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一别两难宽
“马山香！”听到似乎有人叫我，脚步迟缓了一下，继续朝教室的方向走去。
“马山香，两——棒——！马山香你咋没守住两棒？！”班主任徐良老师的声音，我站住，无比沉重的转身朝他看过去。
“我看你这娃最近魂不守舍、灰头土脸的，就晓得没好事，一下子滑了五个名次，这样五个五个的滑，我看你离名落孙山不远了！”班主任话语里的责备和焦急，让我心里一暖。
“哈哈，这就是老徐你的两棒啊，这形象和头棒相差也太大了，印象分为零。像她这种死记硬背的功夫拿成绩的，一到关键时刻，百分百现原形，我看你还是及早调整你的方案……”插话的是班主任旁边的一个花枝招展的女老师。
我猛然转过身，埋头往回走。大颗大颗的眼泪往下滴，心里却平静得很。这个女老师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管她说得对不对，她这样说话一定不对，就算她不是个老师，就算我不是“两棒”，这次预选考试也不是第七名，她都不能这样说。她为什么这样说？我想不出答案，至今我都没想出为什么。后来，我从师范毕业以后，到县城实验小学教语文时，这位女老师也到实验小学教英语了。原来和她一样的、没受过专业师范教育而通过各种途径站上讲台的老师，被一律从中学清理出来，重新分配进了小学或幼儿园。和这位曾经的师长共事的几年里，我尽量躲着她，几年里总共说了三句话。
言归正传。还是接着从中专预选考试说起。
预选考试与中期考试的出入很大。中期考试时全级第九名的一个女同学落选了，名次下滑厉害，远在三十名之外。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天，她再也没来过学校。大家纷纷传说，她是从初三倒退到初一复读的，初中上六年，就为着考中专。因为不是一个班，我几乎没跟这个同学说过话。她一直梳着一根溜光水滑的长辫子，穿的衣服也比一般同学整洁鲜亮，因为她鹤立鸡群般的外貌和气质，我牢牢记住了她。
这个传说可能是真的，因为几个月后，她就嫁人了，她丈夫是我们同级的一个同学，家里是做生意的，光铺面就有有好几处，有好几辆专门搞运输的大卡车。我毕业后，在她家铺子里再次看见她的时候，她长长的辫子不见了，乌黑的头发向上梳起来，在后脑勺挽着一个好看的发髻，酷似日本女人发型。她低着头，给坐在童车中的一个孩子喂东西吃。那样独特的发型和高挑丰满的身姿，让我多看了几眼。她瞥了瞥我，并没有被冒犯的神情，大概人人都像我一样先盯着她的头看够了，再看商品吧。她并没问我买什么东西，还低头看童车里的孩子，然后匆匆起身，推着孩子从后门走了出去。临出门时，她很快回头，认真看我一眼，这一眼，让我肯定她也认得我。认得我是赫赫有名的“两棒”学霸。无论我和她的外貌差距如何大，在那三年里，我们是确凿的年级学霸，虽从未交流过，难免声气相闻，有点像武林高手对垒之前的知己知彼，陌生而熟知。
第九名女同学丢下我进屋后，我赶紧转身逃离她家的铺子。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不知哪位哲学家说过，女性之间的高下，并不在于地位、身份、学识等，甚至连衣着等也关系不大，唯一的区别在于外貌。我一看到这话就非常反感，一看就记住了。从我见第九名女同学的场景看，这话还是有点道理。
除了这些让我印象深刻的小事，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白露的去向。
从毕业考试后到全市统一的高中、中专考试前，整整半个月，白露没在学校出现过。我每天早晨到校后的第一件事，是看看白露到了没，先看她的座位，再看她的桌框。
第三天的时候，我终于忍受不了白露消失的事，我去找她。同学三年，白露到我家来了无数回，我却一次也没去过她家。我只知道她们家住在医院家属区，那些一排排整齐的平房里。那些一模一样的平房门口挂着一模一样的白色门帘，门口堆着差不多的乱七八糟的杂物。
我本来决定要一家一家掀开那些一模一样的白门帘，敲开标着红色号码的米黄色的门，直到找到白露或白露的爸妈为止。但是当我一个人走到熙熙攘攘的医院大门口时，我的勇气全部消失了，我甚至不敢迈步走进家属区。我站在医院大门口外的一个角落，闻着一阵一阵飘来的消毒水的味道，我完全没有勇气走进去。
老师一定知道。因为不管在毕业典礼上，还是考试前动员大会前的集中，老师清点人数时从没提过白露。就算班长一次次大声报告：“白露还没来！”老师也只是轻微的点点头，并不像对别的同学那样，解释一句“我知道，她请病假。”或“她家里有事，请假了。”
“马山香，白露咋不到校？”刘景田这样问我，好几个同学也都这样问我。对于这样的问话，我愤怒以对，从不回答。不回答，似乎白露就好好儿在家里或者在别的地方等着考试。
我努力的安慰着自己：起码老师掌握着白露的情况，白露在老师所知道的地方，好好儿待着。中考的时候，白露一定会到。否则，以我对班主任老师的了解，他会上天入地的找到白露，把她拖到考场去，让她给他考一个中专。
毕业考试后，也就是中考预选结束后，进入前三十名的同学无一例外的填写了中专报考志愿。三十名同学，二十名报考了师范，因为师范录取得最多。其他十名报考了卫校、农校、林校、财校等等。
“报考师范最保险，录得最多。再说，不管世事咋变，老师都有碗儿饭吃。考卫校也不错，卫校分数太高，再说，女生上了卫校，就是个护士，说得不好听点，还不是伺候人的……”我们的班主任在指导我们填报志愿时，毫不避嫌的左右着我们对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
不管老师如何煽动，对于我丝毫没有影响，因为我的抉择和老师的目标完全一致。我从那个晚上偷听我爸我妈的聊天后，我就决心考秦云师范，就要上免费的秦云师范，就要出来当一个领工资的老师。至于我会不会当老师，爱不爱当老师，我从没想过。
填报志愿时，我竟然看见了白露的志愿，竟然报的是省卫校。
“啊，白露！白露来了！”我激动得喊出了声，还想抽出她的志愿表格仔细再看看。
“好你个马山香！乱翻啥！”班主任老师挡开了我的手，“这表是白露爸爸填的，白露考试时就来了。”
“白露咋啦？”我大着胆子问老师。师生三年，好多同学和老师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比如刘景田，他和班主任、和好几个老师像父子、像朋友那样聊天，课间时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有几个女同学常常像姐姐一样带着老师的孩子玩。那些同学，无一例外都是学习比较好的。从这一点上看，我和白露才是最有资本和老师走得近的，因为，到初三以后，我们一直是全级的第一、二名。
我和老师的疏远，表面看应该是源于初二时那段声名狼藉的日子，一个人无法和赐予自己“两棒”绰号的老师关系和谐亲密；与刘景田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纠葛，老师们也一边倒的把过错全背在我身上，如果有过错的话。假如把这一切表面的原因都排除，也就是说老师和同学们从没给我封过“两棒”绰号，我从来没得到过刘景田任何小小的帮助，从没发生过小小的矛盾的话，好像也不可能。
我——马山香天生不可能成为什么老师的“得意门生”“掌上红人”，不可能像刘景田那样随便出入老师的办公室，和老师像父子、像母女、像朋友那样说话、开玩笑。白露与老师的疏远，那简直没有理由，然而也是不可改变的，除了我，白露和谁都不亲近。这样奇怪的状况，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不能解释。如果勉强也给几个解释，也只能说是天定的，是缘分。
中考终于来了！在巨大的压力下，我几乎忘了对白露的担忧。考试前一天，去学校领准考证时，我还没忘记问老师：“白露的准考证领了没？”老师用难得的和善语气回答我：“咋啦？想代领？人家早领取了！可能连考场都熟悉了！马山香，这是你的！嗯，你本人比照片要顺看得多嘛！进考场时，监考老师要对照本人和照片，你记得要像照片这样，微笑！说别的市有顶考的，进考场审查得严。”
考点在凤仪一小，和凤仪一中只隔半条街，从小学四年级起，整整三年，我就在那里混混沌沌度过的。对于凤仪小学，我远比凤仪一中熟悉，熟悉得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想到哪到哪。所以，我觉得完全没必要熟悉考场。至于老师让我进考场时保持微笑，以便和准考证上的表情一致，我仔细看过我的准考证上的标准照，微微紧皱的眉头，紧闭的嘴巴，分不清是严肃还是恐惧的眼神，紧盯着照片外的每个方向，仿佛如临大敌。哼哼，徐老师怎么就觉得我这照片好看，还觉得是在微笑？我才不会笑呢，老师根本没认准我的面容吧，或者只是为了说话才说话的。对于他的很多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是了，要真当回事儿，那才叫事儿。
但是一听说白露已经拿到了准考证，去熟悉考场了，我还是一溜烟朝凤仪小学走去。进凤仪中学前，白露的爸爸在某乡镇卫生院工作，她跟着她爸爸在乡中心小学念书，从来没进去凤仪小学，自然一定要熟悉环境。这点，班主任老师倒没乱说。
我用最快的速度，在凤仪小学溜达了一圈，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眯缝着一双小眼睛，反复逡巡了校园无数回，扫视过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同学。没有，没有白露，倒好几次看见刘景田。对了，刘景田是城郊的村学念的小学，他也应该是第一次进凤仪小学，可是看他那样儿，好像他非但在凤仪小学念过书，还当过这里的班长似的，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给几个不认识的同学指点着说什么。说老实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一看见刘景田故作潇洒帅气的动作，就特别不愉快，他有多潇洒，我就有多不愉快。如果这是嫉妒，那我也太不自量力了。
从认识刘景田这个人的那刻起，我不用想都明白，无论我如何努力，我都不可能成为刘景田那样的人，不可能有刘景田那样的影响和成功。有两次，他也看见了我。和以往一样，我们互相视为空气。也许不是这样，我在刘景田眼里、在很多老师和同学眼里，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女生。我曾经很努力的试着改变自己，试着尽量和别的同学一样。可是不行，越努力，越显示出我的不合群，越增加别的同学排斥的力度。
人的命，天世定，胡思乱想没作用。这大约是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理由。
在凤仪一小没找到白露，我也不敢再耽搁，慢慢往家里走，希望在大街上或哪个转弯处，忽然遇到白露。
如果从此再也见不到白露的话，那也就这样了。从毕业考试结果出来以后，我虽然还没习惯白露消失留下的巨大空缺，但仅仅是不习惯而已。我几乎已认定白露并没有把我当朋友，在我心心念念惦记着她的安危，为她担忧时，她一定压根儿不会想到她还有我这样一个朋友吧。
我找不到白露，但是只要她肯找我，不管是学校还家里，她都很容易能找到我。她去学校取准考证，去小学看考场，那说明她一切还好，至于她为什么不来学校，那是她自己的事。像她所有的事一样，她不愿意说的，那问她也没用。在她心里，也许我——这个丑陋的马山香，也是多余的，甚至从来没把我当过朋友。我一步一挨，回想着三年来和白露相处的时光，那些让人留恋的时光，像一场梦，说没就没了，我甚至真怀疑世上是不是有白露这样的人，是不是我真有过这样的一个朋友。世上怎么能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即使有，怎么能成为我的朋友？我凭什么能拥有那样的朋友……慢慢吞吞走回家以后，我就彻底把白露忘了。我心平静气的吃饭，早早睡觉，并且一下子睡熟了，梦也没做一个。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那种平静如水的心绪。那种感觉真好，仿佛忽然进入了一个万物有序、静静生长的世界。后来，在我做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这种状况有时也会出现。只要这种状况一出现，不管多难的事，总会迎刃而解。
1986年夏天，在中考前后一周多的时间里，我的情绪就是这样。
晚上九点睡觉，和以往辛苦熬夜时一样，头一挨到枕头，就酣然入睡，连梦也不做一个。早晨七点起床后，我妈给我烧好了荷包蛋。和以往不同的是，两个荷包蛋是卧在白面糊糊中的。相对于鸡蛋，我更喜欢喝那种带着麦子清香的糊糊，那种面糊糊的清香和温暖，从胃里逐渐扩散到全身，我觉得自己也是一棵正在拔节的麦子，在一碗面糊糊的营养和两个鸡蛋的催肥下，吱嘎吱嘎长。
进考场的时候，监考的老师果然是我不认识的老师，却并不像班主任徐老师说的那样，要核对本人和准考证上的照片。监考的老师接过我的准考证，看了看，嘴里念念有词，还我时顺便朝教室里一指，我就不紧不慢走了进去，也不用对照贴在桌子左上角的座位号，径直走到我的位置坐下。凤仪中学从初一开始，就执行着比高考还严密的考试制度，考场的设置也严格按照高考的安排。仔细算来，三年来经历的一堂一堂的考试，还真接近三位数，名副其实的身经百战。闭着眼睛也能把30个考号和座位号对上。
监考老师也根本没看我的脸，也跟身经百战的将军似的，凭气味就能辨别状况。三十个同学中，他们反复盘问、并且最后叫来学校领队老师核对的，只有一位同学。夏末的天气本来很热，几番盘问下来，监考老师和那位同学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被盘问的同学坐在我前面，汗水刚从他蓝色外套后渗出来时，那块布料显得格外蓝，等到我构思作文时，抬头看见他的脊背，那块汗湿的地方已经干了，留下了几道清晰的白色汗渍，我的目光顺着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条，思路一下子开了，开始埋头疾书，等我写好作文，从头至尾又检查了一遍，把名字和考号等仔细订正后，铃声响了。
考数学时，考场里出了点状况。当我沉着冷静的做完处处陷阱的第一部分填空题时。身后传来呕吐声，接着，一股难闻的味道从身后袭来，准确无误的朝我鼻孔袭来。我赶紧用手捂住鼻子，一抬头，看见监考老师正在讲桌后，圆睁了眼，也瞪着我。我拿笔头朝后指指，那老师大梦初醒似的，忽然跳起来，快步走过来。另一位监考老师也从教室后赶过来，一个主张叫校医，一个主张叫这学生的带队老师，商量不定。那位呕吐的女同学发了话，终止了监考老师的商量，她问她能不能出去找些土，把脏东西掩一下，她还要接着答题。我轻轻舒了口气，松开捂着嘴巴的手，呕吐物的味道一下子窜进来，“昂——”一声怪叫，从我胸膛深处奔腾而出。我赶紧压住胃部，飞也似地跳到门口，打开门，对着新鲜的室外，大口洗了几口清新的空气，胃里安稳了下来。一个监考老师跟过来，紧张的问我怎么了，我指指我座位，说熏的。那老师皱了皱眉眉头，刚要说什么，从门外走进几个老师，原来是巡视的。那老师更慌了，让我赶紧回座位，说着还伸手拉我。巡视问怎么回事。监考老师结结巴巴汇报情况，巡视中个子奇高的一个老师忽然问我：“你是不是一中重点班的……二……两……”不等他问出口，我用少有的大声回答：“我是一中重点班的，马山香。”几个人都看过来，一个说，那还不赶紧，时间这么宝贵，赶紧处理掉，让这娃暂时在讲台上答题，一秒也不能耽误。
数学考试结束，我们走出考场，一位考试“哇——”一声大哭起来。循声望去，正是呕吐的那位同学，她就那样端端正正站着，举着两只手，一手抓着笔盒，一手捏着准考证，张着嘴大哭。她前面端端正正站着个老师模样的人，大约是她的带队老师，目瞪口呆的看着她。十五六岁的女生，像幼儿园小班同学那样哭的样子，让我心里一阵阵发痛。我赶紧别过脸，准备快步离开。
“唉，跟这样的人分一个考场，真倒霉！”我的胳膊忽然被挽住的同时，谁凑近我耳边说。我浑身一僵，赶紧扭头一看，是一个不认识的女生，立马抽出胳膊。
“我也是一中的，七班！”她继续笑着，夸张的甩着胳膊，好像那样比挽住我的胳膊要舒服好多倍似的。“喂，你答完了没？最后一道题没做吧？题太难，计算量太大，你还被打扰了……”她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也不等我回答，就自顾自题我回答了。我提高声音说：“能不能考上，早就定了，我不订对答案，你找别人吧。”说着就一转身，从另一个方向走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个似乎只见过一面的女同学，记得她说过的那几句话，说话时的神态，还记得我撇下那句话后转身离开时心底的一点点痛快，以及不回头看她错愕的表情的平静如水的情绪。
对于那次改变了我人生之路的考试，我能记得的细节就这些。
那次中考，并没有如老师所愿，中专录取的同学翻倍，不但没翻倍，还比往年少了一个。也就是说，全校只考取了白露、马三香和刘景田，三人的成绩排名也如此。据说白露的成绩居全市第一，比第二名成绩高出五十多分。白露被省卫校录取，那是全省唯一一所全省范围招生的中专。
“马山香，两——棒——！马山香你咋没守住两棒？！”班主任徐良老师的声音，我站住，无比沉重的转身朝他看过去。
“我看你这娃最近魂不守舍、灰头土脸的，就晓得没好事，一下子滑了五个名次，这样五个五个的滑，我看你离名落孙山不远了！”班主任话语里的责备和焦急，让我心里一暖。
“哈哈，这就是老徐你的两棒啊，这形象和头棒相差也太大了，印象分为零。像她这种死记硬背的功夫拿成绩的，一到关键时刻，百分百现原形，我看你还是及早调整你的方案……”插话的是班主任旁边的一个花枝招展的女老师。
我猛然转过身，埋头往回走。大颗大颗的眼泪往下滴，心里却平静得很。这个女老师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管她说得对不对，她这样说话一定不对，就算她不是个老师，就算我不是“两棒”，这次预选考试也不是第七名，她都不能这样说。她为什么这样说？我想不出答案，至今我都没想出为什么。后来，我从师范毕业以后，到县城实验小学教语文时，这位女老师也到实验小学教英语了。原来和她一样的、没受过专业师范教育而通过各种途径站上讲台的老师，被一律从中学清理出来，重新分配进了小学或幼儿园。和这位曾经的师长共事的几年里，我尽量躲着她，几年里总共说了三句话。
言归正传。还是接着从中专预选考试说起。
预选考试与中期考试的出入很大。中期考试时全级第九名的一个女同学落选了，名次下滑厉害，远在三十名之外。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天，她再也没来过学校。大家纷纷传说，她是从初三倒退到初一复读的，初中上六年，就为着考中专。因为不是一个班，我几乎没跟这个同学说过话。她一直梳着一根溜光水滑的长辫子，穿的衣服也比一般同学整洁鲜亮，因为她鹤立鸡群般的外貌和气质，我牢牢记住了她。
这个传说可能是真的，因为几个月后，她就嫁人了，她丈夫是我们同级的一个同学，家里是做生意的，光铺面就有有好几处，有好几辆专门搞运输的大卡车。我毕业后，在她家铺子里再次看见她的时候，她长长的辫子不见了，乌黑的头发向上梳起来，在后脑勺挽着一个好看的发髻，酷似日本女人发型。她低着头，给坐在童车中的一个孩子喂东西吃。那样独特的发型和高挑丰满的身姿，让我多看了几眼。她瞥了瞥我，并没有被冒犯的神情，大概人人都像我一样先盯着她的头看够了，再看商品吧。她并没问我买什么东西，还低头看童车里的孩子，然后匆匆起身，推着孩子从后门走了出去。临出门时，她很快回头，认真看我一眼，这一眼，让我肯定她也认得我。认得我是赫赫有名的“两棒”学霸。无论我和她的外貌差距如何大，在那三年里，我们是确凿的年级学霸，虽从未交流过，难免声气相闻，有点像武林高手对垒之前的知己知彼，陌生而熟知。
第九名女同学丢下我进屋后，我赶紧转身逃离她家的铺子。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不知哪位哲学家说过，女性之间的高下，并不在于地位、身份、学识等，甚至连衣着等也关系不大，唯一的区别在于外貌。我一看到这话就非常反感，一看就记住了。从我见第九名女同学的场景看，这话还是有点道理。
除了这些让我印象深刻的小事，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白露的去向。
从毕业考试后到全市统一的高中、中专考试前，整整半个月，白露没在学校出现过。我每天早晨到校后的第一件事，是看看白露到了没，先看她的座位，再看她的桌框。
第三天的时候，我终于忍受不了白露消失的事，我去找她。同学三年，白露到我家来了无数回，我却一次也没去过她家。我只知道她们家住在医院家属区，那些一排排整齐的平房里。那些一模一样的平房门口挂着一模一样的白色门帘，门口堆着差不多的乱七八糟的杂物。
我本来决定要一家一家掀开那些一模一样的白门帘，敲开标着红色号码的米黄色的门，直到找到白露或白露的爸妈为止。但是当我一个人走到熙熙攘攘的医院大门口时，我的勇气全部消失了，我甚至不敢迈步走进家属区。我站在医院大门口外的一个角落，闻着一阵一阵飘来的消毒水的味道，我完全没有勇气走进去。
老师一定知道。因为不管在毕业典礼上，还是考试前动员大会前的集中，老师清点人数时从没提过白露。就算班长一次次大声报告：“白露还没来！”老师也只是轻微的点点头，并不像对别的同学那样，解释一句“我知道，她请病假。”或“她家里有事，请假了。”
“马山香，白露咋不到校？”刘景田这样问我，好几个同学也都这样问我。对于这样的问话，我愤怒以对，从不回答。不回答，似乎白露就好好儿在家里或者在别的地方等着考试。
我努力的安慰着自己：起码老师掌握着白露的情况，白露在老师所知道的地方，好好儿待着。中考的时候，白露一定会到。否则，以我对班主任老师的了解，他会上天入地的找到白露，把她拖到考场去，让她给他考一个中专。
毕业考试后，也就是中考预选结束后，进入前三十名的同学无一例外的填写了中专报考志愿。三十名同学，二十名报考了师范，因为师范录取得最多。其他十名报考了卫校、农校、林校、财校等等。
“报考师范最保险，录得最多。再说，不管世事咋变，老师都有碗儿饭吃。考卫校也不错，卫校分数太高，再说，女生上了卫校，就是个护士，说得不好听点，还不是伺候人的……”我们的班主任在指导我们填报志愿时，毫不避嫌的左右着我们对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
不管老师如何煽动，对于我丝毫没有影响，因为我的抉择和老师的目标完全一致。我从那个晚上偷听我爸我妈的聊天后，我就决心考秦云师范，就要上免费的秦云师范，就要出来当一个领工资的老师。至于我会不会当老师，爱不爱当老师，我从没想过。
填报志愿时，我竟然看见了白露的志愿，竟然报的是省卫校。
“啊，白露！白露来了！”我激动得喊出了声，还想抽出她的志愿表格仔细再看看。
“好你个马山香！乱翻啥！”班主任老师挡开了我的手，“这表是白露爸爸填的，白露考试时就来了。”
“白露咋啦？”我大着胆子问老师。师生三年，好多同学和老师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比如刘景田，他和班主任、和好几个老师像父子、像朋友那样聊天，课间时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有几个女同学常常像姐姐一样带着老师的孩子玩。那些同学，无一例外都是学习比较好的。从这一点上看，我和白露才是最有资本和老师走得近的，因为，到初三以后，我们一直是全级的第一、二名。
我和老师的疏远，表面看应该是源于初二时那段声名狼藉的日子，一个人无法和赐予自己“两棒”绰号的老师关系和谐亲密；与刘景田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纠葛，老师们也一边倒的把过错全背在我身上，如果有过错的话。假如把这一切表面的原因都排除，也就是说老师和同学们从没给我封过“两棒”绰号，我从来没得到过刘景田任何小小的帮助，从没发生过小小的矛盾的话，好像也不可能。
我——马山香天生不可能成为什么老师的“得意门生”“掌上红人”，不可能像刘景田那样随便出入老师的办公室，和老师像父子、像母女、像朋友那样说话、开玩笑。白露与老师的疏远，那简直没有理由，然而也是不可改变的，除了我，白露和谁都不亲近。这样奇怪的状况，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不能解释。如果勉强也给几个解释，也只能说是天定的，是缘分。
中考终于来了！在巨大的压力下，我几乎忘了对白露的担忧。考试前一天，去学校领准考证时，我还没忘记问老师：“白露的准考证领了没？”老师用难得的和善语气回答我：“咋啦？想代领？人家早领取了！可能连考场都熟悉了！马山香，这是你的！嗯，你本人比照片要顺看得多嘛！进考场时，监考老师要对照本人和照片，你记得要像照片这样，微笑！说别的市有顶考的，进考场审查得严。”
考点在凤仪一小，和凤仪一中只隔半条街，从小学四年级起，整整三年，我就在那里混混沌沌度过的。对于凤仪小学，我远比凤仪一中熟悉，熟悉得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想到哪到哪。所以，我觉得完全没必要熟悉考场。至于老师让我进考场时保持微笑，以便和准考证上的表情一致，我仔细看过我的准考证上的标准照，微微紧皱的眉头，紧闭的嘴巴，分不清是严肃还是恐惧的眼神，紧盯着照片外的每个方向，仿佛如临大敌。哼哼，徐老师怎么就觉得我这照片好看，还觉得是在微笑？我才不会笑呢，老师根本没认准我的面容吧，或者只是为了说话才说话的。对于他的很多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是了，要真当回事儿，那才叫事儿。
但是一听说白露已经拿到了准考证，去熟悉考场了，我还是一溜烟朝凤仪小学走去。进凤仪中学前，白露的爸爸在某乡镇卫生院工作，她跟着她爸爸在乡中心小学念书，从来没进去凤仪小学，自然一定要熟悉环境。这点，班主任老师倒没乱说。
我用最快的速度，在凤仪小学溜达了一圈，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眯缝着一双小眼睛，反复逡巡了校园无数回，扫视过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同学。没有，没有白露，倒好几次看见刘景田。对了，刘景田是城郊的村学念的小学，他也应该是第一次进凤仪小学，可是看他那样儿，好像他非但在凤仪小学念过书，还当过这里的班长似的，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给几个不认识的同学指点着说什么。说老实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一看见刘景田故作潇洒帅气的动作，就特别不愉快，他有多潇洒，我就有多不愉快。如果这是嫉妒，那我也太不自量力了。
从认识刘景田这个人的那刻起，我不用想都明白，无论我如何努力，我都不可能成为刘景田那样的人，不可能有刘景田那样的影响和成功。有两次，他也看见了我。和以往一样，我们互相视为空气。也许不是这样，我在刘景田眼里、在很多老师和同学眼里，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女生。我曾经很努力的试着改变自己，试着尽量和别的同学一样。可是不行，越努力，越显示出我的不合群，越增加别的同学排斥的力度。
人的命，天世定，胡思乱想没作用。这大约是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理由。
在凤仪一小没找到白露，我也不敢再耽搁，慢慢往家里走，希望在大街上或哪个转弯处，忽然遇到白露。
如果从此再也见不到白露的话，那也就这样了。从毕业考试结果出来以后，我虽然还没习惯白露消失留下的巨大空缺，但仅仅是不习惯而已。我几乎已认定白露并没有把我当朋友，在我心心念念惦记着她的安危，为她担忧时，她一定压根儿不会想到她还有我这样一个朋友吧。
我找不到白露，但是只要她肯找我，不管是学校还家里，她都很容易能找到我。她去学校取准考证，去小学看考场，那说明她一切还好，至于她为什么不来学校，那是她自己的事。像她所有的事一样，她不愿意说的，那问她也没用。在她心里，也许我——这个丑陋的马山香，也是多余的，甚至从来没把我当过朋友。我一步一挨，回想着三年来和白露相处的时光，那些让人留恋的时光，像一场梦，说没就没了，我甚至真怀疑世上是不是有白露这样的人，是不是我真有过这样的一个朋友。世上怎么能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即使有，怎么能成为我的朋友？我凭什么能拥有那样的朋友……慢慢吞吞走回家以后，我就彻底把白露忘了。我心平静气的吃饭，早早睡觉，并且一下子睡熟了，梦也没做一个。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那种平静如水的心绪。那种感觉真好，仿佛忽然进入了一个万物有序、静静生长的世界。后来，在我做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这种状况有时也会出现。只要这种状况一出现，不管多难的事，总会迎刃而解。
1986年夏天，在中考前后一周多的时间里，我的情绪就是这样。
晚上九点睡觉，和以往辛苦熬夜时一样，头一挨到枕头，就酣然入睡，连梦也不做一个。早晨七点起床后，我妈给我烧好了荷包蛋。和以往不同的是，两个荷包蛋是卧在白面糊糊中的。相对于鸡蛋，我更喜欢喝那种带着麦子清香的糊糊，那种面糊糊的清香和温暖，从胃里逐渐扩散到全身，我觉得自己也是一棵正在拔节的麦子，在一碗面糊糊的营养和两个鸡蛋的催肥下，吱嘎吱嘎长。
进考场的时候，监考的老师果然是我不认识的老师，却并不像班主任徐老师说的那样，要核对本人和准考证上的照片。监考的老师接过我的准考证，看了看，嘴里念念有词，还我时顺便朝教室里一指，我就不紧不慢走了进去，也不用对照贴在桌子左上角的座位号，径直走到我的位置坐下。凤仪中学从初一开始，就执行着比高考还严密的考试制度，考场的设置也严格按照高考的安排。仔细算来，三年来经历的一堂一堂的考试，还真接近三位数，名副其实的身经百战。闭着眼睛也能把30个考号和座位号对上。
监考老师也根本没看我的脸，也跟身经百战的将军似的，凭气味就能辨别状况。三十个同学中，他们反复盘问、并且最后叫来学校领队老师核对的，只有一位同学。夏末的天气本来很热，几番盘问下来，监考老师和那位同学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被盘问的同学坐在我前面，汗水刚从他蓝色外套后渗出来时，那块布料显得格外蓝，等到我构思作文时，抬头看见他的脊背，那块汗湿的地方已经干了，留下了几道清晰的白色汗渍，我的目光顺着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条，思路一下子开了，开始埋头疾书，等我写好作文，从头至尾又检查了一遍，把名字和考号等仔细订正后，铃声响了。
考数学时，考场里出了点状况。当我沉着冷静的做完处处陷阱的第一部分填空题时。身后传来呕吐声，接着，一股难闻的味道从身后袭来，准确无误的朝我鼻孔袭来。我赶紧用手捂住鼻子，一抬头，看见监考老师正在讲桌后，圆睁了眼，也瞪着我。我拿笔头朝后指指，那老师大梦初醒似的，忽然跳起来，快步走过来。另一位监考老师也从教室后赶过来，一个主张叫校医，一个主张叫这学生的带队老师，商量不定。那位呕吐的女同学发了话，终止了监考老师的商量，她问她能不能出去找些土，把脏东西掩一下，她还要接着答题。我轻轻舒了口气，松开捂着嘴巴的手，呕吐物的味道一下子窜进来，“昂——”一声怪叫，从我胸膛深处奔腾而出。我赶紧压住胃部，飞也似地跳到门口，打开门，对着新鲜的室外，大口洗了几口清新的空气，胃里安稳了下来。一个监考老师跟过来，紧张的问我怎么了，我指指我座位，说熏的。那老师皱了皱眉眉头，刚要说什么，从门外走进几个老师，原来是巡视的。那老师更慌了，让我赶紧回座位，说着还伸手拉我。巡视问怎么回事。监考老师结结巴巴汇报情况，巡视中个子奇高的一个老师忽然问我：“你是不是一中重点班的……二……两……”不等他问出口，我用少有的大声回答：“我是一中重点班的，马山香。”几个人都看过来，一个说，那还不赶紧，时间这么宝贵，赶紧处理掉，让这娃暂时在讲台上答题，一秒也不能耽误。
数学考试结束，我们走出考场，一位考试“哇——”一声大哭起来。循声望去，正是呕吐的那位同学，她就那样端端正正站着，举着两只手，一手抓着笔盒，一手捏着准考证，张着嘴大哭。她前面端端正正站着个老师模样的人，大约是她的带队老师，目瞪口呆的看着她。十五六岁的女生，像幼儿园小班同学那样哭的样子，让我心里一阵阵发痛。我赶紧别过脸，准备快步离开。
“唉，跟这样的人分一个考场，真倒霉！”我的胳膊忽然被挽住的同时，谁凑近我耳边说。我浑身一僵，赶紧扭头一看，是一个不认识的女生，立马抽出胳膊。
“我也是一中的，七班！”她继续笑着，夸张的甩着胳膊，好像那样比挽住我的胳膊要舒服好多倍似的。“喂，你答完了没？最后一道题没做吧？题太难，计算量太大，你还被打扰了……”她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也不等我回答，就自顾自题我回答了。我提高声音说：“能不能考上，早就定了，我不订对答案，你找别人吧。”说着就一转身，从另一个方向走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个似乎只见过一面的女同学，记得她说过的那几句话，说话时的神态，还记得我撇下那句话后转身离开时心底的一点点痛快，以及不回头看她错愕的表情的平静如水的情绪。
对于那次改变了我人生之路的考试，我能记得的细节就这些。
那次中考，并没有如老师所愿，中专录取的同学翻倍，不但没翻倍，还比往年少了一个。也就是说，全校只考取了白露、马三香和刘景田，三人的成绩排名也如此。据说白露的成绩居全市第一，比第二名成绩高出五十多分。白露被省卫校录取，那是全省唯一一所全省范围招生的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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