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弯曲的路
道路弯曲不平又能怎么样，走在孤独无助的道路上，又能怎么样。明明知道前方的路充满着惧怕和危险，也挡不住我们勇往直前的心。
收拾行李的时候传过来的那句话是爸爸的老乡同学望向他弱弱的问的，自己已经被分到户籍地带中字头的银行系统工作，他则是被分到户籍地的财政系统工作。爸爸想了想，小时候的他们都穷怕了，不管去哪儿既然都跟钱有关，无所谓，于是很爽快的答应了。现在关键问题是，学校的分配文件已经出来了，如果要调整说容易也不容易，得提着罐头找人。既然答应了就得把这事办了，俩人商量后，决定到了晚上一人提一吊罐头找学校工作分配处的领导。过程也比较顺利，最后老乡同学顺利的去了自己心仪的中字头银行工作，爸爸也到了跟钱打交道的财政系统上班了。到户籍地报道后，他们几个人并没有接到具体的工作，所以领导安排他们就到当地政府招待所先住着吃着等具体工作的通知。
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省上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的通知》和批转财政部《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法》，开始建立乡镇财政，乡镇一级的财政所也就顺势诞生了。那时候乡镇逐步建全了七站八所，主要是农技站，林业站，农机站，畜牧兽医站，经管站，水利站，广播站；派出所，税务所，粮所，邮电所，供电所，民政所，司法所，还有之一的财政所。被分配的这几人终于等来来具体工作通知，计划分配至乡政府担任首批财政所所长的职务。爸爸被分到了ML乡政府建立ML乡财政所，说是建立，其实就他一个人负责。自妈妈爸爸“娃娃亲”后，尽管结婚仪式一直未办理，听妈妈讲后来也没办过，礼钱还一直欠着。等爸爸这边的工作一落实，正式要在一起生活就提上了议程。妈妈在此之前一直在娘家居住，但在农忙时节的时候一般都在爸爸家这边家干农活。
妈妈爸爸的双方父母当年按当地习俗为他俩订下了“娃娃亲”。当时承诺的礼钱也就百十来元，外加几尺花布就算把事情定了。听妈妈讲与她同龄的庄里孩子大多都都订了“娃娃亲”，刚开始也以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直到后来上学读书看报，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才知道“娃娃亲”是非法的。但按庄里的习俗，男女双方订下“娃娃亲”，若男方主动提出退婚，当初承诺女方的礼金和物品是不用退的，如果事先没给或没给全，是不用再给的；如果女方先提出退婚，要按现在订婚礼金倍数赔偿男方，这样一般吃亏的就是女方家。如果双方谈不妥，则交由族里辈份大的长辈处理。爸爸衣锦还乡，妈妈脸朝黄土背朝天，爷爷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啥要搞这样个没来由的门不当户不对的“娃娃亲”，爸爸这边已萌生出悔婚的种子。
读书的时候他俩因为在一个学校，知道我们定了“娃娃亲”的同学经常拿这件事开玩笑，但那时大家的思想还是比较封建的，他们见面从来也不打招呼，也不说话。妈妈读书那会儿也算是比较调皮的一个，爸爸身材弱小比较腼腆。小学毕业后，妈妈的读书生涯也就就此止住，小小年纪一生便回头到家只能做农民，爸爸顺利的到了乡里初中继续读书。他们的交集越来越少，只有在春节时，长假的时候才会见上一面，但彼此之间还是几乎互不说话，直到后来高考结束，爸爸去了省城读大学，妈妈依然当着农民。等到快毕业的时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双方都20岁过了的人了，况且亲事都订好了，也不能无限期地拖着。但是爷爷这边出现了抗拒心理，总是觉得妈妈家已经配不上他们家了，采用拖延的战术，等一阵再说。表面拖延实际爷爷也马不停蹄的督促爸爸抓紧找门当户对的姑娘，尽快把妈妈甩掉。后来听妈妈讲，二大爷对他们的这滑稽操作嗤之以鼻，接二连三的教妈妈去ML乡找爸爸去。
在妈妈不断的骚扰下，大院里多数人都知道了她是爸爸的媳妇，每次到院子里沟，爸爸的同事都会开玩笑道，“呦～师傅，您婆娘又来找你啦，这会儿在你给你洗床单呢……”，时间一长后爸爸也习惯了这种生活，最终放弃了挣扎，他俩于80年代末生活了在了一起。有一次我翻开他俩的结婚证，俩人的照片竟然是裁剪后拼粘在一起的，粘贴处还不整齐，一看就是爸爸自己弄的。80年代的结婚证书统一由省市人民政府印制或监制，一般封面为大红色，证书为对开，内页贴有结婚双方的合影照片，也没有钢印，大队开完《登记介绍信》后盖章签完字拿到乡政府就可以办理，爸爸在乡镇府，他拿着胶水粘着弄一下，《结婚证》就算给办完了，1989年8月生的我。结婚以后的妈妈爸爸开始考虑他们的未来，明天怎么干？干什么？这个目标一定要明确。经过多方权衡，妈妈依然决定跟爸爸一起留在ML乡，在这里既没地，也没房的他俩又能折腾什么花样来？按照爸爸想法，干脆到街上去摆摊做点小生意，既不要地也不要房，而且他工作之余还能帮着照应，再怎么弄都比当农民强。于是在他俩的辛勤努力下，街上最早一批摊子摆起来了后来的商店也开起来了。妈妈四年后生了妹妹，再四年后生了弟弟。妈妈爸爸31年的婚姻生活，绝非我的三言两语就能够写得明白清楚，妈妈爸爸一起跨过了婚姻的锡婚、水晶婚、瓷婚、银婚、珍珠婚……时至今日，她的孩子们也圆了她当年的大学梦。
收拾行李的时候传过来的那句话是爸爸的老乡同学望向他弱弱的问的，自己已经被分到户籍地带中字头的银行系统工作，他则是被分到户籍地的财政系统工作。爸爸想了想，小时候的他们都穷怕了，不管去哪儿既然都跟钱有关，无所谓，于是很爽快的答应了。现在关键问题是，学校的分配文件已经出来了，如果要调整说容易也不容易，得提着罐头找人。既然答应了就得把这事办了，俩人商量后，决定到了晚上一人提一吊罐头找学校工作分配处的领导。过程也比较顺利，最后老乡同学顺利的去了自己心仪的中字头银行工作，爸爸也到了跟钱打交道的财政系统上班了。到户籍地报道后，他们几个人并没有接到具体的工作，所以领导安排他们就到当地政府招待所先住着吃着等具体工作的通知。
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省上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的通知》和批转财政部《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法》，开始建立乡镇财政，乡镇一级的财政所也就顺势诞生了。那时候乡镇逐步建全了七站八所，主要是农技站，林业站，农机站，畜牧兽医站，经管站，水利站，广播站；派出所，税务所，粮所，邮电所，供电所，民政所，司法所，还有之一的财政所。被分配的这几人终于等来来具体工作通知，计划分配至乡政府担任首批财政所所长的职务。爸爸被分到了ML乡政府建立ML乡财政所，说是建立，其实就他一个人负责。自妈妈爸爸“娃娃亲”后，尽管结婚仪式一直未办理，听妈妈讲后来也没办过，礼钱还一直欠着。等爸爸这边的工作一落实，正式要在一起生活就提上了议程。妈妈在此之前一直在娘家居住，但在农忙时节的时候一般都在爸爸家这边家干农活。
妈妈爸爸的双方父母当年按当地习俗为他俩订下了“娃娃亲”。当时承诺的礼钱也就百十来元，外加几尺花布就算把事情定了。听妈妈讲与她同龄的庄里孩子大多都都订了“娃娃亲”，刚开始也以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直到后来上学读书看报，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才知道“娃娃亲”是非法的。但按庄里的习俗，男女双方订下“娃娃亲”，若男方主动提出退婚，当初承诺女方的礼金和物品是不用退的，如果事先没给或没给全，是不用再给的；如果女方先提出退婚，要按现在订婚礼金倍数赔偿男方，这样一般吃亏的就是女方家。如果双方谈不妥，则交由族里辈份大的长辈处理。爸爸衣锦还乡，妈妈脸朝黄土背朝天，爷爷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啥要搞这样个没来由的门不当户不对的“娃娃亲”，爸爸这边已萌生出悔婚的种子。
读书的时候他俩因为在一个学校，知道我们定了“娃娃亲”的同学经常拿这件事开玩笑，但那时大家的思想还是比较封建的，他们见面从来也不打招呼，也不说话。妈妈读书那会儿也算是比较调皮的一个，爸爸身材弱小比较腼腆。小学毕业后，妈妈的读书生涯也就就此止住，小小年纪一生便回头到家只能做农民，爸爸顺利的到了乡里初中继续读书。他们的交集越来越少，只有在春节时，长假的时候才会见上一面，但彼此之间还是几乎互不说话，直到后来高考结束，爸爸去了省城读大学，妈妈依然当着农民。等到快毕业的时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双方都20岁过了的人了，况且亲事都订好了，也不能无限期地拖着。但是爷爷这边出现了抗拒心理，总是觉得妈妈家已经配不上他们家了，采用拖延的战术，等一阵再说。表面拖延实际爷爷也马不停蹄的督促爸爸抓紧找门当户对的姑娘，尽快把妈妈甩掉。后来听妈妈讲，二大爷对他们的这滑稽操作嗤之以鼻，接二连三的教妈妈去ML乡找爸爸去。
在妈妈不断的骚扰下，大院里多数人都知道了她是爸爸的媳妇，每次到院子里沟，爸爸的同事都会开玩笑道，“呦～师傅，您婆娘又来找你啦，这会儿在你给你洗床单呢……”，时间一长后爸爸也习惯了这种生活，最终放弃了挣扎，他俩于80年代末生活了在了一起。有一次我翻开他俩的结婚证，俩人的照片竟然是裁剪后拼粘在一起的，粘贴处还不整齐，一看就是爸爸自己弄的。80年代的结婚证书统一由省市人民政府印制或监制，一般封面为大红色，证书为对开，内页贴有结婚双方的合影照片，也没有钢印，大队开完《登记介绍信》后盖章签完字拿到乡政府就可以办理，爸爸在乡镇府，他拿着胶水粘着弄一下，《结婚证》就算给办完了，1989年8月生的我。结婚以后的妈妈爸爸开始考虑他们的未来，明天怎么干？干什么？这个目标一定要明确。经过多方权衡，妈妈依然决定跟爸爸一起留在ML乡，在这里既没地，也没房的他俩又能折腾什么花样来？按照爸爸想法，干脆到街上去摆摊做点小生意，既不要地也不要房，而且他工作之余还能帮着照应，再怎么弄都比当农民强。于是在他俩的辛勤努力下，街上最早一批摊子摆起来了后来的商店也开起来了。妈妈四年后生了妹妹，再四年后生了弟弟。妈妈爸爸31年的婚姻生活，绝非我的三言两语就能够写得明白清楚，妈妈爸爸一起跨过了婚姻的锡婚、水晶婚、瓷婚、银婚、珍珠婚……时至今日，她的孩子们也圆了她当年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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