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2、边墙1
须知，任何内斗，都是以内部事务被延误、甚至半途而废而终止，官员们拍拍屁股走了，或者开始了下一轮的斗争，但结果却需要国家来承担，这耗费的都是国家的元气！
古往今来，有多少朝代就是在这种毫无用处的扯皮甚至内斗中，耗尽了最后一丝元气，成为过往烟云。
都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真的事到临头了，又有几个能够想起这个道理来呢？所以说，道理都懂，但能做到的真没有几个。
张楷老先生的病总算恢复的七七八八了，整个延绥镇厉兵秣马，上下一心，准备了半天，结果鞑贼压根就没来，而是去了宁夏。
这个结果让张璟、张楷以下既是庆幸，又有些无奈。鞑贼凭借骑兵优势，来去如风，真的是防不胜防，国朝的马政已经衰落，没办法，上下一心，贪墨成性，且监管不力，再好的政策也无法执行下去。
因为马政衰败，国朝的骑兵越来越少，面对鞑贼的骑兵优势，真的是有劲使不上。
阵地战，鞑贼就是来送菜的，但问题是，现在根本不是两国之间你死我活的征伐，国朝空有军器等优势，却无法发挥出来，只能被动的等着鞑贼来。
鞑贼则深谙游击战的法则，他们或许未能总结成文字，但有些东西是根植于他们血脉之中的，抢得过就抢，一看势头不好就跑，反正你追不上我，等你回去了，我再来。
狗皮膏药似的，所以，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边墙修起来，既然无法阻止入侵，却可以做出一定的限制，而国朝则可以在贼寇的必经之地陈重兵把守，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这便是边墙的作用。虽然耗费不菲的人力物力，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中原王朝，就算财政再紧张，修道墙的银子还是有的，而那些游牧民族，无法南侵，一旦发生什么灾荒，那便是身死族灭的下场。
所以，无论怎么看，修边墙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丞一路顺风，”张璟抱拳行礼，对坐在车上的张楷说道，“中丞病体初愈，路上千万不要着急。”
“有劳怀瑾了，”张楷虽然恢复的七七八八了，但毕竟是年纪大了，身体还是较为虚弱，脸色蜡黄，不时咳嗽几声，“榆林诸事芜杂，怀瑾且回去吧。”
“晚辈告辞。”张璟再次拱手，然后把樊斌叫到身边，仔细叮嘱了几句后，便目送樊斌率领三十余骑亲兵护送着张楷的马车往绥德城行去。
张楷这位老先生总体而言，是个方正但却绝不迂腐的人，务实，却又不乏机变，不会固守一念，恪守成规，算是朝中难得的实干派。
可惜，国朝这样的官员还是太少，多的还是那些尸位素餐而不思进取的人，一个个当官根本不是为了国家或者百姓办事儿的，他们当官，全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权势、荷包。
可想而知，当朝廷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长此以往，这国家能变成个什么鬼样子。
虽然可以往阶级局限性上推。但是，百家争鸣之后，汉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逐渐成了我国的主流思想，几千年来，所传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重点，以至科举制度的形成，《四书》、《五经》便成了主流中的主流，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可见，儒家文化在我国一直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其传统的仁政爱民思想、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忠孝思想等，滥觞了我们直到现在仍在遵循的主流文化思想理念。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那些皓首穷经，惟务雕虫的儒士能不知道这个道理？道理都懂，否则也不可能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通过科举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所以，还是那句话，知道归知道，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实际上就是仁政爱民，这是我们中华文化所特有的思想，也正是因此，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时，我们的应对的总比其他各国的应对要来的及时、高效。
这便是文化的不同。很多国家信奉的是强盗逻辑，说一句蛮夷，毫不为过。彼蛮夷者，不文少礼，唯利是图。米国的这次疫情，死了那么多人，为何不见米国政府出台什么强力的措施？
原因十分简单，因为它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口，死就死呗，死的越多，政府的负担就越轻，仅此而已。
这与我们人民至上的国策，可谓是背道而驰。这就是文化的不同。
又扯远了，打住。
目送张楷离开后，张璟上马，回了榆林城，遇到张楷老先生这样一个巡抚，是他的荣幸，他得对得起这份荣幸，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延绥经营的兵强马壮，待等合适的时机，自己也学霍骠姚，封狼居胥！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战国末期开始，北方的燕、赵、秦等国，陆续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阴山被纳入北疆军事防御体系，各国都在阴山上驻扎部队，严加防守。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更是对阴山严加防护，在阴山南北坡都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长城，命大将蒙恬在此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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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和明朝时期，党项人和蒙古人占据阴山部分地区，对宋、明两朝构成了巨大威胁。
宋朝时，党项人占据阴山，对宋朝西北边防造成重大威胁。宋朝在定川寨、好水川和三川口与党项人展开激战，阴山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的焦点地区。
明朝时期，由阴山山脉和黄河流域共同形成的河套平原成为明军和蒙古争夺的焦点地区。东胜卫内迁后，大明已经是实际上放弃了阴山与河套地区。阴山又成了游牧民族的牧马地。
由于河套平原防御空虚，给京师也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朱祁镇为何要在王振的撺掇下，率大军北伐？不就是河套防御空虚，鞑贼可以长驱直入么。
只是，很可惜的是，这一战很蹊跷的败了。并非找补什么，此战的前因后果，有诸多猜测（用猜测吧），有兴趣的可以到网上搜搜，不管哪种说法，蹊跷是肯定的。
从此以后，大明对于河套平原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从宋明则可以看出来，如果阴山掌握在北方游牧民族手里，游牧民族就能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威胁。
如此重要的地方，大明说放弃也就放弃了，张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这种国策层面上的东西，张璟一个小小的边帅，那有资格发表什么意见。
但张璟心里憋了一股火，总有一天，要率军踏平河套，踏破阴山，将鞑贼逐出漠南。
要继前人之志，练出一支强军就是重中之重。
一路疾驰，张璟回到了榆林城，此时的榆林城已经修筑完毕，城垣周长将近十四里，墙体用黄土夯筑，外侧包以青砖，城高三丈六尺，基宽五丈，顶宽三丈。城有五门，北为广榆门，东为振武门，西门有两个，大西门为宣威门，小西门为斩东门，南门为镇远门。各城门顶上均建有两层高城门楼，楼上遍布射孔，战时便当作箭塔来用。
五座城门皆由士兵把守，虽然城中居住的都是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但该有的防卫还是需要的。
总兵府在北门广榆门处，守卫的士兵远远的看见张璟一行人，早早的搬开了拒马，打开了城门。
张璟翻身下马，经过快一年的时间，张璟不敢说能认出驻扎在榆林城的一万多士兵每个人的名字，但六七成还是有的，而且小旗以上都是认识的。
所谓领兵之道，就是如何尽得士心，士卒战不旋踵，死战不退，这样的军队自然就是强军。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清廉公平，与士卒同甘共苦，这就是最基本的领兵之道。
“冯大，好好守门，”张璟笑着捶了一下守门士卒的小旗官，“后天就轮休了吧？”
“有劳总爷挂怀，”冯大憨笑，“总爷记性真好，咱们正是后天轮休。”
“嗯，”张璟点头，“守门是个辛苦活，有劳弟兄们了。”
“不敢言辛苦，”冯大抱拳，“不说守门有补贴，就算没补贴，就冲总爷来了之后，咱们的粮饷从无亏欠，总爷就值得咱们效死！”
既然当了兵，吃了这碗饭，士卒们其实早就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但跟着一个体恤下属，能够让下属吃饱饭、穿暖衣的上司，和跟着一个不顾下属死活，克扣军饷的上司，你是士卒，你愿意为那个上司卖命？
遇到后面的上司，真打起仗来，士卒们不望风而逃才怪呢。
大明中后期，卫所士兵的战斗力为何那么低下？甚至对上几个敌人，都是一哄而散，望风披靡，为何？还不是上司不拿他们当人看？
你自己作威作福，把咱们这些当兵当成猪狗，等打仗了，还想让咱们为你卖命，谁特么愿意为你卖命啊，这世上哪儿有这么好的事情！
所以，不能怪士卒战斗力低下，要怪就只能怪卫所制的败坏，以及明知卫所制败坏不堪的官僚集团，却不思改革，宁愿看着卫所越来越烂，甚至还从中推波助澜。
官僚集团的小心思不难懂，军队越糜烂，他们的权力就越发的失去了制约，为了保证手中的权力，打压军队都来不及呢，如何还会想着去改革？那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么。
说白了，私心作祟罢了。
而到了这种程度，即便是皇帝也无力改变什么了。即便杀了这批人，你敢保证继任的官僚没有同样的心思？
更何况，失去了军权的制约，官僚集团的权力迅速膨胀，即便是所谓高高在上的皇帝，很多时候也拿他们没办法。
大明太祖借着胡惟庸谋反案的由头，废除丞相制度后，皇帝便不用像前朝时期一样，受到丞相制约，政令就可以直接由皇帝发布。
只是，这样做的优劣都很明显，优体现在加强了皇权统治，劣治国更依靠皇帝个人才能，如果皇帝能力不足，便容易导致朝政混乱，太祖这样做是可以的，他老人家即便是再整个历史上，也是排得上号的能人！
但他的子孙后代又岂能有他的雄才大略？好容易出了个太宗，但也只是差强人意，比起太祖，太宗还是差一筹的。太宗以降，大明的皇帝就一言难尽了。太宗时，为了给自己减轻负担，便成立了“内阁”，此时的内阁只是太宗的秘书团，帮助他处理政务的，别说决策权了，就连审议权都没有。
但到了后来，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到了天顺年，皇终究却不得不依靠官僚集团去维持和执行统治，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实际上掌握了国家行政权的官僚集团成为了刺猬一样的存在。
因为，一旦皇帝想要对官僚集团动刀子，官僚集团就会选择撂挑子，这个天下终究还是要靠我们来治理的。
官僚集团一旦不与皇帝合作，国家又如何运转？所以，允许官僚集团**弄权是官僚集团愿意与皇帝合作的重要条件。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越来越难以为继，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说白了，还是权力的失衡。
古往今来，有多少朝代就是在这种毫无用处的扯皮甚至内斗中，耗尽了最后一丝元气，成为过往烟云。
都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真的事到临头了，又有几个能够想起这个道理来呢？所以说，道理都懂，但能做到的真没有几个。
张楷老先生的病总算恢复的七七八八了，整个延绥镇厉兵秣马，上下一心，准备了半天，结果鞑贼压根就没来，而是去了宁夏。
这个结果让张璟、张楷以下既是庆幸，又有些无奈。鞑贼凭借骑兵优势，来去如风，真的是防不胜防，国朝的马政已经衰落，没办法，上下一心，贪墨成性，且监管不力，再好的政策也无法执行下去。
因为马政衰败，国朝的骑兵越来越少，面对鞑贼的骑兵优势，真的是有劲使不上。
阵地战，鞑贼就是来送菜的，但问题是，现在根本不是两国之间你死我活的征伐，国朝空有军器等优势，却无法发挥出来，只能被动的等着鞑贼来。
鞑贼则深谙游击战的法则，他们或许未能总结成文字，但有些东西是根植于他们血脉之中的，抢得过就抢，一看势头不好就跑，反正你追不上我，等你回去了，我再来。
狗皮膏药似的，所以，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边墙修起来，既然无法阻止入侵，却可以做出一定的限制，而国朝则可以在贼寇的必经之地陈重兵把守，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这便是边墙的作用。虽然耗费不菲的人力物力，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中原王朝，就算财政再紧张，修道墙的银子还是有的，而那些游牧民族，无法南侵，一旦发生什么灾荒，那便是身死族灭的下场。
所以，无论怎么看，修边墙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丞一路顺风，”张璟抱拳行礼，对坐在车上的张楷说道，“中丞病体初愈，路上千万不要着急。”
“有劳怀瑾了，”张楷虽然恢复的七七八八了，但毕竟是年纪大了，身体还是较为虚弱，脸色蜡黄，不时咳嗽几声，“榆林诸事芜杂，怀瑾且回去吧。”
“晚辈告辞。”张璟再次拱手，然后把樊斌叫到身边，仔细叮嘱了几句后，便目送樊斌率领三十余骑亲兵护送着张楷的马车往绥德城行去。
张楷这位老先生总体而言，是个方正但却绝不迂腐的人，务实，却又不乏机变，不会固守一念，恪守成规，算是朝中难得的实干派。
可惜，国朝这样的官员还是太少，多的还是那些尸位素餐而不思进取的人，一个个当官根本不是为了国家或者百姓办事儿的，他们当官，全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权势、荷包。
可想而知，当朝廷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长此以往，这国家能变成个什么鬼样子。
虽然可以往阶级局限性上推。但是，百家争鸣之后，汉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逐渐成了我国的主流思想，几千年来，所传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重点，以至科举制度的形成，《四书》、《五经》便成了主流中的主流，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可见，儒家文化在我国一直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其传统的仁政爱民思想、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忠孝思想等，滥觞了我们直到现在仍在遵循的主流文化思想理念。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那些皓首穷经，惟务雕虫的儒士能不知道这个道理？道理都懂，否则也不可能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通过科举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所以，还是那句话，知道归知道，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实际上就是仁政爱民，这是我们中华文化所特有的思想，也正是因此，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时，我们的应对的总比其他各国的应对要来的及时、高效。
这便是文化的不同。很多国家信奉的是强盗逻辑，说一句蛮夷，毫不为过。彼蛮夷者，不文少礼，唯利是图。米国的这次疫情，死了那么多人，为何不见米国政府出台什么强力的措施？
原因十分简单，因为它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口，死就死呗，死的越多，政府的负担就越轻，仅此而已。
这与我们人民至上的国策，可谓是背道而驰。这就是文化的不同。
又扯远了，打住。
目送张楷离开后，张璟上马，回了榆林城，遇到张楷老先生这样一个巡抚，是他的荣幸，他得对得起这份荣幸，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延绥经营的兵强马壮，待等合适的时机，自己也学霍骠姚，封狼居胥！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战国末期开始，北方的燕、赵、秦等国，陆续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阴山被纳入北疆军事防御体系，各国都在阴山上驻扎部队，严加防守。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更是对阴山严加防护，在阴山南北坡都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长城，命大将蒙恬在此驻军。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在宋朝和明朝时期，党项人和蒙古人占据阴山部分地区，对宋、明两朝构成了巨大威胁。
宋朝时，党项人占据阴山，对宋朝西北边防造成重大威胁。宋朝在定川寨、好水川和三川口与党项人展开激战，阴山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的焦点地区。
明朝时期，由阴山山脉和黄河流域共同形成的河套平原成为明军和蒙古争夺的焦点地区。东胜卫内迁后，大明已经是实际上放弃了阴山与河套地区。阴山又成了游牧民族的牧马地。
由于河套平原防御空虚，给京师也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朱祁镇为何要在王振的撺掇下，率大军北伐？不就是河套防御空虚，鞑贼可以长驱直入么。
只是，很可惜的是，这一战很蹊跷的败了。并非找补什么，此战的前因后果，有诸多猜测（用猜测吧），有兴趣的可以到网上搜搜，不管哪种说法，蹊跷是肯定的。
从此以后，大明对于河套平原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从宋明则可以看出来，如果阴山掌握在北方游牧民族手里，游牧民族就能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威胁。
如此重要的地方，大明说放弃也就放弃了，张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这种国策层面上的东西，张璟一个小小的边帅，那有资格发表什么意见。
但张璟心里憋了一股火，总有一天，要率军踏平河套，踏破阴山，将鞑贼逐出漠南。
要继前人之志，练出一支强军就是重中之重。
一路疾驰，张璟回到了榆林城，此时的榆林城已经修筑完毕，城垣周长将近十四里，墙体用黄土夯筑，外侧包以青砖，城高三丈六尺，基宽五丈，顶宽三丈。城有五门，北为广榆门，东为振武门，西门有两个，大西门为宣威门，小西门为斩东门，南门为镇远门。各城门顶上均建有两层高城门楼，楼上遍布射孔，战时便当作箭塔来用。
五座城门皆由士兵把守，虽然城中居住的都是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但该有的防卫还是需要的。
总兵府在北门广榆门处，守卫的士兵远远的看见张璟一行人，早早的搬开了拒马，打开了城门。
张璟翻身下马，经过快一年的时间，张璟不敢说能认出驻扎在榆林城的一万多士兵每个人的名字，但六七成还是有的，而且小旗以上都是认识的。
所谓领兵之道，就是如何尽得士心，士卒战不旋踵，死战不退，这样的军队自然就是强军。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清廉公平，与士卒同甘共苦，这就是最基本的领兵之道。
“冯大，好好守门，”张璟笑着捶了一下守门士卒的小旗官，“后天就轮休了吧？”
“有劳总爷挂怀，”冯大憨笑，“总爷记性真好，咱们正是后天轮休。”
“嗯，”张璟点头，“守门是个辛苦活，有劳弟兄们了。”
“不敢言辛苦，”冯大抱拳，“不说守门有补贴，就算没补贴，就冲总爷来了之后，咱们的粮饷从无亏欠，总爷就值得咱们效死！”
既然当了兵，吃了这碗饭，士卒们其实早就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但跟着一个体恤下属，能够让下属吃饱饭、穿暖衣的上司，和跟着一个不顾下属死活，克扣军饷的上司，你是士卒，你愿意为那个上司卖命？
遇到后面的上司，真打起仗来，士卒们不望风而逃才怪呢。
大明中后期，卫所士兵的战斗力为何那么低下？甚至对上几个敌人，都是一哄而散，望风披靡，为何？还不是上司不拿他们当人看？
你自己作威作福，把咱们这些当兵当成猪狗，等打仗了，还想让咱们为你卖命，谁特么愿意为你卖命啊，这世上哪儿有这么好的事情！
所以，不能怪士卒战斗力低下，要怪就只能怪卫所制的败坏，以及明知卫所制败坏不堪的官僚集团，却不思改革，宁愿看着卫所越来越烂，甚至还从中推波助澜。
官僚集团的小心思不难懂，军队越糜烂，他们的权力就越发的失去了制约，为了保证手中的权力，打压军队都来不及呢，如何还会想着去改革？那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么。
说白了，私心作祟罢了。
而到了这种程度，即便是皇帝也无力改变什么了。即便杀了这批人，你敢保证继任的官僚没有同样的心思？
更何况，失去了军权的制约，官僚集团的权力迅速膨胀，即便是所谓高高在上的皇帝，很多时候也拿他们没办法。
大明太祖借着胡惟庸谋反案的由头，废除丞相制度后，皇帝便不用像前朝时期一样，受到丞相制约，政令就可以直接由皇帝发布。
只是，这样做的优劣都很明显，优体现在加强了皇权统治，劣治国更依靠皇帝个人才能，如果皇帝能力不足，便容易导致朝政混乱，太祖这样做是可以的，他老人家即便是再整个历史上，也是排得上号的能人！
但他的子孙后代又岂能有他的雄才大略？好容易出了个太宗，但也只是差强人意，比起太祖，太宗还是差一筹的。太宗以降，大明的皇帝就一言难尽了。太宗时，为了给自己减轻负担，便成立了“内阁”，此时的内阁只是太宗的秘书团，帮助他处理政务的，别说决策权了，就连审议权都没有。
但到了后来，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到了天顺年，皇终究却不得不依靠官僚集团去维持和执行统治，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实际上掌握了国家行政权的官僚集团成为了刺猬一样的存在。
因为，一旦皇帝想要对官僚集团动刀子，官僚集团就会选择撂挑子，这个天下终究还是要靠我们来治理的。
官僚集团一旦不与皇帝合作，国家又如何运转？所以，允许官僚集团**弄权是官僚集团愿意与皇帝合作的重要条件。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越来越难以为继，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说白了，还是权力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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