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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卿本下苦人

    中午或下午放学后,当其他同学悠闲自得地闲聊或神闲气定地写作业时,我总在讲台上、在巷道里一遍遍追问:谁没交历史作业?谁没交地理作业?物理作业还差两本,是谁?是谁?没交政治作业的举手?没交作文的举手……

    有时会有一两个同学翻翻书包,慌不迭的补交遗忘的作业。大多数情况下,没谁理会我的望眼欲穿。只有白露默默帮我把本子重新发到课桌上,再一本本收起来,用这种办法查出未交作业的同学,一一写在纸条上,夹在第一本作业里。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著名的诗用在刘景田和白露之间,不知恰当不恰当。多少年过去了,一想到初一一班班长,想到刘景田和白露的时候,这句诗常常跳出来。

    我、白露与刘景田的“初见”很长,也没有诗情画意。从来没有。就算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也只多了点伤怀和沧桑。

    从初一第一学期中期考试,到初二第一学期中期考试前,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白露、我、刘景田之间的距离,几乎静止不动。真正一成不变的,也许只有白露。初一四次大考,白露得了无数个第一。数学全班第一,全级第一;英语全班第一,全级第一……总成绩全班第一,全级第一。无论单科还是综合成绩,刘景田最好的成绩永远是第二,全班第二,全级第二。

    作为学习委员的我,成绩一直徘徊在全班三十名、全级一百名上下,实在扛不起学习模范的大旗,无上光荣的学习委员一职,被我干成了抱本子的苦力。

    苦力也罢,这个职位还一天天的艰难起来,显现出我难以胜任的苗头。随着班级人数的增长,作业本分量越来越重,我的力气却不见长。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到了青春发育期,见风就长。不太妙的是,我和班里其他女同学相比,个头倒像缩了似的。

    我妈也很担心,疑心我身体有毛病,催着我爸带我去县医院做了三次钡餐透视。检查结果当然全都健康。我妈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又说她前几天见着我小学的某某同学了,蹬着辆自行车到处收麦辫,自行车后座上驮着的麦辫捆跟座山似的。

    “你那同学叫啥?小红?咋越长越像电影里的铁梅,看起来能顶你两个,真个和你一搭念过书?”过了好几天,我妈还念叨能分我两个的女同学。

    虽然医院说我很健康,没毛病,我妈还是不放心。星期天一大早,把菜摊子交给我爸,领着我走了很长的路,在南巷子深处,找到一位老郎中。那白胡子老头儿仪表不凡,一看就不是凡人,像画里的老神仙或老郎中。老人家翻翻我的眼皮,又让我龇牙他看,最后跟我妈说,没啥毛病,多吃饭,少干力气活儿。说着还很意味深长的看了我妈一眼,好像我妈是后妈似的。我知道老中医的意思,我们这儿流传一种说法:挣老了!说是长身材的娃,也就是青春发育期的娃,若是干太重的活儿,劳累过度个儿就长不高。

    少干力气活儿?我干力气活儿了吗?我和我妈对视一眼,充满无限疑惑。关于力气活儿,我至今认为,那仅仅包括背麦子、拉抬杆等挑战一个人极限的重体力农活。而像我经常干的拔草、拾洋芋、撒种子等,那根本不算力气活儿。

    我的个头有点矮,其实我在小学时就有所觉察。不过,对于一个小学女生来说,小个子的优势远大于劣势——个子小,肯定年龄小;年龄小,肯定因为没留级;没留级,肯定因为学习好……。由于小学普遍留级,不少女生在小学高年级就已进入青春期,有了大姑娘的样儿。她们的眼眸亮亮的,样子文文静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有时还会偷偷抹上她姐姐或她妈妈的渗发油。个别长得出众的女同学,早早就定下了婆家,都是方圆几十里家道殷实的好人家。记得我最漂亮的女同学的婆家是做木匠的,只要谁有意无意提到“木匠”二字,她就会发脾气,有时还会哭。有时候她自己又把话题往那上头扯,真是奇怪。这样的女同学在毕业班复读两三年后,大多还是考不上初中,捧张小学毕业证就安安静静回家了。个别考上初中的“大姑娘”,有的勉强读完初中,拿张初中毕业证,招工的、嫁人的、外出打工的,看着已很像个人物。有的不等到初中毕业就辍学,成家立业去了。

    那个时候的小学,就是那些淘气、顽皮、爱胡闹的娃娃的天下。那些很乖的很懂事的好学生,不过像是还没长大的小大人,他们和提前发育的女生,不得不忍受着小孩儿们从低处射过来的好奇和疑惑,忍受老师平射过来的轻视和尴尬。不管在马家巷子还是一小,我对自己矮胖结实的外貌虽然谈不上满意,肯定从没自惭形秽过。

    凤仪一中初一一班最初的五十名学生中,女生只有8名,白露个头最小,我属于中间。还有两三个女同学高我一头半头的,个头高,也只是高点,似乎没有别的本质区别,就算比我文静、懂事点,也还是毛毛草草的娃娃。可是,转眼间,她们几乎都有了大姑娘的样子:眼睛亮亮的,头发梳得光光的,在男同学面前特别矜持,特别友善。她们用很遥远的目光看我和白露,好像看外星生物似的,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到。

    女同学一个个有了大姑娘气象,和我、和白露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人,她们不怎么跟我和白露说话。到非说不可的时候,她们也会不约而同的用一种很不自然的热情和亲切,巧妙地拉开距离。她们比较会玩,每隔一段时间会兴起一种小玩意,兴起一种新花样。

    有一段时间,流行玩玻璃绳,用色彩鲜艳的玻璃绳编成式样复杂的镯子、戒指。每个人手腕上都戴着,上课时使劲掩藏在长短不一的衣袖里,课间又捋出来玩,互相交换着戴。每年端午节前一个月,都会流行起缠粽子、灌针罐。用彩线在硬纸折成的粽子上缠除繁复耀眼的花纹,在竹筒上用白线做经线,彩线织成繁杂的图案,比最复杂的几何题目还复杂,她们竟然都能记住。当她们每个人手腕上都戴了这种玻璃绳的镯子时,她们忽然又不玩了,开始流行折纸来。一张纸,这样翻过来翻过去,就成了一只竖着小耳朵的天灯,“噗”的吹一口气,圆鼓鼓的仿佛真能飞起来。又那样翻来翻去几下,就是一只尖嘴大耳朵的狐狸。我请一个脸色红扑扑的、看起来脾气很好的女同学教我,她很耐心的教我折了一遍又一遍,虽然没人家折的那样活灵活现,可看着总是天灯或狐狸。

    长成大姑娘的女同学,并不都像红扑扑脸蛋的女同学那样友好。很多时候,即使我请求她们帮忙,她们也会用高冷的神情断然拒绝。但是对于白露就不一样,只要白露跟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提出要求,她们都会毫无迟疑的、不事声张的答应下来。因为白露长得像一个漂亮的洋娃娃,她们才不忍拒绝她吗?

    直到初一第二学期,我才找到了原因:她们经常需要白露的帮助。她们对待功课和她们玩耍时一样,很讲究步调一致,整齐划一。每次交作业前,都要悄悄“订对”答案,对于不一致的,要以白露的答案为最终结果。因此,她们的作业本上几乎都是“优”“甲”“A+”,她们的作业本几乎无一例外的干净整洁,再加上满纸面的红色对号,看着很是爽心悦目。哪像我的作业,涂涂改改也罢,红色的叉号常常出现。回头想想,徐良老师竟然容忍我这样的一个学习委员,还一当就是三年,真是匪夷所思。

    就算女同学们离不开白露的作业,她们也不会完全听从白露的请求,帮我们把本子抱到老师办公室,至多放在老师门前的窗台上,还要我或白露提前打探,保证不被老师看见。

    抱本子的事,靠天靠地靠爹靠娘靠同学都靠不住,只能靠我自己和白露。在女同学“噌噌噌”长个子的时候,我和白露的个头好像也微微长了长,力气也有所增加,但还是比不过作业本的增幅。中期考试前后,几门主课的作业大都开始写第二个本子,为了检查和复习方便,老师都要求把新旧作业本用粗白线装订起来。这样,作业本的高度和厚度陡然翻倍。那样高高的一摞,好不容易摞整齐,我和白露两人,拼全力抱上,没走几步,作业本就要七拧八歪、争先恐后地演示地球引力的威力。

    当作业本散落一地、很多双眼睛看过来、我和白露张皇无助的时候,一双修长有力的手,以不可思议的迅捷捡起本子,转眼就整理成整整齐齐一摞,乖乖的夹在他双臂间,送往老师办公室或教室。

    那双手,是刘景田的。

    地球引力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这样的情景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