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甩手才逍遥
想了好久，我决定辞去学习委员。
若这是个荣誉的话，我和第一名白露之间还隔着很多同学，任何一个同学都有资格当这个学习委员；若这不是荣誉，只是苦力的话，那也该轮流当。
还没等我开口，在下一次的班会上，徐良老师主动提出了解决办法：让四个小组长直接负责收交、发放作业。
“至于学习委员，”徐老师用一种轻快的声调说，“负责监督、提醒组长，做一个认真学习的表率。”
“徐良徐良，真个优良！”一阵狂喜，同学们赐予徐老师的攻击系口号，在我心里自动修改成赞歌，自动快速播放N次。我猛的抬起头，大约是本能地想给老师一个最感激的注目礼，却看见白露转过头来，大眼睛朝我一闪。
卸下收交作业的重担，我并没有享受到想象中的轻松自在。初二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成绩滑到了全级二百零二名。站在二百零二名的台阶上，仰头往前一看，前二百名同学（白露我就从来没算在平常人里面），一个个摩拳擦掌，如狼似虎，你马山香凭什么和人家争？往后一看，三四百聪明伶俐精明强干的同学，也还没我考得多。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
白露依旧是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拉开了将近100分的鸿沟。白露的总分比我高出将近200分，这个分数差，简直是天上人间的距离。
我不在乎，白露也不在乎。
我不在乎，可能是因为我有点傻，徐良老师的原话：“马山香，二兴兴。”我们的方言中，“山”的读音和“三”一样，徐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把“山”和“二”读得很重，他这样一说，同学们准笑，我也跟着笑。我一笑，同学们笑得更开心。
白露不在乎，就因为她不在乎。白露在乎的是什么呢？就算让我可以预支未来三十年的智慧和阅历，我还是不明白。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白露很在乎我——马山香——一个其貌不扬、浑身毛病的初中女生。
不抱作业以后，我渐渐发现，除了作业和成绩，初中校园中还有别的更有意思的事。比如，班里、学校里很多离家远的同学从来不吃中午饭，或者说他们的中午饭就是一个坚硬的玉米面饼子或一啃一个白色牙印儿的黄棕色的玉米面节节。女同学的中午饭都在书包里，装在一个专用的小小的布口袋里，或用一块发黄的蒸笼布包着。男同学大多有个专门的、背在外面的干粮袋，那袋多半是他们小学时用过的书包，花花绿绿、缝缝补补的，里面疙疙瘩瘩装着各种应时的干粮。所谓应时，就是春天的时候会装几顿苜蓿焪面、苜蓿馍馍，秋天的时候，经常会塞一两根煮玉米，一把浓绿的葱叶。煮洋芋、玉面面节节或碗簸簸（用碗定型、铁锅烤制的玉米面馍馍）一年四季都会出现在同学们的书包里或干粮袋里。此外，五月五的时候，会有喧腾腾的白面烙的花馍馍，八月十五的时候教室里会飘着胡麻油饼的香味。不过，并不是每个同学在端午节或中秋节能吃上花馍馍和油饼。
学校里有专门的开水灶，中午免费供应一个小时的开水。中午放学以后，当城区的同学一身轻松的回家吃饭的时候，留在校园里的同学会从他们各自的桌框里摸出一个搪瓷缸子，去灶上打一杯开水，然后小心翼翼地端到教室，一边啃馍馍，一边喝。
有的同学还带着把小勺子，带小勺子的都还带着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熟面，相当于如今很流行的牛骨髓茶的基础版，只是我从未从同学们的炒面糊儿里闻到过牛骨髓或牛油以及任何蛋白质的香味。熟麦面被滚热的开水一烫，闻着还是很香。
对于城郊同学的午饭情况，我原本一无所知，当他们留在学校吃简陋或稀奇的自带午餐时，我也急急忙忙跑回家吃我妈为我准备的午饭了。上初二后，班主任徐老师调整了打扫除制度，由一组一组的集体打扫变为了责任到人的承包制，这样的一改革，每天中午上课前尘土飞扬、轰轰烈烈、七手八脚的卫生大扫除就变为由一两个人静悄悄提前打扫，每次打扫时间长，但轮流打扫的间隔也很长，是一次成功的、深受同学们拥护的改革。这样一来，我必须牢记我值日的日期和地段，因为漏扫一次，生活委员会毫不留情地记一笔，然后在德育积分表上减掉一分。徐老师说了，德育积分低于八十分的话，那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坏分子。
每天值日的同学，不管是郊区的还县城的，必须在中午上课前打扫完卫生。我和白露自愿组合，成为互助组，轮到我们值日时，等我们急急忙忙吃完午饭赶到教室，卫生早打扫干净了。
起初，我以为是谁记错了日子，心里偷偷乐，占便宜了嘛。次数多了，发现这事儿不那么简单。谁会代我们扫卫生呢？准确说，是代白露。白露学习最好，个头最小，还最好看，这些理由都是别人帮她做任何事的理由和原因。这个道理，是我在很多年以后才明白的。白露学习好，这对别人有帮助，比如那些越来越像大姑娘的女同学，她们非得要作业本上的一个个“优”或“好”时，就非得跟白露订正答案不可。白露个头小，干不动活儿，心眼好的、大点的同学帮她也是应该的。至于白露好看不好看，那关谁什么事呢？
总之，不管是谁，不管冲着什么理由帮白露值日，不用我动手扫地，那就是好事。我虽然很爱跟着我爸我妈到田里干活，从来不怕风吹日晒，不怕土糙汗湿。但是我不喜欢扫地，我讨厌把密密麻麻的凳子架到桌面上，就像尕把式庄稼人马马虎虎割过的麦茬地。然后，我得钻到这些凳子腿的森林中去，从散发着腥味、臭味、霉味以及说不出什么味儿的怪味座位下一一扫出尘土和纸屑。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有尘土夹带着各种怪味儿直冲你的口鼻而来。
事实总会教育你：只要是便宜，不管是大小都不能随便占。
我很快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帮我们扫地的，是班长刘景田。我长长舒一口气，觉得自己还是有点笨，应该早想到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谁让他是班长呢。并且，这是有先例的，他不是帮我们抱了很长时间的作业嘛。虽然有过小纸条以及河堤上那些不大愉快的事，但那些事，很可能是短路或者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异常现象吧。选择忽略和遗忘才是，并且我相信刘景田也早已忽略和遗忘。那样的事都记在心里，还怎么当班长，还怎么活？宰相肚里能撑船嘛。
除了打扫卫生，诸如擦黑板等这些琐事，刘景田一概代劳。习惯成自然，不知不觉间，我在凤仪一中83级尖子班中拥有了一种微妙的特权，过上了相对懒散、轻松的日子。我把这种日子当做我当了一年半抱作业苦力的报偿，当做作为全级第一名白露好朋友的恩遇。
这种优越的心理，让我更加愚蠢，迟钝，丝毫感觉不到危险的来临。
我从来没留意过班长刘景田除了帮我和白露值日外，还帮不帮别的同学。他帮我们做值日，是出于热爱劳动还是出于对弱小同学的帮助，或者根本是因为不放心我们扫卫生，就像徐老师批评的一样：“马山香，你这是给老爷画胡子呢还是扫地呢？”
也许这两个原因都有那么一点，如果我当时能意识到那么一点，可能情形就会稍微好点。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知道命运是如何安排的呢。
总之，我一天天的飘起来。除了不把值日放在心上，还开始偶尔迟到，还开始看课外书，连环话本、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逮着什么看什么。我的“书面”——老师对作业整洁度的独特说法——还是乱七八糟，并且也不再坚持独立完成作业。为了省事，一遇到难题，只要我站起身，伸长脖子，就能看到白露的作业。这样，花半个小时的题目，我不到十分钟就能完成，正确率还大大提高。对于刘景田，我的态度也大为转变，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得了人家的帮助，总要给个好脸色嘛。虽然是他自愿的，虽然人家是冲着全级第一名的。
若这是个荣誉的话，我和第一名白露之间还隔着很多同学，任何一个同学都有资格当这个学习委员；若这不是荣誉，只是苦力的话，那也该轮流当。
还没等我开口，在下一次的班会上，徐良老师主动提出了解决办法：让四个小组长直接负责收交、发放作业。
“至于学习委员，”徐老师用一种轻快的声调说，“负责监督、提醒组长，做一个认真学习的表率。”
“徐良徐良，真个优良！”一阵狂喜，同学们赐予徐老师的攻击系口号，在我心里自动修改成赞歌，自动快速播放N次。我猛的抬起头，大约是本能地想给老师一个最感激的注目礼，却看见白露转过头来，大眼睛朝我一闪。
卸下收交作业的重担，我并没有享受到想象中的轻松自在。初二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成绩滑到了全级二百零二名。站在二百零二名的台阶上，仰头往前一看，前二百名同学（白露我就从来没算在平常人里面），一个个摩拳擦掌，如狼似虎，你马山香凭什么和人家争？往后一看，三四百聪明伶俐精明强干的同学，也还没我考得多。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
白露依旧是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拉开了将近100分的鸿沟。白露的总分比我高出将近200分，这个分数差，简直是天上人间的距离。
我不在乎，白露也不在乎。
我不在乎，可能是因为我有点傻，徐良老师的原话：“马山香，二兴兴。”我们的方言中，“山”的读音和“三”一样，徐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把“山”和“二”读得很重，他这样一说，同学们准笑，我也跟着笑。我一笑，同学们笑得更开心。
白露不在乎，就因为她不在乎。白露在乎的是什么呢？就算让我可以预支未来三十年的智慧和阅历，我还是不明白。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白露很在乎我——马山香——一个其貌不扬、浑身毛病的初中女生。
不抱作业以后，我渐渐发现，除了作业和成绩，初中校园中还有别的更有意思的事。比如，班里、学校里很多离家远的同学从来不吃中午饭，或者说他们的中午饭就是一个坚硬的玉米面饼子或一啃一个白色牙印儿的黄棕色的玉米面节节。女同学的中午饭都在书包里，装在一个专用的小小的布口袋里，或用一块发黄的蒸笼布包着。男同学大多有个专门的、背在外面的干粮袋，那袋多半是他们小学时用过的书包，花花绿绿、缝缝补补的，里面疙疙瘩瘩装着各种应时的干粮。所谓应时，就是春天的时候会装几顿苜蓿焪面、苜蓿馍馍，秋天的时候，经常会塞一两根煮玉米，一把浓绿的葱叶。煮洋芋、玉面面节节或碗簸簸（用碗定型、铁锅烤制的玉米面馍馍）一年四季都会出现在同学们的书包里或干粮袋里。此外，五月五的时候，会有喧腾腾的白面烙的花馍馍，八月十五的时候教室里会飘着胡麻油饼的香味。不过，并不是每个同学在端午节或中秋节能吃上花馍馍和油饼。
学校里有专门的开水灶，中午免费供应一个小时的开水。中午放学以后，当城区的同学一身轻松的回家吃饭的时候，留在校园里的同学会从他们各自的桌框里摸出一个搪瓷缸子，去灶上打一杯开水，然后小心翼翼地端到教室，一边啃馍馍，一边喝。
有的同学还带着把小勺子，带小勺子的都还带着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熟面，相当于如今很流行的牛骨髓茶的基础版，只是我从未从同学们的炒面糊儿里闻到过牛骨髓或牛油以及任何蛋白质的香味。熟麦面被滚热的开水一烫，闻着还是很香。
对于城郊同学的午饭情况，我原本一无所知，当他们留在学校吃简陋或稀奇的自带午餐时，我也急急忙忙跑回家吃我妈为我准备的午饭了。上初二后，班主任徐老师调整了打扫除制度，由一组一组的集体打扫变为了责任到人的承包制，这样的一改革，每天中午上课前尘土飞扬、轰轰烈烈、七手八脚的卫生大扫除就变为由一两个人静悄悄提前打扫，每次打扫时间长，但轮流打扫的间隔也很长，是一次成功的、深受同学们拥护的改革。这样一来，我必须牢记我值日的日期和地段，因为漏扫一次，生活委员会毫不留情地记一笔，然后在德育积分表上减掉一分。徐老师说了，德育积分低于八十分的话，那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坏分子。
每天值日的同学，不管是郊区的还县城的，必须在中午上课前打扫完卫生。我和白露自愿组合，成为互助组，轮到我们值日时，等我们急急忙忙吃完午饭赶到教室，卫生早打扫干净了。
起初，我以为是谁记错了日子，心里偷偷乐，占便宜了嘛。次数多了，发现这事儿不那么简单。谁会代我们扫卫生呢？准确说，是代白露。白露学习最好，个头最小，还最好看，这些理由都是别人帮她做任何事的理由和原因。这个道理，是我在很多年以后才明白的。白露学习好，这对别人有帮助，比如那些越来越像大姑娘的女同学，她们非得要作业本上的一个个“优”或“好”时，就非得跟白露订正答案不可。白露个头小，干不动活儿，心眼好的、大点的同学帮她也是应该的。至于白露好看不好看，那关谁什么事呢？
总之，不管是谁，不管冲着什么理由帮白露值日，不用我动手扫地，那就是好事。我虽然很爱跟着我爸我妈到田里干活，从来不怕风吹日晒，不怕土糙汗湿。但是我不喜欢扫地，我讨厌把密密麻麻的凳子架到桌面上，就像尕把式庄稼人马马虎虎割过的麦茬地。然后，我得钻到这些凳子腿的森林中去，从散发着腥味、臭味、霉味以及说不出什么味儿的怪味座位下一一扫出尘土和纸屑。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有尘土夹带着各种怪味儿直冲你的口鼻而来。
事实总会教育你：只要是便宜，不管是大小都不能随便占。
我很快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帮我们扫地的，是班长刘景田。我长长舒一口气，觉得自己还是有点笨，应该早想到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谁让他是班长呢。并且，这是有先例的，他不是帮我们抱了很长时间的作业嘛。虽然有过小纸条以及河堤上那些不大愉快的事，但那些事，很可能是短路或者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异常现象吧。选择忽略和遗忘才是，并且我相信刘景田也早已忽略和遗忘。那样的事都记在心里，还怎么当班长，还怎么活？宰相肚里能撑船嘛。
除了打扫卫生，诸如擦黑板等这些琐事，刘景田一概代劳。习惯成自然，不知不觉间，我在凤仪一中83级尖子班中拥有了一种微妙的特权，过上了相对懒散、轻松的日子。我把这种日子当做我当了一年半抱作业苦力的报偿，当做作为全级第一名白露好朋友的恩遇。
这种优越的心理，让我更加愚蠢，迟钝，丝毫感觉不到危险的来临。
我从来没留意过班长刘景田除了帮我和白露值日外，还帮不帮别的同学。他帮我们做值日，是出于热爱劳动还是出于对弱小同学的帮助，或者根本是因为不放心我们扫卫生，就像徐老师批评的一样：“马山香，你这是给老爷画胡子呢还是扫地呢？”
也许这两个原因都有那么一点，如果我当时能意识到那么一点，可能情形就会稍微好点。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知道命运是如何安排的呢。
总之，我一天天的飘起来。除了不把值日放在心上，还开始偶尔迟到，还开始看课外书，连环话本、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逮着什么看什么。我的“书面”——老师对作业整洁度的独特说法——还是乱七八糟，并且也不再坚持独立完成作业。为了省事，一遇到难题，只要我站起身，伸长脖子，就能看到白露的作业。这样，花半个小时的题目，我不到十分钟就能完成，正确率还大大提高。对于刘景田，我的态度也大为转变，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得了人家的帮助，总要给个好脸色嘛。虽然是他自愿的，虽然人家是冲着全级第一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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