人，再交合在一起。双方对对方需求的强烈欲望永远无法分开，只能交合地越来越紧，最终变成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操纵江湖的把柄。社会再精彩粉呈、眼花缭乱，仍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幕后钱权合一的手柄操纵的。
常人看得见的是，快饿死的人卖孩子的钱，混混儿盖虎、陈七要拿去将近一半。常人看不见的是，盖虎、陈七拿去一半快饿死的人卖孩子的钱后，交到脚行，脚行再把混混儿收的快饿死的人卖孩子的钱一半上交到袁世凯兄弟的“筹款局”，一半自个闷下。
非常人都看不见的是，盖虎、陈七拿了人家快饿死的人卖孩子一半的钱，不交给脚行，自个拿着钱交到“蓝扇子”里找洋娘们去了。这就是江湖的玩法，看谁玩的精彩。这种精彩里头，让盖虎弄得与“黄面虎”扯上了。
混混儿的手一伸，不管你是谁，干的啥买卖，就得把钱交上，不交？要命还是要钱，自个看着办吧。
盖虎朝思暮想的“蓝扇子”，他向老鸨收钱吗，只可惜“蓝扇子”不在他的地盘上。
“筹款局”搁在天津，算是找对了地方，有混混儿这把好帮手，钱赶得他们像上紧了法条的偶人，没日没黑的奔着想着收钱。
袁世凯在天津刮了多少钱，史料上找不到答案，但从他在老家购买的土地来看，可略知一二。HEN省彰德府、汲县、辉县等地，袁世凯拥有良田四十多万亩，那才真叫田连阡陌！
眼下，农劲荪感到生意越来越难做，经营药栈还是按他父亲先前的套路干，从山区及江南运来中药材，在天津这个水旱码头向外批发，日复一日的这样做，获利很大。霍元甲的后人提起往事，都说霍元甲在天津讨生活时，在大药材商农劲荪那里干的时间较长。一句大药材商，道出了农劲荪生意的规模。但是，这种仅靠资本周转，买进卖出的生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是可以持续的，此时，大清的天已经变了。农劲荪是民族资本家，他的处境只能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袁世凯一类代表封建强权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个时候，农劲荪再像他父亲那样经商，不对路了。不想维持现状，要么投靠洋人，要么依附官僚。农劲荪是同盟会的人，他不会那样干，但生意还得做，这是一份家业，也是他在北方干革命的落脚点。农劲荪直接感到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压迫。这就不得不说说大清国的天是咋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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