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考正当时
很多糟糕的、难以挽回的事，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
白露稳居第一的成绩、我节节败退的名次，刘景田班长的兢兢业业，我的心猿意马……以及我回忆不起来的诸多现象和细节，诸多条件的叠加，老师和同学们不知怎么就推导出两个公论：一是马山香早恋，导致学习退步；二是马山香暗恋，导致学习退步。
糟糕的是，这不仅仅只是他们的揣测或背着我讲的笑话。同学们并不打算维护我这个黑而胖的初二女生面子，也不怕得罪我这个矮而笨的挂牌学习委员，当他们经过无数次的窃窃私语、眼神和手势交流，达到共识后，就会在一些合适的场合、恰当的时机，把我当个话题或笑话抛出来。
起初，我不明白，白露似乎也不明白。我浑浑噩噩，沉浸在连环画、武打、言情小说里时，白露也会悄悄凑过来。一边看，一边皱眉；一边皱眉，一边看。
再后来，班主任叫我去他办公室，然后请我们的英语老师——一位美丽温柔的女老师——替他跟我谈话。英语老师跟我谈话的内容我一直记着，但是，打死我也不会重复一遍的。我今天能写出来的是，我流了很多眼泪。
我一边流泪，一边回忆初二以来点点滴滴的事。我想起来了，班主任徐老师其实早就旁侧敲击过，告诫我们说千万不能分心，有了成绩就有了一切，没了成绩，一切就没了……有些同学就是念书的料，念不成书，那一把小骨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啥都完了。
“等考上中专……”一升到初二，这句话成了尖子班科任老师的集体口头禅，也成了挂在驴笼嘴前的那把青草，诱使着好学生们为了成绩和名次奋不顾身。进入全级前二十名，有望参加中专升学考试，进入前十名，录取的把握有一半。
我本来不怎么在意成绩，也不在意能不能考上中专。听起来好像我多么清高豁达似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太懂清楚自己的半斤八两，我脑瓜没别人的灵活，嘴巴没别人的伶俐，长得也没别人可爱……我对这样的自己期望不高，甘愿默默无闻，不被人打扰的自得其乐的生活、学习。
可是，一切都乱了套，这一切的根源，从表面看来是因为刘景田。当然，我至今也不大清楚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我心乱如麻，无地自容。
同学们、老师和我自己，都有着多么清醒的认识：如果刘景田和马山香——我之间发生感情纠葛的话，那原因一定在于我。成绩节节败退，再背上一个暗恋班长、骚扰班长的恶名，这还怎么活？
痛定思痛后，我决定分两步洗清我的名声。
“这是我的卫生区，你走开！”我冲着刚刚拿起笤帚的刘景田恶狠狠喊道。
这天轮到我值日，为了和刘景田撇清关系，我打算先扫卫生，再回家吃午饭。
“噢！噢！”刘景田惊愕地转身，用我从未见过的目光看着我，“今天不是白露值日吗？”
说完，他再也不理我，埋头扫起来。
眼泪不争气地涌出来，我赶紧丢掉笤帚，一抬头，看见白露在教室外静静站着，用那双大得让人惊异的眼睛瞅着我。
我大步走过她身边后，一路小跑着回了家。我边跑边想，边想边跑，后来就啥也不想，只顾奔跑，只要跑回家，只要一进家门，我就还是我，还是我爸妈、我弟妹眼中的我，虽然没他们漂亮，没他们能干，但踏实可靠，可亲可爱。我奔跑的样子就像一只奔跑着的圆乎乎的老鼠，我走路的样子就像一只走着路的圆乎乎的老鼠。
那是唯一一次我和白露没结伴回家。
1984年夏天，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大事。比如墨西哥石油大爆炸，三百多人永远消失；比如我国的第一支南极考察队启航，比如印度总统甘地这年当选总统这年又遇刺等。这一年，每个人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只是有些人的事只有自己记得，有些人的事更多的人记得。而更多的人，回想起1984年时，什么也想不起来，似乎那三百多个日子白过了似的。
1984年发生的这些国内外大事，我都记住了。我记住了国内外的这些大事，当然不是因为我对这些事多么感兴趣，只因为次年后我要备战中考，而中考要考的时事政治，规定从前一年开始。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1984年的国内外大事，于我也是重要的，是可以影响到我——一个西北内陆小县城的一个浑身毛病的初中女生。
若不怕笑话的话，我还是乐意说实话。说实话，1984年之所以对我很重要，主要还在于我自己。这一年里发生的事，最能影响我、改变（或者修正）我人生轨迹的人事，只能是我——马山香。
事实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人必须以自我为中心，这样地球才会照常运转——我绝对不是一个目空一切，自高自大的人。
回忆起1984年的那个夏天，我总在心里一遍遍的对自己竖起大拇指。重要的事情可以重复讲述，以加强记忆：班主任徐老师叫我到他办公室，请最美丽的女老师跟我说了些让人要死要活的的话，我淌了很多眼泪。然后，我决定挽回声誉——若用词不当，敬请海涵。因为对于一个初二女生来说，“声誉”这个词似乎有点重大。
关于捍卫名誉的计划，一共两步。第一步，第一个回合就被刘景田秒杀。完败。第一步失败后，我立即调整过来，丝毫不曾在谁的值日区的问题上纠缠，甚至没有分析思考失败的原因。我像个真正的高人一样，头也不回，直接进入第二步——提高成绩。
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正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候。我让我妈早晨五点叫醒我，以便在最凉爽、大脑最清醒的时候发奋读书。可我妈一觉睡醒，总会超过六点。
我冲我妈发了脾气。我妈又生气又高兴又紧张，直到后半夜还睡不着，她一会儿起来看看桌上的摆钟，一会儿起来看看桌上的摆钟。快到五点的时候，竟一下子睡沉了，一直睡到七点多。六点钟的时候，幸亏我爸喊醒我，要不上学都要迟到了。我爸声音那么大，隔着院子都能喊醒我，我妈竟然没被喊醒。我很生气，可是也不能怪我妈，她都大半个晚上没怎么好好睡，早晨起来还要卖菜。
关键时刻，就连我妈也靠不住。
那时候，我似乎还没听过关于闹钟这回事。我家只有一台自鸣钟，每过半小时“当——”一声。整点的时候，几点就“当”几下。我总不能每半小时就数一下，数到敲五下时就起床吧。这样想听起来也不错，但只要你家里也有台自鸣钟，那你就明白，自鸣钟在晚上响的时候，睡觉的人根本听不见。
怎样才能在凌晨五点起床，发奋图强？我还是比较聪明的，第二天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
晚自习九点结束，回家后我一边梳理当天学习的内容，一边喝水，喝够满满两大杯，瞌睡也很浓了，就上炕睡觉。这个时候，我妈的鼾声刚起，我妹妹已开始说梦话。我爸也会一边打哈欠，一边把看了无数回的《水浒》或《三国》小心翼翼的放到面柜最里面，准备睡觉。
这个时候，我偶尔会想起班主任徐老师抑扬顿挫的唠叨：“有的人上晚自习还要丢盹儿，有的人学到十二点，有的人一学就到深夜一两点，家里人催着睡觉还不睡。人家第一名的成绩怎么来的？就这样来的！你以为天上掉下来的？要吃好喝好，还要睡好，还要考个好成绩？行吗？你就做你娘的黄粱美梦去！”
徐老师的鬼话我才不信呢，我就偏做我的黄粱美梦。一个人的脑袋就那么大，也不能光装着学习，学了一天，装哪呢？并且我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是说第一名就是这样来的嘛？第一名的成绩怎么得来的，天底下谁还有比我更清楚的呢？全级第一名白露会学到晚上十二点、一点？笑话。白露若真要那样做，一定是吃饱了撑的。
白露并不是生而知之的天才。验证了无数回之后，我都懒得试了：在我们从没见过的、接触过的知识、难题面前，她和我一样无知。若要考试，我得零，她也得零。不一样的是，一样的一篇英语课文，我背下来需要一个多小时，她只要念一遍，再看一遍，就能慢慢背下来，并且，再也不会忘记。而我，过两三天若不复习，就忘差不多。同一原理的题目，白露只要做一道题，其他的一百道，不管如何变脸，她都能认出来，都会做。而我，得把那一百道题一道一道做了，记住。从学习的过程来看，白露花十分钟的时间，相当于我花一百分钟、一百二十分钟。而白露的综合成绩最高时也只高我200分，这对白露来说很委屈。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试卷上总共就那么些题，有些题目无论如何不会给满分的。
白露下晚自习以后会干啥，我总也猜不到。但是，她绝对没必要像老师说的那样，趴桌上熬到十二点、一点。
我有必要，不但有必要，还是必须的，非熬夜不可。熬不了前半夜，那就后半夜吧。就像一年多后，徐良老师用褒贬难分的口气这样总结我：“这个马山香，后发制人嘛，没想到！没想到，真是个两棒！”
当我开始认真学习的时候，时间总不够用。白露发呆、睡觉、休息的时候，我得孜孜不倦、毫无怨言地学习。如果我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把所有的题目都做遍，都记住，把所有的课文和知识点牢记在心，那么，我有可能考和白露一样的成绩。这样的想法让我瞬间忘记疲倦，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
天分不够，勤奋来凑。这个道理我很早就懂了。天分很高的人，其实远没有普通人想象的那么快乐。不，他们远没有普通人快乐。白露就是这样。在所有老师和同学们眼里，辉煌灿烂的全级第一名，似乎从来没有让白露骄傲、开心过。我永远记得白露登上领奖台领奖时的表情——一个没有表情的洋娃娃。
白露对于全级第一名的淡漠表情，在一段时间确实影响过我，让我面对自己寒碜的成绩单时毫无愧色，渡过了一段轻松得有些荒唐的初中生光阴。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讥讽，随着美丽的英语老师的谈话，我天真烂漫的岁月永远结束。
我得把成绩赶上去，我得把尊严找回来。可是，一到十点我的脑袋就昏昏沉沉只想睡觉。那就睡吧。
我踏踏实实地睡去，梦也不做一个。凌晨五点左右，我会在一阵寻找厕所的逼真梦境中忽然惊醒，清长的小便后，我的大脑清醒无比。这个时候，我开始啃那些最难、最关键的知识点。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考高分。这样的生活其实也不错，简单、有规律，还过得很快。
初二学年很快结束，我的成绩回升到全班二十六名，全级五十五名。
白露稳居第一的成绩、我节节败退的名次，刘景田班长的兢兢业业，我的心猿意马……以及我回忆不起来的诸多现象和细节，诸多条件的叠加，老师和同学们不知怎么就推导出两个公论：一是马山香早恋，导致学习退步；二是马山香暗恋，导致学习退步。
糟糕的是，这不仅仅只是他们的揣测或背着我讲的笑话。同学们并不打算维护我这个黑而胖的初二女生面子，也不怕得罪我这个矮而笨的挂牌学习委员，当他们经过无数次的窃窃私语、眼神和手势交流，达到共识后，就会在一些合适的场合、恰当的时机，把我当个话题或笑话抛出来。
起初，我不明白，白露似乎也不明白。我浑浑噩噩，沉浸在连环画、武打、言情小说里时，白露也会悄悄凑过来。一边看，一边皱眉；一边皱眉，一边看。
再后来，班主任叫我去他办公室，然后请我们的英语老师——一位美丽温柔的女老师——替他跟我谈话。英语老师跟我谈话的内容我一直记着，但是，打死我也不会重复一遍的。我今天能写出来的是，我流了很多眼泪。
我一边流泪，一边回忆初二以来点点滴滴的事。我想起来了，班主任徐老师其实早就旁侧敲击过，告诫我们说千万不能分心，有了成绩就有了一切，没了成绩，一切就没了……有些同学就是念书的料，念不成书，那一把小骨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啥都完了。
“等考上中专……”一升到初二，这句话成了尖子班科任老师的集体口头禅，也成了挂在驴笼嘴前的那把青草，诱使着好学生们为了成绩和名次奋不顾身。进入全级前二十名，有望参加中专升学考试，进入前十名，录取的把握有一半。
我本来不怎么在意成绩，也不在意能不能考上中专。听起来好像我多么清高豁达似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太懂清楚自己的半斤八两，我脑瓜没别人的灵活，嘴巴没别人的伶俐，长得也没别人可爱……我对这样的自己期望不高，甘愿默默无闻，不被人打扰的自得其乐的生活、学习。
可是，一切都乱了套，这一切的根源，从表面看来是因为刘景田。当然，我至今也不大清楚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我心乱如麻，无地自容。
同学们、老师和我自己，都有着多么清醒的认识：如果刘景田和马山香——我之间发生感情纠葛的话，那原因一定在于我。成绩节节败退，再背上一个暗恋班长、骚扰班长的恶名，这还怎么活？
痛定思痛后，我决定分两步洗清我的名声。
“这是我的卫生区，你走开！”我冲着刚刚拿起笤帚的刘景田恶狠狠喊道。
这天轮到我值日，为了和刘景田撇清关系，我打算先扫卫生，再回家吃午饭。
“噢！噢！”刘景田惊愕地转身，用我从未见过的目光看着我，“今天不是白露值日吗？”
说完，他再也不理我，埋头扫起来。
眼泪不争气地涌出来，我赶紧丢掉笤帚，一抬头，看见白露在教室外静静站着，用那双大得让人惊异的眼睛瞅着我。
我大步走过她身边后，一路小跑着回了家。我边跑边想，边想边跑，后来就啥也不想，只顾奔跑，只要跑回家，只要一进家门，我就还是我，还是我爸妈、我弟妹眼中的我，虽然没他们漂亮，没他们能干，但踏实可靠，可亲可爱。我奔跑的样子就像一只奔跑着的圆乎乎的老鼠，我走路的样子就像一只走着路的圆乎乎的老鼠。
那是唯一一次我和白露没结伴回家。
1984年夏天，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大事。比如墨西哥石油大爆炸，三百多人永远消失；比如我国的第一支南极考察队启航，比如印度总统甘地这年当选总统这年又遇刺等。这一年，每个人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只是有些人的事只有自己记得，有些人的事更多的人记得。而更多的人，回想起1984年时，什么也想不起来，似乎那三百多个日子白过了似的。
1984年发生的这些国内外大事，我都记住了。我记住了国内外的这些大事，当然不是因为我对这些事多么感兴趣，只因为次年后我要备战中考，而中考要考的时事政治，规定从前一年开始。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1984年的国内外大事，于我也是重要的，是可以影响到我——一个西北内陆小县城的一个浑身毛病的初中女生。
若不怕笑话的话，我还是乐意说实话。说实话，1984年之所以对我很重要，主要还在于我自己。这一年里发生的事，最能影响我、改变（或者修正）我人生轨迹的人事，只能是我——马山香。
事实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人必须以自我为中心，这样地球才会照常运转——我绝对不是一个目空一切，自高自大的人。
回忆起1984年的那个夏天，我总在心里一遍遍的对自己竖起大拇指。重要的事情可以重复讲述，以加强记忆：班主任徐老师叫我到他办公室，请最美丽的女老师跟我说了些让人要死要活的的话，我淌了很多眼泪。然后，我决定挽回声誉——若用词不当，敬请海涵。因为对于一个初二女生来说，“声誉”这个词似乎有点重大。
关于捍卫名誉的计划，一共两步。第一步，第一个回合就被刘景田秒杀。完败。第一步失败后，我立即调整过来，丝毫不曾在谁的值日区的问题上纠缠，甚至没有分析思考失败的原因。我像个真正的高人一样，头也不回，直接进入第二步——提高成绩。
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正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候。我让我妈早晨五点叫醒我，以便在最凉爽、大脑最清醒的时候发奋读书。可我妈一觉睡醒，总会超过六点。
我冲我妈发了脾气。我妈又生气又高兴又紧张，直到后半夜还睡不着，她一会儿起来看看桌上的摆钟，一会儿起来看看桌上的摆钟。快到五点的时候，竟一下子睡沉了，一直睡到七点多。六点钟的时候，幸亏我爸喊醒我，要不上学都要迟到了。我爸声音那么大，隔着院子都能喊醒我，我妈竟然没被喊醒。我很生气，可是也不能怪我妈，她都大半个晚上没怎么好好睡，早晨起来还要卖菜。
关键时刻，就连我妈也靠不住。
那时候，我似乎还没听过关于闹钟这回事。我家只有一台自鸣钟，每过半小时“当——”一声。整点的时候，几点就“当”几下。我总不能每半小时就数一下，数到敲五下时就起床吧。这样想听起来也不错，但只要你家里也有台自鸣钟，那你就明白，自鸣钟在晚上响的时候，睡觉的人根本听不见。
怎样才能在凌晨五点起床，发奋图强？我还是比较聪明的，第二天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
晚自习九点结束，回家后我一边梳理当天学习的内容，一边喝水，喝够满满两大杯，瞌睡也很浓了，就上炕睡觉。这个时候，我妈的鼾声刚起，我妹妹已开始说梦话。我爸也会一边打哈欠，一边把看了无数回的《水浒》或《三国》小心翼翼的放到面柜最里面，准备睡觉。
这个时候，我偶尔会想起班主任徐老师抑扬顿挫的唠叨：“有的人上晚自习还要丢盹儿，有的人学到十二点，有的人一学就到深夜一两点，家里人催着睡觉还不睡。人家第一名的成绩怎么来的？就这样来的！你以为天上掉下来的？要吃好喝好，还要睡好，还要考个好成绩？行吗？你就做你娘的黄粱美梦去！”
徐老师的鬼话我才不信呢，我就偏做我的黄粱美梦。一个人的脑袋就那么大，也不能光装着学习，学了一天，装哪呢？并且我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是说第一名就是这样来的嘛？第一名的成绩怎么得来的，天底下谁还有比我更清楚的呢？全级第一名白露会学到晚上十二点、一点？笑话。白露若真要那样做，一定是吃饱了撑的。
白露并不是生而知之的天才。验证了无数回之后，我都懒得试了：在我们从没见过的、接触过的知识、难题面前，她和我一样无知。若要考试，我得零，她也得零。不一样的是，一样的一篇英语课文，我背下来需要一个多小时，她只要念一遍，再看一遍，就能慢慢背下来，并且，再也不会忘记。而我，过两三天若不复习，就忘差不多。同一原理的题目，白露只要做一道题，其他的一百道，不管如何变脸，她都能认出来，都会做。而我，得把那一百道题一道一道做了，记住。从学习的过程来看，白露花十分钟的时间，相当于我花一百分钟、一百二十分钟。而白露的综合成绩最高时也只高我200分，这对白露来说很委屈。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试卷上总共就那么些题，有些题目无论如何不会给满分的。
白露下晚自习以后会干啥，我总也猜不到。但是，她绝对没必要像老师说的那样，趴桌上熬到十二点、一点。
我有必要，不但有必要，还是必须的，非熬夜不可。熬不了前半夜，那就后半夜吧。就像一年多后，徐良老师用褒贬难分的口气这样总结我：“这个马山香，后发制人嘛，没想到！没想到，真是个两棒！”
当我开始认真学习的时候，时间总不够用。白露发呆、睡觉、休息的时候，我得孜孜不倦、毫无怨言地学习。如果我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把所有的题目都做遍，都记住，把所有的课文和知识点牢记在心，那么，我有可能考和白露一样的成绩。这样的想法让我瞬间忘记疲倦，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
天分不够，勤奋来凑。这个道理我很早就懂了。天分很高的人，其实远没有普通人想象的那么快乐。不，他们远没有普通人快乐。白露就是这样。在所有老师和同学们眼里，辉煌灿烂的全级第一名，似乎从来没有让白露骄傲、开心过。我永远记得白露登上领奖台领奖时的表情——一个没有表情的洋娃娃。
白露对于全级第一名的淡漠表情，在一段时间确实影响过我，让我面对自己寒碜的成绩单时毫无愧色，渡过了一段轻松得有些荒唐的初中生光阴。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讥讽，随着美丽的英语老师的谈话，我天真烂漫的岁月永远结束。
我得把成绩赶上去，我得把尊严找回来。可是，一到十点我的脑袋就昏昏沉沉只想睡觉。那就睡吧。
我踏踏实实地睡去，梦也不做一个。凌晨五点左右，我会在一阵寻找厕所的逼真梦境中忽然惊醒，清长的小便后，我的大脑清醒无比。这个时候，我开始啃那些最难、最关键的知识点。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考高分。这样的生活其实也不错，简单、有规律，还过得很快。
初二学年很快结束，我的成绩回升到全班二十六名，全级五十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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